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存在 命定的危機
——《午夜的孩子》中印度的身份認同危機

李澤生

相繼獲得布克獎、詹姆斯·泰德·布萊克獎、英國藝術委員會獎、美國英語國家聯合會文學獎，及榮登蘭登書屋一百部20世紀最佳英語小說名單——《午夜的孩子》較短時間內成功奠定了印裔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在英語小說界的地位。他后來的作品《撒旦的詩篇》《羞恥》等，從一上架就受到高度的關注，因此，他不必再擔憂自己在圖書市場的命運。遺憾的是，如同許多作家過往的創作軌跡一樣，這些后來的作品，從文學價值來看，很難再達到《午夜的孩子》的高度。

自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內陸續有了研究拉什迪作品的文章。當中最受青睞的是敘事研究，也有不少關注后殖民視角，聚焦“混雜性”、印度民族道路等。但是相關研究要么沒有給予文本中的印度足夠的重視，要么給予了專門關注，但卻遠沒說透。本文擬從民族國家構建的角度，分析小說中的印度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獨立后的幾十年所表現出的身份認同危機，以及導致該危機的根源。

《午夜的孩子》故事的明線是主人翁薩里姆·西奈（以下簡稱為“薩里姆”）的個人身世，包括前后（不一定有血緣關系的）四代人。但是在敘述過程中，薩里姆經常把個人、家庭故事與印度作為一個國家的歷史相提并論，看似無意卻是煞費苦心地把二者并置、交織或重疊。于是就有了另一條相對隱晦的線——印度獨立前后幾十年的歷史。兩條線相互纏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國家的歷史被個人化，個人的經歷被提升到國家的層面，很難分辨哪些是“國家大事”，哪些是個人的“雞毛蒜皮”。敘述一開始，薩里姆就不無預示地感慨：“我的人生一直都被緊緊地捆綁于歷史當中，我的命運和我的國家的命運無法分割?！?/p>

這種“捆綁”始于他的外祖父阿齊茲，并延續到了他（名義上）的兒子一代。阿齊茲在薩里姆故事中的地位，就如尼赫魯在印度歷史上的地位，是創立者、奠基人；薩里姆本人則正好生于印度宣布獨立的時刻，1947年8月15日凌晨零點，代表了新的希望，還因此收到了尼赫魯總理的親筆祝賀信，被稱為印度國家發展的一面鏡子。遺憾的是，通過這面鏡子所映射出獨立后的印度也如同薩里姆本人，并不（很）清楚“我從哪里來？”。

一、揮之不去——如何看待殖民時期的遺產

當尼赫魯宣布印度獨立的時候，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印度經歷了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翻過去了厚重的受西方干預和統治的歷史篇章，開始擁抱“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尼赫魯如此評價獨立的意義：“當午夜的鐘聲敲響的時候，當世界其它地區都還在沉睡的時候，印度醒過來了，擁抱生活、擁抱自由……這一刻終于到來，我們終于從舊的時代步入了新的時代，一個被壓迫了很久的民族終于開始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保?50）然而，當獨立的熱鬧、激動及與之相伴的眩暈逐漸褪去，現實開始無情地提醒這個新生的國家，獨立遠遠不止一句簡單的宣誓，或一場隆重的儀式，昨天和今天的界線也從來沒鐘表的指針所表明的那般明白無誤。

首先，印度的獨立是通過和平實現的，所以她與英帝國（英國）之間并沒有完全一刀兩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殖民地民族主義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掌握了雙語的殖民地精英在當地復制了西方民族主義的結果。的確，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包括甘地和尼赫魯等大都有接受西方教育的背景。這些精英一方面幫助喚醒了印度的當地意識，并主張和領導了民族獨立斗爭，但另一方面他們的認知已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教育所建構，是印度版的皮黃肉白的“香蕉人”。 因此他們領導的印度獨立斗爭并沒有對英帝國采取完全掃地出門的做法。尼赫魯就力邀和自己私交甚好的蒙巴頓繼續作印度的總督，印度也作為自治領加入了英聯邦，且在1950年成為共和國后仍選擇留在該大家庭中。這些都說明，在民族主義、反殖民的理想和激進的話語之下掩蓋著的事實是：新生的民族國家與曾經的英帝國之間有著無法回避、無法連根拔出的承接關系。反映在小說中，雖然威廉（薩里姆真正的生父）隨英帝國撤離了印度次大陸，但是薩里姆留了下來，而且沒有人知道他真實的身份。反諷的是，他的降生還得到了總理親自的祝福。所以，就像周圍的人為薩里姆的降生而欣喜卻不知道他真正的父親是一個英國人一樣，普天同慶之下獨立的印度，身體里也不可避免地流淌著英帝國的血液。

其次，與早期帝國簡單的征服和效忠宣誓不同，近代西方列強的帝國是一種有效統治（治理），所以（特別是伴隨著這時期當地早期的現代化）宗主國（英國）對當地（印度）的影響會更全方位，更入木三分。事實上，按照安德森的研究，無論是美洲、非洲，抑或是東南洋，新興的民族國家最后都是按照殖民行政治理的邊界形成的，而且都采取了宗主國的語言（印尼另外）作為官方語言（之一），也采納了和宗主國相近的政治制度。就印度而言，無論薩里姆所看到的，還是現實本身，前宗主國的語言（英語）和政治制度（英國式的民主）都成為了印度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本身的一部分。

在殖民統治時期，英語作為一種西方強勢文化的載體，在意識殖民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根據埃勒克·波赫米爾（Elleke Boehmer）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殖民地的建立和維持是一個文字操作過程，英國文字就曾被巧妙地用來感化、預防當地的抵抗勢力。對印度直接的軍事、政治統治被美化成了對當地人進行啟蒙和教育的慈善活動”。隨著印度獨立，英語的角色發生了變化，不再是一門殖民語言，而是登堂入室，成了印度的官方語言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官方語言?！耙驗橛⒄Z，印度能更好地參與世界的貿易、國際學術和世界文學”，小說中，也得益于英語，薩里姆才能夠和其他午夜的孩子進行有效的交流，“因為他們來自印度各地， 擁有各自不同的方言”（176），更因為英語，才有了《午夜的孩子》本身。作為交流的工具，英語為印度國內及印度與世界的交流提供了方便，但同時英語的“一家獨大”也威脅著“掏空”印度當地的傳統，在英帝國終結后，繼續為以英語為載體的西方文化入侵鋪路。

西方民主，作為一種治國之道和理念，也是西方實現全球西化過程中的重要武器，這從上世紀初“德先生”在我國的“走紅”就可窺一斑。印度作為英帝國王冠上的寶石，受英國民主制度的影響程度可以想象。特別是英帝國在最終撤出前通常都會經過幾年的過渡期，拉攏、扶持當地的精英（或勢力）領袖，為主權過渡后英國式民主的延續培養“接班人”。印度的民主政治因此很大程度上是英式民主的“照抄照搬”。

再次，英帝國的撤離并不意味著新生的印度從此可以排除外力干預，一心安享來之不易的當家作主的生活。印度獨立的時間正值二戰后國際格局進入重新洗牌的風雨飄搖時期，雖然英法等傳統帝國的實力大不如前，漸漸淪為國際關系大家庭中的普通成員，但與此同時，美蘇爭霸的格局已現雛形，世界格局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主導下有向新的金字塔結構發展的趨勢。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聯合進行了不結盟運動，但對國際局勢走向的影響仍相當有限。印度雖然是“不結盟運動”重要的發起國，但是因為建國之初國力較弱而且次大陸內部印度和巴基斯坦關系的迅速惡化，所以并不拒絕海外伸來的橄欖枝。

在小說中，英國人離開后不久就來了個叫布騰的美國女孩，因高超的騎車技術令當地的同齡無限崇拜。薩里姆贊嘆說：“地球的引力成了她的奴隸，速度變成了她身上的一種元素……她就是一個踩著輪子的精靈?！保?1）而布騰的態度較之前的英國人也沒有多少的溫柔和“仁慈”，入主后不久就宣布：“從現在開始我就是你們的首領，有異議嗎？印度人！”（182）真是有人離開，有人留下，也有人到來；有勢力撤出，有勢力延續，也有勢力滲透進來。薩里姆作為帝國的“兒子”原來并不孤單。

1947年8月15日，被英國人稱為史上最大規模的“帝國撤退”結束，印度成為了國際大家庭中的新成員。但是印度是誰？是帝國的“私生子”，還是“根正苗紅”、完全獨立的國家？隨著薩里姆身世之謎漸漸浮出水面，敘述者的暗示也越來越明白。但是又如何面對這樣一種“不光彩”的身份呢？到何處覓得一塊遮羞布呢？

二、畫餅充饑——尋求本土根源而不得

近代殖民地被殖民的過程，在西方的歷史視野下，是被動的，被西方擴張史主導或遮蔽。而在這些殖民地最終獲得獨立之后，在當地政治或者歷史學家眼里，這段歷史也可謂往事不堪回首，只是必要的時候充當著民族解放、民族獨立話語的背景。所以新獨立的國家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進行話語重建，用新的話語（民族解放性話語）來沖淡、稀釋、替代殖民話語，再在該基礎之上重新搭建新的東西方關系。拉什迪本人就認為：“新獨立的國家……試圖從前殖民時代的歷史提取一種純粹的當地文化，用以取代那一段被外來勢力壓迫的歷史?！?/p>

但是這樣的歷史重建卻遭遇了欲回避殖民時代的矛盾。那么有沒可能“忘卻”殖民時代，有沒有可能重建一種完全清除殖民記憶的國家身份呢？

在小說中，為了找回完全屬于自己的“真實”的歷史，印度越來越脫離現實世界，甚至發展到了盲目、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在對過去的渴望的支配下，忘記了自由的奧妙，回到了最初的……地區偏見”（239）?，F代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源于西方的“舶來品”，在塑形當地民族身份，形成我群認同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通過對當地集體意識的重塑、自我身份的標榜，及新的文化行為成為“一種動員狀態的政治力量，用于抵抗西方的統治”。但同時，在實現獨立以后，民族主義就容易成為一種頑固的、過度一致的標準，新生的國家可能為了某種目的（有意或無意地）對歷史進行人為地篡改，以滿足日益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樣一來，歷史淪為一種加工品，歷史的敘事也成了在現實愿望指導下對過去進行的沙雕。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就認為，“民族主義不是喚醒民族，使其有自我意識，而是無中生有地發明民族”。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Said）同樣認為，民族主義的作用在于“無中生有地發明過去的歷史”。這樣的“發明”是現實愿望和歷史實際相沖突的結果，更具體地說就是回望傳統與回避恥辱相沖突的結果。

在對根的“陽物崇拜”之下，小說的主人翁薩里姆一開始自信滿滿，認為阿齊茲就是他的外祖父，但最終讀者發現他們之間并沒有任何的血緣關系?；赝脑竿?，最終讓欲回避的無法回避。同樣，小說中的印度也根據獨立后民族國家建設的需要，盡力重寫自己的歷史，并以此為立國之本，但是和薩里姆一樣，這樣的努力證明印度對自己的歷史也并不知道很多，“因為一個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的國家最終贏得了自由，它雖然擁有五千多年的歷史，曾經發明了古老的象棋比賽，并曾和古埃及有過貿易往來，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想象的。這是一個依靠集體的意志才能存在的國家”（111）。也就是說印度的存在是通過主動強加一種“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實現的，歷史不再是努力去再現真實的過去，而是現實“渴望”的產物，過去和現在的產生關系發生了180度換位。故事中有一個叫哈尼夫的現實主義作家憤憤地罵道，“該死的國家，已經沉睡五千年了，還沒有醒的跡象”（237）。最終在這集體沉迷于想象的國度里，這位現實主義作家找不到合適的位置，跳樓尋了短見。

安德森認為民族是通過語言（不一定是單一語言，如瑞士）實現的一種想象的共同體，因為語言是開放性的，任何人都可能習得某一種語言，所以民族本身并不是閉合的。然而，在民族主義的話語之下，民族產生的現代性被轉化成為了“自古以來”的古老性，想象的主觀性被打扮成了存在的客觀性，出現的偶然性被視為了歷史的必然性。這樣的民族主義容易賦予民族獨立一些不切實際的期待，從而在實現獨立后容易導致一種民族主義歷史觀，尋求一種全面、純粹的民族文化和根源。然而，民族畢竟不是部落，這樣的努力很多時候只能是艱難而徒勞的，在印度次大陸更是如此：因為在英國人入主之前，“波斯人、希臘人、塞種人、貴霜人、突厥人、阿富汗人、莫臥人都曾征服過次大陸，并且在印度政治舞臺上扮演過重要角色”，因為印度幾千年來其實“一直忙于抵御和吸收外來入侵的勢力，一直在不同勢力的爭奪中，進行著不斷的版圖劃分”。如果借一個曾經通常被用來表述美國社會的表達，那么印度次大陸千年來就一直是個“大熔爐”“不停地吸收著不斷加入的新成分”。隨著時間的推移，熔爐里的成分越加稠密和復雜，很難區分哪些是當地的，哪些是外來的。

而且，此時的印度和彼時的印度已經在地域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印度次大陸在英國撤出后分裂為了兩個相互充滿猜忌、敵意的國家（20世紀70年代還從巴基斯坦分裂出了如今的孟加拉國），作為故事開始的地方，阿齊茲的故鄉喀什米爾更是成了雙邊矛盾的“暴風眼”。想象中印度次大陸的一統、和諧，與當前的分裂、猜忌、仇恨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民族主義之下作為想象的共同體的印度其實已不再是薩里姆所想象的共同體，故事中他能自如地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邊界，但現實在帝國時期的分而治之、宗教文化等的分化作用下已有了森嚴的邊界，擋住了共同體想象的進一步延伸。

最終證明，這樣的尋根之旅是反建設性的。要么根本就沒這樣的純粹的根，要么發現了根，但卻是與訴求的不相吻合，甚至是矛盾的。薩里姆尋根的渴望和努力把他的想象帶到了遙遠的喀什米爾，在那里開始了他的故事，但最終我們發現他于印度次大陸，是半個“外來人”，他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當地印度婦女之間“化學反應”的“副產品”，是一個混血兒（hybridity）。那么印度的身份能較薩里姆更印度？民族主義引導下對當地歷史的重寫到頭來又何嘗不是薩里姆的敘事——一種自我暴露呢？

三、驚醒夢中人——身份危機的外化

就這樣，主人翁的故事和印度歷史都包含了難以克服的張力：尋根而根不可得。這樣個人層面上的張力，反映在薩里姆敘述過程中的欲言又止、虛與委蛇，最終導致了故事主要人物的瓦解（crack）：阿齊茲最后在深山里瓦解為了一堆粉末，薩里姆最后也像沙化的巖石布滿了裂痕；在國家層面，同樣的張力導向一種“文過飾非”，即給英帝國的遺產披上次大陸的“新裝”。以前面提到的英語和英國式民主為例。印度英語如今已經獲得了國際承認，可謂自成一派，這要歸功于長期地方化的努力。拉什迪本人就曾稱“印度的英文作品為殖民地的私生子”，在實際應用中，他也盡量讓這位“私生子”展現出更印度的一面。杰納·桑尕（Jaina C.Sanga）就認為拉什迪對標準英語進行改造，使它“成為一種新的語言”。

英式的民主則在披上次大陸的“新裝”之后，變得有些南橘北枳。拉什迪本人對印度的民主制度從來沒抱過多大的希望，一直質疑印度是否能真正成功移植西方的民主。在《英迪拉·甘地遇刺》一文中，他認為尼赫魯家族和大多數的印度人仍太習慣于家族王朝式的政體，“新德里不像一個民主國家的首都……更像一個舊式的宮廷”。薩里姆在敘述過程中，更是對印度的民主政治進行肆意地奚落，民主政治在這里被迷信所藤繞，尼赫魯在討論國家“五年計劃”等重大問題時，信任、依賴的不是政府官員和普通民眾，而是占星術。

渴望根，卻發現根不在或者至少不是想要的，但欲安身立命，沒有根又萬不可能。最終，無論是薩利姆還是印度，這樣的尋根都走向了自欺欺人，因為對根的訴求本身就暴露了無根。于是無論是薩利姆還是印度都陷入了這樣的惡性循環：無根所以渴望根，對根的渴望又反過來暴露出無根。想象的破滅、偽裝的暴露，最終不但宣告了努力本身的徒勞，同時也將自己完全暴露在自己的面前，導致了自己對自己的看穿，使主人翁的“存在”本身都成為了問題。無論是阿齊茲還是薩里姆都無法回避地以瓦解而終。而經歷“國家緊急狀態”各種危機的印度又何不是在經歷著另一種瓦解。

《午夜的孩子》是薩里姆個人和印度歷史故事交織、“共生”的產物。但個人和國家兩條線的比重在故事的結尾部分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開始個人的線占主導地位，到后來國家的線越來越“強勢”，與之相伴，文本也越來越有一種政治性。變化的部分原因是英迪拉·甘地的“國家緊急狀”對作者的重大沖擊。在一次接受采訪時，拉什迪承認《午夜的孩子》正是在“國家緊急狀態”時期開始醞釀和動手寫的，并直接地表達了自己對國家緊急狀態的不滿。在《英迪拉·甘地遇刺》一文中，他再次認為導致英迪拉·甘地刺殺悲劇的根本原因是，他不顧地方差異進行的中央集權化政策。所以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是作者對“國家緊急狀態”的態度給文本本身定了調，文本成為了尋找這樣的危機出現的根源的努力。這樣的危機本身蘊含在印度本身，是印度身份的混合性之下注定的“瓦解”。如果說獨立帶來的揚眉吐氣曾經遮蔽了這樣的混合性，營造了自豪的民族情緒，那么國家緊急狀態表明，紙最終沒能包住火。

在主人翁薩里姆眼里，“國家緊急狀態”的重要性可以與印度的獨立相提并論，二者都在印度的歷史上具有分水嶺的意義。同尼赫魯宣布印度獨立時一樣，小說對英迪拉·甘地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也進行了精確的倒計時；印度獨立之夜的午夜零點到一點之間全國有一千零一個孩子密集地降生，薩里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樣，伴隨著國家緊急狀態的宣布，薩里姆所謂的兒子也呱呱落地。他的身世卻比薩里姆更加的復雜：名義上，他是薩里姆和另一個午夜的孩子結婚的產物，但實際上也是個私生子，薩里姆只是他名義上的父親。如果從阿齊茲角度去認識，這個新生的孩子的身份更是混亂。

就這樣，就像薩利姆的孩子一代將替代午夜的孩子一代一樣，“國家緊急狀態”也將替代印度的獨立的意義。只是，如果說，午夜的孩子（印度獨立）代表的是希望，那么新的一代（國家緊急狀態）代表的是這樣的希望的破滅?；蛘哒f，如果獨立代表了對國家身份的施魅，那么國家緊急狀態就代表了祛魅。薩里姆的孩子在多大程度上是阿齊茲的后代（曾孫）？“國家緊急狀態”下的印度又在多大程度上還是獨立的時候曾經認為的那個印度？

故事中，薩里姆對英迪拉·甘地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的背景作了“報道”式地披露：腐敗、通貨膨脹、饑餓、文盲、沒有土地的狀況，成了社會生活的主旋律；反對黨不失時機地煽動老百姓不滿的情緒，試圖推翻現有政府；英迪拉·甘地在被發現在1971大選中有兩項不正當操作后，拒絕辭職，并以攻代守，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在全國范圍逮捕了上萬的反對分子。

在“國家緊急狀態”之下，“警察抓人，忙個不?！切┎恍⌒脑诳偫碇v話時打了噴嚏的”（410）。同時政府規定“印度只能有一個上帝”（422），她就是英迪拉·甘地。又一次，根深蒂固的迷信和個人崇拜結合在一起，遮蔽了原本就并不耀眼的民主之光。從尼赫魯求助星相家，到英迪拉·甘地時期的“英迪拉·甘地就是印度，印度就是英迪拉·甘地”（412），西方的民主從來沒有真正在印度自立，而是與迷信和個人崇拜結合成了兩不像的“獅身人面”。

求本土文化而不得，避帝國記憶而不能，新生的印度從來沒有擺脫過“是”與“想”之間的張力，這樣的張力之下國家緊急狀態的發生看似偶然，實是必然。印度在一次政治危機中再次走向了混亂和非常規狀態。這樣的危機正是印度認同危機的產物，是歷史對現實驅之不散的纏繞。從與薩里姆個人故事的平行比較，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家緊急狀態是后殖民印度的“私生子”，而后殖民印度又是英帝國統治的“私生子”，印度身份的復雜性可見一斑——正像英迪拉·甘地的頭發，“有白的， 也有黑的”（406）。就像薩里姆到最后全身布滿裂紋，獨立帶來的希望在“國家緊急狀態”下也已是風中殘燭。

結 語

《午夜的孩子》既是主人翁薩里姆不分晝夜，辛苦講述自己個人身世的結果，同時也是一部關于印度近現代社會的小百科全書。敘述者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把個人（薩里姆）和整個國家放在同一平面上，相互比較、投影，結果把看似宏大的“國事”個人化，令那段印度歷史栩栩如生，卻不失大致輪廓。

英帝國撤出，印度終于獲得了獨立。但在敘述者看來，這種獨立更多的是政治話語層面的?，F實中，殖民時期的諸多元素已以不同形式在次大陸“安家落戶”。面對這樣的現實，民族主義主導下的新生的民族國家把視線投向殖民前的本土文化，欲以次大陸幾千年的地方歷史，奠置民族精神和意識獨立的基礎。但是這樣的努力最終證明只是一種掩耳盜鈴式的徒勞。

眼前是殖民地時期留下的種種痕跡，而前殖民的過去又如此的遙遠和支離破碎。對根的渴望最終導向了一種自欺欺人，整個國家都在通過愿望搭建一種想象的存在，而想象的泡沫碰到現實的“刺頭”時自然會破裂。夢中人驚醒，但未來會怎樣卻仍不確定。敘述悲觀的調律到了最后更是讓人窒息般的沉重。

注解【Notes】

① 代表性的介紹和研究文章有，王春艷：《“第三空間”的構建——論拉什迪的復調思維在〈午夜的孩子〉中的呈現》，載《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10月第31卷第5期；黃芝：《論薩爾曼·拉什迪小說中的敘事交流》，載《當代外國文學》2011年第1期。

② 任玉鳥：《五味雜陳的酸辣醬——拉什迪〈午夜的孩子〉中的后殖民混雜性解讀》，載《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3月第22卷第1期；吳燕：《印度民族道路之探索——〈午夜的孩子〉的后殖民主義解讀》，載《廣東海洋大學學報》2011年10月第31卷第5期；黃芝：《從天真到成熟——論〈午夜的孩子〉中的成長》，載《當代外國文學》2008年第4期；張曉紅：《記憶的家園，歷史的想象——解讀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載《當代外國文學》2007年第2期。

③ Salman Rushdie.

Midnight's Children

.London: Jonathar Cape Ltd.,1981,p.11.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頁碼，不再一一做注。

④ 李澤生：《從母國到共享文化：演進中的英聯邦認同》，載《西南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第1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