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文化的歷史貢獻

□李伯謙

吳越文化的歷史貢獻

□李伯謙

一、中國古代典籍對吳越的記述

吳和越是世居長江下游江、浙地區的古老國族，起源甚早。

吳，傳為周之始祖古公亶夫(太王)之后，司馬遷《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乃奔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自號勾吳”，傳五代至周章，“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從周章再傳十三世至壽夢，“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

越之始祖傳為夏少康庶子，《史記·越世家》云“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發，披草萊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狈Q王。

記述吳越史跡的古籍甚多，除司馬遷的《史記》，在先秦時期的《左傳》《國語》《世本》《墨子》及漢和漢以后的 《漢書》《吳越春秋》《越絕書》等書中屢有提及，除吳越兩國的起源、世系外，還涉及族氏、地域、生產生活、國際關系乃至名人逸事等，不一而足。其中難免雜有傳說、附會等不實成分，但其基本是事實，尤其是有關春秋戰國時期的內容，因為有宋代以來出土的鑄刻有吳越王名的鐘、鑒、戈、矛等文物為證，已無可疑。近代考古學傳入我國以后，隨著田野考古的逐步開展，更為復原吳越歷史并追溯其源頭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二、吳越考古發現與研究

以田野調查發掘為特征的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前，時有鑄刻吳越王名、人名的青銅器出土，據不完全統計，有吳王夫差鑒、劍，越王州勾劍，吳王壽夢戈，吳者減鐘，越其次鉤鑃，姑馮鉤鑃等。這些青銅器在王黼《宣和博古圖》、王杰《西清續鑒》、鄒安《周金文存》、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及圖錄、于省吾《雙劍誃古器物圖錄》、容庚《鳥書考》、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等書中分別有所著錄。近代考古學興起之后，亦屢有零星發現。

近代考古學在20世紀20年代以1926年李濟在山西運城夏縣西陰村的發掘、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在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為標志，已傳入我國，但在江、浙地區，正式的考古工作還是在1936年衛聚賢等發起成立吳越史地研究會之后。該研究會成立伊始，在江、浙、滬管轄地域內做過一些調查和試掘，著名的良渚遺址就是成立當年由施昕更調查試掘時發現的。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時期和 1946—1949年的解放戰爭時期，考古工作基本停止，不可能有新的發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隨著中央和省、市文物機構的成立以及基本建設的開展，考古工作也迎來了自己的春天，重要考古發現接踵而至。限于篇幅，我們不可能詳述每項考古的經過，只能圍繞吳越主題摘要提及。

關于吳國的歷史和文化，我認為需要提及的主要有：

1.作為吳之前身的夏商時期的點將臺文化和湖熟文化。兩種文化主要分布于江蘇寧鎮地區及周邊，是吳文化的主要來源。點將臺文化得名于南京江寧點將臺遺址的發掘，其早于湖熟文化，晚于當地新石器時代文化，與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山東與蘇北的岳石文化時代相當或略晚，也包含有它們傳播來的某些文化因素。對此，張敏著有《試論點將臺文化》一文[1]，可以參考。湖熟文化得名于南京江寧湖熟鎮一些遺址的發掘[2]，其典型遺存有北陰陽營第3、第2層，城頭山遺址第5層。點將臺遺址中、上文化層，咎廟遺址中、上文化層，團山遺址第10、第9、第8層，甘草山遺址H2等[3]。湖熟文化大體相當于中原地區商文化中、晚期，因有小件青銅器發現，疑是當地最早的青銅文化。

2.相當于商周之際至春秋戰國時期的臺形遺址及土墩墓。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不斷有所發現，以臺形遺址為主的居住遺址累計有上百處，土墩墓有數千座。除寧鎮地區外，還分布到了皖南丘陵和太湖西緣，北抵江淮。鄒厚本先生主編的《江蘇考古五十年》中，認為這即是有周一代的吳國遺存，我表示贊同。該書通過對臺形遺址以句容城頭山第2、第3、第4層，白蟒臺遺址上、中、下層，丹徒斷山墩第1、第2、第3期，團山遺址第6、第 4、第 2層，儀征甘草山遺址第 4、3第層，丹陽鳳凰山遺址第 1、第 2、第 3、第 4期，南京鎖金村下文化層，江浦曹王滕子遺址、蔣滕子遺址春秋時期文化遺存和以丹徒大港、句容浮山果園、高淳顧隴、永寧、溧水烏山、丹陽導墅等為代表的土墩墓的綜合研究，將吳文化分為四期。第一期為西周早期，相當于西周成王至昭王時期，文化內涵多繼承湖熟文化晚期并發展而來，有青銅器、印紋硬陶和原始瓷；第二期相當于西周中期，除一期延續發展來的因素外，可明顯看到來自太湖和錢塘江流域傳播來的越文化因素；第三期相當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青銅器在組合、形制和紋飾上形成地方特色，中原的影響明顯減少；第四期為吳王壽夢至夫差時期，吳文化發展臻于高峰，與越文化融合并進一步發展，青銅兵器鑄造登峰造極[4]。而隨著公元前473年吳為越所滅，吳越文化已融為一體，戰國時期隨葬上百件原始瓷禮樂器的無錫鴻山大墓[5]成為越文化的典型代表。

3.鎮江大港孫家村鑄銅遺址的發現。吳和越（春秋時期）的銅器鑄造，技術水平在列國中名列前茅，尤其是劍、戈、矛等兵器鑄造之精更是冠絕當世。但長期以來，未曾發現過與之相關的采銅、煉銅和鑄銅的遺址，孫家村遺址是這一領域鑄造遺址的首次發現[6]。面積約12000平方米，由臺地和環壕組成，臺地面積約8000平方米，高約4.5米，環壕全長350米，臺地上發現有土壟，土壟內側有29個土臺，大小不一。經發掘，出土有窯址、灰坑、坩堝片、鑄銅陶范、銅斧、刀、削、殘銅戈等遺跡遺物，時代從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盡管規模不是很大，出土遺跡、遺物不多，但畢竟是吳國鑄銅遺存的首次發現，為在這方面進行進一步的探究提供了有益的線索。

4.吳國都邑遺址的發掘。盡管考古上不支持文獻所講的“太伯、仲雍乃奔荊蠻”之地不在無錫梅里，而在寧鎮地區，但考古調查發掘證實，蘇州木瀆所謂的吳大城和無錫、常州交界的闔閭城確為春秋末年吳國所建的都邑，闔閭城遺址[7]和木瀆古城遺址[8]已分別被評為2009年、2010年度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當然，由于范圍太大，又水網密布，所以野外發掘難度較大，要對其內部結構布局有更清楚的了解，這其中有許多工作要做。

5.吳國國君大墓的探索。關于吳國國君墓葬，首先提到的自然是丹徒煙墩山出“宜侯夨簋”的銅器墓[9]。自20世紀50年代發現以來，圍繞著宜侯夨是否即武王尋找的“已君吳”的太伯、仲雍之后周章，意見頗有分歧。從形制看，定為康昭之時無什么問題。但從銘文內容看，夨原為虞侯后改封宜侯的事實，與《史記》所記難以契合，而且與宜侯夨簋同出一墓的其他銅器有不少形制花紋從時代看要晚，早不到西周早期，無論如何將宜侯夨定為周章，將此墓定為吳國開國之君周章的墓依據太少，不足憑信。

據文獻記載，越滅吳時已將吳國國君陵墓毀壞殆盡，難以踏尋。但長江南岸從大港至諫壁一線，沿江丘陵淺山上發現的西周東周銅器大墓卻值得特別關注。其中北山頂大墓出土的一件青銅矛上可識“馀昧”二字，張敏、周曉陸推定可能是闔閭之叔輩吳王馀昧之墓[10]，從該墓時代、規模和出土隨葬器物之豐富考慮或有可能，但又同出“甚六”鼎、鐘和“尸祭”缶，有研究者表示懷疑。

蘇州真山大墓[11]，最初推測可能是吳國貴族墓葬，我曾為其作序，后張敏撰文推測其為越墓[12]。

關于越國史跡與文化，可提及的有：

1.從幾何形印紋陶到原始瓷的探索。幾何形印紋陶和原始瓷在1949年以前已有零星發現。但較多出土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而有計劃的考古工作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有關單位合作啟動的 “瓷之源”課題的實施。該課題始于2009年，2012年被國家文物局列入指南針計劃，經過5年連續不斷的野外調查發掘和多次學術會議研討，取得了重要突破：一是發現了從夏商至戰國時期不曾間斷的窯址和大批標本，對從幾何形印紋陶到原始瓷的發展演變進行了分期，確認東苕溪流域是原始瓷主要生產地，確定原始瓷最早出現于夏代晚期。我曾寫過《原始瓷起源于夏代的確證——讀“瓷之源”課題組研究成果報告》一文，刊于《華夏文明》2017年第6期。二是發現了周代德清火燒山、亭子橋等專門燒造王室御用原始瓷器的窯址，出土了一批高質量的原始瓷標本。三是運用現代科技手段研究了原始瓷生產的礦料產地、工藝流程、裝燒工藝、燒成溫度及其演變過程，提高了對原始瓷科學研究認識的水平。他們的成果已結集為《德清火燒山》《德清亭子橋》《東苕溪流域夏商時期原始瓷窯址》《原始瓷研究論文集》和鄭建明《夏商原始瓷略論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3]。

原始瓷的生產，伴隨從夏至漢代真正瓷器出現以前的始終，“瓷之源”課題組做出的分期，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越文化的分期。

2.越國國君和高等級貴族墓葬的發現。

東漢趙曄《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云，越之始祖為少康之庶子無余，其后二十余世有無壬，無壬生無曎，無曎生無譚，無譚生允常，“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當允常矣”。允常以上三代有名號無事跡，再往上至無余，更杳茫無跡。

從考古上看，位于紹興境內的印山大墓[14]是空前發現，其高大的封土、方形圍墓溝、由原木搭建的“人”字形槨室、獨木棺、壙內排水溝等為首見。發掘主持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陳元甫研究員已考訂其為越王允常之墓，該墓雖被盜一空，但從劫余之小件物品觀察，時代確為春秋末年，文獻所記地望，亦頗一致。我曾為該墓考古報告作序，也同意這一推測。

1982年發掘了亦為春秋時期的紹興306號墓[15]，規格雖夠不上越王級別，但亦屬高級貴族。墓中出土的伎樂銅屋、玉耳金舟、青銅插座及鼎、甗、盉、尊、罍及龍形玉佩等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為探尋越國史跡啟動的越王陵調查課題，在越國都城南面的平水一帶發現了“中”字形大墓6座、“甲”字形大墓12座、刀把形墓5座，推定或為戰國時期越王陵及其臣僚或家族成員墓地[16]，可惜多已被盜，未能開展科學發掘。

據史籍記載， 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僅有故吳地。在江蘇無錫發現的鴻山大墓即為戰國時期越國高級貴族墓，因未被盜，出土了大批原始瓷質的仿銅禮樂器，有鼎、豆、壺、鑒、編鐘、編镈、編磬、 于、鉦等，乃至工具、兵器，應有盡有，較全面地展示了戰國時期越國貴族的葬俗和文化風貌。

3.越國都城遺存的踏查。春秋時期越國都城在紹興，因農耕、起土、雨水沖刷，長年遭受破壞，遺跡多已不存。但城址附近地區屢有墓葬發現，有的尚殘存有青銅器，但主要是生產工具和兵器。

越滅吳后，曾一度將都城遷至今蘇州原吳都吳大城。不久，旋因北上爭霸，將都城北遷瑯玡，瑯玡在今之何地，意見不一，未有定論。

4.越國青銅器的出土。春秋政治中心所在地浙江，及越滅吳后歸入越國的江蘇、安徽、山東的一些地區，時有越式青銅器出土，鄭小爐博士的《吳越和百越地區周代青銅器研究》一書[17]對其記述、研究頗詳，可以參考。

吳越考古及對吳文化、越文化的研究，較之中原主要諸侯國可能略有滯后，但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半個多世紀的努力，迄今已建立起了吳越文化分期及年代體系，基本掌握了吳越都邑及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了吳越楚及其與中原有關諸侯國交往狀況，對吳、越在春秋時期已進入王國文明階段達成共識。吳和越都是具有開創精神的國族，都對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中華一統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吳越文化的歷史貢獻

《人民日報》2015年3月6日刊登的我的《中國古代文明化歷程的啟示》一文中，我所論述的第三點啟示是：“文明演進的歷程是不斷實現民族文化融合、不斷吸收異民族文化先進因素的歷程?！?/p>

中國歷史上的周代是民族文化融合的關鍵時期，地處我國東南一隅的吳越，長期被視為荒蠻服地的后起國族，然而從前面介紹的吳越歷史演進過程可以看到，它們適應當地的環境，不僅在內部有許多發明創造，而且在國力增強、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通過外交和武力手段積極向外開拓，吳王夫差黃池會上力爭盟主和越王勾踐北上遷都瑯玡，都是其具有開拓創新精神的典型事例。那么，在以中原地區華夏文明為核心的中華一體文明形成發展過程中，吳越文化貢獻了些什么？又有哪些先進因素被吸收進去與之融為一體呢？我認為至少可以從五個方面說起：

1.印紋陶和原始瓷。印紋陶在晚于良渚文化的廣富林文化、好川文化中已有少量發現，其特點是火候高、硬度大；原始瓷是在硬陶表面有一層玻璃釉。1978年在江西廬山召開的 “中國南方幾何形印紋陶學術討論會”上，圍繞原始瓷起源和開始燒造時間曾有過較多的討論，迄今尚無定論。經過浙江考古研究所“瓷之源”課題組多年的研究，已確定其始燒年代在夏代，對此我有專文予以介紹[18]。原始瓷經過商和西周的發展，至春秋戰國達到頂峰，無錫鴻山大墓出土的成套成組的原始瓷隨葬品即是代表(圖一)。根據考古發現，原始瓷發明不久，即作為珍貴禮品傳入中原，在二里頭、東下馮夏代遺址，鄭州商城、安陽殷墟商代遺址，周原、豐鎬、成周及燕、晉、虢、鄭、韓等西周、東周高等級遺址中均有發現。

2.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吳、越地區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商代晚期應已出現，西周至戰國早、中期非常流行(圖二)。中原地區長期流行的是土坑墓，孔子以前還是“墓而不墳”。但隨著交往的增加，中原地區至春秋晚期也開始出現了有封土的墳丘墓，這顯然是向長期有著封土傳統的吳越學習的結果。為什么中原地區會由“墓而不墳”逐漸向墳丘墓演變，成為當時新的喪葬習俗？我分析很可能與墓祭形式的改變有一定關系。中原地區是有墓祭傳統的，這在殷墟西北崗王陵區、北趙晉侯墓地可以看到。但由于入葬填埋之后不封不樹，缺乏明顯標志，祭祀時特別是后來的祭祀活動常常出現擾動被祭墓主墓穴、墓道的現象，我們發掘北趙晉侯墓地時即曾見過。為避免這種現象發生，墓上建筑便應運而生，這就是戰國時期出現的享堂。

圖一 無錫鴻山大墓出土原始瓷器

圖二 北山頂春秋大墓剖面圖

3.青銅劍。吳越地區是東周流行的青銅劍的發明地之一，其源頭可追溯到吳城文化的青銅矛，至西周，則演化為見于土墩墓或土墩石室墓的箍上帶耳空首劍，進一步發展就是東周時期楚地和中原流行的窄格雙箍有首劍(圖三)。劍是用于格斗、護身的兵器，東周時期更成為身份的象征，君子佩劍是當時流行的一種習尚。

4.青銅鐮。鐮作為一種農業收割工具起源甚早，材質也多種多樣，石鐮、蚌鐮最為常見。西周時期出現青銅鐮，最早的實例可能是江蘇儀征破山口與一批青銅禮器一起出土的一件，形制長方微彎，無齒。至春秋，在浙江紹興、安徽繁昌等地多有發現，皆有齒刃，是很有特色的一種農具(圖四)。

5.“鳥蟲書”。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出現早期文字，商代晚期在青銅器上開始鑄造銘文。商周甲骨文、銘文是成熟的文字，無論刻、鑄都十分工整、規范。字體隨著時間而變化，至春秋晚期出現書體美化的所謂“鳥蟲書”。據現有材料，最早出現這種書體的是吳越地區，出土最多的也是吳越地區(圖五)。對最早研究“鳥蟲書”的有容庚先生，他著有《鳥蟲書考》；其后有董楚平先生，其代表作是《吳越徐舒金文集釋》；最系統研究“鳥蟲書”的是曹錦炎先生，他的代表作是《鳥蟲書研究》。

吳越文化在自身形成發展過程中，從中原文化吸收了許多先進元素，但同時也對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中華一體文明的形成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以上所舉五項已足以表明其貢獻之巨。事實告訴我們：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中華一體文明正因為有包括吳越文化在內的多民族、多文化的不斷融入而日益強大、日益豐富多彩、日益具有活力和創造精神，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本文根據2017年7月在蘇州博物館召開的“吳文化研討會”上的發言提綱補苴而成，成文過程中張天宇博士幫助查找資料、許多朋友幫助挑選圖片，提供諸多幫助，謹致謝意）。

圖五吳越地區的“鳥蟲書”

[1]張敏：《試論點將臺文化》，《東南文化》1989年第3期。

[2]曾昭燏、尹煥章：《試論湖熟文化》，《考古學報》1959年第4期。

[3][4]鄒厚本等：《江蘇考古五十年》（三）第二章之二、三、五，（三）之第三章，南京出版社，2000年。

[5]南京博物院、江蘇省考古研究所、無錫市錫山區文物管理委員會：《鴻山越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6]何漢生：《江蘇鎮江孫家村發現吳國青銅器鑄造遺址》，《中國文物報·文物考古周刊》2017年5月5日。

[7]張敏：《闔閭城遺址的考古調查及其保護設想》，《江漢考古》2008年第4期。

[8]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蘇州市考古研究所：《蘇州木瀆古城2011—2014年考古報告》，《考古學報》2016年第2期。

[9]江蘇省文管會：《江蘇丹徒縣煙墩山出土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

[10]周曉陸、張敏：《北山四器銘考》，《東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

[11]蘇州博物館：《真山東周墓地——吳楚貴族墓地的發掘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12]張敏：《吳越貴族墓葬的甄別研究》，《文物》2010 年第1期。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火燒溝》，文物出版社，2008年；《德清亭子橋》，文物出版社，2011年；《東苕溪流域夏商時期原始瓷窯址》，文物出版社，2015年；《原始瓷起源研究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夏商原始瓷略論稿》，文物出版社，2015年。

[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5]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第 1 期。

[16]黃昊德：《浙江紹興越國王陵及貴族墓調查與勘探成果豐碩》，《中國文物報》2015年12月18日。

[17]鄭小爐：《吳越和百越地區周代青銅器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

[18]李伯謙：《原始瓷起源于夏代的確證》，《華夏文明》2017年第6期。

（作者單位 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 趙建春]

更正聲明

《華夏文明》2017年第8期刊發 《先秦時期的“中國”“國家”探源》一文中所配圖一、圖二非原文配圖，系編輯因版面需要所配。 另：文中第25頁，“先秦時期‘中國’‘國家’標志性因素積累與開成階段示意表”：

約6000—4500年一欄 ，祀，補祭壇、廟、塚。

約4500—4000年一欄，祀，刪去廟、塚。

《華夏文明》編輯部

2017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