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拐賣婦女到色情場所組織賣淫案件原因分析

摘 要：人身權利神圣不可侵犯，世界各國無不把拐賣人口犯罪規定在自己的刑事法律中并予以嚴厲的打擊。拐賣婦女罪是世界各國嚴厲打擊的重要犯罪之一，它是一個嚴重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的罪名，這種犯罪行為的蔓延和擴展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鑒于拐賣婦女行為嚴重導致的社會危害性，尤其是拐賣婦女到色情場所組織賣淫活動，更令人發指。我國從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都對拐賣婦女罪做出了規定，而且越來越完善。這就為司法實踐中打擊拐賣婦女的犯罪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我國現行有關拐賣婦女罪的法律法規也存在著不盡完善的地方，使得理論界對此爭論不休，司法實踐中對日益猖獗的拐賣婦女罪也出現偵查難、立案難、起訴難的問題。

關鍵詞：拐賣婦女；司法實踐；立法缺陷

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我國刑法對于此類犯罪已經有了相應的法律規定，并且將拐賣婦女從事賣淫，法定升格為加重情節。死刑的適用讓我們看到立法者對此類犯罪嚴懲的覺醒，但是“歷而不嚴”的立法模式對司法實踐中犯罪拐賣婦女又使其賣淫的行為有增無減，并且對于一部分犯罪行為難以偵查、立案當然也影響到之后的起訴和審判環節，這的我們反思。在以我國西部某一城市的拐賣婦女案件作為調研對象，可以發現近幾年來拐賣婦女活動的變化趨勢由原來主要以介紹婚姻為由轉向以借口“介紹工作”和“外出做生意”騙出婦女為主。行為人抓住了來城市打工的婦女，多是來自周邊縣城或偏遠地區的農村。她們缺乏必要的識別能力和防范意識，行為人假借招工、做生意、介紹對象等名義，故意夸大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騙取信任以達到實施拐賣、拐騙婦女的目的。將其中相當一部分被害婦女賣給溫州、杭州、長沙、云南等東部沿?；蚪洕l達地區，從事色情服務和賣淫活動。

在了解到大量案件信息之后可以發現對于此類拐賣婦女案件的起訴率并沒有很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偵破困難，難以取得達到法定的證據，難以單從一個或幾個被害人的舉報就認定犯罪事實。而且當地勢力保護，受害婦女因受威脅以及因為不愿意讓自己家人知道從事色情行業而不愿意揭發、賣淫活動常常較為隱蔽調查取證困難，難以達到立案標準，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在罪名上沒有完善的規定以至于一部分人鉆法律的空子，使得許多婦女受到傷害而犯罪分子依然逍遙法外。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原因：

1色情場所的泛濫刺激拐賣活動的猖獗

大量色情場所，特別是城市周邊較偏僻地區色情場所的存在，對賣淫婦女的需求是相當大的。在大量案件里可以看到被拐賣到色情場所，往往是形成一定規模的，幾家或十幾家連成一片，長期從事賣淫活動。由此，老板們不得不從多種渠道來招攬婦女。他們從像西安這樣的北方城市收買“人販子”拐來的婦女，多數打著去南方大城市招工、賺大錢的旗號拐騙婦女。被買賣的婦女淪落為色情場所賺錢的工具賣淫場所老板熟識的人看到有利可圖，也就大肆干起了拐賣婦女甚至是少女或幼女的勾當。拐賣婦女的“市場”就這樣“興旺”起來。同時我們在一些案件的證據中發現，行為人們相互會通風報信，傳授經驗，學習相關法律知識，能夠掌握“買”“賣”的認定將會是能否認定拐賣婦女行為的重要環節，因此鉆法律空子，抱有僥幸心理。同時被拐賣從事色情工作的婦女一方面羞于啟齒、自我保護意識淡薄，不愿意向國家機關尋求保護，不愿意揭發“人販子”的罪行；另一方面被拐賣婦女不論從社會地位還是自我能力、文化程度方面都屬于弱勢群體，往往受到買賣雙方的威脅，從而不敢報警、不善于保護自己。

2管而不理的現狀慫恿了拐賣與組織賣淫的發生

應該說最重要的拐出和拐入地，勞務市場和娛樂服務場所都是理部門關注的重點。重要的原因除了有大量的非法職業介紹在進行活動外，應該是職業介紹管理方法的疏漏。在大量案件中，可以發現相當一部分“人販子”假借單位招工之名而行拐賣婦女之實，在勞務市場上是有注冊的公司的?，F有的法律、行政法規中，對于勞務市場的規范明顯不完善，在形勢職權的過程中也存在不作為、瀆職等問題，“人販子”們正是利用了這一漏洞，輕而易舉的拿到的營業執照，并以此企圖掩飾自己買賣婦女的勾當。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公安機關，以及相關行政機關，既要負責這些場所的治安管理，也要對場所內流動人口進行管理，有些還要對場所的消防進行管理?，F實中派出所就在色情場所集中的另一條街上，要么公安治安室就在色情場所幾步之遙的地方，難道他們真的不知道這里正在發生什么嗎？更重要的一點是，大部分此類案件，“賣家”和“買家”往往居于一南一北不同城市，聯合打擊的力度不僅不夠還存在地方保護的問題。例如西部一城市的公安機關想要偵破案件必須前往被拐賣婦女的某南方城市，不了解當地情況，當地警方配給的警員也非常懈怠，再加上當地公安機關對某些賣淫場所的保護，使得這類案件偵破難度更大。

3厲而不嚴的立法模式，難以實現罪責刑相適應

雖然《刑法》第240條第1款將后者與“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并列加以規定并設置了嚴厲的法定刑。但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為何還會認為此類案件入罪標準難以達到。必須以行為人明知“買賣”作為構罪要件以及在刑事案件證據的證明力大打折扣。我們應該降低此類犯罪的構成標準，要根據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決定刑罰的輕重，且個條文之間對量刑保持內在的平衡對應關系。設置嚴密的打擊買賣婦女尤其是買賣婦女從事組織賣淫活動的行為。我國刑法規定成立“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要求行為人明知收買者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后會迫使其賣淫。如果行為人確實不知收買者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后會迫使其賣淫，則除非其具備拐賣婦女罪中“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以外的其他導致法定刑升格的情節，否則對行為人就只能以拐賣婦女罪基本犯的情形進行定罪處罰。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明知包括明知必然和明知可能兩種情況。前者是指行為人在主觀上確定無疑地知道他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是為了讓被拐賣的婦女從事賣淫活動，后者是指行為人雖然并非確定無疑地認識到他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是為了迫使婦女賣淫，但行為人認識到他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可能是為了迫使其從事賣淫活動。不論是明知必然還是明知可能，只要行為人認識到收買被拐賣婦女的人可能讓其從事賣淫活動，即可構成“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此外，成立“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并不要求被拐賣婦女在被收買后實際具有賣淫行為。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有將被拐賣的婦女出賣給他人后由他人迫使其實施賣淫行為的故意，客觀上具有將該被拐賣的婦女賣與他人的行為，即便該被拐賣的婦女因其他原因未能實際賣淫，也應對行為人按照“將被拐賣的婦女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的”進行定罪處罰。

4結語

目前，拐賣婦女到色情場所的犯罪雖然較為猖獗，犯罪分子的手段多樣。但是，我們只要對其犯罪過程、形式等進行深入研究，不斷總結在偵查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掌握刑事訴訟中的各種規定，就能夠有效的組織起案件的偵破工作，有利的維護刑事訴訟的各項活動，有力的打擊懲處拐賣犯罪分子。我國刑法中關于拐賣婦女罪的規定，基本上適應了過去司法實踐中打擊拐賣婦女的犯罪活動的需要。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實踐中拐賣婦女的犯罪活動出現了新的變化，尤其是上文談到的拐賣婦女到色情場所從事賣淫活動的現實情況，可以看出我國《刑法》中有關拐賣婦女罪的規定中還不夠完善，其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適時完善對于打擊犯罪活動、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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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段博亞（1991～）就讀于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刑法專業二年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