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焰：堅持理想信念，才能走得更遠

丁曦林

曾經的文青，如今的“出版領軍人物”，華東師大出版社董事長、社長王焰在出版領域奮斗了近30年，所獲專業獎項一大串。日前，在麗娃河畔的智慧樓里，記者與她面對面訪談，分享了她從1980年代文學青年成長為一個出版大社的社長、每年領導出版數千種圖書、實現碼洋規模10億元、屢屢在看不見硝煙的戰場打贏勝仗的經歷和感悟。

聽她回憶成長史，談論思考與主張，我感受到一位60后出版家的文脈根源及理想情懷。

從普通編輯開始的成長路

《新民周刊》：王社長，我知道，您是1980年代活躍于高校的“校園詩人”，酷愛文學，也做過學生散文社社長，做出版是您的夢想嗎？您最早編輯出版的圖書有哪些？

王焰：我是1985年從華東師大中文系畢業的，那個年代，畢業是“包分配”，而我第一個崗位是留校在人事處工作。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度過單純、溫馨的四年本科學習后，依舊留在了所摯愛的學校。我屬于安于現狀、不主動提要求的人，組織安排我做什么就去做什么。1988年，學校調我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工作，我挺高興，畢竟文字工作與我的中文系專業對口，這一干，就干了大半生。我從一名最普通的編輯做起，起初做領導分派的任務，經歷了一本本書的編輯與運營，漸漸成長。早期我與老編輯張圣章合作，策劃組稿并編輯出版了《通往奧運冠軍之路》；后來社里推出效益考核的改革，動員和鼓勵出效益書，我策劃組織了《上海十大名校試題精選》，這本書當年發行了近10萬冊。自此，我開始有意識地主動尋找書稿，1996年策劃出版了“二十世紀國學小叢書”，某種程度上帶動了當年“國學熱”。

《新民周刊》：據了解，您早些年專注于組織教材教輔，還擔任過華東師大出版社中小學教材中心主任，這一段的經歷對您成長有著哪些收獲？

王焰：教育研究是華東師大的核心，而教材教輔是我們社的立足之本。1997年，我擔任總編辦主任的時候，負責組稿一部由教育部規劃的高職高專公共課教材，這套書于1999年出版，起印2萬套，當年一銷而空，之后幾年時間里重印和發行了約20萬套，它讓我深刻認識和體會了，教材出版對于我們社意味著什么。不久之后，教育部頒布中小學教材改革方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拿到了初中四個學科（數學、歷史、科學、體育和健康）的“國標教材”編輯權，那是規模巨大的大工程，但時間緊，任務重，當時需要我去做的不是編輯工作，而是組織與協調，掌控全程的進度：從一開始接受任務，到要求提供初稿送審，只給了短短兩個多月，此時教材還沒寫一個字哪，怎么做？許多事情就是被逼出來的。在打這場戰役的過程中，我和同事們訂規劃、議合同、組織主編和編寫者每周開例會、聯系排版印刷等等，千頭萬緒，但最終，順利通過了送審一關，使得華東師大出版社在國家級教材實驗區站穩了腳跟。再后來，我出任中小學教材中心主任一職，教材市場是看不見硝煙的戰場，競爭異常激烈，從2001年到2008年，我一方面組織協調部門工作，另一方面也奔赴外地省市與各級教育主管部門打交道，那時整個中心人手才10多位，卻每年做出2億多元碼洋的教材，一線拼殺給了我很大鍛煉，讓我體會到，對于我們社而言，抓教材教輔就是抓生存，而人的潛力是需要壓力激發的。

《新民周刊》：有一套書，是您策劃編輯的，叫《中國文字發展史》，學術價值挺高，我看到已經在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的公示名單中。您是如何從教材教輔“跳”到人文社科領域的？對于人文社科類圖書出版，有著怎樣的思考和感悟？

王焰：2008年左右，根據國家的號召，華東師大出版社由事業單位轉企改制，那是一樁大事情，盡管出版社已經長成大樹了，但多年來還是習慣了華東師大的“事業編制”。但一旦決定投身這場改革，上下也很齊心，也就是從那時起，華東師大出版社成立了若干事業部以及幾大分社，而我被安排擔任策劃總監，分管全社的選題策劃，以及社里產品線的規劃。角色變了，新角色要求我主抓策劃，那時我切身體會到，策劃是多么重要的機制和能力，對于一個出版機構而言，從選題到內容，從發行到推廣，哪一個環節離得開提前的精心策劃？哪怕獲得政府資助的出版項目，也有賴于策劃完成。所以分管這一塊業務，對我日后推動和駕馭整個出版社的圖書選題，如何實現創造性的“無中生有”，積累了經驗和體會。后來，我又分管了社項目部，對一些具有文化傳承價值的重要圖書項目的運作，也發揮了作用?！吨泄艥h字流變》那套書就是那個階段策劃編輯的，后來獲得了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提名獎；《中國文字發展史》也是與之一脈相承的。做學術出版與做教材教輔出版，共性都是求精，個性卻明顯不同，前者強調學術品質，需要思想積淀。

做一個稱職的“領頭人”

《新民周刊》：我知道，您做了七八年的副社長，于2011年，正式履社長一職。當時，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發展狀況如何？您有沒有推行“新官上任三把火”？

王焰：我任“一把手”的時候，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完成轉企改制2年多，它已過了陣痛期，公司化運營的格局和機制已經成型了，我是“蕭規曹隨”，認同這樣的發展模式，準備帶領大家在這樣的模式上繼續前行。而在中國出版領域，市場格局是此起彼伏，此消彼長的，能否在較高的起點上率領大伙兒繼續打好一場場硬仗，我還是深感壓力，如履薄冰。宣布我任職的那個夜晚，我的確想得蠻多。從大處想，一社之長，要掌控每年出版幾千種圖書的教育大社，是需要懷著理想、信念、責任和良知的，圖書出版的使命與其他職業不同，肩負著文化積累和知識傳播的重任，出于對讀者、對歷史、也對未來負責的態度，理應孜孜不倦出版好書，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從小處想，公司幾百個員工，將他們的夢想、幸福寄托在單位里，希望社里發展給他們帶來良好的職業口碑，穩定體面的收入，將心比心，責任也重大。我赴任后，從來沒有想過“新官上任三把火”之類的問題，只是苦苦思索，如何做一個稱職的“領頭人”，如何激發每個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根本上，要將團隊帶往一個正確的道路上。

《新民周刊》：您出任社長后，主要抓手是哪些呢？

王焰：“十二五”規劃期間，出版社已經提出了幾個方向，包括集團化、數字化、國際化、資本化、專業化。這些目標中，有的適時便積極推進，有的時機不妥則暫緩，而我特別注重“專業化”，注重“品牌戰略”。多年的實踐讓我體會到，賣產品還是賣品牌，大有不同。產品是品牌的基礎，品牌是產品的靈魂。我將社里的圖書庫存、出版規劃等梳理幾遍后，提出所有商標都去注冊，強固整體品牌，讓讀者一看到我們出的書，立即會聯想到“華東師大出版社”。記得有一陣，市場上“一窩蜂”做教輔，“一課一練”銷售額一度跌到了谷底，怎么救的？靠的就是凸顯品牌的力量。從2011年開始，前后三年里，我們在“品牌戰略”上花了力氣。有的注冊商標連連獲得“上海市著名商標”“中國馳名商標”等等，客觀上能阻擊仿冒或跟風產品的圍剿。目前，“一課一練”品牌步入了國際市場，數學版權輸出到了英國，對中國出版界、教育界都意義非凡。抓了整體品牌，再構筑一系列子品牌，精品圖書的價值便得以凸顯。此外，我還狠抓了“營銷戰略”，組建營銷中心。它從發行中心衍生，與發行中心合成攻占市場部隊的一體雙翼。我要求新成立的營銷中心突破各個分社搞的單本書宣傳瓶頸，側重全社層面的整體宣傳；還要求全社從傳統營銷轉向立體化營銷，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手段，實行“編發聯動”。

《新民周刊》：我與出版界同行打交道，似乎人人盯著教材教輔這塊“肥肉”，有的主營文化圖書的出版社也曾削尖腦袋鉆營教輔。這方面，您有什么體會或思考？

王焰：外界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市場有個很不好的現象，即哪一類圖書吃香，會引發“一哄而上”，教輔類書魚龍混雜，一度形成一片亂象。當華東師大出版社的“一課一練”出名了，社會上馬上會冒出“課課練”之類似是而非的教輔產品，將學生和家長完全搞糊涂了，有的“李鬼”書七拼八湊，嚴重敗壞了教輔書的名聲。而我們呢，作為從事教材教輔的正規軍，內心的壓力很大，我們不可能僅僅從經濟效益出發，更決不可能混同于“打一槍換個山頭”的出版游擊隊，別人來奪食，我們怎么辦？往精度做，往深度做，簡而言之，凡是華東師大出版社策劃編輯的教輔類書籍，必須是精品，必須是干貨，社會上不是普遍反映課外習題增加學生負擔嗎？那好，我們緊緊跟隨中小學教材的發展變化，通過精選題目，幫助學生實現“減負”。人們看不見的是，我們教輔分社的編輯們殫精竭慮，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修訂教輔圖書，通過組織各個學科頂尖教師集體會診，確保教輔質量。

《新民周刊》：聽員工們說，華東師大出版社挺能“折騰”的，每年都改革。王焰：不改革怎么行？！市場千變萬化，要想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決不能因循守舊。其實，從2000年編輯分流改革開始，華東師大出版社每年都要“折騰”一次，也算是企業文化了，而小規模的“局部折騰”更是經常有，常態化了。我們的“折騰”不是亂來，而是基于對市場變化的分析和判斷，適時采取應對措施?？雌饋砦覀兂霭嫔绲捏w量已經很龐大了，實際上我們有著非常靈活的機制，只要發展需要，一切都可以改變，決不墨守成規。這方面的事例很多，譬如，一些出版社行政色彩濃厚，為了做一件事，層層審批，效率低下。我們呢？務實求真，講求業績和效率。譬如，公司管理結構上，我們講求“扁平化”；對于員工使用，我們主張讓他們在合適的崗位上實現自我發展；對于編輯流程、薪酬體系，多年來根據發展的需要“改來改去”，有的改革似乎是回到“過去”，其實是螺旋式上升，依據形勢的變化，追求更加有效?？傊?，所謂“折騰”是指改革，改革從來不是一勞永逸的。

再忙再累，也心甘情愿

《新民周刊》：好書不一定好賣，好賣不一定是好書。記得您說過，“出版社的話語權是以出版物的影響力來體現的?！蹦侨绾卧诮浀鋾褪袌鰰g走好“平衡木”的？

王焰：經典書具有文化價值，代表了民族的文化積累和高度，對于這類書，我們義不容辭，投入了大量精力，譬如《杜威全集》《中國學術編年》等獲得國家出版基金資助的項目，我們組織了精銳編輯承擔課題，可以說，負責這個項目的編輯，從研究生畢業干起，十年如一日，撲在一個“大部頭”上。類似的長線圖書項目，很多，涉及哲學、教育心理學、歷史等等。近期有《論巴赫》《講臺上的“學問”》《記憶、歷史、遺忘》等人文新書推出，在專業出版、學術出版方面我們幾乎每年推出一個“大精裝”工程，高端書也成系列地問世，體現了我們的使命和責任。與此同時，對于“市場型”的圖書發掘，我們也積極探索，無論選題策劃、內容制作還是渠道推廣，積極發揮創新思維。2012年陳坤的《突然就走到了西藏》，是為這類書量身策劃的嘗試。全書以陳坤大型公益活動“行走的力量”為主題，提供了來自行走現場的第一手圖片，配以行藏實錄，書中也不回避陳坤真實生活里的諸多“話題”，以圖文還原了一個充滿正能量的演藝人。這本書幾乎橫掃當年國內各大出版和媒體獎項，捧回了“最具影響力圖書”“年度圖書”等獎狀或獎牌。我們在文藝書籍方面也屢有斬獲，像“薛憶溈系列”、翻譯詩集系列等，都形成了特色。

《新民周刊》：您從事出版工作近30年，親歷了華東師大出版社近3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發展。對于當前出版業從紙質時代向多媒體時代轉型的現狀以及痼疾，對于數字化手段越來越豐富的明天，請談談您的看法。

王焰：我們這一代是讀著文字書長大的，對以紙質形式出版的文字是充滿感情乃至敬意的。而下一代，是在數字化環境下長大的，不可否認，他們對文字出版物明顯存在一種疏離，一定程度上甚至抗拒“文字閱讀”。作為出版人，我是深感憂慮的。電子技術越來越炫對于文化發展固然是一種推動，其實，它很可能對文字傳播發生多方面的復雜的影響，我們應當清晰地看清這一點。我想，能讓人類文明傳播更廣更深的，還是紙質圖書，圖書能讓文字走得更遠。所以，作為出版社，一方面，我們很早就制定了電子音像以及數字出版的發展規劃，這些年也開發了許多數字產品，但另一方面，我相信，傳統閱讀不會被電子閱讀完全替代，我們的中小學校，要采取切實的措施讓成長在數字環境下的新一代，不要因為電子數碼產品而荒廢閱讀能力，也相信終有一天下一代也會喜歡紙質書籍，這是完全不同于視頻閱讀的體驗和界面，他們會享受到，通過紙質書籍能更便捷地獲得思想的魅力和文化的深厚。

《新民周刊》：我感佩您的這一想法，這是我們這一代在喧囂世界的某種清醒吧。我們小時候受到很多英雄事跡的滋養，而您很拼，不辭辛勞地奔波，是不是也有英雄主義情結？

王焰：我全身心投入工作，是因為我喜歡出版工作，當個人興趣與職業目標高度吻合，也就實現了苦中作樂，或者說，我再忙再累，也心甘情愿。至于是否有英雄主義情結，我覺得我身上不太顯著，多多少少會有一些，這只是專業人士都應該具有的職業素質和向上精神。坦率地說，我覺得，在當下出版界，理想主義比英雄主義更稀缺、更被需要，放眼世界，哈佛大學出版社、耶魯大學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等等，它們為高校出版社樹立了一個個標桿。身處中國的大學出版社，我們的路很長，我們在品質堅守、學術影響方面還需要努力，我們需要文化自覺和理想情懷，要為出版真正的優秀圖書而孜孜不倦地努力，否則生產出來的只是帶有文字表征的物質而已，而對不起“圖書”二字的精神本源。所以，在管理和經營的崗位上，一旦遇到好的圖書題材，我也會興奮，會參與策劃，有時直接與有著文化底蘊的作者交流也很快樂。這是身為出版人的本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