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的后結構主義話語理論》述介*

◎ 陳勇 天津外國語大學中央文獻翻譯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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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的后結構主義話語理論》述介*

◎ 陳勇 天津外國語大學中央文獻翻譯基地

1. 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各國間的關聯日益緊密，層出不窮的危機以更快的速度傳播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在波及更多國家的同時，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動態性和復雜性。這些危機一般被認為是客觀發生的，并必然引發社會變革；國際關系中，國家的身份是由國情即本身的特質決定的，它們對危機的反應也取決于自己的身份，與他國關系不大。這種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現在已經很難完全解釋非常復雜和動態的世界了。20世紀90年代末，學者們（如孫吉勝，2008）開始借助后結構主義理論從話語的角度來研究國際關系，認為語言能夠造就一定的話語，建構特定的意義體系和知識，使其常識化和社會化；把語言作為理解不同社會現實的起點，把社會世界作為一個文本來研究，關注語言的解構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基爾大學國際政治社會學教授德克·內波爾斯（Dirk Nabers）的新作《全球政治的后結構主義話語理論》，從后結構主義和話語理論的角度，深刻分析了危機與變革之間的關系，并創造性地提出了理論框架和分析框架，有很強的解釋力和可操作性。

2. 內容簡介

全書包括四個部分及結論，每個部分包括2章，共8章。

第一部分“危機與變革”。本部分對國際關系領域的危機和變革兩個概念分別進行了文獻梳理。

第1章《危機》。首先進行了文獻綜述，重點提到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早期的學者大多認為危機是外生的（exogenous），而馬克思認為危機是內生的（endogenous），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它有四種形式：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政治維度的正統性危機；資本的意向與政府的意向不一致；大規模的環境污染。然后，作者分析了查理斯·赫爾曼（Charles Herman）、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科林·黑（Colin Hay）和肯尼斯·沃茲（Kenneth Waltz）等人的觀點，指出：早期的國際關系學者采用了嚴格的唯物主義和客觀主義視角來認識危機，過于重視“決策”的作用，很少從結構的角度來闡釋，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學者提到話語和偶然性。最后，界定了危機的本質：危機是由社會實踐引起的；離開社會實踐，危機就沒有本體地位。對危機的反應，不是由某個外部沖擊的所謂客觀特征決定的，而是由做出了某些選擇而同時又排除了其他選擇的話語所具有的力量決定的。危機所包含的問題，是由一些復雜的體系造成的，而這些復雜體系又與其他諸多復雜體系相互交織。

第2章《變化》。作者對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三種主要范式即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和建構主義進行分析后，認為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即忽略了結構變化。以肯尼斯·沃茲為例，他認為，結構大體上是穩定的，而結構內的成員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影響著結構的穩定；在國際關系中，國家之間實力的變化會引發國際秩序的變化，亦即：結構的變化是因成員本身特質的變化而引起的。再如，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采取了“中間路線”（via media），他的結構理想主義（structural idealism）把國際秩序看作一個“概念的”（ideational）結構，賦予各國實力以意義；國際關系的性質是由各國對彼此的看法和信念決定的。作者指出，這些理論以本質的、現成的范疇為形式來呈現世界，忽略了意義和權力之間的關系。他還提出了后結構主義的話語觀：任何社會意義都是話語建構的，它們變動不定且模糊不明，這就為社會變革提供了可能性；危機導致變革，變革內含于危機之中。

第二部分“現實與差異”。危機與變革是指社會的危機與變革，因此只有了解社會的本質才能深刻地認識危機變革的本質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第3章和第4章分別討論社會的兩個關鍵概念：現實和主體身份的差異性。

第3章《現實》。本章的主要觀點是：社會的現實是由話語建構的。在第1小節“精神與世界”中，作者梳理了哲學界關于精神與世界之間是一元論還是二元論關系的討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話語對社會現實的建構性。后面的三個小節闡述了“超越精神”“后基礎主義”和“倫理與權力”，闡述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亞歷山大·溫特、?？拢‵oucult）等人關于社會現實的理論，指出：由話語呈現出來的現實必然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意識形態將某個事實的諸多可能的意義限定在某一個意義上，或者把某個特定的意義當作普遍意義。社會系統或政治系統的解構具有話語性質；社會性是由話語建構的，因此話語結構的變化能反應社會構成方式的變化。

第4章《差異》。作者首先討論了身份與差異的關系。早期的學者都認為身份是由主體本身的特質決定的，忽視了主體之間的差異。作者贊同德勒茲（Deleuze）等后現代主義學者的觀點，認為社會和每個社會身份都是由“差異邏輯”（logic of difference）形成的，身份不在于自身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而在于與其他身份之間的關系性（relationality）。差異決定社會群體的邊界；沒有差異，就沒有人與人之間的不同，沒有社群、邊界、敵我、沖突甚至和平。作者還創造性地將索緒爾語言意義差異性理論與后結構主義的差異觀進行了比較和融合，指出：差異有兩個相反相成的作用：在系統內分配位置，賦予每個位置特殊性；強調關系性，進而否認這些特殊性。特殊性把差異當作特質；相反，關系性從邏輯上否認主體性并架空特殊性。作者還談到了德里達的延異和解構思想，進一步強化了身份的差異性和關系性。最后，作者介紹了國際關系領域關于差異的研究：威廉·康納利（William Connolly）最先將差異性和“他者”等概念引入該領域，認為一個國家的身份是在與其他國家的差異中存在的。沃克（R. B. J. Walker）將“他者”分為三類：重要的他者；威脅性的他者；重要但不具威脅性的他者?？藏悹枺―avid Campbell）認為，自我與他者總是相互滲透，身份并不穩定，因此國家或民族并沒有本質特征。

第三部分“霸權與社會變革”。本部分是全書的核心，第5、6章分別提出危機與變革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框架。

第5章《霸權》。本章在闡述一系列重要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理論框架。

作者首先闡釋了一系列重要概念。關于霸權（hegemony），作者認為，主體身份的不完整性是任何霸權的關鍵所在，是政治得以進行的基礎；如果普遍性取代了特殊性，民主政治就會終結，正如拉克洛（Laclau）所說：“民主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普遍性沒有具體的形態和內容?！保↙aclau, 1996: 35）某個特殊性暫時代表了一種幻想的普遍性，就形成了霸權關系（hegemonic relation）；社會關系如果連這種暫時的固定都沒有，社會就會一直處于混亂之中；從話語的角度看，霸權就是某個話語試圖控制整個話語場。關于等價（equivalence）與差異（difference）：要將諸多異質的主體撮合成一個群體，就要建構出他們的訴求的同一性，在他們之間形成等價邏輯（logic of equivalence）或等價鏈（equivalential chain）；但相互之間的差異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各自身份存在的基礎，由此形成差異邏輯（logic of difference）；等價試圖消除所有的差異，以形成徹底的同一性，但這只是個不能實現的幻想；社會性就存在于這兩種邏輯的張力之中。關于對立關系（antagonism）：某個群體的形成必然導致有的主體被納入、其他主體被排斥，分別構成群體的自我和他者，而這形成對立關系；被排斥的他者總是威脅著由等價鏈所體現出來的自我身份：對立關系外在于群體，決定著群體的邊界，防止群體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靜態的文化結構；自我的身份是依賴于他者而存在的；任何排斥都是政治行為，外部（即對立關系）的建構是偶然的，社會群體的客觀性很小。關于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一個能指沒有清晰、具體的所指，或者根本就沒有所指，就是空洞能指，如“自由”“民主”“人權”等；它有三個作用：指代普遍性、為等價鏈命名、把普遍性作為理想以保持等價鏈的開放性；空洞能指所指代的普遍性只不過是一種沒有實現、也無法實現的完美。關于斷裂（dislocation）：任何社會解構都不是封閉的，而是斷裂的；只有對照原始階段的純粹和秩序，才能表述當今社會的不純和扭曲；各種政治力量都試圖控制秩序與扭曲之間的差距，各種話語都爭相表述這些斷裂和解決之道，形成話語斗爭。

在這些概念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了危機與變革的理論框架（如圖1）：對立關系導致由等價鏈形成的社會結構的斷裂和不完整，產生危機。這種危機不僅普遍存在于社會結構中，也表現為主體身份的不完整。危機引發政治干預和變革，霸權話語將社會實踐重新制度化，試圖將社會結構和身份重歸完整，而完整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幻想，制度化也只是暫時的，是一個不斷進行著的過程。霸權話語只有符合沉淀的話語才具有合法性和權威性，沉淀的話語通常以空洞能指的形式出現，賦予某個群體以集體身份，個人的主體身份也須與之一致。簡言之，危機就是社會結構的斷裂，變革就是嘗試修復這些斷裂的努力，二者都是社會的內在特征。

第6章《話語分析》。作者在闡述話語與語言的區別，并介紹?？?、拉克洛（Laclau）和費爾克勞（Fairclough）等學者的話語理論之后，列舉了三種話語分析的視角：組合與聚合關系（syntagmatic and paradigmatic relations）；語料庫語言學（corpus linguistics）；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筆者認為，這三個視角中最具創造性的是第一個，在其中，作者揉合了索緒爾的組合與聚合關系及拉康（Jaques Lacan）的“借代”（metonymy）和“隱喻”（metaphor）：借代是能指的組合所形成的連續性，代表語言的組合維度；隱喻是用一個能指代替另一個能指，代表語言的聚合維度。作者還提出了提喻（synecdoche）：以部分代替整體，即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這三種“修辭手法”代表了霸權的三個步驟：用借代形成組合關系，越過隱喻的替代關系，到達提喻——以部分代替整體從而形成霸權。作者以上述三個分析視角為基礎，提出了話語的文本分析框架（如圖2）：用語料庫對文本中的組合與聚合關系進行定量分析，輔之以批評話語分析的定性分析；等價關系主要分析語義的增加、闡釋、同義、上下義等現象，差異關系主要分析語義的對立，二者是分析的具體方法。

第四部分“‘反恐戰爭’的危機與變革”。本部分是案例分析，以第6章的分析框架為方法，以第5章的理論框架解釋并分析了“9·11”之后美國的“反恐戰爭”話語（如圖3）。

圖3 “9·11”之后美國的“反恐戰爭”話語

第7章《斷裂》。本章分析了理論框架中的兩個要素：沉淀的話語和斷裂的結構。

美國的沉淀的話語就是美國“例外論”（exceptionalism），認為美國優于任何國家，是最富有、最強大、道德上最優秀的國家，有義務維持世界秩序、捍衛并輸出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和資本主義。這個“神話”代表著美利堅民族的純粹本質，危機是對這種純粹性的“污染”。這個身份包括三個方面：自由作為空洞能指，形成了美利堅民族的等價鏈；神話般的自我和否定性的他者（如被美國看作恐怖主義發源地的伊斯蘭國家）；代表著上帝的完整存在。它們形成了沉淀的話語的三角關系。小布什總統的“反恐戰爭”話語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沒有違背沉淀的話語，而是圍繞這種三角關系來構建的，由此建立了美國身份的同一性。作者還指出，斷裂包括兩個方面：身份的純粹性要求消除所有的異質特征，這導致反恐話語過度使用空洞能指“自由”；然而，徹底的消除又意味著純粹身份的不可能，因為被排斥的他者總是威脅和污染所謂的同一性自我。

第8章《霸權：構建危機與變革的話語理論》。本章分析了理論框架中的另外兩個要素：對立關系和制度化。對立關系是政治的前提，也是身份的邊界。小布什政府通過建構一個邪惡的他者即支持恐怖主義的伊斯蘭國家，來界定美國的純粹身份?？斩茨苤敢菜坪跸嗣绹鐣炔康牟町愋?。原本模糊的美國身份，在排斥外部威脅后獲得了本體地位；內部的同一性也因異質因素的排除而變成了可能。作者還指出，“9·11”事件之后成立的政府部門（如“國土安全部”）和通過的各種法案（如《外國情報監聽法案》）將反恐話語制度化了。這些制度都是圍繞著自我的“自由”和他者的“邪惡”兩個概念建立的，因為制度化只有在“反恐”這個霸權話語的框架中才具有合法性。制度化不僅存在于結構內部，還存在于結構外部。小布什政府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進攻伊拉克，公然踐踏國際法，這表明“例外論”默許美國制度化的普遍性，是明顯的霸權。另外，制度化只能暫時彌補社會結構的斷裂，會在話語斗爭中呈現出新的形式。

在結論《建構全球政治的話語理論》中，作者特別指出，本書的主題“危機與變革”與書名“全球政治的后結構主義話語理論”之間貌似有偏差，而實則道出了危機的本質：危機是對于身份遭到他者威脅的表述，因此具有現實的或潛在的全球性。然后，作者總結道：危機就是斷裂、差異和不完整；變革就是不斷努力去獲得一個最終無法實現的完整身份。話語霸權就像一場戰斗，爭奪的是哪個能指與哪個所指搭配，只有空洞能指才能彌合話語結構的斷裂。小布什政府將“9·11”事件表述成一場危機，特意在民族身份的意義結構中構建斷裂，然后用空洞能指將美國人民變成等價鏈，以修復斷裂。

3. 簡評

后現代主義思潮打破了理論的元敘事，原本完整的、連續的、體系化的各種現代主義理論被解構，變得碎片化。后現代主義很少有系統化的理論，它們也無意這么做，因為如果這么做就會回到現代主義的套路。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的主要功勞在于“破”，而非“立”。作為后現代主義思想的一個流派，后結構主義也是如此。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后結構主義對三種主流的研究范式進行了解構，強調語言能造就一定的話語，建構特定的意義體系和知識（孫吉勝，2008），但代表性的學者們很少有相互一致的理論。本書選取國際關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危機與變革”作為研究對象，在認真梳理并批判各種范式下的研究成果，并重點歸納了?？?、德里達、拉克洛、穆芙等后結構主義學者的相關觀點后，提出了完整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框架，使得危機與變革這一領域的研究更具可操作性，可謂有“破”有“立”，且更大的價值在于“立”。

作者提出的理論框架不僅內涵豐富，而且邏輯嚴謹。它以沉淀的話語、斷裂、對立關系和制度化四個概念為支柱，并融合其他諸多理論和概念，嚴謹地闡述了危機與變革的關系：社會群體是有成員之間的等價邏輯和差異邏輯共同形成的，它的身份不取決于自我的本質，而是由話語構建的他者所決定的；他者總是威脅著自我的身份，導致身份、社會結構和話語意義結構出現斷裂，斷裂被霸權話語表述成危機，危機必然引發政治干預；政治干預只有在不違背沉淀的話語的前提下，以空洞能指為號召，進行新的制度化，才能取得成功，亦即產生變革；這些過程都是偶然的，危機與變革之間的關系也是偶然的。這個框架以后結構主義為哲學基礎，它的一個重要的立論基礎就是話語的建構性，話語建構社會（田海龍，2009：112；2014：157），因此一切社會現象，包括危機和變革，都應被看作語言的產物。這就與?？碌脑捳Z理論產生了高度的契合，比如，?？滤f的話語之間的關系決定話語本身（Foucult, 2002: 22），正好體現了后結構主義的關系性。因此，這個理論框架是真正地融合了后結構主義與話語理論。

本書提出的文本分析框架很具操作性。語料庫的定量分析和批評話語分析的定性分析是方法論，文本中體現等價關系的語義增加、闡釋、同義、上下義和體現差異關系的語義對立等現象是具體手段，文本中的組合與聚合關系及其體現出的霸權話語對危機與變革的建構作用是分析的目的。這個框架不僅可以分析“反恐戰爭”，還可以分析任何重大的危機，具有廣泛的適用性。

可以說，本書是話語理論和后結構主義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一部難得的著作，在理論層面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在方法層面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然而，在通讀的過程當中，也感覺作者對以下兩個問題的論述不甚清楚。

第一，作者在結論部分談到本書主體與書名之間的關系時指出：危機是指身份受到了外部威脅，因而具有全球性。而且，還在第194頁引述了塔里奇·阿里（Tariq Ali）的觀點：內政與外交緊密相連。很顯然，作者是在表明，任何危機，即便是國內危機，不論大小，都具有全球性。因而作者并未對危機加以明確的區分：是國內的還是國家間的？如果是國內的，是全國性的還是局部的？是關涉外交的還是與外交毫無關系的？事實上，有的國內危機并無明顯的外交影響，例如2008年的貴州甕安事件就是一場國內的局部危機，也并非由“他者”威脅造成的，其影響也并未越出國界。因此，可以看出，作者預設的是有國際影響的危機，或者預設了：任何危機都有國際影響。若是前者，作者就應該交代清楚；若是后者，顯然有悖常理。

第二，關于本書的主題即危機與變革之間的關系，作者在第75頁非常明確地指出二者是偶然性關系（the contin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sis and change）。然而縱觀全書，作者一以貫之的觀點是：危機是偶然的，因為它是由話語或政治建構的；變革也是偶然的，因為它意味著“本質上偶然但被歷史物質化了的話語”的變化；危機包含或必然引發變革（政治干預）。即便在第1章的以“偶然性”為標題的第4節里，論述的也是這三個方面，并未說明二者之間的關系為何是偶然的。相反，我們由上述第三個方面可以推知：既然危機包含變革，那么二者就是必然關系。顯然，作者要強調的偶然性似乎是體現在危機引發何種改革上面。以“反恐戰爭”為例，恐怖主義危機會引發哪些具體的變革，即成立哪些政府部門、出臺哪些法案等，是偶然的，因為變革的具體內容和力度取決于政治力量之間的較量或話語斗爭。

Michael F. 2002.. London: Routledge.

孫吉勝，2008，話語、身份與對外政策——語言與國際關系的后結構主義，《國際政治研究》，第3期，41-57頁。

田海龍，2009，《語篇研究：范疇、視角、方法》，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12頁。

田海龍，2014，《批評話語分析：闡釋、思考、應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57頁。

陳勇

聯系地址：天津市（300204）河西區馬場道117號，天津外國語大學

電子郵件：garychenyo@126.com

陳勇，男，天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天津外國語大學中央文獻翻譯研究基地博士生。研究方向：批評話語分析、翻譯研究。

Dirk Nabers. 2015.. Landon: Palgrave Macmillan. ISBN: 978-1-137-528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