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 李遇春 賀仲明

主持人語

◆ 李遇春 賀仲明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學術體制的不斷僵化，變革之聲不絕于耳。毫無疑問，文學研究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除卻義理和考據之外，辭章畢竟還是重要的，但當前學界過于流行學術八股，文學研究也不能幸免，這就難免會招來譏評，隨之引起反思。誠然，文學研究或文學批評是學術也是藝術，既有科學研究的實證性也有文學創作的藝術性，但話說回來，文學研究或文學批評畢竟不同于文學創作，尤其是不同于那種重主觀、重虛構的狹義的純文學創作，最多只能被納入廣義的“大文學”或“雜文學”范疇，畢竟它的第一要務還是研究和批評，需要對研究和批評的對象做出客觀的辨析和理性的評判。這就需要學養和識見，非真正的學人莫能為之。遺憾的是，時下種種偽學人如過江之鯽，既有販賣古今學問的沽名釣譽者，亦有不學無術的招搖過市者，這就導致了當下中國文學研究或文學批評的空洞與浮躁。也許正是出于對這種文學學術體制的不滿，我們注意到，近些年來有不少文學研究者或批評家開始轉向了文學創作，舉凡小說、詩歌、散文各體，寫起來莫不有聲有色、像模像樣，不僅讓職業的文學家刮目相看，更是讓學術同行欽羨不已。

我們把這種主動從當前的文學研究體制中突圍出來的學人文學創作，姑且稱為“新學人文學”。說起中國“學人文學”的起源，自然又是古已有之的事。據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中說：“鐘記室《詩品·序》云：‘大明、泰始，文章殆同書抄，拘攣補衲，蠹文已甚。雖謝天才，且表學問?！瘜W人之詩，作俑始此?！笨梢?，南朝劉宋時期，“學人之詩”乃至“學人文學”就已經盛行一時。但梁朝的鐘嶸對“學人之詩”乃至“學人文學”很不以為然，因為與所謂味同嚼蠟的學問相比，他更看重的是天才的靈光閃現。鐘嶸的這種文學觀在中國文學史上其實很有市場，在很大程度上，人們習慣于稱道的“唐詩”大抵是天才文學，而“宋詩”則主要是學人文學，這兩種文學(詩歌)范式的文學史遭遇顯然是不同的，天才文學更受歡迎，而學人文學則飽受物議。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就對時人熱衷于“以學問為詩”表達了嚴重的不滿，但他其實并不絕對化地反對學問，而只是反對食學不化者，即那種掉書袋的酸腐文學。至于將學問融會于心者，在寫作中做到羚羊掛角無跡可尋，那是嚴羽所推崇的文學至境，非一般學人文學所能比擬。在《談藝錄》中，錢鐘書先生借清理中國學人之詩的源流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來，無論是宋人以宋學的講章語錄為詩，還是清人以漢學的注疏簿錄為詩，都是學人之詩，可見學人文學(詩歌)源遠流長。不僅如此，一般人只注意到中國古代文人強附學人的尷尬，而忽視了學人之望為文人的遙不可得。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學人與文人的對立，不在于學術與文學的對立，而在于二者的融通化合。學人文學的典范形態并非那種表面上的以學炫技，而在于內在的以學養心，以其更深更廣更密更微的心靈世界去統馭自由不拘的文字精靈，以此彰顯獨特的學人風范。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暨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