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讀往來

最近一期《文化縱橫》將“審思伊斯蘭”擺在了封面位置上，可謂切中現下熱點，所選四篇文章，啟發我們思考以下四個重要問題：（1）回民之于中國。傳統中國主流社會與同為帝國臣民的內地穆斯林（回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張力或矛盾？如何認識這種矛盾？包括其程度如何，是持久的還是短暫的，是全局的還是個別的？其原因是什么？（2）回民之于漢民?！叭杞贪浮笨芍^中國主流社會與穆斯林群體之間矛盾集中體現的產物，其根源在哪里？對當代有何啟示？（3）穆斯林之于西方。代表伊斯蘭文明的穆斯林少數族裔是否有可能融入西方社會？獨一性的伊斯蘭信仰是否有可能適應不同社會？（4）伊斯蘭之于政治。究竟是邊緣化的伊斯蘭，還是參與式的伊斯蘭，才能有助于構成良好的政教關系和宗教格局，乃至有助于伊斯蘭教自身的“革新”？

《清代的“族-民”政治與“回-儒”文化》探討作為少數群體的中國穆斯林與主流社會的關系，并將其置于清代中央政府不斷擴大內地領地的“改土歸流”背景之下考察?！翱只匕Y”是該文問題意識的出發點。但筆者認為，《清代》一文所謂清代出現了“恐回癥”乃至“禁回”、“反回”運動之說，恐難以成立。表面看，這一說法似乎與中國穆斯林民間口口相傳的說法正相吻合，所謂“唐人待我如珍寶，清人待我如芥草”。然而所舉證據，不過陳世倌、岳鐘琪、魯國華等數人的奏折而已，并且當時在位的雍正帝即行予以嚴詞斥責，并嚴懲魯國華。今天歐美社會有所謂“恐伊癥”，但由彼國之“恐伊癥”恐不足以作為此國曾有“恐回癥”之靈感。

層層剝筍，我們能看清個別清代漢族士紳“禁回排回”的真面目，原來仍舊是那一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舊觀念、老把戲，而不是什么“西進宏業”、“邊疆改制”道路中的文化擴張。如此，才能解釋為什么如此惡俗的“嘲回、排回、禁回、反回”之風，自穆斯林成為中國社會一份子之時起，不時沉渣泛起，至今未絕。

既然中國主流社會一直以來都有一股“反回”暗流的話，有人存疑，那么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出類似歐洲“反猶主義”那樣的“反回主義”呢？原因之一是，中國的回民絕不類似歐洲的猶太人。從元代以來就形成“大分散，小聚居”而遍布全國的中國回民社會，與主流社會是深度同構的，并且在中國的國民構成、國家組織及社會結構中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保家衛國的軍人，打通商道的商人等。乾隆帝曾制贊稱：“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將種”，出自他對云貴提督哈國興一門忠勇的褒揚。而明代的職業軍人中，回回人所占比例更大，馮、常、藍、沐等皆為開國元勛。在此背景下理解清代晚期的陜甘回民起義以及云南杜文秀起義，或許能提供一個不同視角。

諷刺的是，這種盲目排他、排外的狂熱，即便在主流社會內部，往往也被貶斥為另一意義上的“異類”。無論在傳統儒家、馬克思主義、乃至伊斯蘭教內部，都存在“通”與“不通”之別。凡對自家文化能夠通達者往往兼容并包，反而是那些“不通”者才盲目排他。由此或許能理解，為什么當劉智等中國穆斯林學者嘗試用儒家概念來譯解伊斯蘭教經典時，眾多儒家士大夫欣然為之作序，并稱“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與中國之教理同道合”。因此，與其說馬注等人著述“其宗旨是為了為清朝的大一統政治格局提供或補充有關伊斯蘭教的知識”，倒不如說他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增加漢地士紳對伊斯蘭教的理解，即所謂“慨然以發明正道為己任”、“闡天方之學以曉中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林

@俯仰之間閱讀了《科學化·專業化·國學化——晚清以來現代中醫的生成》，數千年來，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建立在中國人認識自然，認識自身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之上。傳統中醫學理論的構建立足于特有的中國式思維，并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入而不斷完善。西醫則代表了西方人的慣有思維。近代西學傳入，這種西方式思維被我們概稱為“科學”而大肆宣揚，而將中式思維統稱“迷信”。然而，無論是中式思維還是西式思維都是認識世界的不同角度，不同途徑，以現在觀之亦各有千秋。中醫要做的不是去迎合所謂“科學”的西醫理論，而是復原，認識，重析，完備傳統的中國式思維，讓它更能為人們所了解，更能指導中醫應對當前諸多疾病的困擾，讓中醫更能造福于民，為中國人乃至全世界人所理解，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