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與2030年世界秩序的不確定性

宋國友

【摘要】2030年的世界即將到來，中國和美國是2030年世界最為關鍵的國家行為體。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和互動關系對世界秩序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中美雙邊關系的形態本身就是2030年世界的重要內容。就中美關系而言，屆時兩國實力對比高度接近，經濟深度相互依賴，政治制度共存，安全形勢總體可控。從亞太區域層面，中美“兩極化”的趨勢基本成型。中國和美國呈現出不同的地區公共產品供給特征。亞太地區以穩定為主。從世界秩序的角度，2030年世界秩序處于相對穩定的階段，“兩超多強”的格局基本形成，但是如何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存在著中美競爭、中美融合以及中美放任等不同的前景。

【關鍵詞】中國 美國 世界秩序 權力轉移

【中圖分類號】 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5.004

要從全局層面預判2030年的世界，從傳統的國際政治角度來看，關鍵是要識別出最為重要的國家行為體，并且探討其實力對比、互動關系以及對國際體系的影響。毫無疑問，在2030年的世界，最重要的國家一是中國，二是美國。與當前相比，這兩個國家不僅自身的實力繼續增長，而且與其他國家的實力差距優勢愈發擴大，對世界的塑造力和影響力更強。

2030年的中美關系

2030年，跨國公司、城市等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會繼續提升，但國家依然是世界體系中最具權勢的行為體。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作為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是理解2030年世界的關鍵。事實上，考慮到中美兩國在全球事務中的極端重要性，雙邊關系的形態本身就塑造了2030年世界的基本格局。

中美實力對比。國家實力消長是世界體系演化的基礎。根據絕大多數研究預測，按照市場匯率法計算，中國GDP將會在2030年左右超過美國。①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中國GDP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②如果繼續按照購買力平價指標來比較，中國2030年的GDP會遠超美國。上述兩種衡量各國GDP的方法各有利弊。在市場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法之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確定成員國投票權份額時，還采用了把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法綜合考慮的方法來確定國家GDP。這種綜合方法由60%的匯率法加上40%的購買力平價法組成。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確定各成員國投票權時，也采用了這種綜合法。按照這種綜合法，中國GDP仍然會大幅超過美國，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之所以首先討論中美兩國的GDP，是因為GD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核心指標，是國家各種實力的先導性指標。GDP的增加，會為一國軍事、政治、外交以及軟實力的提升提供至關重要的物質基礎。從歷史經驗看，GDP總量第一的國家后來都成為全球體系的主導國。英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隨著中國按照匯率法計算的GDP超過美國，這對于國際體系的影響是歷史性的。需要說明的是，中國GDP在2030年左右超過美國并不意味著中國整體實力在2030年就會超過美國，特別是在軍事實力方面，中國與美國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但這種差距相比于目前的差距，將會顯著縮小。

中美雙邊關系。首先是經濟關系。中美經濟關系深度相互依存。金融危機所要求的結構性再平衡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所施加的以“公平貿易”為核心的政策性再平衡，沒有從根本上影響中美經濟關系的相互依存性。到了2030年，中美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仍然會深度相互依存，中美兩國經濟難以出現脫鉤特征。不過，與當前中美關系“不平衡”相互依存不同，2030年中國和美國經濟相互依存的對稱性大幅增加，中美經濟關系將會呈現為“平衡性依存”。在貿易領域，美國仍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但按照目前美國對華出口將近2位數的增幅，中國對于美國貿易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中國不僅穩居美國的第一大貿易國，對華貿易占其對外貿易比重穩居20%以上，而且占其對外出口的比重也會在10%左右。③從投資角度來看，未來某一時點將會達成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會進一步刺激中美雙向直接投資，特別是中國對美的直接投資存量會超過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存量。但在金融關系領域，原本以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為主要形式的相互依存形態將會發生較大變化，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逐漸成熟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重大進展，中國不再持有如此大規模的美國國債。即便如此，中美兩國之間的金融關系仍然十分密切，而且主要以金融業投資相互增加的形式表現。中美會更大幅度地向對方開放本國的金融服務業。

其次是政治關系。中美政治關系主要圍繞著兩國政治制度的差異展開，到2030年意識形態對于中美政治關系的沖擊總體上在降低。一方面，即使中國實力不斷增強，但中國仍不會主動“輸出”自身的意識形態。中國歷史上就不是一個意識形態擴張型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更多是突出“防衛”以及“自信”，而不是“拓展”和“進攻”。換言之，是內向型而非外向型的意識形態取向。這意味著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對美國以及西方提出的挑戰將會較為有限。不過，中國雖然不會因為實力上升而進行意識形態擴張，但是如果美國試圖在意識形態上干涉中國，中國屆時有實力進行反擊。另一方面，以特朗普漠視“意識形態”為典型，意識形態在美國外交以及對華政策中的分量逐漸降低，美國更多是把意識形態作為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在使用，并不是把意識形態作為真正的國家利益目標。特別是隨著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美國用以拓展意識形態的資源也在相對下降。值得注意的是，9·11恐怖主義襲擊以來，美國在意識形態方面開始把恐怖主義作為新的最重要的敵人，并調整國家戰略打擊全球恐怖主義?？梢灶A見，短期內在美國的認知里，崛起大國主要是從實力上對美國形成挑戰，而非意識形態上。因此，中美政治關系在2030年是大致穩定的。

最后是安全關系。二戰結束以來，大國之間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軍事沖突。這主要得益于經濟全球化和核武器的存在。如果說經濟全球化在積極意義上促成了大國間的和平，那么核武器恐怖平衡則從消極意義上抑制了大國間發生戰爭。哪怕是位列世界前兩位的國家，2030年的中美安全關系同樣受這兩大邏輯的制約。2030年中美之間的經濟聯系無論是從總量還是質量上，都要超過目前水平，經濟層面的巨大利益會繼續成為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中美2030年的軍事實力對比會更為接近，但在核武器的“有力保護”下，中美之間不太會因為軍力接近而出現直接軍事沖突。中美安全關系事實上還有地理因素的“加分”。一般而言，相鄰或者相近國家更容易發生沖突，因為涉及到領土主權或者歷史因素的影響。而中美之間因為太平洋的地理隔絕，不存在直接的領土糾紛，反而成為地理優勢?？傮w上，屆時盡管中美戰略互信仍然不足，安全互疑依舊不減，兩國安全關系會以穩定為主。endprint

2030年的世界，就中美關系而言，兩國實力對比高度接近，經濟深度相互依賴，政治制度共存，安全形勢總體可控，雙邊關系處于穩定區。

2030年的亞太秩序

世界由各個區域組成。各個區域以及區域之間的互動同樣塑造著世界秩序。④大國全球層面的競爭和合作也主要表現在各區域層面。在所有區域中，亞太地區越來越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區域。到2030年，亞太地區的GDP將超過全球的60%以上，廣義亞太的人口總量也將超過60%。2030年的亞太地區秩序是否繁榮、穩定與和平直接影響到世界秩序。從目前各大國的地區政策出發，結合各地區大國的力量對比，2030年的亞太秩序有以下特征。

亞太區域兩極化趨勢明朗。亞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美國主導的單極地區秩序。美國依靠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對亞太地區有著最為重大的影響。但在2030年左右，亞太兩極化趨勢十分明顯，其他地區成員和中國、美國的實力相差較大，且中美力量總體接近，因此中國和美國構成亞太地區的兩極。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是兩大主導性的國家，兩者在硬實力和軟實力等方面均大幅領先于其他國家，對亞太地區新秩序的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新的亞太兩極秩序以陸海分治為顯著特征。中國是傳統的陸地國家，而美國是海上強國。2030年中國在亞太陸地區域將有著突出的影響?！耙粠б宦贰背h的推進實施，道路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初具規模，中國對于亞洲陸地部分的影響力將顯著增加。而美國依靠其地區軍事體系以及對區域國家軍售的慣性力量，繼續在亞太地區保有影響。與目前相比，經過十數年的發展，中美兩極力量的陸海分界線將會往東移，大致以日本、韓國、臺灣地區、菲律賓、印尼以及澳大利亞為界。該界限以東地區，美國能夠更大發揮影響力，而該分界線以西地區，中國將會有更大影響力。處于這一邊界帶上的部分國家和地區，以往大都與美國形成軍事同盟，但在地區力量對比變化的趨勢下，會呈現出“中立化”的跡象，試圖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同時與中美兩國實現關系發展。此外，這條中美兩極的分界線不會是靜止和凝固的，而是動態和交錯的。在美國占據主導優勢的亞太區域，也會有部分和中國關系更為緊密的成員；而在大陸部分，也會有一些和美國關系更近的國家。

需要指出的是，亞太區域中美兩極的描述是對地區國家間實力分布的客觀描述，并不意味著中美一定會發生對抗，尤其是軍事對抗。用以確保中美兩國關系穩定的軍事和經濟因素在區域層面仍然發揮著作用。區域內其他國家也不愿看到中美之間的對抗以致于他們必須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戰爭雖不會爆發，但按照權力政治的邏輯，中美還是會發生旨在贏得地區影響力的競爭，為該地區爭相提供公共產品以爭取獲得更大優勢。公共產品供給競爭會取代安全競爭成為中美地區競逐的主要內容。從中美兩國各自的優勢看，兩國將在不同領域發揮著領導作用。⑤中國將主要提供新增的經濟公共產品。對此，中國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在2016年的亞太地區，中國是其第一大貿易伙伴的國家共有23國，而將美國作為第一大貿易伙伴國的國家僅有鄰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兩個國家，中國經濟優勢明顯。中國未來通過與亞太國家訂立更多自貿協定、加強金融聯系，提供適度援助、推動產能合作以及鞏固地方經濟合作，不斷強化中國亞太地區經濟中心位置。與中國相比，由于美國轉向“內向”的大趨勢以及中國經濟實力上升的大背景，美國在經濟領域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美國新政府退出TPP充分表明了這一點。美國亞太地區公共產品供給主要表現在軍事領域。美國通過維護冷戰期間所形成的同盟體系，延續其在亞太地區的存在。由于武器系統和軍隊聯系等因素的存在，安全公共產品更具有排他性，也更難以在短時間內就被替代。

在中美兩極化以及競爭性的公共產品供給中，亞太地區將呈現出兩種不同形態的國際關系組合。一是以中國力推的“伙伴關系”網絡組合。中國的伙伴關系網絡有兩大支柱。其一是以增長和繁榮為核心的發展支柱。中國通過地區公共產品推動區域國家發展水平的提升、發展概念的深化和發展格局的優化，打造亞洲發展伙伴網絡。其二是以和平和穩定為核心的安全支柱。亞洲國家彼此之間尊重領土和主權完整，避免戰爭，把通過協商談判處理分歧爭端作為地區國家主要政策取向。中國的發展觀和安全觀將會吸引更多區域成員。亞太伙伴國家變得需要中國，要與作為主導的中國同向匹配，相向而行，在相互依賴中形成對中國的高度依賴。中國進而為其他國家提供規則和制度性安排等公共產品，促進亞洲國家的廣泛合作，為彼此之間的經濟、政治以及社會互動提供制度空間。另一種是以美國雙邊軍事同盟為特征的同盟體系。安全同盟延續權力思維，突出美國的軍事主導，繼續利用中國崛起以及維護海洋主權來渲染中國崛起對原有地區秩序的威脅，把中國描畫為地區安全秩序的破壞者。安全同盟往往還和所謂的“民主國家聯盟”結合在一起?！懊裰鲊衣撁恕币晕鞣矫裰鬟@一意識形態劃界，突出民主國家的相似性，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看成異質性的政治制度，試圖把中國政治制度隔絕于所謂的亞洲“主流”政治制度之外，從而達到價值觀上孤立中國的目的。

除了中國的伙伴關系網絡和美國的軍事同盟體系之外，亞太地區還會存在以部分中等強國為基礎的中等強國聯盟。中等強國聯盟包括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印尼以及加拿大等中等實力國家。⑥出現這一聯盟的主要原因是這些中等國家力圖在中美兩極化之外尋求新的戰略空間，發揮相對獨立的角色，對中美兩國形成制衡，防止中美兩極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傮w上，中等強國網絡的形成對伙伴關系網絡和同盟體系是一種補充和對沖。

2030年的世界秩序

在2030年的世界，中國上升勢頭明顯，美國基本維持原有地位。即使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美國，但從秩序的角度，哪怕是經濟秩序，美國二戰后所主導的世界秩序基本上還在維持，新的世界秩序難以立即形成。

秩序的改變要晚于且難于實力的轉變。從最近一次英美之間的全球性權力轉移看，美國經濟總量早在19世紀末期就已經超過英國。但是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秩序的調整要到20世紀中葉的布雷頓森林會議才出現標志性的轉移。經濟秩序要晚于經濟總量將近半個世紀才開始。這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全球貨幣的使用存在巨大的慣性。美元在2030年依然是全球的基礎性貨幣。人民幣難以在短短的十數年之內就取代美國。而全球基準貨幣的轉移是經濟秩序轉移的最后但也是最為重要的標志性事件。endprint

對于中美之間的全球權力轉移而言，好消息是核武器作為戰略穩定器的作用依然牢固，暫時不會出現從根本上影響大國核武器恐怖平衡的新型軍事技術。這意味著中國超越美國的世界新秩序很有可能以和平形態出現，有較大概率順利走出“修昔底德陷阱”。⑦不過，沒有了戰爭的催生，新秩序的出現將比歷史上任何一次轉移需要更多的時間。

在新的世界秩序的形塑過程中，大致上有三種方式：大國競爭形成秩序、大國合作形成秩序和大國放任形成秩序。

從競爭的角度，中美之間最為關鍵的是模式之爭。秩序之變始于模式之變，而且，中國和美國所推行的模式剛好又大相徑庭。中國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混合經營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政治模式與美國奉行的市場主導的經濟模式以及兩黨輪流執政的政治制度形成鮮明對比。模式的巨大差異性本身就很容易引發競爭性的問題，何況中美兩國還是秩序之變的關鍵國家。中國崛起與美國衰落會引發其他國家對中國模式的更多關注。以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為開始，世界對于中華文明的興趣會與日俱增，世界從中華文明汲取營養的趨勢可能出現。美國模式以及美國文明是否會因此式微？美國政府如何維護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美國國內對此有深深的擔憂，認為美國對國際規則機制的控制權、全球公域的治理權以及普世價值觀可能會遭受沖擊。⑧不過，也有很多人認為，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不會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出現問題。西方民主化是歷史大趨勢，中國如果不能適應將困難重重。⑨

同樣從兩國模式出發，中美之間也可能存在著模式互鑒、兼容并存的可能性。中華文明和美國文明都不是封閉的文明，都蘊含著開放和學習的基因。因此，當兩者相遇甚至沖撞的時刻，兩種文明并不排除彼此學習的可能性。中國并不是現存國際秩序的“他者”。中國承認是現有世界秩序的受益者，同時也是維護者。中國對于全球化的支持、對于自由貿易體系的維護、對于聯合國機制的贊揚，都發自內心。而且中國知道，盡管從維護全球公平正義治理的角度，要質疑和改革美國的領導權，但深層的國際秩序毫發未傷⑩。中國有動機和機會與這個秩序接觸并融入其中，從而推進自身利益。對中國而言，通往現代化的道路是穿過而不是繞開現行國際秩序。?美國同樣存在可能放棄原有以意識形態擴張為重要訴求的秩序擴張和維持的戰略，轉而重視中國的發展模式。2016年的總統大選可能是美國國際秩序觀的分水嶺，從擴張主義的秩序轉向民粹主義的秩序，內向化特征明顯，對傳統自由主義秩序的興趣正在降低。美國國內日益抬頭的孤立主義勢力正在迫使其放棄在世界舞臺上的傳統角色。特朗普執政以來所強調的把經濟建設放在更為優先的位置，以及從意識形態領域的收縮，都表明美國政府也開始意識到“首先管好自己”哲學的正確性。在中美兩國世界秩序觀重疊面日益增大的情況下，中美雙方打破舊有秩序觀的局限，從秩序進化和利益融合的角度形成新的融合性秩序，并非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考慮到中美各自在2030年左右的人口結構這一重大影響因素，中美世界秩序觀可能都會發生大的調整，兩國模式將以非競爭的形態出現。從中國的角度，2030年左右將是老齡化程度最為嚴重的階段。老齡化的社會總體上預示著保守和維護現狀。而且，伴隨著幾乎兩代獨生子女政策所形成的龐大財富在新一代的集聚，新一代富人群體對于經濟財富的渴望將會有所降低。屆時，中國政府改變秩序現狀的迫切性將會降低，而維護原有秩序的動機更強。而美國的人口結構，在2030年左右也將呈現出有色人種在比重更多的結構，特別是拉美裔和非洲裔在美國人口的比重持續提升。美國原有由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所形成的精英主義、對外擴張和傳教精神的政治文化也可能因此面臨重大調整。在此情況下，中美兩國在世界秩序上都呈現出內向型的顯著轉變，不再追求自身模式的普適性和擴張。

對于未來新世界秩序的形成，人們主要從競爭和合作兩個角度觀察，即中美通過競爭推動權力轉移從而形成新的秩序，或者中美通過合作來塑造新的秩序。有趣的是，盡管世界秩序比地區秩序聽起來更為宏大和誘人，但也有可能2030年中國和美國對于世界秩序的關心程度要遠低于人們的期待，至少要遠低于兩國對亞太地區秩序的關心程度。換言之，中國和美國并不一定為了所謂的世界秩序去競爭或者合作，可能更多的是采取放任的戰略取向，這將帶來世界秩序不是處于臨界點、而是自由期的狀態。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是中美兩國在所謂世界秩序的維護或者創新方面，同時存在著意愿不足或者能力不夠的情況。特別是在內向化的大趨勢下，國內政治要求中美兩國政府減少在國際事務中的資源投入，更多關注國內事務。如果中美兩國同時喪失對于世界秩序的興趣，世界秩序將會處于自發自然的形成狀態。特別是那些本來就有強大的內生性、獨特性和穩定性的區域，很有可能游離于中美共同關心的秩序之外，成為世界秩序的特殊區域。

在分析了2030年中美視角下的世界秩序形成的三種可能途徑后，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屆時的世界秩序最有可能呈現出什么形態？總體而言，現有秩序的大多數要素到時依然存在。中美兩國競爭和合作共存，借鑒和制衡同在。世界秩序處于相對穩定的階段，“兩超多強”的格局基本形成。從秩序的主導型理念或者“意識形態”的角度，2030年沒有一種模式能夠處于主流或者“普世”的地位，多種觀念同時存在，國家行為體選擇多元。

預測未來從來都是有風險的事情，正因為如此，國際政治最大魅力和挑戰也恰恰在于預測未來。距離2030年還有十數年的時間，當中完全可能出現足以塑造原有趨勢甚至本身預示著新趨勢的重大事件。如果沒有突然事件的發生，2030年其實并不會特別令人激動萬分或者興奮異常。在沒有大國戰爭的情況下，秩序將以非常緩慢的速度進行演化，量變的過程將會更為長久。甚至真正置身于2030年，世界也沒有大的變化。事實上，中國和美國等國家，并不會為2030這一年份謀劃或者準備什么，和其他任何一個年份一樣，2030年僅僅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年而已。它既特殊，也很尋常。特殊之處在于它很可能是舊秩序進入新秩序的關鍵年份，見證了原有霸主的逐漸謝幕和一個新秩序主導國的重新崛起。尋常之處在于即便是世界秩序的轉移，在歷史上也并不鮮見，更何況國家間的互動基本上還是以實力和權力為主導，民眾的日常生活還將繼續。endprint

注釋

預測結果有兩大數據來源，一是由歐洲經濟與商業分析中心提供（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參見《中國2030年將超過美國 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參考消息網，2015年12月28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151228/1038783.shtml；二是中國的數據測算，參見黃建輝：《中國有望2029年前后超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光明網，2017年4月18日，http：//economy.gmw.cn/2017-04/18/content_24236489.htm。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2014年10月，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4/02/weodata/download.aspx。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6年，美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36429億美元，中美貨物進出口總額為5785.9億美元，美國對中國貿易占美國貿易總額比重為15.9%；美國對外出口總額為14537.2億美元，美國對華出口總額為1157.8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出口占美國對外出口總額比重為8%；美國進口總額為21891.8億美元，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為4628.1億美元，美國從中國進口占美國進口總額比重為21.1%。

[美]基辛格：《世界秩序》（序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趙全勝：《中美關系和亞太地區的“雙領導體制”》，《美國研究》，2012年第1期，第8頁。

Bruce Gilley， Andrew O'Neil （edt）， 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本人的發明，而是西方學者面對中國崛起創造出來的概念，意在強調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將其應用到中美關系中，最初出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拉姆·阿利森。其基本含義是，一個崛起中的新興強國必然對古老的霸主發起挑戰，從而觸發世界范圍的沖突，猶如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和斯巴達。沖突的結果也會是災難性的，像雅典和斯巴達的沖突一樣，兩個強國都走向衰落。參見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

Joseph S. Nye，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7.

在加拿大芒克辯論舉辦的第20場半年會上，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和CNN評論員法里德·扎卡里亞就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否已終結進行辯論，前者持正方立場，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后者的觀點則針鋒相對?，F場聽眾在辯論前后分別進行投票，正方支持率從辯前的34%下降至29%，反方支持率則從66%上升至71%。從辯論結果來看，現場聽眾傾向于認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仍有頑強的生命力，詳情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終結了嗎？》，觀察者網，2017年5月22日，http：//www.guancha.cn/NiEr-FuGeSen/2017_05_22_409443_s.shtml。

羅伯特·卡根：《若無力對抗中俄，世界將向第三次大戰倒退》，觀察者網，2017年2月24日。

G. 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1.

責 編∕楊昀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