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導演郭柯：我拍的不是“慰安婦”，而是人

魏曉涵+賴祐萱

拍這樣一部電影，并不是為了去撕開老人的傷口，只是為了記錄，不忘記。尊重不是將老人當作受害者，而是當成身邊可以親近的家人

8月14日，是一個不為人知的紀念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

1991年8月14日，韓國老人金學順首次以“慰安婦”受害者的身份舉行記者會，揭發二戰期間日本軍隊強制征調亞洲國家婦女充當“慰安婦”的歷史，“慰安婦”一詞被隱瞞近50年后，首次為世人所知。

2017年8月14日，中國首部獲得公映許可的“慰安婦紀錄片”《二十二》正式在全國上映。

對中國的民眾而言，“慰安婦”三個字究竟意味著什么？

它是偏見，也是歧視。

2016年，上?！昂Ｄ思摇蔽堪菜z址因面臨拆遷受到廣泛關注。在央視制作播出的專題片《一座慰安所的去與留》中，附近居民對“拆遷”的態度是“大快人心”，受訪者中有人表示“慰安婦就是妓女”，“是國家的恥辱”。如果不拆遷，“海乃家”將被規劃進一所中學，對此，虹口區文物遺址史料館館長何瑛說：“這是日本人的妓院，把這樣的房子放在學校里，到底是要起到什么教育作用？”中學生則說：“不是很光彩，畢竟跟性有關，學生不應該知道太多?！?/p>

即便不被歧視，這三個字也以“刻板印象”存在于很多人心中，這可以通過搜索引擎得出答案——在對“慰安婦”的描述中，最常見的形容詞是：沉重、悲慘、苦難、噩夢……而在大量關于慰安婦的記錄中，最重要的主題都是讓老人細致回顧過去的受辱經歷。

這是《二十二》的導演郭柯最擔心的事，他怕這些沉重的偏見會讓普通觀眾看到“慰安婦”三個字就生畏，不愿走進電影院。在《二十二》中，種種陳舊的想象幾乎不存在，整個拍攝過程中，他只是在“溫柔地記錄和陪伴”。

《二十二》不是郭柯執導的第一部“慰安婦”題材紀錄片。2012年，他執導拍攝了紀錄短片《三十二》?！叭笔钱敃r全國公開身份的幸存“慰安婦”老人的數量，一年多以后，當郭柯決定拍攝一部長片時，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二十二”。他希望用《二十二》影響每位走進電影院的觀眾，讓他們了解——這些老人到底是怎樣的人？她們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以及，我們該如何對待她們？

郭柯講述了《二十二》拍攝期間與幾位老人相處的日常，以及他本人在拍攝前后的經歷。

韋紹蘭：這世界紅紅火火的

2012年，我刷微博時讀到了韋紹蘭和她“日本兒子”的新聞?？催^之后，這個故事就留在心里了。在那之前我做了10年副導演，不停地拍各種題材，除了經驗和錢，沒什么收獲。于是，我決定拍《三十二》。

《三十二》講的就是韋紹蘭的故事。她那時候90多歲了，瘦瘦小小的，和快70歲的兒子羅善學住在廣西荔浦鄉間的小破屋里。拍攝之前我看了一些史料，很血腥，看了以后覺得作為中國人，恨不能把當時的日本人捅死。

拍攝時，主要由我來提問，老人回答。她去日本參加過訴訟，可以很完整、很細致地把經歷說出來——當時是怎么被抓進去的，在里面經歷了什么，怎么逃出來的，逃出來以后丈夫什么反應、婆婆什么反應，然后發現自己懷孕了，因為害怕失去生育能力，所以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

大概拍到第三四天的時候，我開始感覺到不對。講過去的事，本以為說到日本人她會咬牙切齒，但沒想到的是，她在笑，態度輕輕松松地就說完了，她的笑就像小孩一樣。我終于知道要拍什么了，跟攝影師說，去捕捉老人的笑。

后來，我開始問她被抓之前的事，她一下子講了好多開心的事，回憶起小時候唱的瑤族民歌，還唱給我們聽，就是片子中的那首，“日頭出來點點紅……自己憂愁自己解……”。因為是“日本人的孩子”，她兒子這些年過得很慘，討不到老婆，受盡歧視，對生活也沒什么希望，但韋紹蘭不一樣，她并沒有陷在過去悲慘的回憶里，她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吃野東西也要留著這條命來看。

《三十二》拍完，在國內外的電影節拿了一些獎，但我一直在自我懷疑，甚至是自責，因為這部片子我用了很多“技術”。拍攝時間只有8天，但從技術的角度，場景越多，片子會越好看。所以我只好問她日常生活中都干什么，她平時笑呵呵的，自己買菜、做飯、挑水、領低保金、給丈夫上墳……那我們就讓她在這幾天里把這些都做了一遍，比如問她，今天能不能挑一下水，然后開車帶著她到溪邊，把機器架好，老人走一下。

把創作意圖放在老人前面，這一點特別不好，所以，拍《二十二》時，再見到韋紹蘭，她依舊是笑呵呵的，我也不采訪了，就把機器架在那兒。臨走時合影，老人比較矮小，我們試著蹲下就她的身高，突然發現，她也悄悄踮起腳尖在夠我們。

拍攝老人們的真實生活——這是《二十二》的底線。在老人和慰安婦這兩個身份中，老人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不是去拍慰安婦，而是去拍老人。

林愛蘭：過了15秒，她說“不提了”

愛蘭是《二十二》拍攝的所有老人中個性最強的一位，對，我們叫她愛蘭，因為和她的感情非常深。

我第一次見愛蘭是在海南臨高的養老院里，是《二十二》拍攝前的踩點。愛蘭坐在一把粉色的塑料椅上，包著頭巾，五官特別深，眼睛很亮。

老太太的經歷非常傳奇。14歲加入紅色娘子軍打鬼子，17歲被俘成為“慰安婦”，她也是目前有記載的唯一一名由被俘戰士變成“慰安婦”的老人。因為抵抗，右大腿筋骨被打斷，親眼看著母親被日本人殺害之后扔進河里。解放后去廣東做過生意，終生未婚，是她主動選擇的，但和她親近的人告訴我，愛蘭心里一直有一個人。養女阿香是她70多歲時在臺風天撿回來的，阿香結婚生子后顧不過來，才把愛蘭送進養老院。

愛蘭在養老院的房間里掛著9把刀，曾經有媒體在報道時為了符合某種想象，說掛著刀是因為她做夢都在殺鬼子，其實不是，那是她用來防賊的。她最寶貝的東西是政府發的抗日戰爭紀念章，因為藏得太好，自己都不知道藏在哪兒了，一口咬定被偷了，還要去找人算賬。后來我們幫她打掃房間時發現了，這才罷休。endprint

我們去給她送慰問金，她立刻隨手抽出100塊錢拿給旁邊的人買煙。讓她自己留著，她說：“他沒煙抽?！彼€會給養老院院長的兒子錢，因為之前有人來看她時表現得很不禮貌，那個才幾歲的小孩幫她解過圍，她一直記得。

愛蘭年紀大了，但腦子特別清楚。我們讓她講講過去的事，她一開口就是打鬼子的經歷，在?？跉⑦^兩個鬼子，子彈擦著頭發絲過去，腿被日本人打壞。講到媽媽被日本人丟到河里會流淚，但就是只字不提過去受害的事，只隱晦說過一句“日本人說要娶我”。有時候村民去她那兒，她會跟對方聊我們，說這幫人還在那兒拍，當我傻啊，我絕對不會跟他們說真話。

她不說我們也不勉強，就是陪著她。拍攝進行到最后，有一個下午，她終于說起被日本人抓進去了兩年，“那一年我才17歲啊”，然后就沉默了。我看著她的眼睛，個性這么強硬的老人，眼神一點一點軟下來，過了15秒左右，開口了，說，不提了。這個15秒的鏡頭，我一點沒剪地放進片子里，觀眾可能不理解，覺得無聊，但我覺得什么都有了。

2015年春節前，我去給愛蘭送慰問金，她看到我們會主動伸手來抱，聽養老院的人說，我們走后，她會經常把我們的合影拿出來看。那年12月23日，我收到阿香的微信，說愛蘭走了，這個日子我記得特別清楚。

一個多月后，我們去看愛蘭，因為直系親屬中沒有男性，根據當地的風俗，愛蘭的墓不能立碑，就是個小土包。她在養老院住的房間已經空了，只有那把她一直坐的粉色塑料椅還在那兒。

2017年春節前我又去看了愛蘭，當地政府終于給她立了碑，碑上寫著：抗日女戰士林愛蘭女士之墓。

毛銀梅：又唱了幾句《阿里郎》

毛銀梅是韓國人，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南朝鮮”。她十幾歲跟著母親逃難來到中國，媽媽走了，她留在武漢。18歲時被日本人以做工的名義騙進慰安所?？箲饎倮?，她給自己改了名字，“毛”是跟毛主席姓，因為她說自己喜歡毛主席，叫“銀梅”是因為丈夫喜歡白色的梅花，對她那個年代的人來說，這就是兩片天。

她一直生活在湖北孝感，說一口當地方言。因為失去生育能力，她收養了一個女兒，但一直隱瞞曾經是慰安婦的經歷，直到后來有記者找上門。女兒并沒有受什么影響，一直對她很好，很孝順。

毛銀梅的性格特別可愛，剛開始見到我們時會故意躲起來，和我們捉迷藏。后來熟了，會主動和鏡頭招手。她家院子里種著梔子花，她會摘花下來讓我們別在身上。

對于過去的經歷，她說自己記得一點又不記得一點。后來有天我們說韓語跟她開玩笑，她突然講起日語來，仔細一聽，就是當年在慰安所時的名字，還有接待日本人時要說的話，但說著說著突然就停了，擺擺手，不說了不說了。

因為離開家鄉太多年，她已經聽不太懂韓語了，只記得幾個單詞，但能完整地唱下來《阿里郎》。這首歌她給我們唱過很多次，我也把她唱歌的畫面放進電影里。

《二十二》完成制作后入圍2016年釜山國際電影節，在釜山放映時，聽著毛銀梅唱《阿里郎》，我身旁的一個40多歲的韓國老爺們兒一直哭。電影放完了，韓國人幾乎沒問關于技術的問題，問得最多的是這些老人到底過得怎么樣，中國是如何對待她們的。

在慰安婦的問題上，韓國全社會都比較關注，有針對“慰安婦”的專門法律：民間機構確認老人身份，上報政府認可后，老人每人每月可以拿到將近7000元人民幣的政府補貼。小學教材里，三到六年級的孩子會學到慰安婦的歷史。

韓國民眾還集資建造“分享之家”，讓老人們住在一起，還有定期組織的慰安婦集會。老人一塊兒做做手工，志愿者再把老人繡的花做成logo，拿出去義賣后捐給老人，老人會有被認可的感覺。韓國學生都很愿意去“分享之家”做義工，覺得這可能是他們最后一次見到奶奶們。

因為是韓國人，武漢的韓國領事館每年都會定期派人去看望毛銀梅，給她很多關照，她后來住的房子也是韓國志愿者幫忙裝修的。也不斷有韓國志愿者邀請她回家鄉看看，但她拒絕了，說“年紀大了，走不動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毛銀梅是2017年春節前，我替蘇教授去給老人送慰問金。當時，她已經快不行了，戴著呼吸機，眼睛也看不見了，但還能知道是我們來了，然后又唱了幾句《阿里郎》。沒幾天后，老人就走了。

《二十二》在武漢點映時，我請她的養女去看了，看完后，她跟我說，你們照得不錯。

李美金：沒必要刻意挖掘苦難

在《二十二》拍攝的所有老人中，我對李美金家的環境印象最深。她住在海南澄邁，家門口有棵特別大的榕樹，偶爾能看到特別大的豬走來走去。天氣好的時候，她就坐在樹下和鄰居打牌，輸了也不生氣，掏出一塊錢扔在桌上，樂呵呵的。

她特別開朗健談，見面熟，第一次見面就特別熱情，攝制組的女同事把手伸給她，她特別自然地把手遞過來，讓她牽著走。特別陽光，看著攝影師的鏡頭，還會伸手比“耶”。

聊開心了，她會拉著攝制組里的姑娘，指著她們染過的頭發說這個顏色好看，還會操心：“你多大啦？有對象沒？”

如果不提往事，你根本無法在她身上看到慰安婦的影子。她的生活很平靜，很安逸。當年從慰安所逃出來后，嫁給大她1歲的丈夫，對方完全沒有嫌棄她。他們有三兒三女，一起走過人生的大半程。

整個拍攝的過程特別簡單，就是陪著老人玩。她說什么，我們就拍什么，攝影機租金幾千塊一天，原來在劇組拍片子，恨不得24小時開著拍，這一次，一天就開兩個小時，監視器里90多歲的老人慢騰騰挪著碎步做飯、洗衣、收衣，日復一日。

無聊不無聊？很無聊。但這就是老人的真實生活。我不想講曾經人們如何死去，我只想聊聊后來人們是怎么活下來的。

曾經有媒體、攝影師也去報道過在海南的慰安婦老人。他們中有的人會給家屬一點錢，讓老人擺出各種猙獰的造型，因為那才符合普通人對這些老人的想象。聽說我拍了慰安婦的紀錄片，還有人給我發私信說：“我這邊想做人物展，你跟奶奶們熟，讓她們脫了衣服拍點照片吧?！蔽叶集偭?。endprint

為什么要為了滿足對悲慘的想象而刻意挖掘苦難？對很多老人來說，那些傷害已經過去70年了，她不會天天想，過去就過去了。

李愛連：這老太太真美

當初見李愛連第一面時，攝制組的女同事都忍不住贊嘆，這個老太太真美。90歲的年紀，看上去大概只有70多，短發中分，梳理得整整齊齊，耳朵上戴著銀色耳環，個兒也挺高，大長腿，一看就是大家閨秀。

老太太是個體面人，在家里能做主。最初溝通拍攝時，她大兒子有顧慮，不太愿意，最后是老太太自己拍的板，沒事兒，拍吧。她是我們主要拍攝的最后一個老人，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是盡量溫柔一點地對待她們，就是拍她的生活，至于過去的事，她想說就說，不想說就算了。

老人愛貓，電視旁邊的桌子上擺著陶瓷做的貓，家門口老有幾只流浪貓出沒，一到飯點兒，貓都過來圍著她叫，她就一點點把食物揪碎，扔給它們，還和它們聊天：“你怎么沒把你的孩子帶過來呀？”她對我們也很好，經常給我們炸饅頭，做面條。兒女們對她很好，她兒媳婦說：“其實，我婆婆挺幸福的?！?/p>

拍攝結束前遇上一個陰雨天，可能是天氣觸發了一些情緒，她開始跟我們說：“過去那些記者來采訪，我都不說實話，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女，我怎么說得出口?！?/p>

她問我們，門都關好了吧，然后開始回憶。她兩次被日本人抓走，關押了27天。講到日本人怎么對待她時，開始哭，我立刻喊了“?！?，當時心里只有一個想法：放她一馬吧，那些事說不說已經不重要了，不要再從她們身上去壓榨什么了。關機之后，老人話匣子打開了，說了很多，我們聽她講完，一點兒沒拍。

幾個月前，李愛連的兒媳聯系到我，說老人的情況很不好，天天念叨著想見我們。我們趕緊去了趟山西，老太太坐在床上，垂著頭，看了我們一眼，說：“前幾天我都快死了，但就想見見你們?！蹦且豢?，我覺得，我沒有傷害她們，我做的是對的，一切都值了。

我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去拍慰安婦紀錄片，是因為我相信自己的判斷，這就是老人們真實的樣子，但也要做好面對質疑的心理準備。

從《二十二》完成制作、陸續點映開始，我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覺得整部影片沒有沖突，劇情不激烈，沒有展現出題材的沉重；還有人說，老人不是最重要的，講好故事才重要。我聽到后很生氣，老人們難道是道具嗎？她們是活生生的人。

原本，我找了一位很有名的電影海報設計師幫《二十二》設計海報，結果，他拿出的方案是——一顆子彈從老人的太陽穴穿過，寫“二十二”的墨汁像眼淚一樣淌下來。我不滿意，希望能改一下，結果改了之后的版本是把老人們說的話堆成一座墓碑。

拍這樣一部電影，并不是為了去撕開老人的傷口，只是為了記錄，不忘記。尊重不是將老人當作受害者，而是當成身邊可以親近的家人。

《二十二》拍攝完成后的這兩年，老人們走得特別快。做后期時，我需要不停地給她們的名字加上白框。我知道，總有一天，22會變成0，那時，我可能會把所有的白框全部抹掉。估計到時候大家再看就不會覺得無聊，而是會覺得片子太短了，還想再多看她們一眼。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