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貿易的影響因素分析

張建武

【摘要】非市場經濟地位以及由此引發的反傾銷、反補貼訴訟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中的最大障礙之一，并且非市場經濟地位已成為我國企業應訴國外反傾銷調查的核心問題。在以1995～2016年歐盟、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摩洛哥、新西蘭、菲律賓、南非、中國臺灣、泰國、越南、日本和中國的貿易額、政府信譽、稅負、商業自由化、貨幣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等8個變量作為自變量，以反傾銷數量為因變量所進行的實證研究中發現，進一步放開貨幣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可以降低對中國反傾銷的數量。既然非市場經濟地位依然從解決問題泛化為政治經濟問題，中國需要尋求新的出路?！耙粠б宦贰边@種以中國為龍頭、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為龍身的“龍騰模式”，必將成為發展中國家突破發達國家約束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非市場經濟地位 反傾銷 經濟自由化 海上絲綢之路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5.005

文獻綜述

非市場經濟地位以及由此引發的反傾銷、反補貼訴訟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中的最大障礙之一，并且非市場經濟地位已成為我國企業應訴國外反傾銷調查的核心問題。宋泓（2004）在分析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淵源及其危害的基礎上，認為利用建立或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契機，促使盡可能多的國家和地區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是我國謀求市場經濟地位的最有效選擇。周俐軍、何元貴（2005）則認為目前即使中國取得了市場經濟地位也不會對頻繁受到反傾銷指控的現狀有明顯改善，不宜簡單急于要求別國提前承認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要加強內部改革和自身發展。何秀榮（2005）結合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案例討論了非市場經濟地位的一些相關概念、非市場經濟地位對我國的實質性影響和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相關規定的出臺考慮，最后提出了我國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的建議。

“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定位是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屢遭反傾銷訴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已淪為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工具，給我國的外貿經濟造成了直接的損失。馬忠法（2005）結合歐盟和美國的有關規定、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的承諾及中國市場經濟實際發展水平，認為需要通過政府間雙邊談判，堅決取消中國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定位或消弭其影響，政府在個案上應利用WTO規則作企業的最后保障。馮濤（2006）認為非市場經濟地位具有模糊性和矛盾性，不能將爭取市場經濟地位視為解決全部貿易摩擦的唯一法寶，要充分發揮政府、行業和企業的作用，通過貿易、經濟和政治等途徑應對我國非市場經濟地位。馮宗憲、林龍輝、向洪金（2010）利用重復博弈模型從動態視角對中國與歐盟市場經濟地位談判中雙方談判的可行性、談判的模式以及雙方的收益和策略選擇進行了深入分析，發現中歐之間的非市場經濟地位談判帶給雙邊的收益是不對稱的，一開始就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不是歐盟的最優選擇。周灝（2011）對反傾銷領域的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進行了解讀，實證結果顯示，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對美國商務部肯定性裁決結果無顯著影響，但對反傾銷稅率高低的裁決有顯著影響。

“非市場經濟地位”是中國入世遺留的最后關鍵性問題。彭德雷（2015）認為2016年后“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法律適用應由“特別法”轉向“一般法”，終止對中國的歧視性實踐。但是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總體界定，美國、歐盟等國家都有嚴格的標準。劉學文、朱京安（2015）認為近年來頻繁發生的“雙反”調查以及美歐的立法變化已經預示著非市場經濟規則可能借反補貼措施死灰復燃，中國應更加謹慎地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李雙雙（2016）在考察中國入世條款中“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由來的基礎上，分析“非市場經濟地位”歧視性反傾銷條款對中國經貿的影響，最后針對部分國家拒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提出中國可采取的應對措施。

作為較成功的轉型經濟體，中國至今仍被歐美等國家和地區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這是不公平的（賀艷）。由于2016年《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5條即將失效，關于中國屆時能否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引起了政府、學術界和公眾的極大關注。李思奇、姚遠、屠新泉（2016）以WTO法和美國國內法為視角，對WTO與美國國內法中的市場經濟地位規則進行解讀；結合美國國內在對華經貿政策上的政治考量，重點分析美國在此問題上的政策立場，對美國處理這一問題的可能選擇加以預期和研判，提出中國的策略選擇。與此同時，歐盟能否如期以及如何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法律與政策爭論日益升溫。胡建國（2016）認為歐盟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進一步復雜化和政治化，主要影響因素包括中美歐關系、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產能過剩和貿易防御工具現代化等。歐盟需要在遵守歐盟法律和WTO規則的前提下尋找某些替代性保護措施，以便在尊重法治與迎合保護主義之間找到平衡點。中國企業要采取外交、法律、經濟等手段敦促歐盟根據WTO規則如期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或者改變對華反傾銷中的正常價值計算方法。

綜上所述，非市場經濟地位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對中國貿易制約的重要手段，一旦其他發展中國家效仿，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影響極其巨大。為此，本文以海上絲綢之路的部分國家為研究對象，研究它們對中國反傾銷的真正因素，試圖找出中國突破非市場經濟地位約束的發展路徑。

中國面臨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反傾銷的現狀和壓力endprint

根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倡議和新形勢下推進國際合作的需要，結合古代陸海絲綢之路的走向，共建“一帶一路”確定了五大方向。其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兩大走向，一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合作伙伴并不僅限于東盟，而是以點帶線，以線帶面，增進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交往，串起連通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等各大經濟板塊的市場鏈，發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戰略合作經濟帶，以亞歐非經濟貿易一體化為發展的長期目標。由于東盟地處海上絲綢之路的十字路口和必經之地，它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的首要發展目標。這是本文選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的依據。

對中國發起和中國應對的反傾銷案例越來越多。1995至2016年6月，對中國發起和中國應對的反傾銷案例越來越多。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案例從1995年的20起發展到2015年的71起，2009年高達78起，截止到2016年6月一共1170起，占世界的22.80%；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案例占世界總發起的比例從1995年的12.74%上升到2015年的30.87%；中國對反傾銷的應對從1995年的27起到2015年的61起，截止到2016年6月一共840起，占世界的25.33%；占世界總應對的比例從1995年的22.50%上升到2015年的33.70%。對中國發起和中國應對的反傾銷案例接近世界1/3，如果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像美國和歐盟那樣以“非市場經濟地位”為由對中國進行反傾銷、反補貼，將會對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帶來沖擊。

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對中國發起和中國應對的反傾銷案例比重較大。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包括歐盟）對中國發起和中國應對的反傾銷案例占總數的1/2左右，其中歐盟、印度、土耳其、南非、澳大利亞是主要的對中國發起反傾銷和中國應對的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尤其是印度和土耳其，相對較好的區域是東南亞地區國家。這里面很多國家沒有出現反傾銷的原因在于它們不存在和中國的貿易爭端。

對中國發起和中國應對的反傾銷案例的主要原因是非市場經濟地位。非市場經濟地位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大障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排名就是經濟自由化得分及排名。從1995～2017年，中國的排名從未進入前60%，雖然中國的得分一直在保持上升的態勢。但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和市場開放程度是世界公認的，所以就出現了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得分及排名長期停滯不前，同時中國市場規模、市場開放度以及貿易總量不斷增長的局面；這實際上是發達國家認定中國不具備市場經濟地位的主要因素。美國和歐盟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關鍵不在于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如何、能否達到他們的市場經濟標準，也與經濟自由度沒有關系；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是否在戰略意義上取得了合作，是否滿足了美國和歐盟的要價。這也是本文在現行情況下判斷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利用非市場經濟地位對中國實施反傾銷的影響因素。

中國面臨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反傾銷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估計結果及其解釋。本文選擇1995～2016年歐盟、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摩洛哥、新西蘭、菲律賓、南非、中國臺灣、泰國、越南、日本和中國的貿易額、政府信譽、稅負、商業自由化、貨幣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等8個變量作為自變量，以反傾銷數量為因變量，進行實證研究。對面板數據進行估計，同樣需要考慮數據的平穩性和協整關系。通過ADF單位根檢驗，發現所有變量在5%的顯著水平上都是平穩序列。由于本文數據相對較短，故直接進行模型的估計。在此基礎上，根據Hausman檢驗的結果，本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而非隨機效應模型。具體估計結果如表4。

模型1涉及本文的所有樣本國家和地區，模型2剔除歐盟，估計結果如表4，這兩個模型的估計結果都比較好，模型的擬合程度也不錯。對于模型1來講，貿易額、政府信譽、貨幣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等5個因素至少在10%的顯著性水平顯著，其中貨幣自由化是可以顯著降低對中國反傾銷的數量，貿易額、政府信譽、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顯著增加對中國反傾銷的數量；對于模型2來講，貿易額、政府信譽、貨幣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等4個因素至少在10%的顯著性水平顯著，其中貨幣自由化是可以顯著降低對中國反傾銷的數量，貿易額、政府信譽、貿易自由化顯著增加對中國反傾銷的數量。這實際上和上文的數據相一致，即：無論中國目前怎樣提高經濟自由化，對中國的反傾銷依然不會減少。

在這樣的情況下，進一步對中國單獨進行反傾銷數量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結果如表5。結果發現，貿易額、政府信譽、貨幣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等6個因素至少在10%的顯著性水平顯著，其中貨幣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提高是可以顯著降低對中國反傾銷的數量，貿易額、政府信譽、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顯著增加對中國反傾銷的數量。

從表4和表5可以發現，按照歐盟和美國的標準，進一步放開貨幣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是可以提高中國的市場地位，降低對中國反傾銷數量的，但是貨幣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卻是拉丁美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本輪全球經濟下行的最重要原因，歐盟和美國對此是有責任的。所以，既然非市場經濟地位依然從解決問題泛化為政治經濟問題，中國需要尋求新的出路，那就是“一帶一路”建設，同時建立“一帶一路”的中國模式，本文將在下文繼續闡述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推廣“龍騰模型”的可行性。

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推廣“龍騰模型”的可行性

日本學者赤松要（1935）提出"雁陣模型"，模型以日本為雁頭，其次為亞洲四小龍（包含韓國、中國臺灣、香港、新加坡），其后是中國大陸與東盟各國（包含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這樣一種發展情況。這是東亞發展中國家為了盡快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通過進口技術或設備來發展國內市場的一種策略。當國內市場得以發展時，再結合本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與國際市場需要開發國外市場。"雁陣模型"使得各國經濟密切聯系在一起，在這一增長的梯隊和鏈條中，一個環節出現故障，就會使整個增長梯隊受到影響，而且學習和模仿使經濟增長的動力逐漸衰竭，因為經濟增長的源動力來自創新和技術進步。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雁陣模型”日益暴露出對區域內國家經濟的不利影響，以及對新的國際形勢的不適應?！把汴嚹Ｐ汀睕]有辦法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反傾銷反補貼的問題，東亞地區需要新的發展模式，來化解這些問題。事實上，這種模式的出發點是以維護日本的利益為核心的，其最終的結果勢必導致這種模式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的終結。endprint

中國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斷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共識，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的方案與實施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也是發展中國家突破發達國家約束的重要途徑，本文稱之為“龍騰模式”。這一模式的核心是以中國為龍頭，以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為龍身，發揮龍頭的火車頭功能，以重構全球價值鏈，實現利益共享。

這一模式的目標在于促進亞歐大陸及附近海洋的高水平互聯互通，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將進一步發掘這一地區巨大的發展潛力，增進各國的思想交流與文明的互學互鑒，共同實現多元、自主、平衡和可持續的發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2017）。

小結與建議

本文通過梳理對中國的反傾銷情況發現，對中國發起和中國應對的反傾銷案例越來越多，而且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對中國發起和中國應對的反傾銷案例比重較大，同時對中國發起和中國應對的反傾銷案例的主要原因是非市場經濟地位。對此，本文選擇1995～2016年歐盟、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摩洛哥、新西蘭、菲律賓、南非、中國臺灣、泰國、越南、日本和中國的貿易額、政府信譽、稅負、商業自由化、貨幣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等8個變量作為自變量，以反傾銷數量為因變量，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進一步放開貨幣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是可以降低對中國反傾銷數量的，但是貨幣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卻是拉丁美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本輪全球經濟下行的最重要原因。同時本文還論證了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推廣“龍騰模型”的可行性。

解決中國日益增多的反傾銷反補貼問題，不在于通過提高貿易自由化來獲得市場經濟地位，而在于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便利化，盡快發揮“龍騰模式”的作用。為此需要做到：

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1）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貿易投資便利化的基礎工程和硬件保障，對于促進貿易和提高貿易效率的作用巨大。共同推進國際骨干通道建設，“渝新歐”模式是一個成功的典范和樣本。在中國和陸上鄰國間形成水陸空協調的國家級樞紐，需要注意的是，樞紐的節點不一定在中國，可通過談判確定。積極推動和加快建設沿線口岸自由貿易區，推進貨物和要素流通；在交通和口岸基礎設施建設、通關能力建設方面加強合作，使得“交通走廊”變得更加通暢，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物流便利化。

（2）發揮口岸城市的支點作用。需要進一步加快口岸城市的建設，促進資源要素的流通和優勢互補?？梢钥紤]在口岸城市建設更加開放和一體化的自由貿易區。

加強貿易投資便利化的機制與能力建設。（1）加強資本市場建設和金融合作。加快擴大金融合作，推動雙邊本幣互換和資金融通，加快構建金融服務的新體系。要積極推進國家央行之間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推動金融企業走出去和引進來，互設金融機構，暢通貿易投資便利化；開展區域金融合作，優惠政策的洽談，加強國家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的互訪交流；推動國際金融開放合作，探討項目融資和鼓勵投資機制，探尋適合經濟走廊發展的國際金融區域合作模式，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為構建金融市場創新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和完善的基礎設施。

（2）籌建資本平臺?？梢钥紤]中國和陸上鄰國的開發基金等金融平臺，共同推動國際金融機構融資，籌發專項基金，建立重點項目庫，進一步推動區域務實合作。除了政策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方式，還可以采用絲路債券、創新金融產品等方式來促進國家間的金融合作。

（3）提高通關效率和加強沿線各經濟體的檢驗檢疫交流與合作。開發“海關跨境合作平臺”和互認海關監管數據，加強中國和陸上鄰國的監管互認和信息交換，提高通關效率。

（本文分別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對外貿易結構調整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機制與政策研究”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重大培育項目“對外貿易結構凋整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機制與政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71673063、16ZD03；內蒙古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薛繼亮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李楠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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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2017，《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實踐與中國的貢獻》，黨建網，http：//dangjian.com/djw2016sy/djw2016wkztl/wkztl2016xihy/201705/t20170515_4241821.shtml，5月15日。

責 編/樊保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