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文化自信，為中國崛起提供持續動力

文/胡鍵

增強文化自信，為中國崛起提供持續動力

文/胡鍵

文化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遺傳密碼，自始至終都在社會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因為如此，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蔽幕淖饔糜袝r候是隱性的，有時候則是顯現的。但是，無論如何，文化對社會具有持久性的影響。因此，在十八大報告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建黨95周年的大會上又提出要增強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中國的問題根本是文化問題

1933年，陳序經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文中指出：“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文化問題，要想解決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問題，必須從文化著手?！碑敃r中國經濟正處于發展的“黃金十年”，但經濟發展并不意味著中國已經找到了現代化的道路。相反，中國走什么樣的道路的問題長期來困擾著中國知識分子。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知識分子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并且從文化上來探討中國的道路問題。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迅速，但中國發展也遭遇難以突破的瓶頸問題，雖然主要問題出在經濟上，但根源卻在經濟之外，在文化上。因此，解決當今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也如陳序經當年所說的那樣“必須從文化入手”。

從文化入手，就是要通過提高產業素質來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中國經過30多年的現代化建設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并不順利，經濟的品質也并不太高。而經濟的品質決定于產業素質，提升產業素質就必須大力提升文化素質和科學技術素質。當前，中國的國力要素發展仍然不平衡，不僅表現為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發展不平衡，而且硬實力內部、軟實力內部諸要素的發展也不平衡。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硬實力“量大質低”和軟實力“量小質低”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從文化入手，既要夯實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底蘊，更要用現代科學技術文化來推進中國的產業更新和科技創新。

從文化入手，就是用文化來滋養人心，提高國民素質。所謂文化就是以文化人。產業素質取決于勞動力素質和國民的整體素質。從現實情況來看，盡管經濟發展迅速，但國民素質并沒有相應提升。相反，有時候還表現為國民素質嚴重下滑的情形。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勞動力素質也仍然低下。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例，世界平均值是0.282，中國剛好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美國是0.821，英國0.575，法國0.584，意大利0.626，德國0.399，以色列0.605，日本0.555，新加坡0.669。由此可見，中國的人才素質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

從文化入手，就是要為中國的大國成長提供可持續性的成長力。大國的成長并非僅僅是依靠硬實力，只有硬實力支撐的大國崛起進程，最終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是西方歷史大國崛起的基本教訓。要避免陷入陷阱之中，大國崛起的進程必須以硬實力和軟實力共同來支撐。30多年的現代化建設使中國從一個游離于國際體系之外的國家，轉變成為處于國際體系中央區域的國家，這個國際地位的大幅度提升，需要通過文化建設來提高中國的品格?！兑捉洝氛f：“德不配位，必有災殃?！边@既可以是針對個人，也可以說是針對國家。西方歷史大國的衰落，就是因為沒有加強自己的軟實力建設，完全靠硬實力的擴張，所以最終因“德不配位”而覆滅的。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覺

要樹立文化自信，首先要有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在1997年提出來的。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說法，文化自覺分為四個階段，也就是他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四個階段即對自己文化的欣賞、對他人文化的欣賞、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在文化交融之中走向世界大同。它主要包含三層內蘊：一是文化自覺建立在對“根”的找尋與繼承上；二是文化自覺建立在對“真”的批判與發展上；三是文化自覺建立在對發展趨向的規律把握與持續指引上。簡而言之就是尋根、反思和對文化發展規律的認識。

關于文化尋根，余英時先生就指出，中國人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因而也即有著非常深厚的文化尋根意識。樓宇烈先生說，中國傳統文化是儒、道、釋三位一體的統一體。一般都會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是儒家學說，實際上是道家，也就是“黃老之學”。該學派認為“道”是作為客觀必然性而存在的，在社會政治領域，強調“道生法”，君子當“無為而治”。因此，在秦統一前，“黃老之術”自黃帝到西周一直占據著想要的地位。及至秦統一后，“黃老之術”逐漸讓位于其他流派，尤其是以法家思想為甚。秦雖然是以法家思想來治理“天下”的，但法家二系（韓非子、李斯）皆為荀子的門徒。荀子與孟子各自繼承了孔子思想之一脈?？鬃印八目啤敝械摹罢隆币豢?，正是法家之“源”，秦以后的政治制度則是法家思想之“流”。因此，儒法實乃一家，也因為如此，儒家與皇權的結合，形式上表現為法家的理論，本質上則是儒家的價值。尤其是自漢武帝開始，儒家與皇權的結合在政府的支持下而日益緊密，盡管道家學說依舊在中國的思想界占據重要位置。也正因為如此，儒生絕大多數成為皇權的擁護者，而完全喪失了西周時期儒生對皇權的批判性。因此，儒家學說逐漸陷入僵化，這為剛剛傳入中國的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思想領域的空間和社會基礎。特別是佛教的思想與在漢朝初年一度成為治國思想的道家學說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相互兼容的?！斑@兩個出世的思想與儒家入世的思想，構成了一個辯證關系，彼此兼容，它們也在中國人人生的不同階段彼此代替”（許倬云）。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強調自然與社會的對立使道家更多的是作為儒學之外的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補充而存在，特別是當社會中的官僚機構處于崩潰之時更是如此。作為大眾化的道教，它可能意味的是農民起義，像東漢反對地主、儒家和官僚的黃巾起義，作為高深的道教，它可能意味的是士大夫從社會生活中急流勇退而成為3世紀的‘清談’者，或‘竹林七賢’，或是滿懷鄉愁的唐朝詩人?！保s瑟夫·列文森）到了宋代，士大夫們開始努力重塑中國文化傳統，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把道學發展成為理學，但無論是道學還是理學，其構成的基石仍然是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主要內容的儒家經。這樣，“儒、釋、道這三種思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來支撐著中國的傳統文化”（樓宇烈）。

其一，在文化尋根的問題上，梁簌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對中國文化的特點有比較經典的概括：獨自創發、自成體系、從未中斷、同化力非常強、吸納外部文化融合而成、后兩千年沒有進步、文化在四周的放射力大。從這些情況來看，中國文化的根始終是存在的。然而，中國文化走向何處的問題，在當今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之中并不太清楚。

其二，僅僅是尋根是不夠的，文化對社會發展的作用畢竟具有雙重性：既可能是促進社會發展，也有可能是抑制甚至是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我們需要對文化進行反思。近代以來，主要有兩大原因促使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一是戰爭，二是經濟發展；而且主要從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進行反思。

對器物文化的反思，是由于鴉片戰爭的失敗，在于西方列強的第一次遭遇中，泱泱大國為什么會失??？戰爭的失敗尤其是在戰爭中切身地感受到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的情形促使中國的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技術文化進行反思。這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林則徐和魏源。林則徐是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主張了解西方，學習西方進步的自然科學與實用技術。他總結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認為英國之所以勝利，在于英帝國主義“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林則徐尤其強調英國的器物文化的先進性。因此，他認為中國要想御侮圖強，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魏源繼承了林則徐師夷制夷的思想，他在林則徐《四洲志》的基礎上完成了《海國圖志》，非常詳細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和社會的狀況，比較詳細地闡發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學習的思想。魏源強調指出：“師夷”是為了“制夷”，向西方學習是為了抵御西方的侵略，而要成功地抵御西方的侵略，實現“制夷”的目的，首先必須要“師夷”。在器物文化上用實際行動來反思的是洋務派發起的洋務運動，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創辦了各種近代企業，的確使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但遺憾的是，“體”“用”之間的矛盾從一開始就暴露出來，最終導致洋務運動以失敗而告終。這表明僅僅在器物文化上的反思是不夠的。

對制度文化上的反思，這同樣是戰爭引發的反思。甲午戰爭的失敗，才有了康、梁領導的“公車上書”，這是一個誘因，最終在數年后爆發了維新變法運動。雖然變法歷經百日而失敗，但也檢驗了當時中國社會對革新的接受程度。實踐證明，即便在中國處于亡國滅種的危亡之中，中國社會對革新的接受程度也是非常低的，這也驗證了馬克思在此前所說的：“中國，這塊活的化石……在東方各國我們總是看到，社會基礎停滯不動，而奪得政治上層建筑的人物和種族卻不斷更迭?！备猩跽?，還有一批守舊的知識分子為這種“活化石”做守護人。例如，王國維就公然對外說：“君主專制是至善至美的制度?！比欢?，歐風美雨盡管遭到中國社會的拒斥，但對中國社會仍然具有拉枯摧朽的作用。正如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所說：“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果不其然，帝國最終被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推翻，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制。這是制度文化比較徹底的一次反思。遺憾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缺乏民眾基礎，原因就是缺乏思想啟蒙。所以說，中國社會開始進入精神文化的反思。

對精神文化上反思，是由于辛亥革命失敗后，中國社會充斥著復古逆流。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一批知識分子主張向西方學習，倡導“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這就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價值追求。在這種文化沖擊之下，舊式的知識分子由于無法適應，所以有的被淘汰，有的則自我淘汰。例如，王國維的自殺，既可以說是為了“殉制度”也可以說是“殉文化”，成為舊式文化和制度的殉道者。當然還有一批雖不像王國維那樣走向極端，但也是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辜鴻銘、林琴南、杜亞泉等，以維護中國主脈為由拒絕一切西方的文化。關于精神文化的反思不能不提及梁啟超。一戰后，梁啟超遍游歐洲，所見所聞從內心上改變了對西方文化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尤其是看到一戰導致歐洲的蕭條使他感到歐洲并非十全十美，過去認為歐洲一切都是好的，中國一無是處，這根本不對。因此，他主張要有所鑒別地學習西方。梁啟超的這種反思無疑是深刻的，甚至影響了20世紀30年代的文化論戰。當然，20世紀30年代的論戰更多的是經濟發展所致。因為，國民政府統一中國以后，加上一戰結束后，世界主要大國都處于“休養生息”時期，中國民族經濟迎來了發展的“黃金十年”。然而，經濟在發展的同時，中國知識界也在探討中國現代化的走向問題，這種思考最終也反映到文化上，并在知識界中形成了西洋派、折衷派、復古派三大流派。這場文化論戰是由陳序經挑起的。1933年，陳序經發表了《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文，主張全盤西化，其理由是：西洋文化比中國文化進步；西方現代化是世界的趨勢；中國道德（公德、私德）不及西洋。王新命、薩孟武、陶希圣、何炳松等十教授則于19356年爭鋒相對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文，表達了折衷派的文化主張：中國的特殊性；不能憑空贊美中國的制度，要加以檢討；按照中國的需要吸收歐美文化；中國文化建設的關鍵是創新；文化建設的目標是世界大同等。當時被這場論爭卷入其中的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包括折衷派的張東蓀、吳景超、張申府、嵇文甫；西洋派的胡適、張佛泉、張熙若、梁實秋等。這場論戰雖然是因經濟而起，但直到全面抗戰爆發以后這場論戰也沒有真正停止。當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對文化的反思仍然存在著，表現的是關于現代文化尤其是科學技術和改革開放的文化反思，這些反思表現為：要不要改革；怎樣改革；要不要搞市場經濟；怎樣搞市場經濟；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等。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在不斷的反思中而得以推進的。所有的反思是在西方文化、西方現代化沖擊之下的反思，也是對中國命運的文化憂慮，以及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文化闡釋。

其三，對文化發展規律的認識。尋根和反思都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認識和把握文化的發展規律。從尋根和反思中，我們發現文化發展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這些規律至少可以概括為：

一是沒有單一的文化存在。凡是發展到今天且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在歷史的長河中與其他文化進行廣泛的融合。沒有任何文化是所謂的“純種”文化，就像民族、種族一樣，在歷史變遷中已經大雜居、大混雜、大融合。這種情況提示著人們不要打任何文化原教旨主義的旗幟。

二是沒有封閉的文化存在。盡管古老的中國文明受自然條件的影響而處于相對孤立的狀態，但人們的社會生活總是會突破自然的屏障而走到一起。例如，漢代出使西域的張騫，是比較早的突破自然屏障而實現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進行交流的人。雖然其主觀目的是要聯合大月氏攻擊匈奴，以恢復河西走廊的商貿通道，但戰爭同樣也會帶來文化的交往，古絲綢之路的駝峰把東方神秘的故事帶到西方，駝鈴又把西方傳奇傳到東方，從那時起歷經了鳩摩羅斯、唐玄奘等的努力，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乃至基督教文化之間實現了大規模的交流、對話和融合。

三是文化是可以分享的。文化主要是技術文化、精神文化，是可以在世界各個人民之中進行分享的。也正因為文化的可分享性，文化才得以廣泛傳播。如果文化不能分享，那就意味著文化是不能對話和交流的，更不能進行融合。尤其是那些符合社會發展潮流、促進社會進步的文化，可以為任何民族、任何國家所分享。

文化自信要跳出文化自負與文化自卑的窠臼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精神家園。支撐一個民族旺盛生命力的東西是文化，摧毀一個民族的根本就是摧毀其文化。龔自珍就說，要滅其國先滅其史。所謂滅其史就是摧毀其文化。因此，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就必須要克服文化自負和文化自卑的心理。這與前面的文化自覺是一樣的，只是換一種說法。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既有文化自負的一面，也有文化自卑的一面。

從文化自負來看，文化自負的根源在于自唐宋以來中國領先于世界的農耕文明和經濟成就，宋代更是達到了中國乃至世界農耕文明的頂峰。據有關統計，宋代的經濟總量超過世界經濟總量的一半。即便是宋代以后，中國經濟走下坡路，到康乾時期又迎來了農耕文明的“晚秋晴日”，加之中國社會的自我封閉，以至于對西方發生的一切都毫無知曉，既不知道西方的文藝復興，也不知道工業革命。當我們處于“康乾盛世”的時候，西方的工業革命已經方興未艾，正是工業革命使長期落后于東方的西方把東方帝國遠遠甩到后面。問題是，中國的士大夫對這一切并不知曉，還沉睡在“天朝大國”的美夢之中。正是這種情形造就華夏民族的心理優越感。另一方面，當時《馬可·波羅游記》《曼德維爾游記》《大中華帝國史》的確是把東方帝國吹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說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帝國”等等，這一切更加深了中國社會的文化自負感。正是這種自負感導致了1793年馬嘎爾尼來出訪大清帝國所遭遇的巨大的文化沖突。

今天，中國文化自負表現為：一是拒絕一切外來文化，視外來文化為洪水猛獸，猶如在極“左”時期的口號“寧愿來社會主義的草，也不愿要資本主義的苗”。問題是，“苗”并不以“主義”來區分的，只要長在社會主義的田里，它就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苗”。文化也是一樣，關鍵是使用文化的人能不能正確地對待和使用文化。二是對中國模式頂禮膜拜。近一段時間對“中國模式”冷靜多了，前幾年幾乎把“中國模式”炒爆了，認為中國模式是盡善盡美的模式，因為用3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300年的現代化之路，因此，“中國模式是超越西方現代化的非西方模式”，等等。誠然，中國現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令每一個中國人自豪，但中國的發展也確實是存在問題的，特別是漸進主義的雙軌制，既是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金鑰匙，也是中國權力尋租的制度性土壤。中國過去的發展是繞開問題謀發展的，而過去的問題成為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因此，我們需要進行深化改革。此外，中國的發展還帶來了沉重的環境代價。如果不正視這些問題，那么就沒有真正理解中國的現代化道路。

文化自負的后果就是，拒絕改革，拒絕市場經濟，也不承認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甚至會把中國的問題也當作優點來贊揚。例如，關于中國的腐敗問題，也認為是現代化過程中的正?，F象。更為嚴重的是，持這種觀點的人往往成為僵滯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因此，文化自負對改革而言就會導致中國社會的停滯不前。

從文化自卑的情形來看，文化自卑的根源在于鴉片戰爭的失敗。泱泱大國敗給了一個“小小的英吉利”，真可謂“無顏見江東父老”。因此，在文化的反思中才產生了文化自卑感，覺得中國的失敗在于中國一切都落后于西方列強，因此要徹底否定中國文化而全面西化，正如胡適先生所說：“中國文化惰性太大。在我們還只是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為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彼?，胡適等西洋派都主張徹底西方化、歐化。

當今中國的文化自卑則表現為，一切以美國為標桿，要全盤“美國化”；徹底否定中國的改革，也否定改革所所取得的成就，認為中國的改革如小腳女人，纖纖作細步，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的改革。文化自卑，既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現實的批判主義，最終是要走向西方自由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就是既不要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要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斷創新，使中國特色是禍害在于文化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樹立文化自信，就是要實施文化強國戰略

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際地位也不斷提升。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更加需要文化作為支撐，要樹立文化自信，目的就是要實施文化強國戰略。沒有文化的國家就沒有品位，沒有可持續的成長力。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化的文化資源大國，但文化軟實力還非常弱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社會缺乏足夠的文化自信。樹立文化自信，實施文化強國戰略，需要處理以下幾種關系：

一是正確處理文明與野蠻的關系。這里的文明與禮儀比較接近，也就是要恢復中國的“禮儀之邦”，杜絕文化種族主義者、文化法西斯主義和文化軍國主義。文化種族主義是一種絕對排外的文化思潮，并且還帶有自己文化的優越感。文化軍國主義和文化法西斯主義則是消滅異己文化為目的的，這些都是不健康的文化。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我們需要建設健康的民族心理來支撐中國的大國成長進程。

二是正確處理文化產品產量與質量的關系。文化強國戰略絕對不是僅僅追求文化產品的產量，二是要追求文化產品的質量，尤其是打造中國的國際文化品牌。中國經濟對外貿易始終是巨大順差，但文化產品的對外貿易卻一直是嚴重逆差。這表明中國文化產品質量不高，也缺乏世界公認的文化品牌。中國文化要“走出去”，只靠政府潛力推動是難以奏效的，國際市場的接受程度才是最根本的。要國際市場接受就需要在質量和品牌商下功夫。

三是正確處理文化供給與文化消費的關系。當前中國的文化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矛盾，即文化供給與文化消費的矛盾，一方面，文化消費潛力巨大，但供給嚴重不足；另一方面，文化產品嚴重過剩，但現實的文化消費嚴重不足，或者說是無效供給與有效消費之間的矛盾。統計顯示，我國文化消費潛在市場規模約為4.7萬億元，而實際文化消費規模僅超過1萬億元，存在著3.7萬億元的文化消費缺口。在人均GDP同等水平下，我國文化消費規模也僅為發達國家的1/3左右。這既說明我國居民潛在的文化消費需求并未得到有效滿足，也說明我國文化消費擁有巨大發展空間。

四是正確處理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外來文化、現代技術文化的關系。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根，但我們不能僅僅沉睡在歷史的榮耀之上，否則傳統文化就會成為當今中國的沉重包袱。革命文化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合法性之源，拋棄了革命文化就等于拋棄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因此，革命文化的精神永遠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可或缺的內容。一切民族都會生產出一些優秀的文化成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生命力不僅來自于對自己傳統文化的傳承，而且也來源于對外來優秀文化的吸收并使之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血脈之中?，F代科技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最直接、最生動的組成要素，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體現在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更快，而且也體現在對現代科學技術直接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力要素。

總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就要對那些沒有生命力的文化進行否定，對那些一切優秀的文化要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就正如雪萊在《西風頌》所說的那樣：“請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讓它向枯葉一樣促成新的生命?！敝袊厣鐣髁x文化就是在吐故納新中不斷創新而使自己的生命之樹常青的。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摘自2017年5月16日《解放日報》思想者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