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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教育質量變革的時代特征與策略思考

2017-11-18 17:36游明倫李德建
職教論壇 2017年28期

游明倫+李德建

摘 要:當前,高職教育正處于質量變革時代。以“質量診改”為時代標志的高職教育質量變革,面臨“質量強國思想”“質量品質提升”和“質量技術變革”的國家重大質量形勢與政策的深刻變化?;趪摇半p一流”建設和“放、管、服”改革的宏觀背景,以診改思維建立集政治治理權、學術治理權和行政治理權于一體的高職教育權責關系治理體系;樹立“適應社會需求能力”新型高職教育質量觀,形成“自我提高、持續改進”的質量診斷機制和內生質量文化;建立適應“智能技術”發展的職業素養與技術技能并重的21世紀職業技能框架,是高職教育質量變革的內涵要求及其應對的基本策略。

關鍵詞:質量時代;高職教育質量;質量變革;質量診改;質量治理

作者簡介:游明倫,男,貴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高等職業教育、統計教育;李德建,男,貴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民族教育、民族文化。

基金項目:貴州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重點課題“貴州新建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路徑研究”(編號:14ZD004),主持人:游明倫;貴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院級課題“六西格瑪與專業質量管理研究”(編號:17QY025),主持人:彭吉黔;貴州省區域一流建設培育學科“教育學”(黔教科研發[2017]85號)資助。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7)28-0005-07

當前,我們正在步入一個嶄新的高等教育質量變革時代?!半p一流”建設成為了這個時代高等教育質量追求的目標,“應用轉型”成為這個時代高等教育結構調整的重要方向,“質量診改”成為當今掀起高職教育質量變革的時代標志。而以楊應崧為主任的全國診改專委會匯集全國高職教育領域的專家及其智慧,從診改理念、診改機制、質量體系、數據平臺、方案設計、實操展示、現場指導等多維度開展的高職院校質量診改理論培訓和實踐指導,則將全國高職院校質量診改試點工作推向了高潮[1],無論是對全國27所高職質量診改試點院校還是非試點高職院校,都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力。毋庸置疑,高職教育正面臨一場深刻的質量變革,其背景、特征與戰略都是史無前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提出了“把質量效益作為推動發展的立足點”的重大經濟發展戰略決策,推動經濟增長方式以數量擴張為主的數量規模型經濟向以質量效益提升為主的質量集約型經濟轉變。與此同時,把“深化供給側改革、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上升為國家戰略,成為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重大政治任務,進而推動著經濟社會發展從速度時代邁向質量時代。其中,最彰顯質量時代發展標志性特征的“音符”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習近平總書記涵蓋經濟發展質量、產品質量、工程質量和服務質量等各個領域的質量觀思想體系,特別是關于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的重要論述,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重要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2]。二是國務院印發《中國制造2025》(國發〔2015〕28號),提出了“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的戰略發展方針,把質量作為建設制造強國的生命線。三是國務院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國發〔2015〕64號),提出“培養一流人才,產出一流成果,加快走向世界一流,實現從高等教育大國到高等教育強國的歷史性跨越”的奮斗目標,把人才作為質量提升之本。四是201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開展質量提升行動的指導意見》的出臺,確立了“堅持以質量第一為價值導向”的新型質量價值觀,把提高供給質量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把全面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作為提升供給體系的中心任務?;诖?,面對當今時代發出的“質量強音”,針對以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為己任的高職教育,教育部印發“兩個行動計劃”,即《職業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動計劃(2015-2018年)》(教職成[2015]7號)和《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教職成[2015]9號),提出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人才培養理念和擴大以專業為載體的優質教育資源建設的重大戰略任務,推動高職教育開展“三年質量提升行動”,推動高職教育從外在規模質量向內在品質質量提升。與此同時,出臺質量診改文件,以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建立職業院校教學工作診斷與改進制度的通知》(教職成廳[2015]2號)為標志開展教學質量診改工作,推動高職院校建立“自我保證”“過程控制”“持續改進”的內部質量保證體系和常態化自主保證人才培養質量機制與基于全面質量管理理念的PDCA循環診改運行機制,著力解決基于“放、管、服”背景下高職院校應該怎樣提升內涵質量的重大發展問題。這一系列的重大質量戰略舉措,對于高職院校來說,就是一場深刻的質量洗禮和質量革命,特別是全面質量觀念的轉變和自我質量保證思維的革新。質量診改作為高職質量重大變革的時代標志性事件,無疑是推動質量建設和發展的突破口。顯然,誰在這場變革中占據主動、率先突破,就會贏得先機、引領發展?!百|量之魂,存于匠心”[3]。準確把握質量時代特征,了解高職教育面臨的當前質量形勢,準確把脈高職質量診改的方向,掌握正確應對質量變革的發展策略,對高職院校以教學質量診改為突破口推進質量變革,特別是推動高職“雙一流”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一、“質量強國”思想:讓“雙一流”高職品牌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

“質量強、則國強;質量興、則國興”。世界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重視質量發展,在經濟發展的適時階段或程度,開展“質量革命”“質量振興”“質量救國”等政策措施,把“質量振興”上升作為國家戰略來實施,是其走向發達強盛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黨和國家歷來高度重視質量建設,每一代領導人也都對質量作出過無數重要的論述。毛澤東說:“數量不可不講,質量要放在第一位,要提高質量、規格,增加品種?!编囆∑綇娬{:“質量第一是個重大政策。這包括品種、規格在內。提高產品質量是最大的節約。在一定意義上說質量好就等于數量多?!焙\濤表示:“把質量看作生命線,堅持安全至上,做到精益求精?!盵4]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基于“全面小康建設目標”和“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及時提出了面向“四個全面”建設、“五位一體”總布局的全面發展質量觀,把“建設質量強國”(首次在2016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質量時代”(首次在2017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作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有力支撐,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厚植工匠文化,恪盡職業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中國工匠”,打造“中國品牌”,全面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生態環境質量,已成為質量強國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毋庸置疑,這標志著中國正在開創一個全新的偉大的質量變革時代?!叭ギa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5]的“三去一降一補”政策舉措,就是開啟和推動這個時代產業發展變革的標志性變革特征。endprint

對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來說,這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蘊含潛在機會的轉型發展時代。說它富有挑戰性,是因為質量管理對它而言還是一個新生事物,缺乏相應的內在質量文化積淀。從1999年國家提出“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至今,我國高職教育經歷了近20年的大發展時期?;仡櫰浒l展歷程,其質量發展特征呈現出三個方面的特點變化:第一,以基礎辦學質量為關注點的質量發展階段(1999-2005年)。其中,以199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為標志,我國高職教育進入大眾化發展新階段。截止2005年,全國高職(??疲┰盒盗恳幠__到1091所,高職(??疲┰谛I骄幠#ú缓毩W院和分校點)提高到7666人。在此階段,高職規模擴張成為時代發展特征,全國高職院校數量快速增長,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6年的6%提高到2005年的21%??梢哉f,“辦學規?!背蔀楫敃r衡量辦學基礎能力的關鍵指標,辦學質量及其水平以通過國家高職高專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及其等次高低為判斷標準。第二,以項目建設質量為關注點的全面內涵質量發展階段(2005-2015年)。其中,以2006年《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6]16號)文件出臺為標志,以100所國家示范校、100所國家骨干校和若干省級示范校建沒為表征。在此階段,是以質量項目引領發展為標志、工學結合和校企合作為內涵建設標識的項目型質量發展階段,重點專業、特色專業、精品課程、專業資源庫、雙師素質教學團隊、教學科研項目、現代學徒制試點、教學名師、技能大師、校企合作實訓基地、協同創新平臺等培養能力水平指標成為這一時期各高職院校競爭和關注的焦點。而項目建設質量及其水平等次就成為當時判別和衡量高職院校辦學質量水平高低的基本標準。同時,逐步推行高職院校質量報告制度。第三,以內生質量為關注點的質量轉型發展階段(2015年至今)。其中,以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建立職業院校教學工作診斷與改進制度的通知》(教職成廳[2015]2號)為標志,以教育部印發“兩個行動計劃”,即《職業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動計劃(2015-2018年)》(教職成[2015]7號)和《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8年)》(教職成[2015]9號)為航標。此階段是以內部質量保證體系建設為重點、教學質量診改運行機制建設為核心、院校自我質量持續診改為關鍵的內生質量建設發展階段。同時,全面建立高職院校質量報告制度。優質資源、創新創業、辦學特色成為高職院校的核心競爭力。人才培養質量“符合性”、服務區域經濟貢獻度、辦學政策環境支持度等體現“適應社會需求能力”強弱的指標及其水平成為判斷和衡量高職院校辦學質量水平高低的標準。顯然,前兩個階段的質量是外生的,是“評出來的質量”,是依賴政府外部控制和保障的質量,是以一次性評估結果為導向的靜態辦學質量。而第三階段的內生質量建設才剛剛起步,質量組織與制度保障尚未建立,以自我診改為抓手的質量管理常態化機制和質量文化沒有形成?;诖?,質量內生文化的缺失,使得高職院校在質量管理過程中面臨觀念的沖突和執行的阻礙,成為高職院校質量提升遭遇的最嚴峻的挑戰。說它是潛在的發展機遇,是因為高職院校質量發展階段與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質量發展要求“同步”,即與國家質量發展戰略和質量發展政策同步;與供給體系質量和生態環境質量提升發展同步;與產業轉型升級質量發展需求和企業產品質量提升發展階段同步;與社會大眾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和對高職教育品牌發展的需求同步。這種“同步性”無疑給高職院校推進質量內生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比如:政府“放、管、服”政策和教育部“教學工作質量內部診改制度”,為高職院校推進質量建設及其辦學擴大了辦學自主權;外部供給質量、環境質量、產品質量、服務質量等全方位質量變革與創新,可有效激發、推動和支持高職院校開展內生質量建設,形成內部質量建設與外部質量需求的有效銜接;產業技術質量提升、企業內部質量文化品質發展、行業質量管理規范等社會質量文化建構,為高職院校內生質量文化建設可提供經驗借鑒和標準參考;適應需求的政府外部質量評估、社會大眾對優質高職教育的需求和高職自主招生政策帶來的生源質量競爭,可轉化成為高職院校主動開展內生質量變革的內在強大動力。因此,圍繞創建“雙一流高職品牌”(世界一流高職院校、世界一流高職專業)目標,針對高職教育學術質量治理短板,堅持問題導向,確立質量診改思維,建立以質量治理為核心的高職院校自主性質量治理結構,逐步形成以政治性治理權為領導核心、以學術治理權為業務核心、以行政性治理權為管理核心的符合高職教育發展生態的“三位一體”高職教育權責關系治理體系[6],建立高職教學工作自我診改質量運行機制,創建高職內生質量文化,既是學校主動適應社會需求、尋求自我生存發展的現實需要,又是國家質量強國戰略實施的緊迫需要,也是質量時代實現可持續發展、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的根本保證,更是高職院校應對當前質量強國戰略實施及其質量變革的基本策略。對此,呼喚著高職院校的責任、使命與擔當。

二、“質量品質”提升:讓“優質教育”成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主旋律

質量時代呼喚高品質的質量產品。教育服務產品作為一種精神文化消費品,更需要提升質量品質。當前,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處于“三期疊加”(即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經濟新常態發展階段[7],國家教育質量標準發生重大轉變,提出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作為教育質量評價的根本標準。同時,明確了提高教育質量的四個核心指標,即提升學校辦學綜合實力、學生成長成才能力、社會貢獻力和國際競爭力??梢哉f,這是高等教育從精英階段走向大眾階段以來,國家宏觀教育質量標準的一次重大變革[8]。高職教育作為高等教育新類型,其質量品質建設正處于升級發展的關鍵期,即從以規模質量(在校生人數及其知識、能力、素質結構)和環境質量(政府政策落地程度和校園空間環境特征)為主的“辦學基礎質量”提升階段,向從以教師質量(教師知識、能力、素質水平及其成長性)、管理質量(管理者知識、能力、素質水平及其發展性)、學生質量(學生知識、能力、素質提升及其成長性)為主的“內涵發展質量”提升階段轉變,以及向以貢獻質量(用人單位滿意度、社會認可度、政府支持度、畢業生自我滿意度)為主的“服務需求質量”發展階段提升。從質量品質提升來看,每一階段質量提升的側重點和關注點各有不同。辦學基礎質量階段,存在改善數量規模結構質量,包括招生數量規模、在校生數量規模、教師數量規模、實驗實訓數量規模、校企合作數量規模等結構質量,其中招生數量規模結構質量(即生源質量)和要素保障質量成為關注和評價焦點,改善要素保障質量、吸引高質量生源、持續擴張辦學規模成為這一階段質量品質特征。內涵發展質量階段,側重提升人才培養質量水平層次,人才培養中項目建設等級質量、教師團隊結構質量、課程建設質量水平、專業質量特色、畢業生質量及其階段發展水平等成為關注和評價重點,培育優質教學資源、強化技術技能提升是這一階段質量品質特征。而服務需求質量階段,側重人才培養質量的“四性”特征,即“符合性、有效性、精準性和成長性”,以及學校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影響和競爭力,師生技術技能服務特色品牌、專業產教融合深度高度頻度、信息化與智能化服務能力、大師名師服務成效、一流專業品牌等成為關注和評價重點,個性化服務質量、服務滿意度、政府支持度、行業企業融合度、畢業生社會適應性和成長性是這一階段質量品質特征。不難看出,這三個階段的質量品質建設存在一定的質量邏輯和質量依存關系,即辦學基礎質量重“規模質量”和“要素質量”,是人才培養質量提升的基礎;內涵發展質量重“結構質量”和“功能質量”,是人才培養質量提升的內核;服務需求質量重“改進質量”“貢獻質量”和“影響質量”,是人才培養質量提升的外顯。從縱向看,辦學基礎質量-內涵發展質量-服務需求質量形成“先基礎、后內涵、再服務”的質量提升邏輯主線。從橫向看,三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和相互支撐,共同構成人才培養質量的一個整體,不能相互割離和彼此脫節,形成自身質量循環鏈。從發展階段看,三個階段的質量發展又形成一個相對獨立、彼此關聯的“質量模塊”,在一個特定的發展時期重點發展、輻射影響和關聯作用。當然,各個高職院?;谧陨淼霓k學歷史、辦學條件、辦學水平,其在質量提升過程中存在的質量發展問題、具體的質量發展目標、質量發展重點、質量建設任務和質量發展舉措也就各有側重和不同?;诖?,找準工作切入點、彌補質量短板、改善質量結構、提高質量品質、持續改進質量,是高職院校質量品質建設面臨的永恒課題。endprint

那么,就當前而言,高職院校應該怎樣開展和提升質量品質建設呢?對此,需要結合以上思考,從四個方面綜合考慮:一是當前國家主導的高職教育質量觀是什么。2016年原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今天我們強調的教育質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目標下的質量、是全球教育競爭新態勢下的質量、是實現教育現代化新要求的質量”。顯然,“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適應社會需求能力”就成為當前國家主導的新型高職教育質量觀。我們的理解是:它是一種立足現實、動態發展、比較優勢、與時俱進的“相對教育質量”發展觀,對接區域、融入產業、關注需求、瞄準前沿、持續提高是基本的質量品質發展策略。二是當前高職教育質量發展階段的主流特征是什么。從高職院校發展所經歷的“規模擴張”“示范校引領”“骨干示范校支撐”“優質校發展”等發展階段來看,當前高職院校正處于“后示范”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經濟背景典型特征就是圍繞“質量和效益”中心,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全面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因此,全面聚焦內涵建設,提升內涵發展質量,擴大優質辦學資源,提高適應社會需求能力,就成為高職教育質量發展主流特征。對此,教育部“兩個行動計劃”提供了依據。各高職院校依此部署和開展質量品質建設就成為主陣地。三是國家推動高職教育發展的戰略是什么。2012年,黨的十八大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中發〔2015〕8號)出臺。很顯然,“十二五”以來,我們黨和國家放眼世界、立足全局、面向未來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決策。這是指導我們推進高職教育質量發展的綱領性文件?;诖?,高職質量品質建設必須著眼于品牌創新、特色創新和文化創新,構建和形成以“提質創優”為工作主基調、彰顯高職教育質量特征的內生質量文化。四是學校自身發展面臨的重大質量問題是什么。質量問題是一種缺陷。以問題為導向,找準質量工作的切入點,確立質量診改思維,持續推動質量自我診斷、改進與提高,是高職院校制定質量方針、明確質量目標、設計質量方案、開展質量建設的基本路徑。對此,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建立職業院校教學工作診斷與改進制度的通知》(教職成廳[2015]2號)、《高等職業院校內部質量保證體系診斷與改進指導方案》(教職成司函[2015]168號)兩個指導性文件提出了具體指導性意見,各高職院??山Y合實際,按照全國診改專委會的指導建議,有序開展質量品質建設。綜合以上考慮,當前高職教育質量品質建設應主動體現國家供給體系質量和生態環境質量建設要求,以質量診改思維理念和創新驅動發展意識,堅持質量問題導向和持續改進質量方針,按照“穩住規模質量、改善環境質量、提高教師質量、聚焦學生質量、提升貢獻質量”的質量提升發展路徑,樹立“適應社會需求能力”新型高職教育質量觀,系統設計內部質量保證體系,催生高職院校質量組織與制度建設,形成“自我提高、持續改進”的質量診斷運行機制和內生質量文化,推動高職院校質量管理自覺化、常態化和智能化,實現高職院校質量提升持續變革和與時俱進。毫不諱言,高職院校身處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發展的質量時代,“優質教育”必將成為質量品質建設的主戰略和主旋律,推動高職教育質量持續變革和改進提高。

三、“質量技術”變革:讓“互聯網+高職教育”成為智能化發展新形態

技術改變世界。當今以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工業云計算、工業大數據、工業機器人、3D打印、知識工作自動化、工業網絡安全、虛擬現實等9大核心技術為支撐的工業4.0技術,正推動著工業世界的根本性變革,成為催生工業產品質量提升的決定性技術,引領著工業經濟走向基于智能制造的新質量時代。與此同時,方興未艾的信息化發展與人類學習方式變革和教育中信息化技術的應用、融合與革新,也有力地推動和促進教育領域進行根本性的變革。當前,“從網絡教育到移動學習、泛在學習,從開放教育資源到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從云計算到教育公共服務平臺,從電子書包到未來教室,從微視頻到翻轉課堂,從大數據到個性化學習服務”等教育形態的轉變[9],其實就是教育中信息化技術作用后學習方式、教育內容、服務平臺、學習環境、課堂教學、研究范式等產生的重要變革??梢哉f,當今信息技術對教育發展正產生著革命性影響,教育技術的變革也正推動著教育質量的革新。正如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1992年所預言的那樣,300年前以印刷品為核心重新組織的學校和大學形態,將隨著工業4.0技術的發展、應用和創新,向“互聯網+教育”的智能化教育發展新形態進行重組和變革,進而推動“智能化教育”成為未來高等教育發展新常態。即基于“互聯、數據、集成、創新、轉型”等工業4.0技術的應用特征和智慧教育理念的實踐發展,高職教育形態將在以下幾個方面發生重大變革[10]:

一是校園形態的變革。即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多媒體計算機、投影、互聯網、課件、網絡課程、教學專題網站等數字化技術逐步走入校園和課堂,特別是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虛擬現實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引入校園和課堂,校園形態由分散化的物理校園向集成化的智能校園轉變。

二是專業形態的變革。即隨著智能工廠在石化、鋼鐵、機械裝備、汽車、航空航天、飛機等工業制造行業領域的應用推廣,基于智能化產業的專業發展形態已將發生重大變革,逐步由面向職業崗位群的產教融合實體形態向基于集成化智能技術綜合應用的多學科交叉的校企一體智能化柔性形態轉變。

三是課程形態的變革。即隨著2012年慕課(MOOCs,即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11]在美國的興起及其井噴式發展,其借助互聯網絡平臺匯聚海量名校名師名課資源及其學習方式變革,對課程的形態及其教學影響深遠,特別是翻轉課堂、大數據、學習分析等學習技術的應用,推動著課程形態的重大變革,逐步由單一化紙質教材向多元化課程資源轉變。

四是課堂形態的變革。即隨著智慧學習環境的構建,即基于物聯網、二維碼、多屏互動技術、自然交互技術、學習分析技術、云計算等智能技術的智慧教室、智能化實訓室和移動在線學習平臺等網絡化學習情境,課堂形態已發生重大變革,逐步由單一的封閉的教室實體課堂向多元的開放的網絡無形課堂轉變。endprint

五是教師角色的重大變革。隨著慕課(MOOCS)在線教學的興起,教師教學開始由過去獨立的個體教學向合作的團隊協同教學轉變?;诖?,教師的角色實際已發生著實質性的重大變革,即教師角色由以知識傳授為主向學生學習助學為主轉變。一方面,作為課程開發團隊教師,除主講教師側重知識講授和釋疑以外,其他教師則是協助主講教師準備課程、設計課件、協助教學、錄制視頻、制作微課、指導學生等方面的輔導教師、助教、教學設計專家、課件設計專家等個性化助學角色。另一方面,對于借助慕課平臺學習的學生,教師更多就是指導和幫助學生學習,是學生學習的助學者而不再是教學者。

六是學生學習形態的變革。隨著學生學習環境從數字化走向智能化,以及MOOC平臺學習工具、移動學習終端工具、翻轉課堂教學模式、線上線下混合學習方式的變革和學習共同體與教學共同體的構建,推動著學生學習形態的重大變革。即分別由傳統的班級集中標準化學習向小組合作討論學習轉變;由師生互動交流學習向人機互動自主學習轉變;由被動接受的適應性學習向主動思考的選擇性學習轉變。

七是管理形態的變革?;谛畔⒒?、網絡化和智能化的智慧學習環境,一方面教師的教學組織、教學模式和教學行為隨著學生學習方式及其形態的變革而急劇變革,由以班級組織為載體、以教材為核心的課堂教學模式向以網絡平臺為載體、以課程資源為核心的在線教學模式轉變,教師行為也由知識講授轉變成為教學輔導。另一方面分散的關聯的學生個性化選擇化學習方式及其行為也對學校的教學管理帶來了挑戰,進而推動著教學管理由傳統的經驗決策管理形態向現代的數據科學決策管理形態轉變,以及由教學部門化職能管理向信息平臺化無界化數據管理轉變,實現對學生的管理由粗放走向精細。

八是組織機構的變革。慕課及其資源的“名校、名師、精品、開放、免費、移動等特征”,在滿足學生選擇性學習的同時,也引發了高校課程資源的重組。按照“組織應該專注于核心業務”的理念,對于已有的優質慕課資源,特別是公共課教學資源等非專業核心課程業務的教學組織及其實施,學??苫凇肮蚕砉灿谩倍扇∽寣W生通過MOOC網站學習相關課程,或者通過網絡同步選修其他學校開設的同類課程以開展學生公共課教學任務,而將學校的相關公共課教師資源進行重組,或集中為專業課教學進行專題文化知識輔導,或組建公共課程外包服務團隊,向其他學校提供優質公共課教學服務,進而實現課程教學組織機構的重大變革。即“核心”教學業務專業化、“非核心”教學業務社會化,重構基于專業化與社會化聯動的教學組織機構[12]。

基于此,逐步開展以培養智慧型人才為目標、以智能技術為支撐、以智能校園學習環境為基礎、以基于電子書包的智慧學習平臺為載體、以基于翻轉課堂的混合式學習與基于個性需求定制的個性化自適應學習為手段的智慧教學法及其實踐,進而培養能夠適應“智能制造”及其“智能工廠”所需求的智慧型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因此,以工業4.0技術為核心的質量技術發展及其應用,不僅改變高職院校的辦學形態,而且還改變各級管理者的辦學思想及其觀念,實現技術促變教育的實質性變革——新的教育文化的生成及其培育。

那么,高職教育當前如何應對和適應基于智能技術發展的質量時代教育變革呢?從美國教育智庫組織“21世紀技能聯盟”提出的“21世紀學習框架”(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13]來看,“21世紀技能”(21st Century Shill)是信息時代學生需要學習和掌握的職業技能框架,包括生活與職業技能、學習與創新技能、信息媒體與技術技能。而其技術支持系統包括標準與評估方法、課程與教學方法、教師專業發展和學習環境建設。與此同時,還必須學習和掌握專業核心學科內容??梢?,職業素養與技術技能并重是高職教育質量發展的必然路徑。只不過,在不同階段、不同學校、不同國度,因學校發展基礎、學生素質基礎、受教育環境和工作職業環境等差異,職業素養與技術技能的具體內容有所側重和差別。但是,這并不影響按照“21世紀學習框架”提供的職業素養與職業技能發展路徑進行個性化的教育教學改革和質量變革。其實,基于工業4.0核心智能技術所提出的智慧教育理念,就是近年來國內外教育界基于“技術促進學習”思想,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混合式學習理論和現代教學理論的基礎上,由智能設備、信息技術、教學工具、網絡媒體、教師團隊和學生群體等元素集成的一個智能性、開放式、虛擬化的現實學習空間環境,并通過數據化平臺和適當的技術制品來幫助學生完成“識記、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創建”六個層次的學習目標,以最大化促進學習的智慧學習實踐及其創新。毋庸置疑,緊盯“智能制造”發展前沿,瞄準“智能工廠”人才需求,運用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構建“智能校園”,探索“智慧學習”,用“智慧教育”引領信息化教育變革已成為質量時代高職教育發展的必然選擇和重要策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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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趙澤眾.進入質量時代需要社會“集體朗誦”——技工教育專家談弘揚工匠精神[N].中國勞動保障報,2017-04-10.

責任編輯 韓云鵬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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