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殖戶的動物防疫支出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6省肉雞養殖戶的調查數據

黃澤穎，王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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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戶的動物防疫支出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6省肉雞養殖戶的調查數據

黃澤穎，王濟民*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基于中國6省331份養殖戶調查數據，從個人特征、養殖特征、主觀認知、社會環境等4個方面選取變量，運用回歸模型對養殖戶的用藥、免疫、消毒等3項防疫措施和采光、通風、排污、消毒、無害化處理等5項防疫設備的各項支出和總支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結果發現：養殖戶均有防疫支出，但差距較大；藥物防治和接種疫苗的防疫開支較多，但補貼額度也較多，而無害化處理設備的支出則正好相反。養殖規模對養殖戶的防疫總支出有顯著正向影響，而養殖年限、養殖收入、政策補貼有顯著負向影響；周邊近幾年是否發生過動物疫病對防疫用藥支出和通風、消毒的設備支出有顯著正向影響；地域差異對免疫支出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對采光設備支出有顯著負向影響；使用效果認知對消毒、污水污物處理和無害化處理的設備支出有顯著正向影響。

動物防疫支出；肉雞養殖戶；防疫措施；防疫設備；影響因素

一、問題的提出

高致病性禽流感、亞洲I型口蹄疫、豬鏈球菌病和藍耳病等重大動物疫病一直制約中國畜禽業健康發展。據統計，2004—2008年，平均每年動物疫病給畜禽業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到1 000 億元，僅動物發病死亡造成的直接損失就接近 400 億元，相當于養殖業總產值增量的60%左右[1]。作為農村動物疫病的防控主體，養殖戶的防疫行為舉足輕重[2]。養殖戶的防疫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防疫的能動性和差異性，也關系到中國動物疫病的防控水平[3]。

學界對于養殖戶防疫支出的研究不多。Siekkinen等調查分析了芬蘭肉雞和蛋雞生產的防疫支出成本[4]。于樂榮等比較了禽流感發生前后家禽養殖戶對疫病防治的投入[5]。Kumar等分析了印度養殖戶對獸醫中心的服務和動物保健上門服務的支付意愿[6]。由于防疫支出屬于防疫的范疇，中國養殖戶防疫支出影響因素的相關探討更多地見于養殖戶防疫行為文獻。大多數學者認為男性養殖戶主相對女性養殖戶主會采取更多的防疫措施，且具有強烈的防疫意愿[7-8]。但也有學者認為，女性養殖戶主更傾向于防疫[9-10]。大多數學者認為養殖戶主的年齡越大越有利于開展防疫工作[10-11]。但也有學者認為，年輕的養殖戶主更偏向于防疫[8,12]。大多數學者認為養殖戶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于動物防疫[13-14]。大多數學者認為有較長養殖年限的養殖戶因具備豐富的農場管理經驗而傾向于采用多種防疫措施[7,15]。然而，部分學者卻認為，年限較短的養殖戶能較好地執行防疫措施[16-17]。大多數學者認為養殖戶飼養的畜禽數量越多越注重動物疫病防控[9,18-20]。然而，隨著養殖數量的增加，養殖戶也有可能會因疫病防控帶來更多的支出而傾向于消極防疫[13,21]。養殖收入對養殖戶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的使用決策有負面影響[22]。飼養密度越高，養殖戶會擔心畜禽間發生交叉感染而傾向于采取防疫措施[20,23]。生豬日增重的提高能促進防疫[17]。在政府對防疫條件符合國家規定的養殖場頒發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的情況下，經動物衛生權威機構認證的家禽養殖場會主動采取防控措施[15]。學者們一致認為養殖戶的動物疫病風險感知會對他們防疫行為產生積極作用[2,8,24]。畜禽生產者一般會依據防疫措施的效果而作出防疫決策[11]。防疫補貼的實施提高了養殖戶防疫的積極性[13,25]。防疫技術服務便利性體現了養殖戶尋求技術指導和服務的方便程度，如果社區有畜牧獸醫站、動物醫院等服務組織，則有助于養殖戶采取防疫措施[25-26]。個別學者認為，養殖場與畜牧獸醫服務部門的距離越遠，越傾向于履行國家防疫規定[12]。養殖戶加入產業組織對他們采取防疫措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9,26]。養殖戶從不同渠道獲取的信息越多，越有助于推動防疫工作[2,15]。在當地接受過公共畜牧獸醫部門培訓的養殖戶愿意采取防疫措施[13,21,27]。附近發生過動物疫情對養殖戶的防疫強度或決策有顯著的正向影響[5,10,28]。動物疫情暴發與區域的自然和人員環境緊密相關。區域分布對生產者采取防疫措施有顯著的影響[19]。

總的來看，已有文獻從戶主特征、養殖特征、主觀認知、社會環境等眾多方面對養殖戶防疫行為進行了研究，成果豐富，且普遍采用Logit、Probit 等離散選擇模型進行分析。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調查發現，隨著畜禽養殖日趨規?；彤a業化，中國養殖戶防疫行為的標準化程度提升，差異縮小，如果僅從是否采取防疫措施或以防疫次數作為研究對象，很可能難以得出有針對性的結論，難以提高養殖戶的綜合防疫能力?；诖?，筆者擬以全國肉雞養殖戶的防疫措施和和防疫設備的年均支出以及總支出作為研究對象，探析和比較各項防疫支出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動物疫病防控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決策依據。

二、變量選擇與模型構建

動物防疫支出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防疫支出雖然增加了養殖戶的總成本，但能降低畜禽的患病幾率，保障養殖戶長期的穩定收益。根據中國《動物防疫條件審查辦法》對動物飼養場、養殖小區的規定，同時也是國際動物衛生機構《陸生動物衛生法典》對養禽場的建議[3]，用藥、免疫、消毒3項措施和采光、通風、污水污物處理、消毒、無害化處理5項設備設施是養殖戶重要的防疫行為，具有不同的作用和支出范圍（表1）。

表1　養殖戶動物防疫措施和設備

雖然《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對中國畜禽的防疫費用進行了統計，但遺憾的是，對不同防疫措施的費用缺乏分類統計。本研究以養殖戶用藥、免疫、消毒3項措施和采光、通風、污水污物處理、消毒、無害化處理5項設備設施的支出、總防疫支出作為因變量進行研究，首先需要獲取養殖戶這9個方面的支出數據。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通過問卷調查直接獲取養殖戶每年各項防疫措施的支出容易產生誤差，所以，筆者首先調查每個養殖戶的年均養殖批數、每批肉雞養殖過程中使用的藥物、疫苗和消毒液的數量以及各項單價，3項防疫措施公式如下：

(1)式中，=1,2,3 分別代表用藥、免疫和消毒；1,…,代表樣本養殖戶；e代表養殖戶的防疫措施支出；調查發現，一些養殖戶會使用一種類型以上的藥物、疫苗和消毒劑，故設=0,1,…,表示養殖場擁有不同類型的藥物(疫苗、消毒劑)數量；batch代表每個養殖戶每年的肉雞養殖批次；quantity代表使用的一種類型藥物(疫苗、消毒液)的數量；price代表單價。同樣，每個養殖戶每年各項防疫設備支出的計算公式如下：

(2)式中，=1,2,…,5分別代表采光、通風、污水污物處理、消毒、無害化處理設備；1,…,代表樣本養殖戶；e代表養殖戶的防疫設備支出；=0,1,…,表示養殖戶擁有的不同類型的設備數量；quantity代表一種類型的設備數量；year代表設備的使用年限；price代表設備單價；repair代表年均維修費用。operation表示年均運行費用，如電費、原料費用等。最后，計算第個養殖戶的防疫總支出：

(3)式中，e代表第個養殖戶的3項防疫措施支出和5項防疫設備支出的總和。

養殖戶的防疫支出屬于防疫行為的范疇，影響因素可參照養殖戶防疫行為研究。根據已有文獻提及的影響因素，結合計劃行為理論[29]可知，個體特征、主觀認知會影響養殖戶對事物所持態度以及對某特定行為的控制感知；生產（養殖）特征、社會環境影響養殖戶的行為控制感知和主觀規范。因此，筆者從戶主特征、養殖特征、主觀認知、社會環境等四個方面選取養殖戶防疫支出的影響因素。

表2　自變量定義

注：完全不了解是指根本沒聽說過或學習過；不了解是指聽過但不知道具體內容；一般是指僅知道基本情況；了解是指知道大部分情況，但不完全了解；非常了解是指知道全部情況。防疫補貼是各項年均補貼之和。養殖戶獲取的信息一般來自私人、公共、專家三大信息渠道，將經驗信息、其他養殖戶、親戚朋友等渠道獲取的信息歸納為私人信息渠道，將政府宣傳、報刊雜志、廣播、電視等渠道統籌為公共信息渠道，將獸醫、高校專家、畜牧養殖專業組織等渠道獲取的信息作為專家信息渠道[30]。

多元回歸要求各方程協變量相同，而且同一養殖戶不同防疫措施支出的非獨立數據比較普遍，方程間的擾動項在理論上很可能存在相關性，對每個方程分別作最小二乘估計顯然不合理。防疫措施和防疫設備屬于養殖戶防疫的兩個重點，有必要分別對防疫措施和設備支出進行似乎不相關回歸，然后再結合起來，對防疫總支出進行多元線性回歸。

似乎不相關回歸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在參數估計過程中合理考慮了方程間的相關性，由Zellner首次提出。個似乎不相關回歸方程的表達式如下[31]：

(4)式中，y是因變量，x為自變量，β為參數，e為隨機誤差。x≠x，=1,…,，當x=x似乎不相關回歸模型為多元線性回歸方程。將(4)式改寫如下：

(5)式中，假設的個觀測值之間相互獨立，各個誤差項e之間不獨立，則有

(e)=0，(e,e)=σI，(e,e)=σI，=1,…,

三、數據來源和描述性分析

問卷調查分為預調查和正式調查兩個階段。2015年4月，筆者所在課題組到河南肉雞生產大省開展預調研，調查了20個養殖戶，了解防疫情況。正式調查時，為保證樣本的代表性，課題組根據中國“北方白羽、南方黃羽”的肉雞生產格局，在北方選擇河北、吉林、山東3個白羽肉雞生產大省，在南方選擇廣西、湖北、廣東3個黃羽肉雞生產大省。2015年6—8月，由研究員和若干博士生組成的肉雞產業課題組在各省肉雞產業體系試驗站的支持下，在每個省選擇2~3個肉雞生產大縣，在每個縣隨機抽取25~30個擁有經營決定權的商品肉雞養殖戶，采用一對一訪談的方式，向養殖戶主逐一提問和解釋各題項。調查共收集到373份問卷，剔除信息遺漏和不合邏輯的無效問卷42份，最后獲得331份有效問卷，問卷有效回收率達88.74%。樣本的區域分布較為均衡，吉林省有26個、河北省有71個、山東省有57個、廣西省有56個、湖北省有52個、廣東省有69個。樣本基本特征如表3所示。

表3 樣本基本特征

注：根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對肉雞生產規模的劃分：年出欄0~1 999只、2 000~9 999只、10 000~49 999只、50 000只及以上分別表示散養、小規模養殖、中規模養殖、大規模養殖。

統計結果表明，超過85%的養殖戶主是男性，60%是中年人(40~59歲)，受教育水平整體偏低，6成左右為初中文化，從事養殖業3年以下的居多(約46%)；養殖戶的養殖收入年均25 000~49 999元的樣本最多(占44.41%)，超過50%的樣本以中等養殖規模為主，其次是大規模養殖(近40%)；超過40%的養殖戶主了解動物疫病的風險，還有大概34%的認知較一般。

根據統計結果，養殖戶都采取了防疫行為，年均支出是56 550元，且每個樣本均有用藥和消毒措施支出。通過比較發現，養殖戶的用藥和免疫措施支出最多，其次是日常消毒措施和通風設備，然后是采光設備和消毒設備，支出最少的是污水污物處理設備和無害化處理設備。養殖戶或多或少有防疫投入。而且，隨著總防疫支出額度的增加，養殖戶的樣本數也隨著增加，年均支出5萬元以上的樣本數最多，占總樣本數的55.6%。養殖戶的整體防疫效果感知介于“一般”和“好”之間，對免疫和消毒的使用效果認可度最高，而無害化處理設備的認可度稍低。養殖戶得到的防疫補貼年均1.15萬元，然而，仍有養殖戶沒有獲得防疫補貼。就各類補貼來看，獲得的最多補貼是免疫補貼，年均7 200元，其次是用藥補貼，無害化處理設備補貼最少?？傮w來看，42%的養殖戶周邊有動物防疫技術服務機構，56%的養殖戶周邊有用藥和免疫技術服務，而養殖戶周邊幾乎沒有污水污物處理和無害化處理設備。

四、計量結果及其分析

為避免多重共線性，筆者采用方差膨脹因子法(Vif)進行檢驗，如果最大的vif大于10和平均的vif大于1，則存在多重共線性[33]。結果表明，所有方程均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可采用Stata12.0統計軟件進行實證分析。Breusch-Pagan的檢驗結果顯著，拒絕無同期相關的原假設，這說明，防疫措施和設備支出方程的似乎不相關回歸結果比單一方程回歸更有效率，更符合實際情況。

1．動物防疫措施支出回歸結果分析

回歸結果表明(表4)，模型的2都在50%之上，18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解釋能力超過50%，擬合優度良好，具有統計學意義。

表4 防疫措施支出的估計結果

注：*、**和***分別表示在10%、5%和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戶主特征方面：性別對養殖戶免疫支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男性養殖戶主的支出多于女性戶主，與林光華等研究結論一致[7-8]。

養殖特征方面：養殖年限對養殖戶的用藥支出有顯著負向影響，與吳秀敏等研究結論一致[16-17]。這可能是因為，隨著養殖戶養殖年限的增加，對科學用藥避免肉雞耐藥性有越加充分的認識，會調整用藥量，注重綜合防疫，所以用藥開支減少。養殖規模對用藥、免疫和消毒支出都有顯著正向影響，與劉軍弟等研究結論一致[9,18-20]。養殖收入均通過1%統計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系數為負，表明防疫支出隨養殖收入的增加而相應減少。這與Ilham等研究結論一致[22]。

主觀認知方面：動物疫病風險感知和動物防疫效果認知對消毒支出有顯著正向影響，與張桂新等研究結論一致[2,8,24]。這表明隨著風險感知和防疫效果認知每提高，養殖戶的年均消毒支出將增加。

社會環境方面：用藥補貼通過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這表明補貼在減輕養殖場防疫成本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34]。參加過政府組織的防疫培訓對養殖戶主的免疫支出有顯著正向影響，與閆振宇等研究結論一致[13,21,27]。這表明參加過政府組織的培訓或指導的養殖戶，由于對定期接種疫苗的原理、作用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會增加疫苗投入。周邊近幾年發生過動物疫病對養殖戶的用藥開支通過10%統計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但影響為負，說明周邊近幾年發生過動物疫情的養殖戶比沒有經歷過疫情的養殖戶的用藥支出少，這與于樂榮等研究結論不符[5,10,28]。這可能是因為，一些受疫情影響的養殖戶，防疫不科學，長期對肉雞的用藥量過多，導致肉雞產生耐藥性，對禽流感新病毒的抵抗力下降，肉雞容易受到疫情影響。所以，經歷過疫情的養殖戶，傾向于謹慎用藥，支出就比沒有經歷過疫情的養殖戶少很多[35]。地域差異對養殖戶的用藥支出通過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影響為負，而對免疫支出的影響顯著但為正向，印證了N?remark等[19]的地域差異觀點。這主要是南北方養殖戶防疫措施的側重點不同，南方養殖戶傾向于對肉雞進行免疫，而北方養殖戶傾向對肉雞進行用藥。

2．動物防疫設備支出回歸結果分析

戶主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對養殖戶的無害化處理設備支出通過顯著性檢驗，但影響為負，與閆振宇等研究結論不一致[13-14]。這可能是因為養殖戶的文化程度高，僅能代表他們的學識較多，但有可能缺乏養殖和防疫經驗，對養殖過程中無害化處理設備投入估計不足，所以，他們在無害化處理設備的投入要比學歷程度低但經驗豐富的養殖戶少。

養殖特征方面：除了污水污物處理設備，養殖規模均對其他設備的支出通過顯著性檢驗，且影響為正，即當養殖戶養殖規模越大，他們將在采光設備、通風設備、消毒設備和無害化處理設備的支出越多。養殖收入對采光設備、通風設備、消毒設備和污水污物設備支出的影響通過顯著性檢驗，除了對污水污物設備支出的影響為正，其余的影響為負。這說明，采光設備、通風設備和消毒設備支出隨著養殖收入的增加而相應減少，但凈水器、清糞機等污水污物設備屬于投入成本較高的設備，需要養殖戶跨期投資，所以隨著養殖收入增加而增加。肉雞的平均日增重對養殖場的消毒設備和無害化處理設備的支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采光設備支出產生顯著負向影響。這或許是因為采光設備支出并非越多越好，因為科學研究表明，間歇性光照，即適量的光照更能提高肉雞存活率，減少疾病發生率[36]。養殖戶的防疫條件合格證對污水污物處理設備的支出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與Toma的研究結論一致[15]。這表明，擁有防疫條件合格證的養殖戶在污水污物處理設備方面的投入會較多。

主觀認知方面：防疫效果認知對污水污物處理設備和無害化處理設備的支出通過顯著性檢驗，比較來看，效果認知明顯促進了養殖戶污水污物設備的投入。

社會環境方面：周邊防疫技術服務對采光設備和消毒設備支出的影響均通過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對消毒設備支出的影響為正，進一步說明了畜牧獸醫站、動物醫院等防疫服務機構在設備技術服務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對采光設備支出的影響系數為負，這可能是因為，周邊一些防疫技術服務機構指導養殖戶科學使用采光設備，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所以減少了采光設備的日常開支。防疫信息渠道對污水污物處理設備支出有顯著負向的影響，這與張桂新等研究結論不一致[2,15]。這或許是因為，養殖戶獲得的防疫信息渠道越多，收集的信息越全面，越能夠提高防疫決策的科學性，合理調整防疫支出結構，減少了污水污物處理設備支出，而增加其他防疫設備支出。調查發現，養殖戶獲得防疫設備補貼的人數占比僅有5%，為減少回歸分析產生的誤差，所以不考慮這個因素。

近幾年周邊的動物疫情對通風設備支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明，附近曾發生過動物疫情，有助于加強養殖戶對當地流行疫情的認識和了解，從而積累了一些實用的防疫經驗，所以會增加支出。地域差異對采光設備和污水污物處理設備的支出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影響方向為負。這表明北方養殖戶比較重視采光設備和排污設備的投入。

表5　防疫設備支出的估計結果

注：*、**和***分別表示在10%、5%和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3.動物防疫總支出回歸結果分析

為消除異方差，在多元線性回歸時加入穩健標準誤，模型的2達到86%，擬合優度良好。結果如表6所示。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均對總防疫支出的影響不顯著。養殖年限通過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但系數為負，這與吳秀敏等研究結論一致[16-17]。這是因為，隨著養殖年限的增加，養殖戶的防疫經驗提升，能避免過度防疫，所以總支出減少。養殖規模也呈顯著正向影響，且比較而言，養殖規模對防疫總支出的影響比三大防疫措施和五大防疫設備的支出都要大。養殖收入通過顯著負相關檢驗，這與養殖收入對用藥、免疫、消毒、采光設備、通風設備、消毒設備支出的影響方向相同，但對總防疫支出的影響最大。社會環境方面，總防疫補貼對防疫支出的影響通過負相關的顯著性檢驗，當養殖戶獲得的補貼增加，他們的年均防疫總支出將減少，這與防疫補貼對用藥支出的影響方向一致。

表6　總防疫支出的估計結果

注：*、**和***分別表示在10%、5%和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五、結論及其啟示

上述研究基于全國331個肉雞養殖戶的調查數據，分析了養殖戶的用藥、免疫、消毒等3項防疫措施和采光、通風、排污、消毒、無害化處理等5項防疫設備的各項支出和總支出及其影響因素，結果表明：樣本戶均有防疫支出，但差距較大；藥物防治和接種疫苗的防疫開支較多，但補貼額度也較多，而無害化處理設備的支出則正好相反?？傮w來看，規?；B殖能促進防疫支出的增加，但養殖年限、養殖收入和補貼總額對防疫支出有負向顯著的影響，其中，養殖年限產生的影響最大。防疫措施來看，周邊近幾年是否發生過動物疫病、地域因素、消毒效果認知分別是影響戶主用藥支出、免疫支出和消毒支出的最大正向顯著因素；防疫設備來看，周邊近幾年是否發生過動物疫病都對通風設備支出最大的正向顯著影響；設備的使用效果認知是污水污物處理設備和無害化處理設備支出的最大正向顯著的影響因素；地域差異對養殖戶采光設備支出產生負向顯著的影響。

防疫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養殖戶的防疫工作是否到位，但在生產中，一些養殖戶存在過度防疫問題，濫用藥物、過度依賴疫苗以及設施化過度，不可避免地造成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所以，單純以防疫支出衡量防疫好壞，可能掩蓋了防疫支出的負外部性。以上結論對于引導養殖戶做好科學防疫具有如下啟示：

一是應調整補貼導向，合理配置防疫資源。針對中國存在防疫不足和過度防疫的交錯現象，有必要對防疫資源進行有效分配。根據結論，養殖規模大、防疫效果認知高的養殖戶在防疫措施和設備等方面防疫支出較多，因此，對這類養殖戶應進行相應補貼，減少他們的防疫負擔，提高他們的防疫積極性。而在用藥支出方面，為避免過度支出而產生耐藥性問題，應考慮減少甚至不實施用藥補貼，引導養殖戶科學合理的用藥。

二是應提高養殖戶實施防疫的合理性和科學性。研究表明，各類防疫措施和設備的支出隨著養殖戶的養殖年限、養殖收入增加而減少，趨向于合理防疫。因此，對于養殖年限低、養殖收入不高的養殖戶，應為他們提供相應的防疫培訓，對過度使用單一防疫手段產生的負面性進行宣傳教育，幫助他們提高防疫經驗，優化防疫支出結構，實施科學合理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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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東輝

Study on farmers’ expenditure on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influence factor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broiler farmers from six provinces

HUANG Zeying, WANG Jimi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Based on 331 questionnaires of farmers from 6 top broiler production provinces in China, the author chose four independent variables selected from householder characteristics, farm characteristics, subjective cognition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o determine the farmers' expenditure on three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including medicine usage, immunization, disinfection and five devices such as lighting, ventilation, pollution discharge, disinfection and safe disposal and the total expenditure by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It was found that farm size impacted farmers’ overall expenditure on biosecurity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while time spent on farm, farm income and policy subsidy produced negative impact, whether zoonotic diseases happened recently and around had the positive effect on expenditure of drug usage, ventilation devices and disinfection devices significantly; district difference was the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factor influencing immunization expenses, but impacted lighting devices expenses nega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usage effect cognition impacted spend on disinfection, pollution discharge devices and safe disposal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expenditure on epidemic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roiler farmers; measure of epidemic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vic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fluence factors

10.13331/j.cnki.jhau(ss).2017.05.004

F326.3；F224

A

1009–2013(2017)04–0025–09

2016－11－23

科技部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建設專項資金(CARS-42-G24)；中國農業科學院科技創新工程(ASTIP-IAED-2016)；教育部國家公派留學基金(201503250075)；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博士論文獎學金項目

黃澤穎(1987—)，男，廣東汕頭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畜牧經濟與農戶行為。*為通信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