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視野中的《中國文化：元典與要義》

◎袁勁

學術史視野中的《中國文化：元典與要義》

◎袁勁

從1995年《讀書》雜志刊載《關鍵詞與文化變遷》一文算起，時至今日，國內“關鍵詞熱”已歷二十余年。倘若放眼海外，還可將關鍵詞研究的歷史再向前追溯二十年。1976年，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撰寫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語匯》（以下簡稱《關鍵詞》）出版，標志著現代意義上文化關鍵詞研究的誕生?；仡櫵氖陙砣找媾d盛的研究史，可從中勾選出一些標志性的學術事件。比如，1983年，威廉斯推出增添21個新詞的《關鍵詞》修訂版；1995年，汪暉撰文向國內首次推介此書；1999年，《南方文壇》開設“當代文學關鍵詞”專欄推動關鍵詞研究的本土化；2005年，本內特等人重編《新關鍵詞：新修訂的文化與社會的語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關鍵詞》的中譯本，等等。時至2016年，中譯本《關鍵詞》的再版和《中國文化：元典與要義》（李建中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的問世，亦將載入關鍵詞研究的學術史。若說前者彰顯了開山之作歷久彌新的價值與魅力，那么后者則代表著這項研究扎根中國后的最新進展。

一、借石攻玉：用關鍵詞開啟經典之門

梳理關鍵詞研究史，繞不開《關鍵詞》這部奠基之作，不過，我們倒不妨先從威廉斯更早的一部學術著作談起。從1950年撰寫《文化與社會》起，威廉斯便開始有意嘗試關鍵詞的方法。他選取“工業”、“民主”、“階級”、“藝術”和“文化”等五個核心詞以及“意識形態”、“科學家”、“罷工”等四十七個新詞，來繪制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思想文化變遷的地圖。按照威廉斯所言，《文化與社會》“探討的框架是全盤性的，但具體的方法是研究實際的個人論述及貢獻”。他將全書按時段劃分為“十九世紀傳統”、“中間時期”和“二十世紀的見解”三編，依次考察了伯克、蕭伯納、王爾德、勞倫斯、艾略特等英國思想界和文學界名家的相關論述，以此來追蹤關鍵詞的語義演變。為了更好地呈現詞語的不同意涵，威廉斯還選取六十個詞加以注解或短評，作為該書的附錄。這一部分在正式出版時因篇幅限制被抽離棄置，后經增補修訂，直到1976年才以《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語匯》為題獨立出版。于此勾陳這一段“學術前史”，是為了還原《文化與社會》和《關鍵詞》之間的關聯。畢竟前者側重人物和作品的分析，本是后者質疑與探詢詞匯的文本依據；而后者聚焦關鍵詞的提要鉤玄，亦為前者的梳理對比提供了邏輯線索。二者看似各自為營，實乃互為掎角。

曾作為“附錄”的《關鍵詞》因其鮮明的文體和新穎的方法，獨立成書后一度引發學界的“關鍵詞熱”。從引進效仿到消化吸收，國內學者師承威廉斯，在譯介西學新知與移用本土化批評的實踐中，已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如《當代文學關鍵詞》（2002）、《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002）、《文化研究關鍵詞叢書》（2005）、《西方文論關鍵詞》（2006）、《文化批評關鍵詞研究》（2007）、《西方文論關鍵詞與當代中國》（2015），等等。從文本形態看，上述成果對于關鍵詞的描述詳略各異，侃侃而談者一詞一書，簡明扼要者一詞一條，豐富了關鍵詞研究的體例。就寫作動機而言，編撰者亦秉承了《關鍵詞》的傳統。我們知道，威廉斯的著書始于驚奇，他在二戰結束后從陸軍退役回到劍橋，察覺出詞語含義異?？焖俚淖冞w，因而留心搜集語料。與之相似，國內關鍵詞研究亦發軔于“新語”的譯介和規范。新時期以來，“現代性”、“主體性”、“解構主義”等大量西學術語涌入，令人眼花繚亂且極易人言言殊。此外，現當代政治與社會實踐也造就了“兩結合”、“鮮花·毒草”、“思想改造”等大量本土新詞。由是之故，國內學者的關鍵詞研究呈現出較強的譯介性和當下感。

《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關鍵詞研究的適用范圍是否僅限于威廉斯式的“新語探源”？《中國文化：元典與要義》給出了另一套用關鍵詞開啟經典之門的方案。是書按文學、史學、經學、儒、墨、道、法、兵、佛9大門類選注30部元典，解詮中國文化的100個關鍵詞，并通過“本書索引”將上冊“偉大著作”與下冊“關鍵詞”有機關聯。置入關鍵詞研究史觀之，是書也就具備了超越與回歸的雙重意義。所謂超越，是指創造性運用西方關鍵詞研究法來考察中華元典，使其適用范圍不限于時代新語；而把“元典”視作“要義”的“文本依據、語用資源和思想基礎”，以“要義”為“元典”的“提煉、概括或舉要”，則更像是對《文化與社會》和《關鍵詞》經典原型的致敬與回歸。

二、匠心獨運：從破解辭典體到重建語境化

無法認同艾略特《文化的定義芻議》是威廉斯寫作《關鍵詞》的直接誘因。因之，關鍵詞研究的學術旨歸便不是清理眾說后的重下定義，而是記錄、質詢、探討與呈現詞義復雜形態的過程，從而發現被主流定義所遮蔽的邊緣義項，揭示詞語塑形背后的意識形態內涵。在威廉斯看來，語言詞典之外還有一部更為廣闊的歷史詞典，它不僅收錄規范語言的“適當意義”（propermeaning），還會如實記錄“意義轉變的歷史、復雜性與不同用法，及創新、過時、限定。延伸、重復、轉移等過程”。

盡管威廉斯一再強調《關鍵詞》辭典外形下的反辭典性，但考慮到《牛津大辭典》的基礎作用，以及昔日“附錄”單獨成書后對分條詮釋形式的沿用，還是很容易留下辭典體的直觀印象。至于國內種種熱衷于譯介外來術語與規范詞匯用法的關鍵詞研究，更是給批評者落下“學科術語匯編”的口實。陳平原先生曾指出，關鍵詞研究內含兩種不同的取徑：一為面向各專業術語的正本清源，以達成學術對話的共識；一為追蹤關鍵詞的語義變遷，來捕捉詞語背后的思想脈絡。后者才是威廉斯強調的意義所在，可為數不少的《關鍵詞》“中國弟子”還是偏好清理眾說與糾正誤讀。為了扭轉這一傾向，汪暉、陳平原、黃擎等學者相繼撰文呼吁，陳思和、王曉路、周憲等人更是身體力行，投身于關鍵詞的編撰實踐。陳思和曾示范“以問題帶動關鍵詞創新”，王曉路等人用筆描繪“詞語背后的思想軌跡”，周憲更是新創關鍵視窗、視點和著作相結合的體例，“從當代思想家和學者對同一關鍵詞的不同用法中來彰顯其復雜性、多變性和差異性”。

文不按古，匠心獨妙?！吨袊幕涸渑c要義》的體例創新更加全面。是書將選文定篇、訓詁章句等中國學術傳統與現代關鍵詞研究相融合，為破解辭典體辟出一條重建語境化的新路。具體說來，“元典”部分根據“要義”來選文定篇，使關鍵詞不失經典的原始語境；“要義”部分則會通訓詁章句傳統，借由立足詞語個體的“三訓”（形、音、義）和著眼彼此關聯的“六訓”（正、反、通、借、互、轉）來還原具體語境中的個別語義；“閱讀擴展”板塊還將文本語境延伸至“元典”以外的中國文化典籍及今人和西方著述；“問題討論”板塊更是強調關鍵詞與社會文化語境的廣泛關聯。這一原始語境、具體語境、文本語境和社會文化語境的逐層展開，可有效療治辭典體高度集約乃至強制釋義的痼疾。

三、投桃報李：推動關鍵詞研究的理論創新

開啟經典之門，以語境化療救辭典體，學術史視野中的《中國文化：元典與要義》在適用對象和著述體例上皆有創獲。中華元典與文化關鍵詞結緣的背后，是舊學與新知、本土與異域、傳統與現代深度融合的一次有益且成功的嘗試。據此而言，此書也為處于中西古今十字路口的現代學者，提供了方法論意義上的啟迪。編撰者既西行取經，以“元典+要義”的參悟尋獲《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之初衷；又回溯傳統，用選文定篇、訓詁章句等土方治愈“學科術語匯編”的現代病。這看似妙手偶得之，卻實為李建中主編孜孜不倦，苦心孤詣之結晶。

選詞與釋義是關鍵詞研究的兩大要素，我們亦可借此檢驗《中國文化：元典與要義》的創新價值。威廉斯曾言，詞語之所以“關鍵”乃因“在某些情境及詮釋里，它們是重要且相關的詞”，以及“在某些思想領域，它們是意味深長且具指示性的詞”。這一標準從大處著眼，強調詞語在論域內的重要地位和多重意旨。李建中先生將其細化為命大、輻大和力大三項指標，全面考量詞語的歷史貫通性、內涵縱深度、外延覆蓋面和思想穿透力。相較于具有論戰色彩的“詞語的政治學”取徑，《中國文化：元典與要義》的“生命歷程法”則洋溢著“溫情與敬意”。這一方法旨在闡揚關鍵詞背后所刻勒的豐富歷史語義，追求過程而非結果，看重“關鍵”之所在而非“詞”本身。循此，那些凝淀在甲骨文、金文和元典語用中的詞根義，沉浮于歷史長河中的坐標義，以及重鑄后依舊活躍在今天主流話語和日常生活中的再生義，將合力彰顯中華文化“一字一意境，一詞一世界”的盎然生機。

所謂“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在現代意義上的關鍵詞研究年逾四十之際，我們欣喜地看到這顆種子不僅在中國落地生根，還結出了足以回饋西學的豐碩果實。從最初的體例模仿，經方法改良后，再到理論創新，國內關鍵詞研究的“生命歷程”亦是當前學界努力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一幀縮影?！吨袊幕涸渑c要義》讓我們相信，借由中西文化的互證互鑒，中國學界必將迎來自己的“不惑之年”，亦會向世界貢獻出更多原生原創、原汁原味的成果。

袁勁：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