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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四乳禽獸紋鏡分類研究

2017-10-11 07:23于燕
關鍵詞:禽鳥禽獸朱雀

□于燕

漢代四乳禽獸紋鏡分類研究

□于燕

通常講:“四乳禽獸紋鏡,指的是鏡背有四乳,四乳間飾有禽鳥、螭(虺)、獸、四神、羽人等紋飾的銅鏡?!盵1]鏡體多為圓形,鈕多為圓鈕或半圓形鈕,鈕座以四葉紋鈕座、并蒂連珠紋鈕座、圓鈕座、方鈕座居多,“鈕座區外的裝飾主要由整體上呈旋轉的短弧線、正方向的直線紋組成,主紋一般都夾飾在兩周短線紋之間”[2],多寬素緣。

四乳禽獸紋鏡,以鏡背突出的四乳釘為主要特點,《博古圖錄》稱之為四乳鑒。與戰國時期的乳釘紋鏡、蟠螭紋鏡、虺龍紋鏡、禽獸紋鏡等有一定的傳承關系。隨著漢代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精神文化的豐富,四乳禽獸紋鏡漸漸有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其主紋鮮明突出,布局以四枚乳釘為媒介形成四分法,主紋飾有禽鳥、四螭(虺)、禽獸、龍虎、四神、羽人等生動形象,部分鏡類有銘文。東漢時期的部分鏡類還采用浮雕手法,更加凸顯了四乳間生動形象的各類紋飾。

一、四乳禽獸紋鏡的分類

有關四乳禽獸紋鏡的分類,筆者主要參考了孔祥星、劉一曼先生的《中國銅鏡圖典》和程林泉、韓國河先生的《長安漢鏡》,還有各省有關出土銅鏡的著作。梳理之后,選取其中符合定義的銅鏡85面(個別材料中,紋飾不清晰或對銅鏡紋飾敘述不詳的未做統計),并對其進行分類分型。

這些銅鏡紋飾種類繁多,組合方式也各式各樣,按照四乳間環繞紋飾的種類不同,大致分成四大類,并進行分型,包括:第一類四乳四螭(虺)紋鏡、第二類四乳禽鳥紋鏡、第三類四乳四神紋鏡、第四類四乳獸紋鏡,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類,四乳四螭(虺)紋鏡,30面。

四乳四螭紋鏡,主要流行于西漢早期到東漢初年。主要特征是,鈕座外以四乳為四分區,每區的主要紋飾為一螭紋,螭紋的腹背兩側飾有禽鳥、四神、其他動物等不同紋飾。邊緣多為內向十六連弧紋緣,也有寬素平緣。由于螭紋與其他紋飾的組合方式復雜多樣,再按照不同的組合方式將其分為A、B、C、D、E五型:

A型,3面。主紋區有四個螭紋,座外四乳間各飾一螭紋。在陜西省尤家莊M35、鄭王村M135(圖一:1)、方新村 M17 皆有出土,屬于西漢早中期鏡。均收錄于《長安漢鏡》。

B型,2面。該鏡型不僅四乳間的主紋區飾有螭紋,其鈕座內也飾有螭紋。其中1面出土于長安縣(今長安區)義井鄉荊寺二村M6,圓鈕座內飾首尾相隨的二螭,座外一周內向十六連弧紋,屬于西漢早期鏡。另外1面出土于吉林榆樹老河深鮮卑墓葬,屬于東漢時期鏡(圖一:2)。

C型,19面。四乳間的主要紋飾是四螭紋與八禽鳥(雛紋)相結合。主紋區的四乳間,四螭紋成鉤形軀體排列在四乳間,頭和尾幾乎相同,螭紋內外兩側各有一鳥。此外,又根據八禽鳥的形態繁簡分為兩個亞型。

Ca型,11面。螭紋內外兩側的兩只禽鳥都比較清楚,形狀大小相同或內小外大。河南洛陽收藏2面、湖北鄂州收藏1面(圖一:3),陜西西安收藏8面。

Cb型,8面。螭紋外側即靠近銅鏡緣部的禽鳥比較清楚,而內側的鳥紋簡化為三角、圓圈、弧線等。廣西、浙江、四川(圖一:4)各收藏1面,陜西西安地區收藏5面。

D型,2面。這種鏡型與C型鏡較為相似,四螭紋的身軀外側各有一只冠羽鳥紋,不同的是其中一鳥被替換為奔跑的兔子。如收藏的1面鏡出土自河南洛陽燒溝東漢初年墓[3](圖一:5)。浙江地區也有1面同類紋飾的西漢時期銅鏡。

E型,4面。四乳間的主要紋飾是四螭紋,四螭紋兩側分別是四神的頭部和禽鳥,紋飾較為復雜。其中,《中國銅鏡圖典》收錄1面漢代鏡,陜西省方新村M1出土1面新莽時期鏡[4]。此外,河南洛陽和浙江地區還分別收藏1面西漢時期的此類鏡型,后者還有“內青質□以□明,光夫象日月不□”[5]的銘文(圖一:6)。

圖一 第一類,四乳四螭(虺)紋鏡

第二類,四乳禽鳥紋鏡,17面。

四乳禽鳥紋鏡,主要流行于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鈕座外的主紋區為四乳間分布著相對或相背的兩只禽鳥,或一只禽鳥。斜線緣、素寬緣居多。按照四乳間禽鳥數量的多少又可分為A、B兩型:

A型,四乳四鳥紋鏡,7面。四乳之間各一只禽鳥。按照禽鳥的形態繁簡又分為兩個亞型:

Aa型,3面。主紋為四乳與四鳥相間環列,四只鳥刻畫得端莊俊俏,各具神態;兩只鳥羽翼張開呈飛翔狀,拖著長尾羽。雙線波折紋緣。湖南長沙西漢墓出土1面[6]。河南洛陽也收藏1面西漢鏡(圖二:1)。湖北鄂州則發現了1面東漢鏡。

Ab型,4面。主紋為四乳間以四禽,小禽方向兩隔乳相對或相背。此鏡紋飾刻畫簡潔,較為粗糙。斜線紋緣[7]。河南洛陽出土1面東漢鏡,湖北鄂州出土2面東漢鏡,陜西省鄭王莊M97出土1面西漢晚期鏡(圖二:2)。

B型,四乳八鳥紋鏡,10面。四乳之間各兩只禽鳥。按照禽鳥的形態繁簡又分為兩個亞型:

Ba型,8面。四乳間二鳥相對,圖形簡單。只表現出鳥的輪廓,二歧冠、覆羽翼、翹尾。素寬緣。吉林榆樹出土1面。還有1面出土自廣州東漢前期墓[8]。另外,陜西西安發現2面西漢晚期和1面新莽時期鏡,河南洛陽收藏1面西漢鏡(圖二:3),湖北鄂州收藏1面新莽時期鏡,吉林收藏1面東漢鏡。

Bb型,2面。該鏡型四乳間二鳥形態比較形象,外區還有銘文。如湖南資興東漢中期墓出土的1面,四乳兩側各一鳥,二鳥隔乳相背,外區銘文為“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渴”,兩周鋸齒紋緣[9]。另外,廣西發現1面東漢時期該類鏡型(圖二:4),有“形興常樂”四字銘文,相間環列于二禽鳥之間[10]。

圖二 第二類,四乳禽鳥紋鏡

第三類,四乳四神紋鏡,17面。

四乳四神紋鏡,主要流行于西漢晚期至東漢前中期。主紋飾為四乳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相間環繞,寬素緣。但四乳間又往往不僅只有四神,所以根據四神與其他紋飾的不同組合方式又可分為A、B、C三型:

A型,四乳間僅有四神,1面。該鏡型主紋并不復雜,僅四乳與四神相間環繞,但四神刻畫細微,形象生動,線條流暢,朱雀的尾羽十分醒目,龜蛇相交,首尾設計均衡和諧。出土自廣東廣州東漢前期墓[11]圖三:1)。

B型,四乳間有四神和其他獸(動物),5面。這種鏡型組合方式復雜多樣,且規律性不強,所以根據其他獸的種類將其又分為三個亞型。

Ba型,1面,四乳間飾有四神與一種獸。主紋為四乳與四神紋相間環繞,但四神形態別具風格,龍頭結構簡單,身軀蜷曲、細長、無粗細之別,玄武極度簡化,無法辨識,露出的只是龜首和蛇身,其余空間是一頭站立的小鹿。[12]該鏡收錄于《中國銅鏡圖典》。

Bb型,2面,四乳間飾有四神與三種獸,并且有銘文。陜西淳化出土1面,鈕座外二周凸帶,其間的銘文為“內而青而以□而□□而□而象光而日之月光而忽心而不”。并蒂八珠座四乳釘紋間有四神:羽人對青龍、羽人追玄武、白虎與獸相對、朱雀配禽鳥(圖三:2)。[13]另外1面鏡為四葉紋鈕座,四葉間有“長樂未央”四字銘文。四乳間的紋飾分別為羽人戲龍、羽人與玄武、白虎與長鬃獸嬉戲、鹿與朱雀相對而立[14]。

Bc型,2面,四乳間飾有四神與四種獸。其中1面收錄于《中國銅鏡圖典》,且有銘文,凸弦紋寬帶外一周銘文:“內清以召四(明)光象夫日月,世(瀉)召不”。四神均配置其他紋飾,青龍與一虎曲頸回首相對、白虎和玄武前各一羽人及一獸、朱雀與一禽鳥回首相對[15]。另外,廣西出土1面東漢鏡,四乳間的紋飾分別為青龍配瑞獸、白虎配鼠、朱雀配鳳鳥、玄武配兔[16]圖三:3)。

C型,四乳間為變異四神,11面。四乳變異四神鏡,筆者將其定義為:單獨的一種、兩種或三種四神,或用不同的獸類替換了其中一種四神的鏡型。根據四乳間相間環繞四神種類分為四亞型。

Ca型,1面。四乳間相間環繞一種四神。廣西收錄1面東漢鏡,四乳間各一朱雀[17]圖三:4)。

Cb型,4面,四乳間相間環繞兩種四神。其中1面廣東廣州收藏的西漢晚期鏡,包含白虎與朱雀兩種四神,即主紋為四乳與二虎、二朱雀相間環繞[18]。

另外3面均為東漢時期鏡,其中2面為吉林收藏(圖三:5),1面為廣西收藏,都包含青龍與白虎兩種四神,即主紋為四乳與二青龍、二白虎相間環繞。這種鏡型以往都被孔祥星、管維良等學者歸為四乳龍虎紋鏡,但筆者觀察圖錄后發現其與青龍和白虎的圖案并無明顯區別,故將其歸為四乳四神紋鏡的亞型四乳變異四神鏡。

Cc型,1面。四乳間相間環繞三種四神,且有銘文。河南洛陽出土1面西漢晚期鏡,四葉紋鈕座間有“長宜子孫”四字銘文,四乳間相間環繞青龍、白虎、二朱雀[19]圖三:6)。

Cd型,5面,四乳間相間環繞四神,但其中一種四神被其他獸所替換。

其中3面為湖北鄂州出土的東漢前中期鏡,主紋為四乳間以浮雕式的禽獸紋,禽獸有龍、虎、朱雀及麒麟,禽獸均呈奔馳或行走狀。其外一周短斜線紋,二周鋸齒紋緣[20](圖三:7)。

另外2面均收錄于《長安漢鏡》,其中1面出土于陜西省范南村M159,屬于新莽時期鏡,其主紋將四神之一的朱雀替換為鳳。另外1面出土于陜西省曹家廟M9,屬于東漢中期鏡(圖三:8),將四神之一的朱雀替換為羽人,其寓意有待進一步考證。

第四類,四乳獸紋鏡,21面。

四乳獸紋鏡,其中也包括四神中的各種禽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均有出現,但一般每面鏡中最多出現一種或兩種四神,且規律性不強,因此沒有將此類鏡歸入四乳四神紋鏡。主要流行于西漢早期至東漢前中期。主紋為四乳與多種獸相間環繞,寬素緣。由于四乳間獸的數量和組合方式復雜且各不相同,筆者按照獸的種類劃分了 A、B、C、D、E、F 六型。

A型,四乳間僅有一種獸,1面。四乳四鹿紋鏡,四乳與四鹿相間環繞,呈奔馳狀,此類型的獸紋鏡風格獨特,出土于陜西省鄭王莊M181,在西安地區首次發現且僅見1面(圖四:1),目前還未在其他地區有類似發現,其墓葬年代基本在西漢早期文景后段至武帝初年?!斑@種帶有草原氣息的四鹿紋鏡,似乎和‘鹿之祥瑞’的故事以及西漢上林苑中飼養或狩獵鹿的活動有關,可能有深層的文化背景”[21]。

B型,四乳間有兩種獸,2面。其中1面在陜西省方新村M3出土,屬于新莽時期鏡(圖四:2),四乳間飾有兩虎兩獸。另1面為湖北鄂州出土的東漢時期鏡,四乳間飾有浮雕式的四龍二鳳,且主紋外有一周銘文:三月二日乍(作)[22]。

C型,四乳間有三種獸,12面。主紋區四乳與四獸相間環繞,其中二獸紋飾相同。其中9面收藏于陜西西安地區,均為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鏡,禽獸多為一羽人、二禽鳥、一蛇或一獸。另外廣西地區收藏2面東漢前期鏡(圖四:3),廣東廣州收藏1面西漢后期鏡。

D型,四乳間有四種獸,2面。該鏡型比較特別,融合了博局紋鏡類的特點,鈕座外有三周方格,方格外每邊中部各有一博局紋中的T形紋,T形紋外是四乳間的各禽獸,禽獸數量不定,但均有四種。如廣西出土的2面東漢前期鏡(圖四:4)。[23]

E型,四乳間有六種獸,1面。四乳羽人禽獸鏡(圖四:5),主紋由四枚帶四葉座的乳釘紋分為四組:羽人戲獸、虎與鹿、朱雀與鹿、怪熊與獸,各組禽獸形態各異,每組之間相互呼應,寬素緣[24]。收錄于《中國銅鏡圖典》。

F型,四乳間有七種獸,3面。主紋為四乳相間四組紋飾,每組的禽獸種類各不相同,組合方式也不同。其中1面廣東廣州出土的東漢前期鏡(圖四:6),其四葉紋鈕座間有“長宜子孫”的銘文[25]。另外河南洛陽和湖南地區各收藏1面西漢時期鏡。

圖三 第三類,四乳四神紋鏡

圖四 第四類,四乳獸紋鏡

二、流行時段、分布地域

四乳禽獸紋鏡并非在全國范圍內均有出土,主要集中在陜西、河南、浙江、湖南、廣東、四川、湖北、廣西、吉林等地。

陜西地區主要流行于西漢早期至新莽時期,一些衍生出的特殊鏡類,則延續至東漢中期。河南洛陽主要流行于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浙江地區主要流行于西漢時期,東漢時期未有發現。湖南地區和廣東地區發現的四乳禽獸紋鏡數量并不多,均流行于西漢晚期至東漢前中期。四川僅收藏1面西漢四乳四螭紋鏡。湖北地區主要流行于西漢晚期至東漢前期。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收藏的四乳禽獸紋鏡中所有浮雕式的銅鏡均來自于湖北鄂州地區,包括3面浮雕式變異四神紋鏡和1面浮雕式四乳獸紋鏡。

廣西地區收藏的四乳禽獸紋鏡數量較多,主要是東漢前中期鏡。此地的漢鏡既受到中原漢鏡的影響,也帶有自己的特色。吉林地區出土的四乳禽獸紋鏡均為東漢前中期鏡,未有西漢時期鏡。其中1面四乳四螭紋鏡,陜西西安地區屬于西漢早期鏡,在此地卻屬于東漢時期,這也可以看出中原地區的漢鏡出現在邊疆地區需要一定的時間。

總的來說,周邊地區漢鏡大多受中原地區影響,不過又帶有當地的特色,生動反映了漢代大一統背景下的各地政治、經濟、文化面貌。

三、文化因素

四乳禽獸紋鏡,是兩漢時期銅鏡的重要流行鏡類之一,也是四乳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四乳釘,學者對其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其中兩種觀點最為普遍:一種觀點認為四乳釘代表四極,是對天地四方認識的具體體現;另一種觀點認為四乳即四子,是子孫紋鏡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我國古代“求子繼嗣”的傳統觀念,尤其與龍、虎、鳥、蛇、鹿等獸紋結合起來,不僅具有避邪保平安的寓意,還有生育求子的隱喻,“長宜子孫”銘文的出現,更加印證了這種觀點[26]。

西漢早期漢鏡紋飾組合單一,四乳禽獸紋鏡的紋飾主要是四螭紋或虺鳥的組合形式。從西漢中晚期開始,禽鳥、四神、各種獸紋、羽人紋飾更多地出現在四乳鏡之中,這種現象與陰陽五行、仙人思想和讖緯學說的興盛有關。在當時社會的思想文化中,用陰陽五行化的儒學理論解釋神怪現象而形成的讖緯學說十分盛行,它與四神結合起來,并賦予了四神表示陰陽、消除邪惡的功能,因此,鏡背上四靈的紋飾屢見不鮮。另外,漢鏡上的羽人紋飾,也可以看作是仙人思想的體現,直接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社會人們的精神信仰和寄托,表達了對羽化升仙和祥瑞辟邪的美好夙愿。新莽建立后,這種思想文化上的觀念并無變化,只是銅鏡的裝飾工藝有所發展。到了東漢前中期,除了延續之前的思想觀念外,“長宜子孫”等銘文也更多地出現在銅鏡之中。

四、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僅粗淺地分析了漢代四乳禽獸紋鏡的分類、流行時段、地域性及文化因素??芍^拋磚引玉,僅供參考,正如孔祥星先生在《中國古代銅鏡研究的幾個問題》中提出的“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國銅鏡,必須注意加強銅鏡的專題研究工作”[27]那樣,深入地研究還有待努力。

[1][2][4][21]程林泉、韓國河:《長安漢鏡》,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3][6][7][8][9][11][12][13][14][15][18][19][20][24][25]孔祥星、劉一曼:《中國銅鏡圖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

[5]王士倫編:《浙江出土銅鏡》,文物出版社,1987年。

[10][16][17][23][26]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編、黃啟善主編:《廣西銅鏡》,文物出版社,2004年。

[22]湖北省博物館、鄂州市博物館編:《鄂城漢三國六朝銅鏡》,文物出版社,1986年。

[27]孔祥星:《中國古代銅鏡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文物報》,1992年3月15日。

(作者單位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責任編輯 秦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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