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西法律文化的差異與共性

李文昕

【摘要】：法律文化是指一個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生活過程中所認同的相對穩定的、與法律制度有關的制度意識和傳統學說的總體。在中西方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由于自然環境以及社會環境的不同，中西方的人民對法律的認識也不同，進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文化。

【關鍵詞】：法律文化；差異：共性

西方現代是形式的理性的法律文化，西方的審判是“競技型訴訟”；而中國傳統則是實質的非理性的法律文化，中國的審判是所謂的“卡迪審判”，中國“父母官訴訟”根據“情”“理”“法”來斷案，但“情理”既非“實定法”，也非“習慣法”，而只是“深藏于人心的中感覺”。事實上，中國傳統法律的淵源是多元主義的，“法”與“理”是相互親合而不是二元對立的，它們都是傳統中國的法律淵源。

一、中西法律文化在對法本身的認識上存在明顯差異

中國傳統法文化把法僅看成是禁止性規范，是懲惡的工具。傳統中國的法的觀念主要以“刑”為核心和內容，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輔”、“禮法并用”、立法等差、良賤有別的立法指導思想，形成了“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刑律為主的法規體系，產生了漠視權利、詳訂義務的法律內容以及與此配套的各項制度。

在法律意識方面，認為法律的淵源在皇帝，皇帝口含天憲，皇權至上，法自君出。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治吏等等。因此，在傳統上，中國人往往習慣于把刑、律、法等同起來，以為法即是刑法。與西方法文化把法看成是目的、是權利、是管理存在沖突，西方對法的認識主要以權利為軸心。這是因為古希臘、古羅馬國家的法肇始于平民與貴族的沖突，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是社會妥協的結果。所以，盡管這種法不能不因社會集團力量的消長而偏于一方，也不能不因為它是國家的強制力而具有鎮壓的職能，但它畢竟是用以確定和保護社會各階層權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獲得一體遵行的效力。

二、中西法律文化的差異也體現在法的本位確定上

所謂法的本位，也即法以什么作為其權利義務的基本單位。在最早的時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擴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聯盟等）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轉換過程中，卻走了兩條日益分離的道路。

中國法律走上了一條從氏族、部族到宗族、家族，再到國家、社會的集團本位道路，即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國家、社會。其特點是日益集團化，反映了“私權為公益所掩、個人為社會所化”，“于集體關系中見個人身份，于社會禮儀中寄私人權利的法律精神。

相形之下，西方法律文化源于具有自由開放精神的希臘法和具有個人主義特征的羅馬法，形成了保護個人權利自由的歷史傳統。將調整個人間財產關系的“私法”從“公法”中分離出來，作為了羅馬私法的完備體系，從而在西方形成了以維護私權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傳統，并架起了羅馬法通向資本主義法的橋梁。及至資本主義時代，“權利第一”“天賦人權”的旗幟飄揚在資產階級各個部門法領域，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理想和立法主旨。西方的法律本位則經歷了一條從氏族到個人再經上帝、神到個人的道路，即表現為氏族→個人→上帝、神→個人，其特點是日益非集團（個人）化。

三、中西法律文化的物質基礎不同

相對于中國的農業實踐，西方國家在自然經濟的懷抱中時斷時續地興起了獨立的工商城市。例如，在希臘，一些城邦首先創造了不同于農業文明的城市文明。它們依托地中海的得天獨厚地理優勢，靠發展工商業，頒布法律，管理行政等手段進行統治，并初步形成了專門調整工商貿易關系。商業匯票、海商信貸、風險融資等方面的規則。

四、中西法律文化在法的體系方面的不同

中國法的發展呈現封閉性狀態，西方法的發展始終呈現開放性狀態。中國法的發展史上追求民族化顯然是一條主干線。在封閉、內向、排外的前提下自我生成、自我發展、自我更新，形成了“中國法中心思想”“尚古主義”的保守性格。留下一條純粹強調“民族化”的發展軌跡。相反，西方法的歷史顯示，保持法的對外交流與事例并不斷實現自我更新，給西方法的發達提供了源泉。商品經濟沖淡了人們的血緣觀念，推動了城邦政治的發展，促進了以契約為基礎的自然理性思想的形成，加強了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在各種觀念激烈碰撞的過程中，先進的觀念被繼承下來，落后的觀念被揚棄，法律一直處于一種比較開放的狀態，比較容易吸收外來的東西。

五、中西法律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抗爭

我們還應該看到，作為人類文化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在存在差異與沖突的同時，也還是有相似、相近、相通之處的，它們都是人們智慧的結晶，都是關于未來和現實社會的構想和設計，也都體現著人們對生活秩序化和正義性的追求。因此，對待中西法律文化，我們既不應忽視它們之間的差異，同時也要關注它們基于人類共性的相通性，并且要努力在這文化差異中尋求互補。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法制更加健全，也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順利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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