兩漢時期內蒙古中南部殉牲現象試析

劉 騻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兩漢時期內蒙古中南部殉牲現象試析

劉 騻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殉牲 漢代 內蒙古中南部

前 言

殉牲，這一特殊的文化現象是近年來學界較為關注的領域，但其多作為墓葬文化的一部分加入文中進行介紹，專文的研究仍較少。①殉牲，此處特指人群在墓葬中使用各種動物遺存進行祭祀儀式的行為。②現階段的研究時段集中于史前至戰國時期，關注的地域仍較分散，對于區域性、時段性特征的梳理與探討較為欠缺，文章是為補闕之作。相關研究困境：1.殉牲這一葬制在漢代趨于衰退，如何對其進行系統性的歸納與總結需要方法上的提升；2.既往發掘者缺乏對該現象的關注，相關記錄較為殘缺，難以展開綜合的考察；3.墓葬盜掘等破壞行為導致殉牲信息的嚴重丟失。有鑒于此，文章以內蒙古中南部的漢代墓葬作為考察對象，通過解讀其蘊涵的喪葬習俗、經濟類型等問題，就其學理性加以初步探析。

一

首先對內蒙古中南部的地域范圍進行界定，該區域西起鄂爾多斯高原，東至岱海地區，北依陰山山脈，南抵晉陜邊界，可謂幅員遼闊。在漢代，其范圍與五原、朔方、云中、西河、定襄和雁門諸郡所轄地域相合。與現今行政區劃對應，屬于鄂爾多斯市與烏海市全境，以及巴彥淖爾盟、包頭市、呼和浩特市和烏蘭察布盟的陰山以南地區③。鑒于其文化面貌，相關考古學研究將兩漢時期的該區域納入北方長城地帶加以系統考察④。典型遺存以城址、烽燧與墓葬為代表。

二

對于動物的習性，我們可以得出以下認識：

牛、馬、羊、駱駝等具備較好的移動能力，且能夠提供乳汁。這些特征在游牧經濟中不僅可提升移動效率與節省人力，而且能部分解決食物消耗與儲備的問題。豬與農業人群可形成有利的互補關系。但由于其食譜較廣，豬在游牧經濟中與人類儼然構成了食物競爭關系。就牛而言，一方面，草類是牛的主要食物來源，一般草原的自然承載力是足以應付的；牛本身具有一定的防護能力，牧牛所需求的人力資源較少；但另一方面，如若草資源充沛，牛的反芻能力意味著其生存并不依賴于長距離與長時間移動。牛不適于在遍布厚雪的冬季牧場覓食，不適于在山地與缺水的地域內長期存活。因此，牛是一類具備兼容性的動物，在農業與游牧業中都占據一席之地。雖然馬在對食物的消化與利用、產乳量與產肉量等方面并不占優勢，但其所具備的騎乘能力已足以成為草原民族的重要伴侶。羊具有較高的繁殖率與環境適應能力，但其依賴于較高的人力投入（放牧與保護）。羊在游牧經濟中充當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駱駝雖善于負重、長距離遷徙且耐渴，但其難訓練、體臭較大、脾氣差、低繁殖率與成熟期較長的特點卻形成了劣勢。因此，駱駝在游牧經濟帶的數量較少。狗則多充當狩獵與護衛的作用。另外，狐貍屬于游牧業的范疇，雞則與農業的關系更為密切。剩下的殉牲種類僅剩指示性不強的魚。⑤然而，由于內蒙古中南部漢墓所出的多數殉牲難以分辨其具體種屬，有礙于進一步探討的展開。

由此觀之，能夠被確切地劃歸為農業或游牧經濟的動物種類實屬少數,許多動物都具備介于兩種經濟形態之間的特性。一方面，羊、馬與游牧生活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在漢畫像石的庖廚圖中、車騎出行圖等畫面中又常常出現牛、馬、羊的形象。后文之所以能將馬、羊等動物更多的與游牧經濟掛鉤，是源于其作為殉牲的獨特文化屬性與所處的特殊考古學情境?？v觀兩漢時期，采用殉牲的墓葬多集中于北方長城地帶，而此地域所對應的族群亦頗為特殊。因此墓葬這一特殊的文化情境為較為科學的探究墓主的族群屬性提供了較為明確的指向性與充分的學理性。

三

據公布材料，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發掘漢墓約400余座，采用殉牲的墓葬數量共計60余座，殉牲率約為15%。個別墓葬因未出正式報告，情況不明。時段上而言，除西漢早期，殉牲現象較為普遍，西漢中期至東漢初期最為集中。

現將此區域內存在殉牲現象的漢墓情況簡述如下（見表一）。就單個墓葬群而言，除情況不明者外，殉牲的種類分別為羊（11例）、牛（7例）、馬（7例）、狗（3例）、雞（3例）、魚（2例）、駱駝（2例）、狐貍（1例）。3例墓葬群皆可見僅隨葬豬的案例。2例墓葬群存在僅隨葬羊的情況。以馬、魚、雞、牛為殉牲的墓葬群分別有1例。羊、牛與其他動物隨葬的墓葬群共4例。羊、狗與其他動物隨葬的墓葬群共2例。由于部分墓葬群尚未全部發掘，故不再進一步考慮殉牲墓在墓葬群中所占比例的情況，僅簡述至此。

通過對以上材料的整合，我們可以對殉牲現象進行區域性歸納。從現今行政區劃來看，呼和浩特地區的墓葬數量較少，年代始于西漢中期，貫穿漢代，較集中于西漢中期與晚期。包頭地區殉牲漢墓亦少，其年代為西漢晚期至東漢晚期，東漢偏后的時段為其高峰。鄂爾多斯地區的案例較為豐富，墓葬普遍見于西漢中期至東漢初期。巴彥淖爾地區的殉牲墓葬極少，年代分散在西漢晚期與東漢晚期之間，由于材料較少及其同質性較高，可將此地歸入包頭區域。綜上，可將以上數據與地域環境整合后劃分為三個殉牲單元：呼和浩特（渾河流域的丘陵地帶）、包頭及其臨近地區（大青川南麓的土默川平原與后套平原）與鄂爾多斯（鄂爾多斯高原）。

在既已建立的分區框架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漢墓的殉牲情況可分述如下：

1.除1例墓葬情況不明外，呼和浩特地區的殉牲種類包括馬、羊、豬、牛、雞，值得注意的是，豬的使用共計3例，數量與殉葬馬、羊的墓葬相同。殉牲位于墓室或其填土之中。選取的殉牲部位較為多樣，未形成統一性特征，或可闡釋為該區域殉牲現象傳統不強（非核心區）。殉牲的組合關系為“牛＋羊＋X”與“豬＋X”，由此可知，農業與畜牧業在經濟生活中都占有一定分量。

2.包頭地區的殉牲種類包括駱駝、狗、豬、兔、魚、狐貍、牛、馬、羊（有3例墓葬殉葬的獸骨未能鑒定）。其中殉牲駱駝的墓葬2例，1例似為整只，置于墓門處。殉牲豬的墓葬共3例，數量共計5個個體，其中2例為完整個體。豬皆置于墓室內部。狗的使用見于兩座墓葬，皆為完整個體，在墓室或墓葬填土中。共計兩座墓葬使用兔殉葬，1例為頭骨，1例情況不明，皆在墓室內部。使用魚的墓葬兩例，1例為完整個體，以圓盤盛放，另外1例部位不明，皆出土于墓室內。殉牲狐貍的墓葬僅1

例，似完整個體，置于墓葬填土中。牛的使用共2例，都存在使用頭骨的現象。牛頭全部位于墓室角落的位置。殉牲馬的墓葬數例，其中1例使用頭骨，位于墓室內。使用羊的墓葬共計5例，僅1例使用完整個體，位置在墓室或墓葬填土中，位于墓室內部的羊的位置較為分散，多集中分布于墓門或墓室角落。包頭地區殉牲的組合與呼和浩特相近，但單獨出現狐貍、駱駝等動物。而駱駝的存在與游牧應有聯系⑥。而召灣M70曾出土雞蛋遺存，其墓主或與農業存在聯系。

表一 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群殉牲比例表

3.鄂爾多斯地區的殉牲種類涵蓋狗、羊、馬、豬、雞、牛（有5例墓葬殉葬的獸骨未能鑒定）。殉牲豬的墓葬共5例，共計5個個體，除1例知其為前肢骨外，其余皆不明。豬皆置于墓室前部近墓門處。使用雞的墓葬4例，部位不明，位置皆在墓室內，僅1例置于棺旁的漆器內，其余皆置于墓室前部近墓門處。殉牲馬的墓葬超過3例，為頭骨、蹄骨等，位置不明。殉牲羊的墓葬超過10例，目前僅知1例為完整個體，1例為頭骨，1例為前肢骨。位置為墓室與墓葬填土中，在墓室內者，具體可劃分為墓室前部近墓門處、墓主旁與二層臺上等情況。牛的使用超過4例，存在使用頭骨的現象。皆置于墓室，具體可劃分為墓室前部近墓門處、二層臺上與壁龕內等情況。狗僅見于1例墓葬，選取的部位情況不明，位于墓葬填土中。該區形成以“牛＋羊＋X”、“雞＋X”與“豬＋X”為基本組合的殉牲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該區域內的補洞溝墓地⑦，殉牲率高達100%，似為此區域內戰國晚期匈奴族群的后裔，下文將對其相關問題加以論述。相較于另外兩區，鄂爾多斯地區的族群關系更為復雜。綜上可知，二元并存的生計方式是兩漢時期該區域經濟的常態。

四

在此應將該地區戰國晚期的殉牲特征與兩漢時期進行對比。唯此，我們才能較為完善地構建出兩漢時期殉牲現象的區域特征、探明其源流。

戰國晚期，鄂爾多斯地區的材料相對來說最為豐富，存在殉牲現象的墓葬群的殉牲比例為100%。殉牲組合以馬、羊、馬＋羊為主，牛次之。頭骨與蹄骨（繼承于春戰之際的桃紅巴拉墓地⑧⑨）為首選的部位。墓主所屬組群存在區別。依附于如廣衍故城⑩的城郭農業定居居民（八坰地梁、?賴梁）與游牧民（西溝畔?等），具體差別在于：1.殉牲種類。前者墓葬中隨葬牛。2.殉牲的位置。前者隨葬的殉牲被置于壁龕或二層臺上，后者則置于墓室底部人骨旁，關系似更為緊密。3.殉牲的部位。前者對牛蹄骨更為重視。

在包頭地區，情況清楚者僅二〇八墓葬群?1例。殉牲率14.3%，選取部位為馬頭骨，位于人骨旁。然而該區域春秋時期墓葬的殉牲率都很高。以西園墓地與新店子墓地為例，分別為100%與76.8%，殉牲數多者可逾百數，其族群的性質較為單一。二〇八墓地的低殉牲率是由于該區域人群的復雜：本土人群與中原人（秦、趙為主）的政治性與軍事性移民。這一點可進一步得以佐證：墓葬可依據墓向分為南-北與東-西兩組，這至少代表了兩種人群。因此，此時的包頭地區已然存在多族埋葬于一處的情況。

呼和浩特地區的殉牲種類為牛與馬。選取部位較為多樣，大堡山墓葬群?中曾使用肩胛骨，屬于非草原文化因素。土城子墓地?的總體殉牲情況尚未公布（比例低，且較少采用完整個體）。大堡山墓葬群的殉牲比例僅為2%?？梢娫摰貐^的情況與包頭極為相似。

此外，在涼城及其周邊地區尚有飲牛溝?、毛慶溝?、十一窯子?等墓葬群，其殉牲率為20-30%。殉牲類別以羊為主，牛、狗次之。豬與馬缺少，表明該地區人群生計方式的指向性不明，經濟模式或為農業與畜牧兼營，加之該時期岱海地區的人口分布達到空前盛況，是為農牧融合的策源地之一。殉牲的位置為墓室內部或墓室填土中，整齊排列，吻部朝前，部分頭骨倒置，下頜骨朝上。原報告根據人種、葬俗與隨葬品將飲牛溝墓地與毛慶溝墓地的人群劃分為兩組：外來農業人群（南北向墓）與本地游牧人群（東西向墓），存在殉牲種類、部位與比例的差異。其人種為古華北類型和古中原類型。?十一窯子的墓葬，雖亦可根據墓向(頭向)劃分為兩組，但在葬葬形制、葬俗和隨葬器物等方面兩組已無顯著差異。鑒于十一窯子中屈肢葬（M7）出現的情況，可知該墓區時代較晚且人群融合程度已顯著提高。

由此可知，該區域戰國晚期的殉牲特征顯現出部分人群的農業、定居性特征，與文獻相吻合。鑒于該地區上述移民的性質多為軍事屯戍，因此尚未出現大規模的族群混居融合，而僅可闡釋為戰國晚期農業人群的初步介入。在宏觀層面上，戰國晚期的殉牲種類以牛、馬、羊為主，選取部位多為頭骨與蹄骨。較之于更早的階段，戰國晚期的殉牲中牛與馬的比重上升，豬則趨于下降。在整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殉牲率的下降較為明顯。就小區域而言，存在鄂爾多斯地區與涼城及其周邊地區兩大核心殉牲區域。前者的墓葬數量雖少，但其殉牲率卻遠超后者。

通過墓葬的殉牲現象，反映出該地區戰國晚期的族群多樣性：1.既有族群的長期存在，其經濟模式具有半游牧與農業的性質；2.戰國晚期中原地區的軍事性屯戍與移民；3.“古蒙古高原類型”的古代牧人南下，沖擊了該區域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便已形成的以“古華北類型”人群與“古中原類型”人群為核心的人種學格局。?其族屬可與文獻中記載的趙、秦戍民、匈奴、林胡、樓煩、三（或作參）胡等族群相對應，其生計方式分別為農業、半農半牧與游牧。該地區自春秋、戰國以來，專業游牧化的族群逐漸形成。?在此期間，趙、秦國的民眾先后遷徙至此，中國北方文化帶在中原農業人群與草原民族之間的碰撞交融中應運而生。?

與戰國晚期比較，漢代的情形出現了較大變動。從整個殉牲區域來說，包頭與鄂爾多斯地區墓葬的殉牲特征已漸趨分化，可完全獨立為兩區。而涼城及其周邊地區的殉牲墓葬已極為罕見，是為西漢中期開始，農業經濟在此區域已較為強勢，從事游牧的人群多被漢化或已逐漸退出該區域。其直接反應便是漢代墓葬中與農業相關的殉牲比例明顯高于戰國晚期者。而且，該觀點也獲得了其他研究的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兩漢時期的殉牲分區之間的差異明顯小于戰國晚期，但區域內部各墓葬群之間、墓葬群中各墓葬之間的差異尤為凸顯。究其原因可理解為：戰國晚期多族群以族為單位獨居的族群分布格局在兩漢時期被全面打破，但仍處于融合的階段。誠然，多族混居這一居住形態的萌芽發端于戰國晚期，包頭地區二〇八墓葬群便是最為典型的代表。漢代族群之間的交往更為密切，分布更為臨近。于此，雖然殉牲所體現的族屬文化差異仍存在，但其文化的異質已然式微。透過墓葬群明確族群分布，一言以蔽之，漢代內蒙古中南部諸族的分布狀況為大雜居、小聚居的交錯雜居之態。我們也能發現期間的傳承性：呼和浩特與包頭地區殉牲特征的相似性發端于戰國晚期，且都體現出農、牧并存的因素，這一特征延續至漢代。

在具體的層面上，兩漢殉牲所使用的動物種類更為多樣：除牛、馬、羊等既有組合外，較多出現隨葬豬、雞、狗的墓葬。各區的殉牲情況更為清晰，基本體現出“牛＋羊＋X”與“豬＋X”兩類殉牲組合并行的情形，不免讓人將其與農業、畜牧以及兩種經濟方式兼營的生計方式相聯系。所選取的殉牲部位仍呈現出多次出現頭骨與蹄骨的情況，這是對春秋戰國時期既有葬俗的繼承。然而，從選取的部位以及殉牲所在位置而言，漢代的墓葬中已不存在較多共性的因素，難以總結出與飲牛溝、毛慶溝等墓葬類似的殉牲規律。這揭示出殉牲這一葬俗的結構與文化信息存在流失甚至消亡的趨勢。與此類似的是，直到西漢后期，墓葬中才重新出現殉葬整只動物遺骨的情況。單一墓葬群中殉牲率大幅下降且殉牲數量相對較少。與之相對應的，是替代物的出現：描繪有動物形象的畫像磚與墓室壁畫、隨葬動物形明器(俑、鸮壺)等。這體現出殉牲現象的轉向與流變。

五

由上文可知，殉牲現象所對應的人群是多元的，訴諸文獻，可具體分為兩類：

（一）漢朝內地的移民。史籍中確指或涉及移民的文獻記載如下：

1.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2.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東遭受水患，武帝“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

3.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4.明帝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系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三邊縣......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以上文獻分別闡述了該區域進行遷徙的年代、移民籍貫、緣由與規模，可歸納為：1.開疆拓土并保障國家安全。2.賑災與避災的應急手段。3.推行屯墾，發展農業。4.收編流民與刑徒，減少政治成本。5.移民的來源地多為“關東”與“山東”等地區，其成分頗為復雜，其身份以貧民(含災民) 為主，其次為奴婢、囚徒，“復家”與“賜爵”的富人和豪族。漢族遷徙至此的史實獲得體質人類學證據的支撐。?

我們可以明確以下認識：漢代對于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管控具有多重目的，該區域的行政設置具有軍事屯墾的性質，編戶齊民以移民為主，異于中原地區郡縣的管轄方式。相較于內地基于原生的群眾與政治文化資源而構建的地方行政機構，此區域的行政組織可稱為“次生政治組織”（對內地郡縣制度的模擬與復制）。兩漢時期內蒙古中南部的文化性質與漢文化腹地大相徑庭。僅就漢人（特指由漢文化腹地遷徙至此的民眾）內部而言，其人群構成與文化屬性頗為多元，為各地原生的小傳統拼湊熔融而成的全新的次生文化圖景。

由此觀之，與農業相關的牛等殉牲其所殉之墓主可能為漢人。但是，由于上文所述本地人群的復雜性，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一情況：被預設為具有游牧性質的羊、馬等殉牲，其墓主的族屬及其所從事的經濟活動或未可知，情況頗為復雜：

1.羊、馬等動物本身具有財富的價值，人死后殉葬是將其視為炫耀財富的符號，而非絕對為族屬的指示劑；

2.環境對生計模式具有一定的決定作用，遷徙至此的漢人囿于自然限制可能轉而從事游牧性質的經濟活動以實現因地制宜。

3.遷徙至此的漢人，其原生環境可能存在經濟模式的差異（如同以農業為主，但因自然環境與文化習得的差異而導致附屬的畜牧業所占比例不一的情況），而各類生計方式仍沿襲至此。

（二）其他族群。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渾邪王率四萬余眾歸漢，武帝“乃分處降者干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逼浜笥钟心闲倥佑诖说?。衛青“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可見此地尚有白羊與樓煩族群。漢朝境內“諸降羌布在郡縣”?，羌族的大規模遷徙在東漢已呈燎原之勢，此處亦不例外。另，出于漢朝軍事性移民或自發性因素的緣故，鮮卑、烏桓等族群亦在此地屯駐或定居。

有學者認為牛、羊、馬頭殉葬為漢代匈奴墓葬中出現的葬俗，殉豬應為中原漢人固有習俗。?如前文所言，此說過于絕對。殉牲種類的確定對族屬的研究確有裨益，但不可將這種聯系絕對化。這一區域內，不同族屬之間葬俗的共享與傳播極為可能。因此，在以殉牲為研究突破口時，需要將研究細化：將殉牲部位、所處位置等因素納入考察范圍。以明確屬于游牧民族的墓葬群為例。西溝畔墓地?僅兩座墓葬隨葬羊、馬、狗：M9與M6。其中M6因公布材料少而無法斷代，M9則為北朝時期鮮卑墓?。而同位于鄂爾多斯的補洞溝墓地卻有高達100%的殉牲率。該現象可闡釋為：漢人不重殉牲的葬俗對匈奴的文化逐漸產生“去殉牲化”的區域性影響，而非漢匈墓葬共存于同一墓地。因此，兩漢時期內蒙古中南部的殉牲比例并不能完全反映此區域人口族屬的比例情況，即難以直接將殉牲與族屬掛鉤。其根源還在于此處為多民族聚居區，民族成分極為復雜。諸民族較多采用漢文化的葬俗與器物下葬，其本身的文化因素僅為孑遺，兩者形成較高程度的混合，故難以辨認墓主族屬。誠然，相反的情況也可能是存在的。

近年來，相關學者通過器物類型學等研究確定了一批匈奴墓葬。其中具有殉牲習俗的墓葬為：補洞溝墓葬群、張龍圪旦墓葬群的M1、召灣墓葬群的M64、 M67、M70、M91與三段地墓葬群的M8、 M12、 M25，以及召潭M3。?現將該批墓葬劃為一類，歸納其殉牲特征，以作為判定墓主族屬的標尺。除不明情況的墓葬外，殉牲的種類以羊（不少于7例）、馬（不少于4例）、牛（不少于2例）為主，其余如豬、雞、兔、魚與情況不明者僅有1、2例。殉牲的位置為墓葬填土、人骨上方、墓室內，動物無嚴格的位置關系。需要確定的是：1.相較于其他地區的殉牲墓葬，個別墓葬存在殉牲數量與種類較多的情況。2.與農業掛鉤的動物，如豬、雞、魚等并未單獨出現，而是多出現于以游牧性動物群為主的組合中。該批墓葬所構建的殉牲模式為：1.“羊”、“馬”單獨出現。2.以“牛＋羊＋馬”、“羊＋X（與農業相關的動物）”為核心的基本組合。這一結構的“軸心”動物依次為羊、馬、牛，與戰國晚期的殉牲情況極為相似?？梢姶祟惸乖嶂心怪鹘洕顒拥挠文列再|居于主導地位。由此，可進而分析隨葬器物特征，綜合上述結論就內蒙古中南部漢代殉牲墓葬中墓主的族屬展開討論。我們嘗試遴選出幾個比較理想的案例：召灣M72出土鳴鏑與銀鐲，其殉牲為近整只狐貍，僅此1例。店灣M7隨葬馬蹄骨。張龍圪旦M2殉牲為牛(頭等)、羊（頭等）、兔（頭）等，情況與張龍圪旦M1類似。這些墓葬可能屬于匈奴人。

現在，我們需要關注墓主可能為非漢亦非匈奴的墓葬。鮮卑葬俗具備歌謠、鼓舞、殉牲與燒葬四流程，現階段所發現的存在殉牲現象的鮮卑墓中，其殉牲種類涵蓋狗、羊、馬等?。除狗這一種外，其余似難與匈奴墓葬相區別，故可將殉牲為狗的墓葬巴音哈達QAHBM2、召灣BZM51、觀音廟90BGM1的墓主族屬劃歸為鮮卑?，F考察其他因素。烏蘭陶勒蓋M5出土樺樹皮器（鮮卑傳統），可惜殉牲情況不明。古城灣村墓使用火葬（原報告中推測其葬俗過程為:“一鋪石灰，二架木柴；然后上置尸體，點火燃燒，將骨灰拾放主室中?！?）與鮮卑葬俗合：“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原報告亦因此認為其墓主可能為羌人，然此說值得商榷：墓中隨葬的砂質紅陶罐與扎賚諾爾鮮卑墓?所出者近似。臨近的鄂爾多斯地區漢代居民中部分屬于“古蒙古高原類型”?，其來源可能為鮮卑人遷徙至此。

作為該區域內的主體，匈奴人所占比例應是最高的，我們可以將墓葬的規模與性質與聚落的狀況進行對等考察?？v觀該區域，殉牲墓葬的數量與規模都較小，而這正與匈奴的聚落情況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雖然國內的相關資料仍較欠缺，但是可將蒙古境內的匈奴聚落進行內比。鑒于內蒙古中南部的漢墓皆屬中、低級的規格，此處選取的居址應為規格較低的常規生產聚落。該類的始建年代多為西漢中晚期，與文中漢墓的年代相近。它們所占比重較大，規模很小，遺址中房址較少。?以上證據說明，內蒙古中南部具備殉牲現象的墓葬群（尤其是殉牲比例較高者）其較小的規?；蛟S與蒙古地區匈奴聚落所能承載的人口數，族群組織方式與形態是相近的。鑒于包含殉牲的墓葬群中尚有部分墓葬不使用殉牲、使用具有農業屬性牲畜的事實，我們可以在匈奴的聚落中尋找證據：以伊沃爾加城址為例，其內出土一定數量的農業工具。遺址所出動物骨骼的92.5%屬于家畜。其中綿羊占22%、牛占17%、豬占15%、馬占12%，余下4%為山羊、1%屬于駱駝與牦牛。如此多元的畜種構成及其大致比例與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的殉牲狀況頗為吻合。

訴諸文獻，可見到關于匈奴的如下諸條：1.“屯田右地?！?2.“人眾別置零吾水上田居?！?3.“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4.“（匈奴）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結合考古學材料，諾音烏拉墓地中曾出土農作物種子，博日城址的灰坑中亦曾發現大麥；伊沃爾加城北墓地、伊里莫瓦墓地、切列姆霍夫墓地、達爾汗山墓地、臺布什烏拉墓地都殘余糧食作物的痕跡。?因此，農業經濟在匈奴的經濟生活中占有一定比例，殉牲現象在個體墓葬中展現出的差異性（不使用殉牲或使用與農業相關的殉牲）可獲得部分介紹。

結 語

最后，需要對內蒙古中南部兩漢時期的殉牲現象加以界說，不妨將其命名為殉牲文化圈。該文化圈的基礎為春秋戰國時期以來逐漸形成的區域性多元族群。因此，殉牲文化圈是一個跨越民族的集合，殉牲的墓葬包含文化屬性各異的遺存，而這又與此地宜農宜牧的生態環境相關聯。殉牲文化圈是為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結合。大傳統即殉牲現象的普遍存在；小傳統即殉牲祭儀中所彰顯的細微結構特征（殉牲種類、數量、比例、部位、空間位置等）。大傳統可用于界定殉牲文化圈的時代性與分布范圍。小傳統存在共時性與歷時性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其構成了分區研究的必要因素；另一方面，可根據時代的早晚關系研究殉牲現象的演變。文化圈的動態演變受到區域的生態環境、經濟模式、宗教習俗等因素的影響。殉牲文化圈的基本單元為墓葬，墓主生前或為此區域內的原生族群（半游牧半農業的族群），或為遷徙至此的外族（主要從事游牧或農業的族群）。族群經歷過內部的重構（原生族群與外來族群在交往中消亡與融合），其在文化圈層面上的表現為大傳統在區域上的進退、小傳統在殉牲種類、數量、比例、部位、空間位置等方面的變化。戰國、秦時期的殉牲文化圈此處不加論述。及至漢代，該區域的文化圈呈現出新的特征：原生族群對殉牲現象的傳承、外來族群因襲殉牲習俗。這一時期具有繼往開來的特征，上承戰國、秦下接魏晉時期，植根于此地獨有的自然生態與生計模式。

另外，隨葬動物的現象具有雙重內涵：既為族屬的文化特征，也是墓祀的組成部分。?墓祀在漢代的風行多可用來解釋為何非長城地帶的漢墓中常出有動物骨骼，不可與此處所談的殉牲（與族屬相關）混淆。即同一事物的表征之下蘊藏著兩種文化機制，雖然兩者可能共存，但在不同時空范圍內定然是有所偏重的。漢代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乃至鄰近地區的殉牲是春秋戰國以來殉牲文化孑遺的具體表現與轉型，它所彰顯的是民族文化的交融。

本文尚有諸多不足之處。最重要的是，本文建立在一定前提之上：即區別出隨葬殉牲的農業與游牧業屬性，并在此基礎上推斷墓主的族屬。需明確，上述的關系為后期建構，存在假說的成分，并不能將殉牲與族屬劃絕對的等號。文中在論及其不確定性時亦有所保留。能夠界定的秦代墓葬個案太少，論證時學理性欠佳。使用殉牲的墓葬種類按照形制可劃分為磚室墓、土坑墓與洞室墓。學者可根據殉牲墓葬的墓道、耳室、甬道、壁龕、二層臺等情況展開進一步的類型學研究。殉牲墓葬與墓主葬式、性別、年齡是否存在聯系亦未可知。殉牲墓葬及其隨葬品的規格與等級之間亦存在較大的差異。使用殉牲的墓葬之間，使用殉牲與不使用殉牲之間都存在諸多歷時性與共時性聯系，殉牲所牽涉的是一個龐大的葬俗文化系統，并非由單一的族群或地域文化可加以闡釋。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漢代墓葬中隨葬車馬器的行為與殉牲現象是否存在關聯，以上諸點是尚待研究的課題。

注 釋

①a.黨郁、孫金松：《涼城縣小雙古城墓地殉牲問題探討》，《草原文物》2015年第1期，第86-92頁。

b.包曙光：《中國北方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殉牲研究》，吉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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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陳全家、曹建恩、孫金松、黨郁、王春雪：《涼城縣小雙古城墓地殉牲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2010第2期，第56-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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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包曙光：《中國北方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殉牲研究》，吉林大學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

③魏堅:《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第1頁。

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秦漢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409-422頁。

⑤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15頁。

⑥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12頁。

⑦伊克昭盟文物站：《補洞溝匈奴墓清理簡報》，《鄂爾多斯文物考古文集》，1981年，第204-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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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田廣金：《桃紅巴拉墓 群》，《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03-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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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黨 郁

Animal Sacrifice; Han Dynasty; Central and Southern Inner Mongolia

The phenomenon of animal sacrifice especially in Han dynasty tombs has always been lack of systematic studied. The paper select the animal sacrifice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Inner Mongolia during Han dynasty as the focus of the study, try to talk about the topic from three aspects as follow. First, sum up the animal sacrifice characteristics of Han Dynasty in this region; second, clear the ethnic group situation of here; third,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imal sacrifices and ethnic groups.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build a cultural circle based on the phenomenon of animal sacri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