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與代際傳遞效應

陳杰，周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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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與代際傳遞效應

陳杰1,2，周寧2

(1.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732；2.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南京 210046)

基于中國居民健康和營養調查(CHNS)1989—2011年數據，從時間序列和世代視角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代際傳遞效應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從時間序列視角看，子代教育與職業是父代收入影響子代收入差距的兩條重要路徑。在子代收入決定因素中，職業因素更為重要，平均而言，該因素解釋了總影響的24%。但是2004年以來這種影響有所下降，直接帶來子代收入差距的好轉。從世代視角看，與60后和70后相比，父代收入對80后子代的影響程度有所下降，最終使得在父代收入差距依然較大的情況下，80后子代的收入差距有所好轉?？偟膩碚f，農村地區子代受父代影響有所下降，且收入差距程度也有所緩解。但是政府仍然需要謹慎，應該努力保證各個階層子代，尤其是經濟收入處于劣勢階層的子代擁有較為公平的受教育機會及就業機會，從而使得各個階層子代收入的高低更多地由自身的努力程度所決定。

收入差距；代際傳遞；教育；職業

一、問題的提出

代際收入流動性描述的是父代收入對子代收入的影響。Becker和Tome最早建立了代際收入流動性的經濟學分析框架[1]。在此框架中，代際收入流動性一般用代際收入彈性來表示，該彈性越大，說明父代收入對子代收入的影響越大，代際收入流動性越低。

國外關于代際收入彈性測算的研究起步較早。Behrman、Becker等研究表明，美國代際收入彈性約在0.2左右，有著較高的代際收入流動性[2,3]。但早期的研究結論與真實世界有較大的差距，隨著數據的更新、方法的改進，20世紀90年代，美國掀起了代際收入流動性研究的新高潮。Solon認為，由于收入的暫時波動，以往利用短期收入估計的代際收入彈性會有向下的偏誤[4]。父代的單年收入是其持久性收入的“噪聲”，因此，如果使用多年平均收入，“噪聲”會隨著使用年數的增加而減少，估計出來的代際收入彈性也會相應增大，更加接近真實值。利用Solon的平均收入法，美國代際收入流動性彈性的估計值應在0.4左右[4,5]。除了平均收入的處理方法，Zimmerman提出用工具變量來糾正代際收入彈性估計向下的偏誤[6]。2000年以后，一些研究又深入探討了如何獲得更準確的持久性收入替代變量，包括對父代平均收入使用年限的討論和對父代、子代年齡的選取[7,8]，從而能更為精確地估計出代際收入彈性。

在估計出代際收入彈性后，一些學者開始關注代際收入流動性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Becker和 Tomes認為，收入分配的全面分析應該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同一代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是居民代際間的收入差距[1]。對一個社會而言，這兩者同時存在，且可能相互影響。Miles Corak以收入差距(基尼系數)為橫軸，代際收入流動性(代際收入彈性)為縱軸，將不同國家置于同一坐標系內，提出了“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9]?！傲瞬黄鸬纳w茨比曲線”表明收入差距較高的國家，其代際收入流動性較低。Guido Neidh?fer對拉丁美洲各個國家的數據分析也表明“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可能存在[10]。此類研究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子代收入基尼系數與代際收入彈性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然而這并不能證明兩者存在因果關系，原因在于各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并不相同。代際收入流動性與收入差距可能僅僅是經濟發展的兩個結果，因此并不能用其中一個結果去解釋另一個結果。但是由于現實中代際收入流動性的確存在，使得父代收入差距與子代收入差距之間可能會存在某種關系。Galor和Ziera認為在信貸約束的前提假設下，不同收入水平的父代對子代人力資本的投資能力不同，而人力資本存量不同的子代，其長期收入會收斂于不同的均衡點，最終導致子代間依然保持較大的收入差距[11]；Tamotsu Nakamura和Yu Murayama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教育成本將決定收入差距與代際收入流動性之間的動態關系[12]；國內學者謝勇也認為，在不完善的資本市場、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以及人力資本收益率下，初始的收入差距會帶來不同收入的父代對子代人力資本投資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會將父代間的收入差距傳遞下去，形成新一輪的子代收入差距[13]。Banerjee和Newman認為，收入不同的父代不僅會影響子代的人力資本投資，同時也會影響子代的職業選擇，不同的職業帶來子代最終的收入差距[14]。

但是，上述研究基本都是理論的邏輯推演，缺乏經驗數據的驗證。為此，筆者擬采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的大樣本數據，對中國農村子代收入差距中的父代影響進行經驗分析，以期對以往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補充。

二、數據來源及其統計分析

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在經濟社會發展、公共資源等方面建立相應指標，隨機抽取了中國東、中、西部的遼寧、江蘇、山東、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廣西、貴州9個省份(2011年添入北京、上海和重慶)的樣本，具有較好的全國代表性。CHNS數據采用多段隨機抽樣方法，除了選取每個省的省城和較低收入的城市外，在每個省依據收入分層和一定的權重隨機抽取4個縣。每個縣除縣城鎮外按收入分層抽取3個村落，每個村20戶。城市內的城區和郊區是隨機抽取的。在抽樣時同時兼顧不同大小和收入水平的城市或縣城，樣本中包含有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數據中包含有家庭中個體特征、個人工作職業類型、工作單位所有制、收入水平等各方面信息。由于本研究關注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代際傳遞情況，因此只采用農村居民樣本，其中農村居民樣本按照父代的戶籍進行劃分。本研究使用CHNS數據中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2011共9年的數據，為了保證各年樣本地區的一致性，2011年樣本沒有納入北京、上海和重慶樣本。

為了得到父代與其子代歷年的綜合信息數據，首先對所有農村家庭樣本中父代(父親)和子代(兒子或女兒)的信息進行分離，然后將同屬一個家庭的父代、子代數據合并得到父代與其子代歷年的綜合信息數據。對于父代樣本的選擇，也有學者同時挑選了父親與母親。筆者認為對于中國農村家庭，父親掌握著大部分資源，可能對子代的影響更大。王海港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這一假說[15]。因此本研究中的父代樣本僅僅包含父親，這也與大部分的研究保持一致[16,17]。此外，本研究在篩選父代時是以戶主為基礎，并沒有考慮戶主與其父親之間的關系。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農村一般而言，戶主在家庭中經濟活動力較強，而戶主的父親即便勞動，也是處于一種“半退休”的狀態，其收入水平只能代表人生總體收入的末期，很難反映出人生整個階段的收入水平。因此，本研究由戶主篩選出父代，并研究父代、子代之間收入的關系要更具代表性。接著結合以往的研究以及CHNS數據情況，選擇合適年齡段的勞動力。從數據初步統計結果看，農村子代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比較低，不少勞動力甚至未成年。由于使用較低年齡段的子代收入會帶來較大的測算誤差，因此本研究選擇成年以后的子代勞動力(18周歲及其以上)。參考中國農村一般勞動人口的基本特征，以及為了盡量避免生命周期偏誤，本研究設定父代勞動力的年齡上限為60歲，刪除了父代、子代年齡差距在14歲以下的樣本。最后利用CHNS數據提供的2011年消費價格指數對父代、子代收入變量進行了處理①，并剔除樣本中存在的異常值。經過以上的處理，一共獲得3 937個有效配對樣本，1989—2011年間9個年份的配對樣本量分別為399、660、663、665、687、252、200、235和176。

表1給出了子代樣本年收入、年齡、教育和職業等關鍵變量的統計結果。從結果看，子代中男性的數量多于女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男性的比例有所提高；子代大部分都是單身；在相應的9輪調查中，子代的平均年齡有一定的提高，從1989年的21歲上升至2011年26歲；本研究的教育變量為個人受教育年限?？梢钥闯?，子代受教育的程度逐年提高，到2011年時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經達到10.6年，這說明農村家庭對子代的人力資本投資越來越重視。職業變量的設定是按照Erikson和Goldthorpe的職業等級分類表對職業進行打分[18]。比如管理者、行政官員、經理這類職業為最高分12分，軍官與警察為11分，……非技術工人或熟練工人為3分，農民、漁民、獵人為2分，其他為1分。從基本統計結果來看，子代職業評分值從1989年起逐步提高，表明子代職業的非農程度越來越高，而且非農就業的層次也越來越高；本研究所指的年收入包括農村居民的農業經營性凈收入、非農經營性凈收入以及工資性凈收入，1989年到2011年子代年凈收入提高了約8.3倍。

表1　子代樣本變量統計

注：括號中為標準差。

三、時間序列視角的收入差距代際傳遞效應

參考以往研究，父代收入差距主要通過影響子代受教育水平以及職業選擇進而影響到子代的收入，為了定量地估計出父代收入差距對子代收入差距的影響，筆者將首先估計子代教育、職業對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然后再估計父代收入對子代教育與子代職業的影響程度。

1．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情況

為了了解農村居民1989—2011年間收入差距的情況，本研究使用最常用的基尼系數作為度量指標進行測算?？紤]到2000年后單年的配對樣本量較少，將9次調查中相近的兩次調查數據合并，最終得到1989年、1991&1993年、1997&2000年、2004&2006年和2009&2011年共5個時間段，這種劃分方式將這20多年分為較為清晰的五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90年代末以及21世紀初的前段和后段。

表2給出了父代、子代基尼系數的測算結果?？梢钥闯?，父代、子代的基尼系數基本都在0.45以上，遠遠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表明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程度較高；父代的收入差距程度總體高于子代：父代的平均基尼系數為0.498，子代的平均基尼系數為0.467。

表2　農村居民基尼系數

2. 子代收入決定方程

為了得到各個因素對子代收入差距的影響，本研究將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法[19]，該方法是一種基于回歸方程的分解方法。

為了應用該方法，本研究首先需要構建子代的收入決定方程。

表3是對農村子代樣本各年凈收入來源進行的統計。從統計結果上看，農業經營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在1997&2000年已不足40%，2009&2011年只占總收入的18%左右；另一方面，工資性收入比重卻在不斷提高，該比重在1997&2000年已經超過50%，2009&2011年更是達到了73%，成為子代年凈收入最重要的來源。

表3　子代年凈收入來源統計 %

正是由于農業經營性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年齡、教育等個人因素對子代收入的影響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當然，職業、行業因素以及地區因素也會對子代收入產生影響。最后，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數據包含不同的省和不同的時期，因此需要加入地區和時間的虛擬變量。

綜上所述，本研究在子代收入決定方程估計中將會使用到以下8個解釋變量：性別、婚姻狀況、年齡、受教育年限、職業、地區虛擬變量②、時間虛擬變量、父代收入。由于收入變量一般符合正態分布，而且這也是被普遍接受的做法，因此本研究選擇了半對數模型?；貧w方程的具體形式如下：

(子代收入)=(年齡，職業，時間虛擬變量，父代收入，…)

表4給出了子代收入決定方程的估計結果。需要說明的是，方程一是在不控制子代教育、職業變量下，對父代收入作用的直接估計；方程二是對子代教育、職業變量影響的估計。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看，各控制變量的系數符號符合預期，且方程一和方程二的估計結果基本保持一致，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下面將主要從方程二的回歸結果出發對各控制變量做一定說明。

表4　子代收入決定方程估計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標準誤?；橐鰻顩r：已婚=1，未婚=0。

性別變量在子代收入決定方程中并不顯著，表明男性、女性收入相差不大；已婚子代的年凈收入要比未婚子代顯著高出9.1%，表明已婚會激勵子代提高自身收入；年齡變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隨著年齡的增加，在子代工作經驗增加的情況下收入會逐漸提高，而年齡平方系數為負說明年齡對個人收入的作用邊際遞減；地區虛擬變量的估計結果表明，相對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子代收入水平較高，而中部地區差別不大；時間虛擬變量的估計系數表明從1997年開始，子代年凈收入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

從核心變量的估計結果看，父代收入對子代收入有著較大的作用；教育對個人收入的影響十分顯著，子代勞動力接受學校教育每增加一年，其年凈收入將增加3.6%；子代從事的職業類型對其收入的影響程度更高，職業每提高一個層次，子代年凈收入便會增加14.6%。

3. 子代收入差距分解

在構建子代收入方程后，本研究將對子代收入差距進行分解。夏普里值分解法的基本思想是：將收入決定方程的某一自變量(例如)取樣本均值，然后將的平均值和其他變量的實際值一起代入收入決定方程，推測出收入數據，并計算對應于這個估計收入的不平等指數，記做G，此時該指數已經不包含“”的影響。于是，可以將G與根據真實數據計算出的收入差距G之間的差作為對于收入差距的貢獻。如果取均值后，收入差距縮小了，說明是擴大收入差距的因素，它對收入差距的貢獻為正；反之則為負。

由于是分解各因素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而不是對收入對數差距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在子代收入決定方程兩邊同時取指數，得到待分解的方程如下：

表5給出了依據子代收入決定方程一的分解結果?？梢钥闯?，父代收入對子代收入差距的形成有著較大的貢獻，且在5個時期均排在各因素之首。在1991&2011年，父代收入對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率雖有起伏，但基本保持在15%~20%的區間內。除了父代收入，地區因素對收入差距的形成也具有較大的貢獻，表明不同地理位置所帶來的政策、市場整合程度等方面的差異會帶來子代收入的差距較大。但是在1997&2000年達到峰值后，地區因素的貢獻率近年來有下降的趨勢，表明地區間的差距近年來有所減小。此外，性別對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率一直較小，說明收入性別差異問題在中國農村子代勞動力市場中并不十分突出；婚姻因素對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率也較??；年齡因素對子代收入差距的形成有一定的貢獻。由于年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經驗的多少，因而年齡因素的結果代表著經驗對收入差距具有一定影響。

表5　子代收入差距分解結果一 %

表5分解出了父代收入對子代收入差距總的貢獻率，但該結果無法給出父代收入對子代收入差距背后的作用機制。為了得到父代收入通過子代教育、職業對子代收入差距的具體貢獻率，本研究將首先依據子代收入決定方程二對子代收入差距進行分解。從表6的分解結果可以看出，教育因素對農村子代收入差距的形成具有一定作用，然而教育因素的貢獻率在2004&2006年達到峰值后，近年來有所下降。盡管如此，教育因素的貢獻率總體還是高于代表經驗的年齡因素，排在各因素的第三位；職業因素的貢獻率總體較高，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特征較為明顯，從而帶來勞動力在主要、次要勞動力市場獲得收入的差距較大。但是2009年后，職業因素的貢獻率下降至12.34%，基本與1989年持平，表明不同職業間回報率的差距近年來有所縮小。單獨比較教育與職業因素，職業因素的貢獻率之所以較高，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職業的收入回報率要高于教育。

表6　子代收入差距分解結果二　 %

4. 父代收入對子代收入差距的影響

通過以上分解本研究得到了子代教育、職業對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率。為了進一步探明父代收入通過此兩種途徑對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本研究還需分析父代收入對子代教育與子代職業的影響。表7給出了1989—2011年父代收入與子代教育、職業的相關系數。

表7　父代收入與子代教育、職業的相關系數

表8給出了父代收入通過子代教育、職業對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該貢獻率由表6與表7相應的數據相乘所得。結果表明，在這20多年中，父代收入通過子代教育的平均貢獻率為0.96%，通過子代職業的平均貢獻率為4.42%，這代表著父代收入差距通過子代職業這個途徑“復制”給子代的程度遠高于通過子代教育。從貢獻率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子代教育的貢獻率在2006年前基本呈上升趨勢，并在2004&2006年達到2.39%，然而在2009&2011年卻下降至0.56%；子代職業的貢獻率則是在1997&2000年達到峰值7.82%后，逐漸下降至2.36%，與1989年的貢獻率相當。表8還給出了父代收入通過子代教育與子代職業在父代收入總貢獻率中的百分比?？梢钥闯?，這種百分比同樣表現出一種先升后降的趨勢：在1989年時，父代收入通過子代教育與子代職業的貢獻率占父代收入總貢獻率的百分比僅為10%左右；到了1997&2000年間，這一百分比上升至50%左右；在2009&2011年間，這一百分比又下降至20%左右。

以往的研究表明不同收入的父代會對子代的人力資本與職業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會將父代間的收入差距傳遞下去，形成新一輪的子代收入差距。本研究的實證結果也表明子代教育與職業是父代收入影響子代收入差距的兩條重要路徑，但是2004年以來這種影響有所下降，而這也直接帶來子代收入差距的好轉。

表8　父代收入通過子代教育、職業對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 　　%

注：括號內為父代收入通過子代教育與子代職業在父代收入總貢獻率中的百分比。

四、世代視角的收入差距代際傳遞效應

以上從時間序列視角具體分析了子代收入差距形成過程中父代收入的貢獻，然而這還不能徹底說明問題，原因在于不同年齡段的子代成熟程度不同，其收入差距程度會有所不同，而且父代收入對其收入差距的影響也會有所區別。為此，本研究將對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子代與年齡較大的成熟子代進行對比分析，即不同世代間的對比分析，以此作為時間序列視角分析的有效補充。世代是指同一年或特定時期出生的人群，他們經歷了同樣的社會變遷，或多或少都會表現出相似的性格特征。依照一般的分法，本研究將子代劃分為60后(1960—1969年)、70后(1970—1979年)以及80后(1980—1989年)。

1. 不同世代子代收入差距情況

表9給出了農村60后、70后以及80后子代平均年齡及年齡段的統計結果?？梢钥闯?，60后及70后子代基本都處在18—40歲之間，而80后樣本量較少，其年齡最大的只有30歲。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數據是由1989年至2011年數據合并而來。因此，這一合并的數據可以反映出60后、70后以及80后子代各個年齡段。比如60后子代18—20歲等年齡段可能出自1989年的數據。

表10給出了60后、70后以及80后子代不同年齡段樣本量的統計結果?？梢钥闯?，60后及70后子代大于36歲的樣本量極少，僅有22個和8個，因此本研究在下面的分析中將不考慮這一年齡段。

表11給出了60后、70后以及80后子代及其對應父代基尼系數的測算結果?？梢钥闯?，60后及70后各個年齡段子代的基尼系數基本上都略高于相對應的父代，該結果表明子代收入差距相對于其父代惡化了。但是80后子代的收入差距程度從統計結果看卻有所好轉。此外，表11的結果還表明倘若父代收入差距程度比較高，子代收入差距程度也將較高。

表9　不同世代子代年齡統計結果

表10　不同世代子代分年齡段樣本量統計結果

表11　不同世代農村居民基尼系數

2. 不同世代子代收入決定方程

表12給出了60后、70后以及80后子代收入決定方程的估計結果。同樣的，方程一是在不控制子代教育、職業變量下，對父代收入作用的直接估計；方程二是對子代教育、職業變量影響的估計。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看，性別變量僅在60后方程一以及70后方程二顯著，該結果表明60后與70后子代可能存在性別差異，80后子代幾乎不存在；婚姻變量對60后與80后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已婚會激勵子代提高自身收入，然而婚姻變量對70后的影響卻并不顯著。地區與時間的虛擬變量結果表明，東部地區子代收入顯著高于西部地區，而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差別不大；隨著年齡的增加，三個世代子代的收入均有所提高。

表12　不同世代子代收入決定方程估計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標準誤。

從核心變量的估計結果看，70后子代收入受父代收入的影響最大，而60后子代受父代收入的影響較低。教育對70后、80后子代收入的影響較高：70后子代勞動力接受學校教育每增加一年，其年收入平均將增加6.1%；80后子代勞動力接受學校教育每增加一年，其年收入平均將增加6.6%。而教育對60后子代收入的影響較低，僅為2.4%。最后，三個世代子代的職業對其年收入的影響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對70后子代的影響最大，對80后子代的影響最小。

3．不同世代子代收入差距分解

表13給出了依據60后、70后以及80后子代收入決定方程一的分解結果。具體看各個世代不同年齡段子代收入差距形成過程中父代收入的貢獻率可以發現，父代收入對60后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率最高，平均為25.3%；對70后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率次之，為22.9%；對80后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率最低，為18.8%。此外，表14的結果還表明年齡段較高的60后及70后子代，其父代收入的貢獻率較高，而80后子代的情況與此相反。

表13　不同世代子代收入差距分解結果一 %

表14給出了依據60后、70后以及80后子代收入決定方程二的分解結果?？梢钥闯?，教育因素對70后子代的貢獻率總體最高，并且在26—30歲年齡段達到峰值10.7%；與70后子代有所不同的是，教育因素對60后、80后子代的貢獻率卻是在年齡段較低時較高。職業因素對60后子代的貢獻率在26—30歲年齡段有所提高，對70后子代的貢獻率在18—20歲以及26—30歲兩個年齡段較高，對80后子代的貢獻率在21—25歲年齡段最高。相對而言，職業因素對80后子代的貢獻率整體較低。

表14　不同世代子代收入差距分解結果二 %

4. 父代收入對不同世代子代收入差距的影響

表15給出了各個年齡段的60后、70后以及80后子代的教育、職業與父代收入的相關系數。

表15　不同世代父代收入對子代的影響

可以看出，對于不同的三個世代，父代收入與子代職業之間相關系數均高于父代收入與子代教育的相關系數。此外，60后與70后子代教育、職業與父代收入的相關系數差別不大，但是略高于80后子代的相關系數。

表16給出了在三個世代不同年齡段中，其父代收入通過子代教育、職業對子代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及其在總貢獻率中的百分比?？梢钥闯?，一方面，60后與70后子代較為相似，在較低的年齡段，父代收入主要是通過子代教育對子代收入差距產生影響，而隨著年齡的上升，父代收入通過子代職業的貢獻率相對提高。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子代基本已經固定地從事某一職業，教育的影響自然有所下降，而不同職業間的收入差距開始凸顯。另一方面，對于80后子代，在其較低的年齡段，其父代收入通過職業的貢獻率高于通過教育的貢獻率；到了26—30年齡段時，兩者之間差距得到進一步擴大。除此之外，結合表11的計算結果可知，與60后、70后子代相比，父代收入對80后子代的這種影響有所下降，最終使得在父代收入差距依然較大的情況下，80后子代的收入差距有所好轉。

表16　不同世代父代收入對子代收入差距貢獻

注：括號內為父代收入通過子代教育、職業的貢獻率在總貢獻率中的百分比（%）。

五、結論及其啟示

以往關于代際收入流動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代際收入彈性的估計，鮮有文獻進一步考察代際收入流動性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而對于收入差距在代際間的傳遞機制僅僅只有理論上的探討，缺乏經驗證據。為此，本研究利用中國居民健康和營養調查(CHNS)1989—2011年數據，從時間序列和世代視角對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代際傳遞進行了經驗研究。結果顯示，在1989—2011年間，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程度較高，總體來看，父代的收入差距程度高于子代。采用夏普里值法對子代收入差距的分解結果表明：在1989—2011年間，子代教育與職業是父代收入影響子代收入差距的兩條重要路徑，父代收入通過子代教育的平均貢獻率為0.96%，通過子代職業的平均貢獻率為4.42%。這表明父代收入主要通過職業因素影響子代收入差距，平均而言，該因素解釋了總影響的24%。但是2004年以來這種影響有所下降，而這也直接帶來子代收入差距的好轉。對不同世代子代收入差距的分解結果表明：一方面，60后與70后子代較為相似，在較低的年齡段，父代收入主要是通過子代教育對子代收入差距產生影響，而隨著年齡的上升，父代收入通過子代職業的貢獻率相對提高，且教育與職業的總貢獻率也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對于80后子代，在其較低的年齡段，父代通過職業的貢獻率高于通過教育的貢獻率，而隨著年齡的上升，兩個因素的總貢獻率有所下降。世代之間的差異使得收入差距的結果也有所差別：60后及70后各個年齡段子代收入差距相對于其父代惡化了，而80后子代的收入差距程度卻有所好轉。

本研究的啟示在于對于收入差距問題，可以從代際的視角進行思考。目前，中國居民間收入差距程度較高。國家統計局的測算結果顯示，從2003年到2012年，全國居民基尼系數在0.47到0.49之間，遠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倘若這種收入差距從父代轉移給子代，那么中國較大的收入差距將長期存在，并最終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發展。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表明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無論是從時間序列還是世代的角度看，農村地區子代收入受父代收入的影響有所下降，且收入差距程度也有所緩解。但政府仍然應該努力保證各個階層子代，尤其是經濟收入處于劣勢階層的子代擁有較為公平的受教育機會及就業機會，從而使得各個階層子代獲得收入的高低更多由自身的努力程度所決定。唯有如此，中國居民間的收入差距才能逐漸趨于合理范圍之內。

注釋：

① 2011年消費價格指數已按照當地CPI進行了調整，具體計算過程見CHNS數據庫中“Individual Income Variable Construction”，“Household Income Variable Construction”。

② 東部地區包括遼寧、山東和江蘇，中部地區包括黑龍江、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廣西和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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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東輝

Inhabitants’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 rural China

CHEN Jie1,2, ZHOU Ning2

(1.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come inequalit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 rural China on the data from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1989-2011).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ome inequalityintergenerationaly transfered from parents to offspring through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between 1989 and 2011. Among them, the occupation factor was more important, which has explained 24% of total effects. However, this effect has decreased since 2004, which directly causes the improvement of offspring’s income ine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 the effect of parents’ income toward 80’s offspring decreases compared with 60’s and 70’s offspring. This makes the income inequality of 80’s offspring is on the mend when parent income inequality is still larger.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market economy, what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series or generati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 toward offspring has decreased and offspring’s income inequality has also eased in rural China.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till needs to be careful and make sure offspring in all levels, especially those whose income are at a disadvantage class have more fai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So offspring in all levels can earn more or less from their own effects.

income inequality;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 occupation

10.13331/j.cnki.jhau(ss).2017.05.001

F323.8；C913.1

A

1009–2013(2017)05–0001–10

2017－08－31

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17YJC63008)；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2017SJB0241)

陳杰(1986—)，男，江蘇高郵人，博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居民收入、農村發展與農業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