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大學游說集團的興起

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商業和知識精英階層的重新形成，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主要通過編織與政治精英的私人網絡、通過人大政協獲得政治地位，但是一直相對為大家所忽視的是，他們通過游說對公共政策制定和政府施政的影響。Jane Liang在近期發表的文章中，追溯了中國精英大學游說的形成和發展，尤其是九校聯盟（C9）的游說對高等教育資源分配和相關政策制定的影響。

C9聯盟興起與中國政府追求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學密切相關。北大百年校慶之時，恰逢中央政府通過分稅制改革而大大加強了自身的財政收入，因而中國開始提出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學，清華北大成為這一政策的最早受益者，隨后中國提出985工程，第一批入圍的九所高校即為C9聯盟成員。由于985院校名單不斷增加，為了爭取更多資源和推進高等院校改革，C9聯盟自2003年開始定期舉行會議，加之C9聯盟成員的一些校領導出身仕途，所以在黨政系統有較強的私人網絡，因而他們在爭取大額經費上具有先天優勢，為鞏固和發展自身精英大學的地位打下了基礎。譬如在博士招生問題上，C9聯盟經過系列努力，終于在2007年獲準每年增加10%的招生名額，同時他們亦努力游說教育部門改革博士招生，以獲得更大的自主權，博士數量的增加對于理工科的研究產出相當重要，同時又可以進一步爭取更多的財政支出，對于他們進一步提高排名發揮了巨大作用。

C9的存在一直是內外交困的；就其外部狀況而論，C9雖然類似于美國的常青藤聯盟，但是始終是一個未注冊的非正式組織，其在法律上并未得到承認。不過它的實際角色又特別接近澳大利亞的八校聯盟，即因國際排名和向政府爭取經費的雙重壓力，設立聯盟共同行動。C9在考察澳洲八校聯盟的運作后，曾向教育部正式提交了報告，希冀模仿澳洲，設立C9的秘書處，但是未得到正式答復，其原因自然是教育部不能允許這類有政治行動能力的游說集團正式存在。同時，教育部雖然表示C9對于中國高教發展有積極正面作用，但是教育部又不能不在面上履行公平分配資源之責，不能不照顧其他各大專院校。就其內部結構而論，由于北大清華的強勢地位，并不那么積極主動為C9成員的共同利益而奮斗，譬如北大清華在擔任輪值主席時，就大幅減少會議的次數，減少共同議事的機會。

此外，同樣在C9成員召開第一次會議前后，上海交通大學開發了一套世界大學排名的系統，在2003年，北大、清華在這個排行榜上均居于150-250名之間。這項排名事實上也為C9用于爭取經費，他們憑每年的排名向政府爭取更多的財政支持，為自己提高排名、躋身一流尋找合理論據。

這篇文章透過對C9的研究，很好地揭示了中國高校游說的一個重要面相，即非正式的聯盟在正式制度中如何獲得一席之地；也回答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為何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驅動下，中國高校出現了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局面，而不是因為一流大學的出現，而帶動所有高校的研究和教學的提升。其中的問題，恐怕在于中國高校過度依賴高額經費支撐的研究-產出模式，導致一流大學沒有成為真正的旗艦型大學，由此，研究成果輻射力度不夠，研究生培養并未因排名提高發生實質變化，以至于無法發揮“蝴蝶效應”，帶動中國高等教育的普遍提高。（文/張欣宇草蒼）

Jane Liang， “The Enduring Challenges for Collective Lobbying： The Case of Chinas Elite Universities”， The China Journal， Vol. 78（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