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學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論觀研究

內容摘要：“翻譯研究”學派是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在比利時和荷蘭等西歐“低地國家”興起一種以探討譯文的產生和作用為主的學者群體。以詹姆斯·霍姆斯為代表的學者們把“獨立學科”的概念引入翻譯研究領域， 翻譯研究學派的誕生和發展促進了翻譯學學科的建立和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本文著重介紹了翻譯文化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論觀的要點，希冀借此了解和探索西方翻譯理論的發展和趨勢。

關鍵詞：翻譯研究學派 代表人物 理論要點

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進程可以理解為“轉向”式的發展，每次轉向都來自于理論研究領域的理論突破或者理論革新，理論突破的結果是促使理論體系不斷完善細化和新的研究群體（學派）的誕生，如美國學者尤金·A·奈達（Eugene· A·Nida）把現代語言學的“科學”概念引入翻譯研究，又如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Holmes）把“獨立學科”的概念引入翻譯研究領域。這兩次理論變革都在觀念和方法論上給翻譯理論研究帶來了全新的面貌。翻譯理論研究“轉向”式的發展概括起來可歸因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轉換：從規定性研究轉向描述性研究，從源文本轉向譯文本，從文本的語言學層面轉向文本的社會文化層面等等，這種研究趨勢促使翻譯的文化學派及其理論出現并逐漸占據西方翻譯研究的主流地位。 本文將對翻譯研究學派幾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論觀進行梳理，以期了解和探索西方翻譯理論的發展和趨勢。

一.詹姆斯·霍爾姆斯： 翻譯學科的構想

詹姆斯·霍爾姆斯被西方譯學界認為是翻譯研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主要貢獻在于翻譯學科建設方面。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發表了題為《翻譯研究的名稱與性質》（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的論文。該文著重探討了翻譯研究的學科名稱、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宗旨和研究范圍等方面的問題， 第一次把“獨立學科”的概念引入翻譯研究中， 提出了關于翻譯學學科建設的構想，并提出了著名的翻譯學學科框架圖。該篇劃時代的文獻也被翻譯學界視為翻譯學科建設的奠基之作。[1]關于上述觀點，英國當代翻譯理論家赫曼斯認為， 詹姆斯·霍姆斯的理論觀“大大拓寬了人們的視野，使得一切和翻譯有關的現象都成為研究目標”。此外詹姆斯·霍爾姆斯在其描寫翻譯學的理論觀點中還融入了文化概念。他指出翻譯的成品有一種文化因素的影響， 主張將翻譯放在目的語的社會文化中進行研究。雖然他沒有對翻譯與文化的關系做詳細論述，但能夠將兩者聯系在一起進行研究在當時可謂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發端：將文化要素引入翻譯研究。

二.塔瑪·埃文·佐哈爾： 多元系統理論

以色列學者佐哈爾也被視為“翻譯研究學派”的先驅之一。他從觀察翻譯對社會的影響的角度于1979年首次提出多元系統理論，他認為，文化、語言文學、社會都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而是由相關的元素組成的系統。這些系統，又不是單一的系統，而是由多個相交甚至相迭的系統組成。 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他創造了“多元系統”這個理論術語。多元系統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把各種社會符號現象，具體地說是各種由符號支配的人類交際形式，如語言、文學、經濟、政治等，視為系統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盵2]；所以佐哈爾在闡述多元系統理論時，著重討論了翻譯作為多元系統中的一個系統在文學多元系統里所占的位置。多元系統理論的面世使翻譯研究超越了以往的文學及語言學的研究范疇，對于當今翻譯研究的發展有著極重要的創見作用。

三.吉迪恩·圖里：描述翻譯研究學說

吉迪恩·圖里在對希伯來英語翻譯文學進行大量描述性研究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統理論和霍爾姆斯的描述性翻譯理論，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描述翻譯學理論和方法。圖里不僅在理論上分析了描寫研究對翻譯研究學科的重要意義，而且在實踐基礎上對以經驗方法進行的描寫研究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圖里理論的核心思想可概括為：探索如何接受譯語的文化背景條件與特征， 研究文化交際的規則及翻譯現象的規律。 簡言之，描寫翻譯研究在實際研究中積累豐富的事實根據，不僅對翻譯行為做出詳盡的描述和解釋，從而有充足的根據做出合理的預測。他倡導的描述翻譯學， 其理論擴展了翻譯研究的范圍， 極大的促進了翻譯研究學科地位的確立。翻譯描述使翻譯從聚焦于語言轉換過程和翻譯本身轉向到翻譯之外，并開始和心理學、社會學、文學研究等諸多相關學科聯系起來，從而使人們對翻譯有了一個全新的的認識。

四.蘇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爾：文化構建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爾共同倡導將翻譯研究納入文化構建的宏觀背景下，提出文化視角下開展翻譯研究的理論觀。在兩人合作出版的《文化構建：文學翻譯論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書中，巴斯奈特撰文分析了翻譯研究的性質、翻譯研究的范圍、翻譯研究的文化視線等方面的理論問題。她認為，翻譯不是純粹地語言轉換的行為，而是根植于相關文化深處的一種行為；翻譯是文化內部和文化之間的互動；翻譯對等就是源語與譯語在文化功能上或文化層面上的對等。[4]

勒菲弗爾（Lefevere，1992）的文章則主要分析了意識形態對翻譯文本所施加的影響和操控。他認為“翻譯不僅是語言層次上的轉換，更是譯者對源語文本在文化層面上的改寫（rewriting）”。[5] 勒菲弗爾進一步分析認為：這一“改寫”的過程主要受兩方面因素制約：一是來自于文學系統的內部，由譯者等所組成的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他們關心的往往是詩學文本本體； 另一個則來自于文學系統的外部，即擁有促進和阻止文學創作和翻譯的權力的人和機構，即贊助人（patronages）。贊助人感興趣的通常是對文學進行意識形態層面的控制。所以到翻譯實踐的層面上，影響譯者翻譯策略的主要有兩個因素，即翻譯家的意識形態（主動和或被強加的意思形態）和當時文學界占主導地位的詩學。勒菲弗爾將意識形態納入了翻譯研究的視野，使兩者相互關系的研究成為了一個熱點，他的理論觀從意思形態層面對翻譯研究作出了新貢獻。

五. 結語

簡言之，翻譯研究學派的文化觀點主張在研究翻譯時更關注翻譯源語譯語文本所受到的外部文化社會的操控和影響。 但他們因同屬文化學派，其理論必然會有相通或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不再從文本的語言學層面來研究翻譯，而把翻譯研究與外部世界各種因素聯系起來去探討翻譯目的、策略、翻譯文本的形成等與翻譯活動相關的問題。有人批評文化學派脫離了翻譯本體論研究，過于強調文化等因素對翻譯的限制和影響，但文化學派的研究確實為翻譯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并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范圍[6]。必須說明的是，每位代表人物的理論觀點都能構成一個理論體系，每個體系也許會從多個角度有分別有側重的進行闡釋，因此限于篇幅只能列舉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論觀點或選擇其側重點來辨析。

參考文獻：

[1]馬士奎. 詹姆斯·霍爾姆斯和他的翻譯理論[J]. 上海翻譯科技，2004，（3）.

[2] 張南峰，《多元系統理論》[J]. 中國翻譯，2002.（4）.

[3]王洪濤. 從此岸到彼岸的反撥與超越——當代西方翻譯研究中學派研究范式探析[J]， 《外國語文》，2006，22（5）：126-131

[4] Hermans，T. 1985. Introduction：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A]. In T.Hermans（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C]. London： Croom Helm：7215.

[5]Lefevere，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Routledge，1992.

[6]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2004.

（作者單位：北京聯合大學國際交流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