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中東

殷之光

[文章導讀]

隨著18世紀晚期以來歐洲的興起，資本主義的擴張逐漸將全球聯系為一個整體，一種現代的“世界體系”開始浮現，在此種世界史敘事背后隱含著西方中心的假設，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進程的開端被認為源于西方文明入侵的沖擊，但是否能夠就此莽撞地判斷世界現代化的變遷依循了“全盤西化”的邏輯？庸俗的進化論無法解釋世界歷史進程的復雜性，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敘述也無法涵蓋各個國家、社會內部發生的復雜變化。本文即嘗試以中東建立現代國家的進程為例，描述西方外部世界政治實踐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在如何走向現代這個問題上，如何跳出西方中心的敘事邏輯而給出不同的回答。

1917年12月9日，就在蘇聯十月革命發生一個月之后，耶路撒冷市長侯賽因·薩勒姆·侯賽尼（Husayn Salim al-Husayni）打著白旗，向前來的英國埃及遠征軍投降。耶路撒冷被英軍占領，正式開始了其長達29年的英國委任統治。作為1915年以奧斯曼帝國嘗試奪回蘇伊士運河為開端的西奈及巴勒斯坦戰役的一部分，占領耶路撒冷的英國埃及遠征軍在埃德蒙德·艾倫比將軍（Edmund Allenby， 1st Viscount Allenby）的帶領下，擊敗了在德國人埃里?！ゑT·法金漢（Erich von Falkenhayn）指揮下的奧斯曼“雷電”集團軍群（Yildirim Army Group）。占領耶路撒冷無疑從士氣上鼓舞了當時西線頻頻失利的英國。當時的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 1st Earl Lloyd-George of Dwyfor）稱之為“送給英國的一份圣誕大禮”。[1]對于許多西方的歷史學家來說，這段歷史的重點在于，一方面，耶路撒冷的陷落作為一個標志性事件，開啟了奧斯曼帝國最終的崩潰歷程;另一方面，英國在中東戰場上的勝利以及奧斯曼的崩潰，也伴隨著一場后來被稱為“阿拉伯的覺醒”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建國運動。[2]這場民族主義建國運動的歷史敘事圍繞著三個重要的殖民史事件，即：“麥克馬洪-侯賽因通信”（1915?1916）、“賽克斯-皮科協定”（1916），以及最終支持猶太人建國的“貝爾福宣言”（1917）。我們可以發現，以這三者為核心的歷史敘事背后，隱含著一個基本的西方中心假設，即以歐洲族裔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國家組織與認同形式，開啟了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國家歷史進程。在這種預設下，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誕生”和發展背后，那種伊斯蘭內部的動力，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歐洲殖民帝國主義的回應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中東”地區民族國家的誕生以及“現代”政治體制建設與發展的興趣占據了歷史敘事的中心。[3]

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世界史

凱末爾是現代土耳其的肇建者

西方的歷史學者們將晚期近代（late modern）的開端劃在18世紀晚期。通過一系列發生在西方基督教文明體系內的事件，用政教分離、地理大發現、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資產階級興起、議會制度與現代共和國的形成等發生在歐洲歷史內部的關鍵事件為中心，對整個世界的現代歷史進行整體敘述。在這背后，潛藏著一種他們對歐洲基督教“文明教化任務”（civilising mission）的默認。的確，從現象上來看，我們這個世界幾乎各個角落19世紀的關鍵歷史進程，都能同早期現代中歐洲發生的諸多事件間建立起某種因果關系。也正是在這種顯而易見的因果關系基礎上，我們會發現20世紀上半葉不少歷史學家，在討論世界現代歷史進程時，會不約而同地用“沖擊-反應”（impact-response）的邏輯來解釋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動因。從一定程度上，來自西方，特別是歐洲殖民力量的確造成了世界性的影響。在這一影響下的“現代化”進程，確實又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了對西方現代化進程的模仿。

的確，直至18世紀中期，地球上70%的人口仍舊生活在包括中國清王朝、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印度的莫臥兒帝國、伊朗的薩菲王朝在內的這類農業帝國（agrarian empire）治下。[4]這類帝國領土遼闊，族群多樣，社會經濟基礎主要依靠農業。而在此之后一百年的時間里，起源于歐洲西北部的商業社會以殖民主義的形式影響了全世界。雖然歷史學家們已經論證，商業資本主義在傳統農業帝國內部早已經各自獨立出現。但不可否認，一系列發生在歐洲的事件在資本主義的推動下，將世界編制成了一張更為緊密的網絡。當然，在歐洲西北部那些國家開始進行遠洋貿易之前，普世帝國的確最有效地扮演著社會組織與資源分配的作用。西班牙帝國在美洲進行殖民擴張之前，世界最大的兩個陸地整體上的文明各自相對獨立發展，而它們均選擇了以帝國這種政治組織形式對土地和資源進行管理。而隨著殖民的擴張，世界版圖上的“非西方”帝國：奧斯曼土耳其、伊朗、中國紛紛開始發生深刻的變遷。這種變遷往往都有著類似的步驟。從19世紀中期開始，這些非基督教帝國都經歷了軍事現代化、工業化改革以及法律改革。改革之后的帝國也都在革命與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多重壓力下崩潰。但是，`那種庸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不但完全無法真正展現19世紀以來“世界體系”形成過程中的復雜性，甚至也無法展現在這一全球性的現代化過程中，在各個國家社會內部相應發生的復雜變化。

在其著名的年代四部曲的第一部里，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 ）給我們描述了一個18世紀末期“微小”世界的圖景。在這個世界里，即便是像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那樣見多識廣的知識分子，也只不過“了解這個人類棲息地球的局部地區”。而對那些生活在西歐主要城市之外的其他人來說，這個世界對他們則顯得更加微小。[5]然而，很快在從18世紀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這段“漫長的十九世紀”中，隨著交通與貿易線的發展，特別是伴隨這種發展而加速的殖民擴張，這種對微小世界的認知似乎逐漸開始擴大。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正如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敘述中所描繪的那樣，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一種普遍聯系的世界歷史進程得以形成，我們不可否認，歐洲在這個歷史關鍵性轉折過程中扮演著“中心”地位。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則用了“世界體系”（World System）這一術語來闡釋這種從經濟基礎出發，解釋世界政治、社會、歷史關系的研究視角。這種視角強調，隨著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大規模的全球貿易活動將世界徹底聯系在了一起，原本分散的國家與民族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互相依存（ dependency）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一過程恰恰是世界秩序（world order）形成的過程，也是作為一個體系的“世界史”得以出現的過程。

歐洲殖民擴張與民族主義覺醒

讓我們重新回到本文開頭所描述的西奈與巴勒斯坦戰役，嘗試從奧斯曼帝國的角度介入，并進一步展現這其中的一些有趣的細節。參與這場戰役的“雷電”集團軍群在奧斯曼的“現代化”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集團軍群的指揮官，德國人埃里?！ゑT·法金漢1917年7月到達伊斯坦布爾。[6]軍團中，第七軍的指揮官便是凱末爾。此時的奧斯曼帝國，正在焦頭爛額地在多個戰線上疲于奔命。在帝國的東部邊疆有來自俄國的壓力，西線則主要有英法兩國在步步緊逼。而1916年10月，在駐埃及英軍的鼓動下，麥加守護者侯賽因·謝里夫（Sharif Husayn）自立為阿拉伯人的國王。奧斯曼帝國發現，自己的內陸邊疆也受到了阿拉伯民族主義起義的威脅。1917年2月18日，在加里波利戰役（Battle of Gallipoli）成功抵御了英軍的凱末爾，由于其之前在利比亞昔蘭尼加（Cyrenaica）處理過阿拉伯民族主義反奧斯曼起義的經驗，被任命為奧斯曼漢志遠征軍指揮官。[7]然而，就在8天之后，當凱末爾到達大馬士革之后，奧斯曼駐敘利亞的總督便決定，與其派兵去遙遠的漢志省，不如在這危急的時刻，進一步支援巴勒斯坦前線。當年7月4日，凱末爾得知自己將被任命為“雷電”集團軍群第七軍的指揮官。在籌備作戰期間，凱末爾得知，在加沙前線的德國人私下里與當地阿拉伯部落首領之間建立起了合作協議。凱末爾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他認為，與任何一個阿拉伯部落建立起聯系，必定會激怒其他阿拉伯人的部落。這種內部潛在的不穩定局面將會給奧斯曼帝國的治理造成極大的不便。凱末爾甚至懷疑，德國人在與奧斯曼帝國合作的同時還心懷二意，企圖奪取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人的信任。凱末爾強調，無論是民事還是軍事管理權，都應當牢牢掌握在奧斯曼穆斯林的手中。[8]這場圍繞著軍事資源部署以及處理阿拉伯民族主義問題的爭論愈演愈烈。最終凱末爾于當年10月4日向法金漢提出了辭呈。

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奧斯曼的立場，必須將其放在一個19世紀歐洲殖民帝國主義形成的進程中。19世紀末期開始出現的那種民族主義知識，除了出現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中間之外，還被擴張中的歐洲殖民帝國，策略性地“帶入”了非西方世界。在這種歐洲殖民擴張背景下出現的，被甄選與扶植的民族獨立運動，無疑確證了盧森堡在通過分析19世紀波蘭民族主義性質建立起的判斷。在她看來，19世紀上半葉波蘭民族主義興起的物質基礎與中歐地區受資本主義發展影響而形成的那種民族國家認同有著根本差異。波蘭的民族主義“根源于未開化的封建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占據統治地位的貴族對其社會地位身份的確證。[9]現代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本身作為一種統治者的經濟需要，在盧森堡看來，并不具有普遍的進步意義。相反，在19世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波蘭的工業從一開始便是具有依附性的出口工業。因此，波蘭的資產階級從一開始便是一種“殖民化的產物”（a product of colonization），是“移植到波蘭土地上的外來物”（alien body transplanted into the Polish soil）帶有“明顯的反民族因素”（antinational factor）。[10]在這里，盧森堡將殖民理解為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與弱小以及經濟不發達地區/國家之間形成的霸權關系。而在這種關系中，“民族主義”的認同在世界不同地區則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動力，進而形成了對“國家”這一政治認同概念階級性差異的具體判斷。

不過，盧森堡所批判的這種“形式上獨立”的民族自決，[11]在脫離了歐洲語境之后，似乎只能夠解釋一部分發生于非西方世界的民族獨立現象。以中東地區為例，通過20世紀上半葉民族獨立運動而建立起的國家中，既有以宗族認同為基礎的部落王朝，也有嘗試以阿拉伯民族主義與國族主義為認同，甚至還包含一定社會主義性質的共和國。而在這種復雜的政治情況下，唯一能夠普遍聯系這一廣泛地區現代歷史與政治經驗的任務，甚至并非是針對歐洲帝國的去殖民，而是針對更具廣泛意義、且表現形式多樣的“帝國主義”的反叛。這種來自帝國的霸權，既包含了19世紀歐洲殖民帝國秩序下的霸權，也連接了諸如奧斯曼帝國那樣以主導民族沙文主義為基礎的霸權，以及作為資本主義發展“最后階段”（當然，后來蘇聯將列寧這一表述改為“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再重新去理解列寧將第一次世界大戰視為“帝國主義戰爭”的表述，便能理解他對民族自決權的辯護及其背后所包含的豐富性。這場戰爭，不僅僅是發生于新舊兩種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還透過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傳遞著新的可能性。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球擴張，這種民族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關系也會在世界范圍內擴張。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全球秩序下，絕大部分的亞洲地區或者作為列強（Great Powers）的殖民地，或者作為被壓迫民族，在這種不平等的國際體系中作為依附者存在。因此，在這類地區，以民族運動為動員模式的對抗活動，無疑是對這種不平等秩序最有力的打擊，也是這類被壓迫民族自我“覺醒”的過程。[12]

維也納體系與歐洲諸國的政治博弈

1815年維也納和會

事實上，從這種反帝的歷史出發，我們還可以重新審視我們今天潛移默化的那種歐洲中心式的歷史敘事。對大多數的國際關系史研究者來說，一般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意味著左右了歐洲秩序將近一百年的維也納體系的終結。對于維也納體系的討論，一個常見的西方中心式的范式是將其作為現代外交，特別是以和會談判形式，協商解決沖突，維持和平這種規范的開端。對于歐洲國家來說，出現于1815年的維也納和會（Congress of Vienna）從實踐上給出了一種對“國際”秩序的管理模式。[13]然而，這種誕生于拿破侖戰爭之后，意圖通過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而達到的國際和平，與其說是面向“國際”的，不如將其看做是一種歐洲內部的地方性知識。而也只有將維也納體系視為區域性的“國際”規范，才能理解將這一體系的終結定位于一戰的爆發這一歷史敘事背后的邏輯。

作為維也納體系的主要建筑師，奧地利保守主義政治家克里門斯·馮·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也意識到，19世紀的歐洲內部已經開始出現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北大西洋沿岸諸如英國、荷蘭這類民族國家，它們的國家政策與利益受市場與自由貿易影響巨大，另一方面，則是易北河東岸那些以農業為主的君主制國家。另外，來自俄羅斯帝國對歐洲大陸國家的強大壓力也是維也納體系必須考慮的關鍵問題之一。因此，梅特涅為歐洲設計了一種以各種復雜條約為手段的制約系統，通過定期舉行的和會，以此來進行歐洲內部的協調（Concert of Europe）。[14]這種協調的主要目的除了希望在這個歷史的變遷時刻，達到兩種歐洲國家秩序之間的平衡之外，還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遏制歐洲大陸國家逐漸開始興起的革命企圖。

維也納體系假設，永久和平可以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實現國家間互相牽制的平衡，并由此達到永久和平。這種五霸共治（Pentarchy）的格局看上去似乎很美，但是事實上，它更多體現的是歐洲內部存在的深刻矛盾。在維也納會議之后，普魯士、奧地利、俄國獲得了大片曾經獨立或者屬于法蘭西第一帝國的土地。雖然這次會議的前提是拿破侖戰爭，其目的之一也是為了控制并拆解法蘭西第一帝國。但是，它同時也調整了歐洲自1806年神圣羅馬帝國分裂之后形成的碎片化局面。多達將近300個日耳曼小國在此次會議之后，被統一為主要受奧地利制約的由39個國家組成的松散德意志聯邦。維也納會議是歐洲外交史上第一次在全歐范圍內，以各國派遣代表，集中協商的形式處理外交關系問題。并且也確立了一套以劃分勢力范圍的模式，試圖達成權力秩序的穩定態勢。因此，作為一種歐洲保守主義政治的創造物，維也納體系幾乎像是一場絕對主義（Absolutism）國家在歐洲國際層面上進行的集體復辟。恩格斯曾經將歐洲絕對主義國家的誕生描述為“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間的均勢。（Gleichgewicht）”[15]伴隨這種均勢而產生的中央集權國家則被看作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仲裁者。但是，在佩里·安德森的分析中，我們發現，與其將這種絕對主義國家視為新舊兩種社會力量之間沖突的調停者，不如將其看做是舊貴族在新興資產階級挑戰面前拿起的“新政治盾牌”。[16]在國際層面上，由歐洲大陸保守主義者構想出的維也納體系很大程度上確實是歐洲國家在大革命之后尋找到的自衛機制。

一定程度上，維也納會議試圖建立的國際秩序結構是一種歐洲精英階層或貴族國內議會政治的國際延展。這種模式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那便是代表了不同利益群體/國家之間的政治博弈能夠幫助建立政治共識。并且，這種由精英階層政治博弈形成的共識具有普遍的政治代表性。但是，這種精密設計下的政治平衡并未考慮精英階層是否天然具有普遍代表性。同時，作為一種在歐洲大陸的秩序，它不但無法管理歐洲國家在歐洲之外的活動，甚至無法真正處理歐洲內部的差異性。從維也納會議至1848年，歐洲內部雖然并未出現大規模的國家間戰爭，但是，它卻對列強相互之間在歐洲之外進行的爭斗無能為力。因此，如果將目光轉向歐洲之外的世界，便能發現，維也納體系作為一種歐洲地方性知識似乎在19世紀世界歷史進程中并不占據顯著地位。相反，維也納體系的命運，甚至直接受到殖民地獨立以及歐洲列強對這類獨立運動回應的影響。

在19世紀上半葉，特別是1807?1808年間拿破侖先后取得了對葡萄牙與西班牙帝國的軍事勝利之后，南美洲一系列西班牙與葡萄牙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也逐漸開始獲得成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西班牙與葡萄牙在歐洲大陸上對抗法國的盟友，英國在歐洲之外卻試圖利用這場戰爭削弱伊比利亞國家，特別是西班牙在世界貿易中的影響。作為一個傳統殖民帝國，西班牙壟斷了歐洲到南美殖民地之間包括販奴在內的一切貿易。葡萄牙則相對采取了與英國合作的模式，并通過條約的形式，獲準英國與其殖民地巴西之間進行貿易活動。拿破侖戰爭的出現，對英國來說成為了一個打破西班牙貿易壟斷，進一步加強英國海上貿易霸權的絕佳機會。這場19世紀上半葉歐洲帝國之間對貿易霸權的爭奪從拿破侖戰爭時期，一直延續到維也納和會之后。

與其將19世紀維也納體系中形成的權力平衡視為一種歐洲的“交響”（Concert），不如視為是一種殖民帝國在歐洲之外進行的“變奏”（variation），以及在這種由于歐洲帝國主義興起而引起的世界各個角落多種普遍主義世界秩序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的確，使得維也納體系真正具有世界史意義的事件，實際上發生在歐洲之外。1824年，當時的英國外相（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如釋重負地表示，“西班牙美洲（Spanish America）自由了”，并且，如果“我們不犯錯的話，她便是英國的（she is English）”。[17]而早在拿破侖戰爭時期，英國就開始意識到，通過支持拉丁美洲殖民地獨立運動，支持在拉丁美洲建立民族國家的方式，就可以有效地切斷拉丁美洲與歐洲大陸殖民宗主國之間的關系。同時，這種對“自由”與“獨立”觀念的策略性使用，不但從道義上符合英國對自由主義特別是自由貿易的界定，還能就此贏得新獨立的拉美國家對英國的好感。此外，拿破侖戰爭還讓英國意識到，發生在歐洲大陸幾個君主國的革命，甚至還能從內部有效削弱這些舊殖民宗主國的霸權地位。[18]

事實上，從19世紀初開始，無論是卡蘇里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針對歐洲大陸君主國之間戰爭所采用的不干涉政策（Non-intervention），[19]還是之后巴麥尊勛爵（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對歐洲之外地區采取的強硬的干涉主義（interventionism）政策，其基礎都來源于這種在“自由貿易”旗幟下，歐洲列強之間對世界貿易霸權地位的爭奪。從這個意義上，維也納體系幾乎像是歐洲新舊兩種霸權之間就歐洲內部問題而達成的暫時性妥協。它終止了拿破侖帝國統一歐洲大陸的進程，但并未真正處理歐洲大陸那種碎片化的封建局面。這個脆弱的體系內部還包含了英國，這樣一個代表了新興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新型帝國，其主要利益都集中在希望消解舊帝國的世界影響上。

英國在維也納體系之外，有選擇地推動民族獨立運動。我們可以發現，在19世紀，獲得英國積極承認并支持的民族獨立運動或者屬于歐洲舊帝國的殖民地，或者來自于全球貿易路線上一些關鍵的，屬于奧斯曼與中國這兩個非西方帝國的傳統治權范圍之內的民族地區。英帝國對于前者，特別是那些拉丁美洲西班牙帝國殖民地獨立的支持毫不猶豫。維也納體系因此也成為了這種新舊兩種歐洲世界霸權之間纏斗的平臺。1822年的維羅納會議（Congress of Verona）則從實質上終結了維也納體系，并也凸顯出了那種歐洲“五霸共治”模式的脆弱。[20]從維羅納會議之前，英國的議會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英國與西班牙美洲帝國之間的貿易聯系已經存在多年。英國制造與商業資產階級絕不容許這種聯系受到任何阻礙。1822年7月，在維羅納會議舉辦之前3個月，卡蘇里子爵便向威靈頓公爵（1st Duke of Wellington）表示，英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只關乎英西關系，與法國、俄國或是其他任何國家無關。[21]雖然，在19世紀的英國，這種在對抗西班牙基礎上形成的對拉丁美洲獨立的支持被表述為一種自由主義英國對世界“普遍民族獨立”（universal national independence）的推動，[22]然而事實上，卡蘇里子爵對在世界范圍內的民族獨立毫無興趣。他僅僅有選擇地在拉美（針對西班牙帝國）、意大利和希臘（針對奧斯曼）積極推動不干涉主義政策，而在維也納體系內部，尤其是西班牙革命問題上則反對法國協助鎮壓，并參與支持西班牙反政府游擊隊。這也就徹底打破了由奧地利首相梅特涅所精心構建的那種五霸共治的平衡體系。終于，卡蘇里子爵的繼任者坎寧在維羅納會議上由于西班牙問題而徹底與法國決裂。他表示“現在的時局，重新回到了一個有益的狀態（wholesome state）。國家自謀前程，上帝關愛世人（Every nation for itself and God for us all）！”[23]在梅特涅看來，英國這個被“革命精神”（revolutionary spirit）影響“壞到骨子里的”國家，現在終于“赤裸裸地站在世界面前了”。[24]同樣，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后，新興的美國也采用了同樣的方式，以有選擇性地推動民族自決權（Self-determination）為基礎，開始了對舊霸權（英國及整個歐洲舊大陸）的挑戰。

當我們將目光從歐洲轉向整個世界之后，可以發現，維也納體系所帶來的和平非常有限。對1840年的英國來說，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則是繼拿破侖之后，與英國利益更為密切相關的國際力量。1840年7月15日，英國、奧地利、普魯士、俄國與奧斯曼帝國簽訂了《倫敦協議》（Convention of London）。在當時的巴麥尊勛爵看來，一個穩定的奧斯曼帝國將會為歐洲的安定提供基礎，他希望通過對奧斯曼的扶持來防止俄國控制博斯布魯斯海峽。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不惜武裝干涉埃及帕夏穆罕穆德·阿里的叛亂，炮擊貝魯特，以期維護《倫敦協議》中規定阿里從敘利亞和黎巴嫩撤軍的訴求。而也正是他，在1827年的《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中，要求奧斯曼帝國承認希臘人的自治。一個穩定但卻不那么強大的奧斯曼在歐洲自由貿易帝國秩序中起到了關鍵的平衡作用。

老奧斯曼的覺醒與新霸權的形成

現代土耳其誕生于這種歐洲內部俄國、法國、英國三股力量對貿易權爭奪的現場。在經歷了希臘獨立革命之后，奧斯曼開始了自發的改良運動。1839年，奧斯曼開始坦志麥特改革。試圖強調奧斯曼主義，遏制境內逐漸開始興盛的民族主義風潮。這一試圖消除民族差異，融合非穆斯林、非土耳其人身份認同的改革運動，到1876年被憲政改革取代。從坦志麥特改革開始，奧斯曼帝國開始了長達將近一個世紀的改良活動。這類著眼于歐洲現代殖民帝國的改良運動，一是通過工業革命調整原有的農業生產方式;二是通過變法調整帝國內部原有的土地關系與制度結構;三是通過建立議會試圖以代議制模式來調整境內族群間關系。這一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改革立憲運動，從根本上將原本奧斯曼帝國以伊斯蘭烏瑪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帝國政治體系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在議會政治模式下被進一步強化的民族差異及其利益糾紛。

1856年，土耳其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后的巴黎會議上，正式被接納為“國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這一歐洲主權國家“俱樂部”中。隨后頒布的改革方案，賦予非穆斯林國民以更多的政治經濟權利。這一改革運動塑造了一批新的非穆斯林精英。立憲運動后奧斯曼土耳其嚴重分裂，城市中生活的基督徒、圍繞在土耳其人周圍的穆斯林乃至猶太人獲利頗豐，而阿拉伯的穆斯林則失去了很多。這是因為前者的三類人群居住于城市，掌握著大量核心資源;而后者的阿拉迫人則以農業生產為主，處在城市邊緣，最終由于立憲運動進一步陷入困境。

在這場老帝國嘗試按照歐洲新帝國原則進行自我修復的過程中，帝國秩序本身遭到了來自帝國內部民族“覺醒”的沖擊。這種“覺醒”從邏輯與政治訴求上，幾乎與老帝國的自我改良運動如出一轍。而也正是在這一“覺醒”的歷史中，我們才又發現，作為歐洲殖民秩序的“受害者”、“歐洲病夫”奧斯曼帝國，在其舊的帝國秩序內部，實際上也扮演著一個霸權者的角色。奧斯曼試圖通過改良與戰爭而達成的復興歷程，對諸多在其治下的少數民族來說，卻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壓迫歷史。因此，其“覺醒”也同對這種在舊帝國歷史內部形成的霸權的反抗密切相連。

一戰爆發之初，奧斯曼帝國境內無論是穆斯林、基督徒抑或是猶太人都并未表示出什么特別的興趣。在耶路撒冷穆塔薩勒夫（Mutasarrifate of Jerusalem）領內出版的《巴勒斯坦》（Falastin）[25]報甚至還揶揄道：“讓歐洲人自己洗他們的臟衣服去吧。我們要在巴爾干地區處理我們的臟衣服?！盵26]這一表述中多少還存留著那種對奧斯曼老帝國的基本認同。然而，隨著1914年12月，奧斯曼帝國很快放棄了其中立立場，加入到德國與奧匈帝國的同盟國一方之后。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猶太人與基督徒們便開始真切地感受到了來自帝國秩序的霸權壓力。宣戰之后，奧斯曼帝國軍隊很快將巴勒斯坦地區的許多重要城市變成了軍營。人們發現，這場戰爭很快令自己的生活質量急轉直下，面粉、煤油、糖等生活必需品開始迅速漲價。遍布各地的軍營又令食物極具減少。而與此同時，出于戰爭的需要，“三帕夏”治下的奧斯曼帝國開始積極在巴勒斯坦地區征兵。而在此之前，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幾乎鮮有在奧斯曼帝國軍隊中服役的經歷。[27]為了保證帝國的統治，補充現代戰爭所消耗的大量人力財力，奧斯曼在這一戰略核心地區也采用了高壓政策。而在這之后出現的無論是阿拉伯還是猶太民族主義運動，都開始具有了雙重屬性。一方面，他們需要處理與老帝國奧斯曼帶來的沙文主義霸權，另一方面，來自殖民者，特別是殖民統治帶來的資本主義經濟霸權，也為其社會組織及政治模式提出了新的問題。

這種以民族主義為表現形式的現代國家“覺醒”歷史，其復雜性還表現為一種內部由于階級分化而造成的新霸權的存在。1925年秋天的海法城里，一群大約有100人左右的阿拉伯木匠聚集在了一起。他們受雇于海法城內12家小作坊。作坊主也都是阿拉伯人。除了這群木匠之外，還有大約30名同樣受雇于小企業的阿拉伯裁縫也加入了這一木匠隊伍。他們一起，發動了一場罷工。罷工的目標是要求提高工資、爭取8小時工作制，同時還要求雇主停止對他們的虐待。這些海法城中的阿拉伯手工勞動者，都屬于一個叫做“普通工人俱樂部”（General Workers Club）的組織。該組織的總部位于海法老城區的一個阿拉伯基督徒聚居地，由“巴勒斯坦地區希伯來工人聯合會”（Histadrut）協助建立于1924年7月。[28]實際上，在此之前，海法的阿拉伯與猶太鐵路工人早已開始嘗試組織聯合工會，試圖以此來爭取合理的工時與工資。[29]然而，在阿拉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與政治精英眼中，這些與猶太人“同流合污”的阿拉伯手藝人們，如果不是遭到愚弄，便就是赤裸裸的叛徒。與舊帝國的統治者們一樣，在新生的民族國家，甚至是民族獨立運動中，阿拉伯民族精英們對社會底層的境遇似乎毫無興趣。這種冷漠還伴隨著一種由衷地對潛在的階級沖突的厭惡。這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20世紀經由反帝反殖民運動而建立的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幾乎都走上了一條國家主義的道路。在未曾真正經過社會革命的阿拉伯世界，雖然舊的殖民帝國與更舊的奧斯曼帝國秩序早已落幕，新的“西來”或者“內生”的帝國秩序仍在繼續。

結語

最后，讓我們重新回到本文開始的1917年。1917年是“短暫的20世紀”中關鍵的一年。這一年里，除了隨著威爾遜參戰而分裂的新舊兩個西方之外，舊大陸上還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1917年11月，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武裝推翻了克倫斯基領導的俄國臨時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布爾什維克政府。這場巨大的變革不僅僅是一次權力的交割，更重要的是，它對主導西方文明數個世紀的資本主義精神及其社會制度提出了本質性的挑戰。隨著這場革命倒下的，是一個舊的土地私有制度，以及在這種制度基礎上形成的國家內部及國際間秩序。在其著名的《帝國主義論》中，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世界秩序形成與資本全球擴張需要之間的必然聯系。這種秩序下，資本主義進行著一種世界范圍內的壟斷行為，不惜將世界絕大多數地區變為少數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附庸。因此，在他看來，布爾什維克革命建立的蘇聯，代表了人類歷史進步過程中與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決裂。在此之后的社會主義才是人類進步的新階段，并能最終帶領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的彼岸。在列寧勾勒的圖景中，共產黨不僅僅是一種西方傳統意義上的議會政黨。因為它們僅僅代表一個階級或特定群體的有限利益。而通過這種政黨進行的議會政治，無非是一種簡單的利益群體博弈。布爾什維克黨則不同，它是一種肩負了人類歷史發展未來的力量，引領著作為生產主力軍的無產階級，意圖將整個人類社會帶入一種消除了階級不平等的未來。與威爾遜對世界秩序的想象相比，列寧給出的世界未來是與舊秩序的根本決裂。革命之后的蘇聯在外交方面，立刻選擇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時廢止了大部分舊制度秘密外交原則下訂立的條約。在內政方面，蘇維埃政府廢除了土地私有制，將地主、皇室、教會的土地及生產資料全部收歸國有，并通過土地委員會等工農階級機構統一分配。

與威爾遜建立在“自由貿易”原則基礎上的世界秩序理想不同，列寧的世界圖景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秩序的根本決裂。這種“西方”內部的大分裂也為世界體系在短暫20世紀中的根本變遷奠定了基礎。決定了這場變遷的另一個基礎，是在殖民地地區逐漸開始的獨立運動。這種獨立運動在開始時很可能表現為對舊大陸殖民帝國主義秩序的對抗，以及對新大陸美國威爾遜“民族自決”自由主義政策的追求。我們也能看到，部分地區與人群將自身未來的命運與列寧描述的未來聯系起來。隨著這種政治實踐，在貿易帝國主義全球化進程中建立起來的世界體系開始出現了多種通向彼岸的路徑。雖然從起源角度來看，無論是威爾遜還是列寧的世界圖景都“發源”于西方文明內部。但是隨著它們在世界范圍內與各種地方性知識的互動，一種20世紀世界體系內部政治實踐的多樣性開始顯現。對于如何走向“現代”這個關鍵問題，越來越多的“西方外部”世界開始提供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從1918年到1929年這十年中，歐洲、亞洲、拉美、非洲、中東等地區的無產階級革命、罷工運動、民族獨立運動開始。到20世紀中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出現的第三世界運動，都極大地從真正意義上豐富了現代世界秩序的普遍性。這些新獨立的國家一方面試圖找到一條使自己國家實現物質現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嘗試在這個過程中尋找一種對現代世界的描述方式。一種新的現代國際秩序也在這個國家誕生的新生時刻，在這種新舊交替過程中產生的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動中形成。

（作者單位：英國?？怂固卮髮W人文學院）

注釋：

[1] Eugene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Basic Books， 2015， p.351.

[2]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Hamish Hamilton， 1938.

[3] 例如，Kemal H. Karpat， ed.，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Praeger， 1982.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采用韋伯式的分析框架，將伊斯蘭規訓為社會機制之一，削弱了其作為一種影響更廣泛的“意識形態”的作用，并進一步考察其“現代化”的歷史。例如Carter Vaughn Findley， Turkey， Islam，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A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Blackwell， 2004， pp.27-29.

[5]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輝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頁。

[6] 一個小細節是，在來到奧斯曼之前，法金漢還曾經在湖北武備學堂擔任教官，并還參與了八國聯軍侵華。這可以作為一個展現殖民秩序全球化聯系的微小注腳。

[7] 1911年，意大利入侵了當時還在奧斯曼帝國占領下的利比亞。作為一支重要的力量，意大利也像英國那樣，著力鼓動當地賽努西教團部落起義。由于1912年巴爾干戰爭打響，奧斯曼帝國不得不草草與意大利簽訂了和平協議，退出利比亞。賽努西部落因此也獲得了機會，于1913年宣布建立以伊斯蘭圣戰為意識形態的獨立民族國家，并控制了包括昔蘭尼加和費贊在內的大片土地。1916年，賽努西家族又站在了奧斯曼一邊，一同抗擊在埃及西部的英軍。此外，獨立之后的賽努西還是抗擊意大利殖民軍隊的大本營。參見Ali A. Ahmida， “From Tribe to Class： The Origins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stance in Colonial Libya”， Africa LXIII， no.2 （2008）。

[8] 關于這段歷史，參見Andrew Mango， Ataturk， John Murray， 1999， pp.211?214。

[9][10][11] Rosa Luxemburg， “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Autonomy，” in Horace B. Davis， ed.， The National Question - Selected Writings by Rosa Luxemburg，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12] V. I. Lenin，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ed. Julius Katzer，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13] 關于西方學者對維也納體系在世界歷史中核心地位的敘述，可以參見Mark Jarrett，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nd Its Legacy： War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after Napoleon， I. B. Tauris， 2014。

[14] 關于這段歷史，可以參考Torbjorn L. 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3 e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68?171。

[15]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89頁。

[16] 參見佩里·安德森：《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劉北成、龔曉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

[17] Wendy Hinde， George Canning， Collins， 1973， p.368.

[18] 關于自由主義在英國帝國構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自由貿易思想在英國對西班牙帝國的外交政策中的影響，參見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25?145. 另外，19世紀下半葉包括邊沁、密爾等人在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對帝國作為一種合法的政治與商業治理模式的論證，以及他們與艾德蒙·伯克之間的爭論，參見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9] D. L. Hafner， “Castlereagh，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Non-Interven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no.1（1980）.

[20][21] 關于這種“五霸共治”模式內部的沖突，參見Jr. Irby C. Nichols， The European Pentarchy and the Congress of Verona， 1822， Martinus Nijhoff， 1971。

[22] Archibald Alison， Lives of Lord Castlereagh and Sir Charles Stewart， J. M. Dent & Sons， 1861， pp.171?172.

[23] 轉引自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80。

[24] 轉引自Roy Bridge， “Allied Diplomacy in Peacetime： The Failure of the Congress ‘System， 1815?23”， Alan Sked， ed.， 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1815?1848，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pp.34?53。

[25] Falastin （）出版于1911年，是一份在巴勒斯坦地區頗有影響的主張泛阿拉伯主義與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報紙。關于該報與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的關系，參見Rashid Khalidi， Iron Cage： The Story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for Statehood ， Beacon Press， 2007， p.36。

[26] 轉引自Ilan Pappe，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2。

[27] J. McCarthy， The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and the Manda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5.

[28] 關于Histadrut建立的歷史，參見Suliman Bashear， Communism in the Arab East 1918?1928， Ithaca Press， 1980， pp.39?43。

[29] 關于對阿拉伯民族主義以及猶太復國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階級性沖突的討論，參見Zachary Lockman， “Arab Workers and Arab Nationalism in Palestine”， in James Jankowski and Israel Gershoni， ed.， Rethinking Nationalism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49?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