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郡梧州的兩漢文物

林剛 周樹雄

古郡梧州的兩漢文物

林剛 周樹雄

梧州漢-南朝古墓葬分布圖(圖1)

梧州位于廣西東部，也是“三江總匯”之處。本文選取一些梧州市博物館館藏出土兩漢文物，從中探究兩漢時期梧州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情況，以此講述一段兩漢時期梧州因經濟繁榮、發達交通，從而成為兩漢時期嶺南區域中心的歷史。

兩漢文物凸顯梧州地位

據梧州市博物館文物工作隊考古資料顯示，梧州兩漢的文物遺址主要包括漢墓和窯址。漢墓遍布梧州各地，在鶴頭山、蓮花山、云蓋山、低山、獅子山、榜山、火山、珠山、羅山、富民坊、旺步、扶典以及龍船沖、塘源等地均有發現（圖1）。1958年以來，梧州考古發掘、清理漢墓498座，出土文物近萬件。

現今梧州博物館館藏兩漢文物占館藏文物總數的80%，其中，國家一級文物8件，二級文物132件。梧州漢墓出土的陪葬品以陶器、銅器、滑石器為主，主要有鼎、盒、壺、瓿、簋、樽、罐、洗、杯、碗、燈、屋、倉、井、灶、模型、俑、家禽、弩機、環首鐵刀、匕首等日用器和明器。

此外，梧州還發現了三處制陶窯址，分別是梧州富民坊窯址、蒼梧大坡窯址、藤縣古龍窯址。其中最著名的是富民坊陶窯遺址（圖2）。該窯址位于桂江西岸約700米處，范圍包括竹席山南坡及其向南延伸的伏尸山。窯址分布面積約10000平方米，結構呈筒型，由窯門、火膛、窯床和煙道組成，整個窯灶前低后高，利用自然風把火力集中引入窯床，防止火力分散，達到省工、節約燃料的目的?？脊湃藛T從27座窯室中清理出土的印紋陶釜、陶鍋及算珠形紡輪等文物，具有濃厚的地方民族特點。富民坊陶窯遺址，可以說是廣西乃至嶺南最早的制陶工場。

富民坊陶窯遺址(圖2)

梧州大量出土兩漢時期的珍貴文物和制陶工場，反映出梧州在兩漢時期是嶺南經濟中心的史實。

兩漢時期梧州農業生產繁榮

漢武帝平定南越后，在嶺南地區加大了經濟開發的力度。漢王朝推行重農政策，梧州也響應執行。兩漢時期，梧州的農業生產繁榮，這在梧州博物館館藏的兩漢文物中得到充分印證。主要表現在：

鐵鍤(圖3)

第一，農業生產工具的革新。早在春秋時期，中原鐵器就已傳入梧州。梧州發掘的春秋晚期墓葬中就有鐵器，但數量、類型較少，較為完整的僅有鐵鍤一種（圖3）。戰國時期，中原的大批鐵器和牛耕技術相繼傳入梧州。到了漢代，鐵器的使用在梧州更為普遍：一方面，中原地區的各種鐵器源源不斷輸入梧州及嶺南地區；另一方面，梧州當地人民也掌握了冶鐵技術，開始生產較先進的鐵器。因此，兩漢時期，梧州的鐵器無論數量、質量還是品種，都比先秦時期有了明顯的提升。

環首鐵刀(圖4)

從考古發現來看，梧州漢墓出土的鐵制工具，既有用于翻土的鍤、鏟、犁、鏵，也有用于松土鋤地的鋤、耙，還有用于砍伐樹木的斧、鋸、刀、錛，以及用于收割的鐮等，而且質量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以水下出土的環首鐵刀為例（圖4），該刀長104厘米，寬不足3厘米，刀背厚約0.5厘米，硬度和韌性比較高，出水時刀刃尚鋒利。

隨著兩漢時期梧州冶鐵技術的提高，鐵器產量不斷增加，質量不斷提升，鐵農具逐漸取代了先秦時期的青銅農具和石農具，成為農業生產的重要工具，從而提高生產效率，改進了耕作方式，促進了梧州農業的發展。

牛耕技術是古代農業生產方式的一次重要變革，在農業發展史上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兩漢時期，梧州漢墓出土了眾多陶牛等明器(又稱冥器，指專門為隨葬而制作的器物)，如1964年在梧州白后村出土的陶牛模型（圖5），1965年在梧州河西淀粉廠出土的國家二級文物東漢灰白臥陶牛（圖6），說明梧州人當時就養牛用于耕作，并進一步推廣，進而影響到整個嶺南地區。牛耕技術的普遍應用，使大面積種植水稻成為可能。

陶牛模型(圖5)

東漢灰白臥陶牛(圖6)

刻花陶井(圖7)

農諺云：有收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廣西挖渠技術在秦代已經出現。兩漢時期，引水灌溉技術在農業生產中得到了普遍運用。在農田灌溉中，挖井蓄水灌溉十分常見。梧州漢墓的隨葬品中經常有陶制水井模型。如1957年在梧州市蓮花山東漢墓出土的刻花陶井（圖7），反映了東漢時農業灌溉的情況。兩漢時期，梧州人民還掌握了施肥技術，并且修建廁所、圈養家畜、積貯人畜糞便，加以漚制給農作物施肥。梧州漢墓出土的許多陶屋及陶豬圈多設有糞池，這是當時普遍積肥、施肥的真實寫照。不少陶屋為干欄式結構，屋分為上、下兩層，上為人居，下為圈養牲畜，或四面設圍墻，下層設廁所。

引水灌溉、人工施肥技術的普遍應用，對提高農作物產量有著重要意義。

由于生產工具的革新和耕作技術的進步，梧州兩漢時期的耕作面積不斷擴大，糧食作物的單產和總產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糧食儲存技術也相應發展起來。

在梧州市云蓋山、低山的早期東漢墓葬中，出土了眾多極具地方特色的儲存糧食的滑石、陶、銅制的倉和囷模型。如1965年在梧州白后村低山東漢墓出土的干欄式銅倉（圖8），它與屋相似，前面中間開門，帶活環，倉頂有瓦壟，下面四柱架起。干欄式銅倉出土時，倉內尚保存有呈淡黃色的谷殼，谷殼外形完整，細小稍長。由此可見，這種建筑具有干燥通風、防蟲害的優點，有利于糧食的儲存。

干欄式銅倉(圖8)

梧州漢墓出土的倉、囷模型，反映出梧州的水稻種植已十分普遍，糧食產量有大幅度提高的事實，也說明了糧食儲存技術和手工業的進步。

梧州的漢墓出土有眾多的陶牛、陶雞、陶鴨、陶豬等家禽及陶屋等明器，也反應了梧州人當時家禽飼養的情況。從出土的陶屋看，其底層四周用矮墻圍繞，構成一個基座，用作飼養家畜的圍欄；開設有竇洞，以便牲畜進出；設置的廁所與圈欄相連，可以儲存人畜糞便，增加農家用肥。

出土文物顯示，兩漢時期梧州的農業生產呈現繁榮的景象。

出土青銅器凸顯手工業進步

農業的迅速發展，鐵器的廣泛使用，促進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從出土文物來看，梧州漢代手工業的發展，突出表現在青銅冶煉業和制陶業方面。

兩漢時期，隨著大批中原人的南遷，帶來先進的冶煉技術，加上梧州本地冶煉技術的提高，梧州的青銅冶煉業達到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的青銅器不僅數量多，而且種類豐富、造型別致、形態多樣、紋飾精美、工藝精良，從生產工具、兵器、生活用品、娛樂器到各種明器，以及各種裝飾品、車馬器、印章、錢幣、動物塑像等，應有盡有。

銅器組合(圖9)

羽人銅燈(圖10)

漢代青銅工藝的造型設計，多取材于現實生活，同時又極富想象力，如梧州在萬秀區夏郢鎮旺步村東漢墓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銅器組合，包括案、碗、耳杯、筷子等（圖9），其做法采用細線鐫刻，通身飾龍、鳳、魚及云紋、水波紋、幾何紋，技術精湛，做工精致，整組銅器既實用又有藝術感。再如在鶴頭山東漢墓出土的國家一級文物羽人銅燈（圖10），分為上、中、下三節，可以離合，底座鏤線刻三勇士各騎怪獸飛躍奔騰的圖案，中間為一高鼻深目大力士，支撐上面的燈座，造型優美，堪稱古典寫實手法和浪漫主義手法的完美組合，體現了兩漢時期梧州人高超的冶煉技術。

制陶業是梧州兩漢時期發展最快、成就最為突出的一項手工業。當時梧州已擁有嶺南地區最早的富民坊制陶工場，不但能自產自銷，亦能向周邊地區銷售產品。

據不完全統計，梧州兩漢時期陶器種類多達50余種，其中，有本地制造的，也有外來的，從日常生活用品盛儲器、飲食器、炊煮器、燈具，到井、倉、屋、灶、豬、牛、羊、狗、雞、鴨等明器，以及磚瓦等建筑器材都有，數量多、品種多，且工藝技術水平顯著提高。

此時的制陶業普遍采用輪制或模制方法，工藝上采用印模、拍印、旋壓、鏤空、刻劃、附加、彩繪等多種手法，裝飾上出現了彩繪，還在器物上使用主紋、底紋相互襯托的手法，產生豐富多彩的層次組合圖案。

總的來講，梧州兩漢時期的隨葬陶器，不僅是優質的生活用品，而且是具有極高審美價值的工藝品。在梧州市博物館，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館藏的漢代陶器，件件器型規整，造型美觀，形態多變且構思巧妙，陶質亦十分細膩、堅硬、耐用。特別是一些非實用性的明器，即使從今天的審美標準看，也是不可多得的陶塑藝術精品。如在云蓋山等漢墓出土的陶俑燈、臥伏陶牛、陶羊、陶雞、陶狗等動物塑像，無不形象生動，令人嘆為觀止。

梧州的先進生產技術獲得推廣

兩漢時期，梧州的生產技術水平處于嶺南地區領先地位，在這個時期，鐵器和牛耕等先進的生產技術，以梧州為中心并向周圍傳播。

從考古發掘來看，不但梧州本地出土了大量的兩漢鐵農具和農耕模型，而且在梧州周邊地區也出土了眾多的牛耕模型，如在賀州蓮塘東漢墓中出土了兩件鐵鏵，證明當時牛耕和犁耕技術已經普遍推廣，牛耕盛行。在這一時期，引水灌溉技術也得到普及。

東漢建武年間，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時，曾致力于“治城廊，穿渠灌溉，已利其民”，即推行經營農田水利，開溝渠引河水來灌溉田地，還在田頭地角鑿井汲水灌溉農作物。據近年考古資料顯示，在貴港、賀州、鐘山等地的漢墓均出土有陶制的水田模型。

國內貿易的繁榮催生金屬貨幣

早在商周時期，梧州就與中原地區有密切的商業貿易往來。當時梧州與中原聯系的主要通道有兩條：一是經越城嶺進入桂江，二是經萌渚嶺進入賀江。蒼梧部族通過桂江、賀江，將翡翠、珠璣、玳瑁等土特產向周武王進貢?？脊殴ぷ髡咴谖嘀菰l掘出土了楚國的青銅器和陶器，這說明梧州與中原有密切的商業往來。

靈渠的開鑿，使梧州成為了南北經濟、文化、貿易交流的重要樞紐。隨著商品貿易的發展，金屬貨幣在梧州得以流通。

五銖錢(圖11)

據史料記載，在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五銖錢已傳入梧州。1964年，考古人員在梧州工人醫院出土了9枚五銖錢，這是廣西出土最早的貨幣。2004年，在梧州第五中學所在地又出土了一批較為完整的五銖錢（圖11），數量達200多枚，其中4枚幣面清晰可見“貨泉”二字（“泉”字古代與“錢”通），同一墓葬中還出土一塊青銅盛器殘片，底部鑄印有五銖錢紋飾，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貨幣的崇拜意識。

值得一提的是，在梧州旺步東漢墓出土的“章和三年銅碗”（圖12），該碗底刻有“章和三年正月十日錢千二百”字樣。這說明梧州當時有能力煉造銅器，而且其消費能力相當強：購買一個碗就需要一千二百文的銅錢，可見當時一些梧州人的生活比較富足，這也反映出梧州商貿活動的活躍。

另外，據考古發掘資料顯示，梧州富民坊西漢陶窯的產品，近年來在廣西的賀州、桂林、貴港，以及廣東的清遠、肇慶乃至江蘇、南京等地都有出土。這說明富民坊陶窯的產品通過桂江、潯江、西江水道運往各地銷售，深受人們的喜愛。

出土的珍珠瑪瑙顯示海陸貿易興旺

梧州是漢代南北交通和中外交通樞紐，也是海陸絲綢之路交匯的地方。

章和三年銅碗(圖12)

公元前111年，漢王朝將蒼梧作為國家重要的進出口要塞，在今梧州市設立漓水關，管理國家進出口事務?！肚皾h書·地理志》明確記載“有漓水東南至廣信”，“蒼梧郡，屬廣州有漓水關”。經嶺南海路的貿易至黃武五年（公元226年）“益瑧頻繁”。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梧州是貿易集散中心，貨物出海前需要在梧州囤集，當時靈渠以下“巨舫鱗次，連檣銜尾”，足以反映梧州海外貿易的盛況。一方面，中原絲綢和大批貨物通過靈渠，從湘江進入漓江到梧州，再經西江、北流江，經過天門關進入南流江，最后到達合浦出口；另一方面，海外各國的翡翠、瑪瑙等經過這條絲綢之路從合浦上岸，進入西江中游的梧州，再進一步到達嶺南和中原地區。

黑陶俑燈(圖14)

在梧州眾多的漢墓中，出土了大量從海外輸入的珍珠、瑪瑙等，證實梧州與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密切的聯系。1965年在后背山出土的灰陶俑燈（圖13），1980年在松脂廠出土的黑陶俑燈（圖14），1973年在鶴頭山出土的羽人銅燈等，是研究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證據，也進一步證實了梧州海外貿易的興盛。

從出土的文物可看出，地處潯江、桂江、西江三江交匯的梧州，是兩漢時期嶺南的政治、經濟中心，其先進的生產技術、繁榮的商業貿易，對周圍地區有極強的經濟輻射能力，從而帶動了嶺南地區的開發與發展。

責任編輯：陳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