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陶器滾筒滾壓紋飾研究
——基于漢陽陵陵邑區漢墓出土陶器的觀察

李云河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一、陶罐“短豎線紋”、“網格紋”、“短豎繩紋”

關中地區東漢時期墓普遍出土一種表面施細密紋飾帶的陶罐，以往公布的考古資料往往稱此類紋飾為“短豎線紋”，因為這種紋飾帶是由一根根密集的“短豎線”橫向排列而成，并非上下貫通的長豎線。以往對此類紋飾的制法沒有特別關注。

漢陽陵陵邑區高新學校M4（以下省略“漢陽陵陵邑區”，僅標明墓葬所處的最小地名單位）所出1號陶罐標本，泥質灰陶，輪制。從肩部到下腹布滿短豎線紋飾帶，相鄰紋飾帶之間以壓抹暗弦紋間隔開（圖一，1、2）。觀察這件陶罐可以發現，紋飾帶整體極為規整，同一排紋飾帶左右分布十分均勻，不存在任何交叉重疊現象，而上下兩排紋飾帶之間偶爾可見重疊現象（圖一，3圓圈處）。由此推測紋飾帶可能并非是篦劃或以陶拍拍印而成的。仔細觀察還可發現，同一排的紋飾帶中存在數道明顯特殊的豎線紋，這些豎線紋比其他豎線更寬，暫稱之為“瑕疵紋”。筆者選擇紋飾保存較清晰的區域，以一道瑕疵紋開始，沿著紋飾帶尋找，發現瑕疵紋的出現有明顯的規律，即每隔相等的距離出現一次，且相鄰兩道瑕疵紋之間的紋帶片段特征完全一致（圖一，2、3）。此外通過尋找瑕疵紋還發現，各排紋飾帶并不是一圈一圈相互獨立的同心圓式，而是一整根螺旋紋帶，且呈現出逆時針螺旋下降的形態，紋飾帶之間的壓抹暗弦紋同樣是一整根螺旋線，走勢與紋飾帶相同（圖一，4）。

圖一 “短豎線紋”陶罐及局部

以上特征可歸納為兩點：1.紋飾帶為一整根螺旋紋，規整勻稱，水平方向上無疊壓現象；2.在紋飾帶中等距反復出現特征相同的豎線紋。根據這兩點特征，筆者判斷此種紋飾帶應是通過布滿凸棱的滾筒滾壓而成的，滾筒中部貫穿轉軸，因此可以在陶器坯體表面滾壓出螺旋形的連續短豎線紋帶，且滾筒上有一道更寬的凸棱，所以才會在罐體上留下等距離出現的“瑕疵紋”。若采用篦劃或者拍印，很難同時滿足這兩點特征。高新學校M4出土2號陶罐標本，形制和1號陶罐接近，紋飾特征也一致（圖一，5），因此很可能是用同一件滾筒制作的紋飾。由相鄰瑕疵紋的間距可以推算出滾筒的直徑應為1.3厘米左右，筆者以硬質油泥制作了一件類似的帶有凸棱的滾筒模型，在軟質油泥上滾壓后得到了和罐體紋飾十分接近的痕跡（圖一，6）。

除了前述較為簡單的短豎線紋外，還有一類陶罐上施加了略復雜的紋飾帶，如泉順紡織M1所出陶罐標本，在短豎線紋之間還有連續的“×”形紋，以前的考古報告中往往稱之為“網格紋”。經觀察，“×”形紋和短豎線紋之間并不存在疊壓打破關系，系同時制成，而相鄰“×”形紋及其之間的短豎線紋特征完全一致（圖二，1、2）。因此判斷這種紋飾也是用滾筒滾壓而成，只需在帶有凸棱的滾筒上刻出“×”形凹槽即可。筆者以硬質雕塑油泥制做了一件滾筒模型，在軟質油泥上同樣滾壓出了類似痕跡（圖二，3）。

圖二 “網格紋“、“短豎繩紋”陶罐局部

除短豎線紋，有一類陶罐表面的紋飾帶中每一道紋均為細繩紋，以往的報告稱之為“短豎繩紋”。潤婷M2所出陶罐標本，從肩部到下腹均施這種短豎繩紋飾帶，紋飾帶之間以壓抹暗弦紋間隔開。筆者選擇一塊紋飾清晰的區域觀察，發現同一排短豎繩紋之中也存在“瑕疵紋”，即每隔一段距離就出現一道更寬的凸棱（圖二，4、5），而且紋飾帶、壓抹暗弦紋的走勢和施加短豎線紋的陶罐完全一致。因此判斷,此種短豎繩紋飾帶也是用滾筒滾壓的，由相鄰瑕疵紋的間距推算出滾筒外徑同樣為1.3厘米左右。這種滾筒應當與制作短豎線紋的滾筒相似，但是表面纏繞有縱向的細繩。筆者以細麻繩、細管等材料仿制了一件滾筒模型，在軟質油泥上滾壓出類似的短豎繩紋（圖二，6）。

綜合以上觀察和分析，筆者認為此類紋飾陶罐的坯體制作流程如下：

第一步，利用快輪拉坯制作罐體，并修整完畢（圖三，1）。由于陶罐內底均存在由內向外順時針展開的螺旋紋（圖三，2），因此判斷拉坯時快輪轉向為逆時針。

圖三 陶罐制作流程

圖四 “指甲紋”陶甕及局部

第二步，當素面坯體尚未完全干硬時，在其表面上用滾筒滾壓出短豎線紋或短豎繩紋帶（圖三，3）。操作時，匠人左手旋轉快輪轉盤，右手持滾筒，且隨著罐體的旋轉逐漸下移，遂形成螺旋形的紋帶。此時輪盤的轉向應為順時針，且速度相比于拉坯時較慢，屬于“快輪慢用”。之所以做出這些判斷，是因為：第一，無論短豎線紋還是短豎繩紋，肩部的每一道紋飾走向均為“”形，即其下部呈現向右傾斜的整體趨勢，腹部紋飾走向接近垂直，下腹紋飾走向為“/”形（圖三，4），與肩部紋飾的傾斜方向相反，若右手持滾筒很容易讓紋飾呈現這樣的特征，而左手持滾筒則會呈現出相反的紋飾走向；第二，人在制作紋飾時的一般習慣是從上到下進行，而前文已提到，罐體紋飾帶呈現出從上到下逆時針旋轉的形態，因此轉盤的轉向應與之相反，為順時針；第三，采用這種方式，新滾壓出來的紋飾帶始終在匠人視野的左側，便于觀察，從而適時調整右手滾筒的高度。

第三步，用尖端較圓鈍的木棒在罐體上壓抹出螺旋狀的暗弦紋，轉盤的轉向同樣為順時針（圖三，5）。滾壓好的紋飾帶，上下兩排之間難免存在疊壓的情況，為了使之更加美觀，在紋飾帶之間用木棒壓抹，形成的螺旋式暗弦紋可以把紋飾帶整齊分開，也抹平了疊壓的部分。筆者在滾壓有短豎線紋帶的軟質油泥上用鈍頭木棒壓抹出了類似的痕跡（圖三，6）。

圖五 陶甕紋飾及滾筒制作

二、陶甕“指甲紋”

本地區東漢墓出土陶甕的肩、腹部，常見一種細密紋飾帶，報告中多以“波折紋”、“櫛齒紋”、“指甲紋”等名詞稱呼。達爾曼M367所出陶甕標本，泥質灰陶，輪制，直口，方唇，束頸，圓肩，鼓腹，下腹斜收，平底內凹?？谘叵录凹绮扛魇┮恢堋爸讣准y”帶，肩、腹結合部施數周凹弦紋（圖四，1）。筆者發現，這兩周紋飾帶呈正圓，十分規整（圖四，2）?？谘叵虏康囊恢芗y帶僅有一段不甚明顯的重疊現象，肩部的紋飾帶則存在一段清晰重疊的部分，并且可以看出是右側紋飾疊壓在左側（圖四，3、4）紋飾之上，因此判斷，這種“指甲紋”帶很可能也為滾筒滾壓而成，且制作時紋飾生成的走勢為順時針。博麗M1所出的陶甕標本，口沿下及腹部各施兩周“指甲紋”帶，在上下兩周紋帶之間還有兩條相互交叉呈扭曲狀的紋帶（圖四，5、6），且相互之間存在疊壓現象。筆者判斷，此件陶甕上的“指甲紋”帶也為滾壓而成的，其順序肯可能是先滾壓完口沿下的一周，隨后將滾筒下移到腹部，在腹部滾壓了兩周紋帶，之后又將滾筒上移回口沿下部，增加一周紋帶。在上下來回移動時并未讓滾筒離開甕體表面，所以留下了兩條交叉扭曲的紋帶。

綜合以上的觀察和分析，筆者認為此類紋飾陶甕的坯體制作流程如下：

第一步，利用快輪拉坯，并進行修整，與前述陶罐的制作基本相同（圖三，1）。

圖六 繞繩圓棍滾壓繩紋

第二步，在制好的素面坯體上用滾筒在不同部位分別滾壓出“指甲紋”帶（圖五，1）。在這一步，仍然是手持滾筒，利用輪盤帶動陶甕的坯體轉動。由達爾曼M367出土陶甕上紋飾疊壓的現象判斷，此時輪盤轉動方向為逆時針。這一點與前述陶罐“短豎線”的制作方式不同，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指甲紋”紋飾帶只有數周，并非如“短豎線紋”那樣布滿陶器表面，因此制作時較為隨意，只需保持輪盤轉動即可。

圖七 蘇美爾文明滾筒印章

圖八 古羅馬墓葬出土陶缽

另外，由于這種“指甲紋”比前述“短豎線紋”、“短豎繩紋”更加細密、整齊，制作對應的滾筒時，如果每次都采用手工雕刻紋飾槽的辦法，會比較費工，而且不容易做出規整的紋飾，因此很可能使用了母版翻模的辦法來制作滾筒。即首先在泥板上精心雕刻出與甕體“指甲紋”帶相同的紋飾條，入窯燒硬，便得到了一塊紋飾母版。然后用陶泥做成大小合適的空心圓柱，當其尚未完全干硬時在紋飾母版上滾壓一周，便可在圓柱上留下與母版紋飾相反的整齊紋飾槽（圖五，2），隨后將滾筒入窯燒硬，穿入轉軸，就可以在陶甕坯上滾壓出與母版紋飾相同的“指甲紋”帶了。筆者以達爾曼M367陶甕上的“指甲紋”帶充當“紋飾母版”，用硬質雕塑油泥翻制成了一件滾筒，在軟質油泥上滾壓出與這件陶甕紋飾幾乎完全相同的“指甲紋”帶（圖五，3）。

三、滾筒滾壓紋飾技術的討論

1.技術來源

滾筒滾壓紋飾技術的來源是一個重要問題。在陶器表面滾壓紋飾的做法，在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了。根據李文杰的研究，從史前到秦漢，都有在陶器表面滾壓繩紋的做法[1]。但是這種方法使用的工具較為簡單，是在圓棍上纏滿細繩[2]（圖六，1），然后手持繞繩圓棍在陶器坯體上滾壓。滾壓過程中坯體本身并不會動，只是人手帶動繞繩圓棍滾動（圖六，2）[3]，這一點與本文復原的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有本質上的不同。這種方法產生的繩紋帶的整體走勢與繩紋本身的走向一致，且制出的繩紋往往較長，并非本文討論陶器上的那種“短豎繩紋”。此外，利用繞繩圓棍滾壓出的紋飾還普遍存在錯位和重疊的現象[4]（圖六，3），跟滾筒滾壓出來的有明顯區別。

在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大約從公元前5000年開始出現了一種滾筒印章（Cylinder Seal），其形狀包括實心圓柱和空心圓筒兩種，后者由前者發展而成，中央可以穿一根轉軸。滾筒印章表面刻有內凹的圖案，人們用其在軟質陶泥上滾印，就可以產生圖案連續的紋飾帶[5]。紋飾內容十分豐富，包括國王、戰俘、動物、怪獸、宗教場景等，如土耳其加濟安泰普（Gaziantep）及卡赫美士（Carchemish）出土的兩件（圖七，1、2），也有的僅為簡單的幾何紋，如土耳其阿達納（Adana）出土的一件（圖七，3），和本文復原的制陶滾筒外形相似[6]。

從施紋方式以及制成紋飾的特征來看，蘇美爾文明的滾筒印章的確比繞繩圓棍更接近本文復原的漢代制陶滾筒，但是限于目前材料的公布狀況，在東西方文明的核心區域之間，如新疆、河西地區，尚未發現明確的證據。此外，蘇美爾文明滾筒印章流行的時代下限與我國漢代間還存在著不小的缺環。因此，從時空的差異方面來講，我們尚不能對其與漢代制陶滾筒之間是否存在直接關系作出判斷。

圖九 其他地區滾筒滾印紋飾

圖一〇 青瓷器滾筒滾壓紋飾

謝明良在探討漢代鉛釉陶器的施紋工藝時，曾猜測一些釉陶器上的紋飾帶可能是用滾筒滾壓而成的，并指出這種技術可能是受到古羅馬鉛釉陶器滾壓紋飾技術的啟發而出現，而羅馬的此種技術則是來自于西亞的滾筒印章[7]?？墒窍抻诓牧系娜鄙?，沒有展開詳細論證。在意大利都靈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古羅馬時期墓葬出土的陶缽上，可以看到與前述東漢陶器上的“短豎線紋帶”極相似的整齊紋飾帶[8]（圖八，1、2），可以判斷是利用滾筒滾壓出來的。這件陶缽的年代大約為公元70～100年，正處于我國東漢時期。

根據筆者的觀察，關中地區利用滾筒滾壓陶器紋飾的技術，目前最早可上溯到西漢中晚期，紋飾內容不限于簡單的幾何紋，而包含有復雜的神人、神獸形象[9]。從西漢中期開始，關中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中率先出現一些新的因素，如小磚券墓、鉛釉陶，進而傳播到其他地區。不少學者認為這種變化可能是受到西域文化的影響而產生的。如果將滾筒滾壓紋飾的技術置于這一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重新考慮，那么就無法忽視其身上可能存在的外來文化影響的因素了。

因此，筆者認為，關中地區漢代陶器的滾筒滾壓紋飾技術究竟是直接來自于西方，還是從歷史上由來已久的繞繩圓棍滾壓傳統中改進而成，尚不能完全判斷，但是不應忽視中西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2.技術分布及發展

本文對滾筒滾壓紋飾技術的確認，來自于對陶器紋飾細部的仔細觀察和分析。已公布的漢代考古資料中，盡管在其他一些地區也存在與本文所討論的陶器紋飾類似的罐、甕，但是缺少細部照片或清晰的拓片，僅根據線圖無法確定施紋工藝，也就限制了對滾筒滾壓紋飾技術分布地區的研究，目前僅能獲得一些零星的認識，例如：

1950年雁北文物勘察團在山西北部考察時，曾對在山陰縣采集的一些漢代陶罐殘片做了拓片[10]（圖九，1、2），從這些拓片上可以看出，陶罐紋飾帶與“指甲紋”帶類似，紋飾排列整齊、細密，可判斷是滾筒滾壓而成；淇縣大馬莊東漢中晚期墓葬M36中出土的陶罐肩部存在由“＜”紋、點狀紋構成的紋飾帶，點狀紋之間還有文字圈帶，內容為“趙師作此”（圖九，3、4），紋飾排列整齊，文字連續反復出現，且存在下排紋飾帶疊壓上排的現象（圖九，3圈內），也可斷定是滾筒滾壓而成。而且“趙師作此”的文字帶已經超越了普通的裝飾圖案性質，而具備了物勒工名甚至作坊商標的意味。

關中地區出土的西漢陶罐、陶甕多為素面或僅施加簡單的弦紋，尚未見到類似“短豎線紋”、“短豎繩紋”的紋飾帶，“短豎線紋”陶罐從東漢早期開始大量出現。到三國和西晉時期，南方地區的青瓷罐上普遍在肩部施加網格紋或其他連續幾何紋的紋飾帶，例如南京長崗村東吳時期的M5中出土的青瓷筒形罐，在肩部就有一周整齊的網格紋[11]（圖一〇，1、2），南京劉家山西晉墓出土的青瓷重沿罐，肩部模印一周由短豎線紋和菱格紋構成的紋飾帶[12]（圖一〇，3、4）。這樣的紋飾帶和本文中東漢墓出土陶器上的特征很相似，基本可以確定也是滾筒滾壓而成。謝明良認為，滾筒滾壓紋飾帶的技術是東吳西晉時期越窯青瓷的主要裝飾之一，并且指出這個技術應是繼承了漢代陶器的紋飾制法，而非來自南方地區之前的印紋陶技術[13]。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到了北魏時期，一種典型的喇叭口罐的肩部可見連續的忍冬紋帶，也是用刻紋的印模連續滾印而成的[14]。

四、結語

以上是筆者對接觸到的關中地區漢代陶器進行細節觀察和分析而得出的一點基本認識，歸納起來，滾筒滾壓出的紋飾呈規整的帶狀，而且會連續重復出現特征相同的圖案。限于目前考古資料發表的狀況，尚存在很多不清楚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提供一種可行的觀察方法，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今后如能對更多的類似材料進行詳細考察，一定會在滾筒滾壓技術的來源、地區分布、發展脈絡等方面得出更多、更深入的認識。

[1]李文杰.中國古代制陶工藝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

[2]同[1]：圖版陸玖.

[3]同[1]：87.

[4]同[1]：32.

[5]拱玉書.日出東方——蘇美兒文明探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196.

[6]圖片來自于大英博物館網站藏品在線(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其中1為117762號藏品，2為115911號藏品,3為135278號藏品。

[7]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M].臺北：石頭出版有限公司，2014：27-30.

[8]照片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喬蘇婷博士提供，攝于都靈博物館。

[9]見于咸陽一座西漢墓，資料存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10]雁北文物勘查團雁北文物勘查團.雁北文物勘查團報告[M].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39,41.

[11]南京市博物館.六朝風采[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32.

[12]同[11]：35.

[13]同[7]：30.

[14]王雁卿,劉貴斌,高峰.北魏陶器的裝飾紋樣[J].文物世界，2003（03）：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