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社會博弈中的高職發展芻議

王福銘

[摘 要]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一場社會變革中，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在和社會的博弈中做出了退讓，這一趨勢在高等教育尤其明顯。原本，在高等職業教育中應該出現的社會資源和教育資源的緊密結合遲遲沒有出現，發展緩慢，社會力量對高等職業教育的挹注相當有限，國家、社會、高職三者的關系仍然處于一種膠著狀態。

[關鍵詞] 國家；社會；高職教育；博弈

[中圖分類號] G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17）06-0093-04

一、處在社會和國家分離中的高等教育

今天的中國，國家正在進一步和社會分離。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呈現愈來愈明顯的商業社會特征，商品經濟發達，金錢交易已經深入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社會曾經一度處在激烈的無序競爭中；另一方面，法律更加完善，國家的機構更加精干，暴力機器變得更加精悍和專業，國家以其強大的意志力牢牢地掌控和引領中國社會前進方向。而處在國家和社會進一步分離當中的中國教育則日益擔負著服務社會和國家的雙重壓力。當一個生物意義上的人被送入學校接受教育，我們的教育目標是極其明確的：未來的社會化生活的一員，或者未來體現國家意志的一份子，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若我們對教育的功能進行一個梳理，或許我們更容易看到學校通過學生釋放出的教育能量的去向。

學校教育為受教育者提供了三大塊的服務：文化基礎訓練、專業技術技能訓練以及價值觀念的輸入引導。其中價值觀念部分又分為：倫理道德觀念的生成，正確的政治抉擇。文化基礎訓練和價值觀念的學習和練習源于人的幼兒階段，而技術技能訓練在前期是以科學理論基礎為準，后期在高等教育階段才正式為實際應用做準備。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初期，當時濃郁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氛圍包裹了整個中國大陸社會。當時學校，特別是高等學府，把文化基礎訓練、專業技術技能訓練放在了首要位置，由于當時實施的是國家配給經濟，社會力量弱小，國家和社會是一體的，所以在教育領域的國家責任沒有得到特別的重視。1978年中國大陸恢復了高考，意味著高等教育恢復了常態，教育重新肩負起了社會責任和國家責任。在撥亂反正的政治氛圍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從極端的政治化下解放出來，高等教育成為當時的精英聚集地，是社會的各個領域及國家機關未來的執牛耳者的殿堂。從建國伊始到1989年這40年中，社會和國家一直存在著博弈，無論是前期的大國家（政府）小社會，還是后來的國家（政府）向社會的妥協，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都沒有找好自己的定位，本質上它也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因為它本質上是國家的附屬品。雖然后來出現挫折，但是國家發現自己還是必須向社會妥協，否則國家將不復存在，于是乎有了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在這以后國家改變了和社會博弈的策略和方式，這種策略和方式的改變在高等教育領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思想政治課走進了高等學校的課堂，高校實行校長和黨委書記雙重負責制，加強高等學校的黨委建設。在新時期，黨課（思政課）和黨建成為了體現教育的國家責任的抓手。

在公元2000年左右，中國的高等教育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高等職業教育興起。這是高等教育本身對社會潮流所做出的回應，也是高等教育為了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所做出的重大調整。時至今日，在中國的高等教育領域，職業教育在學校數量和學生人數上，已經和本科層次的學校平分秋色。

二、國退民進中的高職教育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一直存在著國家和社會的博弈，中國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頻頻成為犧牲品，當歷史邁入21世紀，我們看到了在高等教育領域國家對社會做出的重大退讓，國家在回應社會經濟發展呼聲后，高等職業教育蓬勃興起。同時，因為高等職業教育是一種跨界教育，促進了教育資源和社會經濟資源的緊密結合。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的一種新形態，國家通過在高職開設思政課，加強高職的黨建，這些原有的舉措恐怕已經不能滿足國家的意志。高等職業教育和社會經濟資源的緊密聯系，已經造成了一種社會力量的膨脹。國家會如何應對？

當然，或許我們言之過早。因為就目前的情況而論，我們的高職教育在校企合作領域還處在一個起步階段。社會經濟力量，特別是私營企業的社會經濟力量，在與高職的合作中，未來可能施加兩種影響：一、企業通過學生這種媒介會將自己的企業文化帶到學校中，并且有可能在校園中植入蔓延開來，這必定是一種自由化的思潮，無疑會侵蝕現有的思想陣地；二、目前由企業和學校共同出資組成混合所有制學校的呼聲甚囂塵上，假如有誰第一個吃螃蟹，那么其它高職院校將競相效仿，甚至會對本科院校產生影響，在目前國家鼓勵民營資本辦學的政策下，會不會出現一波學校公私合營化的浪潮尚難料定。

私立的?？茖W校是和私營企業聯系最為密切的單位。兩者的密切結合最終會為社會帶來怎樣的變化，目前還不得而知。表面上看來，私營企業追求的是經濟利益，而私立學校追求的也是經濟利益，兩者結合是將社會資本與優質的人力資源做了深度的融合。但是，就這種結合我們就枉論這是社會教育的主要目的，還為時尚早。社會資本與優質的人力資源結合只是一種現象，由于這種新的結合而產生的新資源將投向哪里？這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眾所周知，我們的教育主要為國家提供的人力資源主要流入三個方向：一、為國家的官僚機構填充后備力量；二、為國家的暴力機關提供人才保障；三、接納國家的意志，傳播國家的意識形態。而高職教育是高校人力資源與社會資本結合最為密切的一個教育類別，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種種跡象表明，高職院校為國家提供的人力資源主要流向是接納國家意志，傳播國家的意識形態，相反高職院校的人力資源很少流向國家官僚機構和國家暴力機關。高職院校人力資源的主要流向是企業，換而言之，高職院校擔負的社會責任更多，是一種“社會的教育”。校友的去向不一樣，當然校友資源也有相應的差別。但是，高職院校開設的時間都不長，有許多還是從以前中職升格而來，校友也多處于厚積薄發之中。高職院校不可能通過校友獲得多少社會資源，高職院校維持日常教學，升級教學條件，擴大教學規模主要靠的是國家的財政撥款。當高職院校在國家官僚機關沒有強大的校友資源時，高職院校的生均撥款得以大幅度的提升，主要是基于高等職業教育推動社會經濟發展這一顯性貢獻。本科層次的民辦院校開設的專業以藝術類為主，收費高昂，以學費養校，目前?？茖哟蔚拿褶k高校極少，公立的高職院校，學費收取，生均撥款都受到了國家機關的嚴格控制。除卻地域的差別，實際上高職院校在實訓條件、課題申報等眾多領域都需要國家機關的支持，特別是上一級教育主管機關的支持。那么誰來為高職院校去爭取這些優質的國家資源？答案只能是高職院校的黨政機關負責人。沒有校友資源，目前高職院校的教師隊伍還處在發展壯大中，都沒有可能去向外爭取更多的資源，為學校爭取資源的重任落在了和國家機關有千絲萬縷聯系的高職黨政機關官員身上。通過學校黨政機關的呼請和公關，高職院校方可獲得更多的資源，促進學校的進一步發展。endprint

正是因為相比于本科院校所處的尷尬地位：對國家機關的回饋并不多，但是對國家機關的需求只增不減，對社會的貢獻在持續增加，但是得到的回報還相當脆弱。所以，假如目前在不斷呼吁的高校去行政化要實施的話，有可能在本科院校實行，因為那里的教授和老師通過專精的專業知識已經在學界和社會上樹立起了自己和學校的權威，他們對內可以服眾，對外可以通過龐大的校友網絡獲得國家的支持。但是，就目前而言，在高職院校實施去行政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偽命題，原因在于高職院校教師隊伍在技術領域和行業的地位有待提高，通過教授治校，對內尚不能服眾，對外沒有權威，沒有辦法獲得資源。但是，基于高職的辦學目的和辦學性質，假如在未來的一天高職真正實施教授治校，那么在未來這批新的高職領導者由于和國家機關的天然聯系不密切，同時由于職業院校和企業的深度融合，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高職院校將會張開手臂歡迎社會資本的大幅度投資，高職院校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將慢慢的和國家拉開距離。問題在于，目前中國大陸將近3000所高校，將近三分之一是高職，這種本科與高職的比值將保持一種穩定狀態，國家會放手讓這股規模和影響力巨大的社會力量壯大嗎？姑且不論高職自身要生存必定會排斥去行政化，單單就目前中國高職黨建的加強趨勢而言，高職思政課的改革而言，我們暫時還看不到國家對高職教育資源放手的趨勢，因為放手就意味著國家把高職完全推向了社會，這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社會變革，這么多年以來，社會一直不過是國家的附屬品。若上千所高職與成千上萬的私營企業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那又應該是怎樣的場景？

三、社會力量對投身高職教育的猶豫

目前，社會力量已經掌握了中國大陸50%以上的總財富，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社會財富又掌握在私營企業主手中。我們在想見高等職業院校將持續擴張的同時，也要注意由高等職業教育衍生出來的一些趨勢，比如由私營企業贊助或成立的培訓機構，華為培訓學校，海南航空的培訓學校，有的本身就是以教育培訓為主業的，比如新東方集團。目前在中國大陸，國家鼓勵民間資本進軍高等教育行業，但我們發現，目前中國的民辦高等教育是以中小社會資本持有者為主，相反擁有巨額社會資本的企業主沒有多少舉辦高等教育的意愿，至于和社會經濟密切關聯的高等職業教育更是少有人問津。相比美國，比比皆是的私立大學和社區大學，目前在中國大陸社會資本進入高等教育領域意愿之低讓人深思，難道是富豪們沒有意愿回饋社會，那么像浙江大學等高校接受到校友的巨額捐款又如何解釋，龐大的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向國內若干頂尖科研型院校傾斜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假如這些頂尖的公辦科研院校在國家和社會的博弈中，倒向國家一邊，那么這樣的捐款有會擁有什么樣的意義。假如中國的私營企業沒有意愿自辦高等教育，自己創辦職業院校，那么，目前國家在職業院校中著力推行的強化校企合作又將出現什么樣的結果？

假如說置身中國傳統的官本位社會環境中，當下的中國私營企業時刻要面對工商稅務等國家機關的威嚴的面相，那么和公立學校為代表的國家機構的合作，則可以看到難得的理性的溫和的國家面相。其實當下中國大陸社會已經通過自身的經濟增長逐漸擺脫了國家的羈絆，但是國家對于社會來說還是陌生的，私營企業作為當下中國大陸社會力量的代表，雖然聚集了經濟力量，但是在它們的成長過程中時常受到國家的壓力，所以在面對國家的時候更多的是屈從和獻媚，即便有了力量，在看到國家的妥協退讓以后，所采取的策略也不是轉守為攻，而是力求解讀一個更多面的國家。在校園里理性溫和的國家面相，或多或少埋藏著人類理智與理性的因子，這與私營企業理性的經濟主義有相通的地方。企業在和慈眉善目的國家的合作中，看到國家所培養的產品，所拿捏的“亞當”“夏娃”走進自己的懷抱，那么一種由衷的欣慰之情將會油然而生，因為他們已經和曾經俯視的對象平起平坐，攜手合作。但，假如這些企業主們要是不和公辦職業院校合作，而是自起爐灶，那么這個過程和創辦另外一個企業是沒有兩樣的，他們還是不得不面對面相嚴厲的國家。

四、結論

高等職業教育因為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在國家和社會的博弈之中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對未來中國大陸社會的轉型與發展一定會發生重要的影響。社會力量對投身高職教育存在顧慮，有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原因，也有國家在與社會的博弈中只讓出空間，但是沒有具體措施來扶植社會力量接手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國家、社會、高職教育的博弈還在進行中。

[參考文獻]

[1]鄧志軍.中外職業教育熱點問題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曾 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