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賢堂集古法帖》改陳實記

□ 冀美俊

《寶賢堂集古法帖》改陳實記

□ 冀美俊

永祚寺內現存的《寶賢堂集古法帖》和《古寶賢堂法帖》，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傅公祠遷置于永祚寺碑廊。2016年，太原市雙塔寺文物保管所對永祚寺內碑廊進行了改陳工程，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現《寶賢堂集古法帖》的原貌。本文即以晉王府發展、《寶賢堂集古法帖》的刊刻與流傳為主線，進一步闡述改陳過程及內容，以使讀者明晰此番改陳之前因與成果。

永祚寺 寶賢堂集古法帖 改陳

一、晉王府與《寶賢堂集古法帖》

公元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初定天下，為鞏固邊防，加強中央集權，太祖先后將他的二十四個兒子冊封為王。其中，第三子朱棡于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初七日被封晉王，駐節太原，從此子孫世襲。直至明朝滅亡，晉王后代在山西做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實際統治者。

朱棡的岳父謝成將太原城向南、北、東三個方向擴展。并斥巨資將晉王府建造在今大濮府、精營街一帶。

據《太原市志》記載：“晉王宮城，又稱晉王府，位于今精營街一帶，今北肖墻、南肖墻、東肖墻、西肖墻乃昔日晉王宮外城墻位置。宮城東南西北各建一門，以其所在方位稱東華門、南華門、西華門、后宰門?！盵1]

耗銀無數的晉王府在建成之后，富麗堂皇宛若一座小型皇宮，是明代諸藩王王府中規模最大的。有宮城、外城兩座城池，府門4座，以其所在方位分為“東華門”、“西華門”、“南華門”和北面的“后宰門”。然而，再是殿宇軒昂的樓閣，也抵擋不住衰敗的步伐。

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陷了太原。公元1646年，清軍入關。同年四月十二日夜，晉王府突失大火，熊熊烈火燃燒了一個多月方才熄滅。大火之下，歷經二百七十年滄桑歲月的晉王府終是化為一片廢墟，往日的絕代風華被掩埋在了塵土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與晉王府一起遭受厄運的，還有晉世子朱奇源主持刊刻的刻帖《寶賢堂集古法帖》（文中簡稱《大寶賢堂》）石刻百余通，因晉王府被破壞，刻石散佚。這不僅是對太原歷史的破壞，更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大損失。

二、《寶賢堂集古法帖》的刊刻與流傳

1.初刻《寶賢堂集古法帖》

《寶賢堂集古法帖》，俗稱《大寶賢堂法帖》，是明太祖朱元璋之玄孫朱奇源為世子時，奉其父晉莊王朱鐘鉉之命主持刊刻的?？逃赏踹M、楊光溥、胡漢、楊文卿負責集選晉藩府內的舊藏名人墨跡，宋灝、劉瑀摹勒上石，于弘治二年始刻，弘治九年刻畢，歷時七載，共刻136通刻石。整部叢帖共計十二卷，以十二辰記石數，依次卷錄：卷一晉以前人書；卷二歷代帝王書；卷三至卷七羲獻書；卷八至卷十二晉以后名家法書?？掏瓿珊?，藏于晉藩王府。

《寶賢堂集古法帖》卷首共有5通刻石，分別為朱奇源書“清事”（卷首一）、“明孝宗與晉莊王朱鐘鉉書”與“晉世子朱奇源上孝宗皇帝書”（卷首二）、（卷首三）、朱奇源書“寶賢堂集古法帖序”（卷首四、五）。其中，在“寶賢堂集古法帖序”中，朱奇源對所刻法帖的源本、參與人員、命名、用途等做了清晰的說明，也表達了朱奇源對歷代書法珍寶的愛重。

2.戰亂中的《寶賢堂集古法帖》與補刻

明末清初，晉王府被一場大火焚毀，刻石散落民間，損失慘重，后雖經多方搜集，但終不復完整。在后代的搜訪過程中，山西巡撫白如梅為其開端。

清順治十三年，時任山西巡撫的白如梅崇儒重道，命屬司王京乘、郡倅傅鳴和于馬肆、斷橋、荒砌之間尋訪遺石。太原知府宗彝也積極參與其中。至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太原知府宗彝將搜集回的《大寶賢堂》刻石置于太原府屬后圃寶賢亭內，又增刻自己的跋語與王京乘跋語兩通刻石。

關于順治年間寶賢亭內搜集的《大寶賢堂》刻石塊數，我們可據傅山題跋窺探一二：“石經亂不全，棧櫪糞壤，僅得七十余塊。其廿余塊，有得之東門人家水寶中者，吾向稱此不全本為竇本?！庇纱丝芍?，順治十六年，寶賢亭內共藏有《大寶賢堂》刻石70余通。

順治年間白公、宗公搜集的，乃是明弘治年間原石。然而，此中仍有散佚未尋回的石刻。

陽曲縣知縣戴夢熊與著名書法家傅山于康熙十九年，在《大寶賢堂》原有刻石的基礎上進行了增補，共計補刻53通，這五十余通刻石上，均有“戴補”字樣（圖一）。是時，加之順治年間寶賢亭內搜回的70余通刻石，共計有120余通。

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大寶賢堂》刻石遷至三立書院（亦稱三立祠）。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立書院進行擴建，更名為晉陽書院，《大寶賢堂》刻石仍存于此。

3.清末《寶賢堂集古法帖》的遷移

清末光緒年間，晉陽書院被巡警道署占用，《大寶賢堂》刻石再次險受散毀之險。在辛亥革命太原起義時，《寶賢堂集古法帖》自晉陽書院遷至山西督軍公署。隨后，與清初太原知府李清鑰主持刊刻的《古寶賢堂法帖》[2]（亦稱《小寶賢堂》）一起集中存于令德堂內。

圖一 原碑廊南墻

民國6年（1917年），太原地方政府在今日的東緝虎營新建傅公祠以供奉傅山，至1918年，《大寶賢堂》與《小寶賢堂》一起移入傅公祠碑廊內。1941年，增刻鄭友漁《寶賢堂集古法帖后序》兩塊。1980年，兩部刻帖悉數遷至永祚寺碑廊，鑲嵌入壁。至此，《寶賢堂集古法帖》與《古寶賢堂法帖》再未遷移。

三、《寶賢堂集古法帖》改陳紀實

1.改陳原因

《寶賢堂集古法帖》的刊刻始于弘治二年，終于弘治九年，共歷時七載，由于時間長、工匠缺，遂在刊刻初期即出現了諸多問題，譬如：刻石中有單面碑，亦有雙面碑、且雙面碑兩面順序亦不相連，更有甚者，雙面碑的另一面為倒碑。

此外，由于清初戰亂刻石散佚，加之戰后搜集不全，康熙年間戴補等多方因素，致使《寶賢堂集古法帖》刻石中存在大量的重復、缺失刻石，也導致了1980年刻石初置永祚寺時無法完全按照12卷次的順序展示，由于當時條件所限，也未對碑刻進行說明，游客和書法愛好者難以解讀。故而，雙塔文管所于2016年決定對碑廊進行改陳修繕。

2.改陳方案

本次改陳旨在解決文物保護與文物景觀、文物陳列、文物歷史價值和景觀價值的關系，主要內容有：

（1）強化現有墻體，加強防潮層處理，外飾砍磨青磚，并結合永祚寺建筑的磚雕風格，讓碑廊的陳列效果和寺院建筑風格統一協調。

（2）更換原水泥地面，用泥沙石漿打底，砍磨方磚滿鋪。

（3）嚴格按照《寶賢堂集古法帖》的排序，按卷分組，依次排列。

圖二 今碑廊南墻

重復展示的刻石說明

（4）增加說明牌，將每塊碑刻的內容、作者等相關信息加以注釋。

（5）加強安全防護手段，進行24小時全方位監控。

（6）增加互動區，體驗拓片制作（另行復制碑刻）和書法寫作。

3.改陳過程

（1）對照比較、登記整理

對碑廊內的所有刻石進行登記、測量、拍照、釋文，與我所館藏《初拓寶賢堂》、晉祠博物館館藏《寶賢堂拓本》、已出版《初拓寶賢堂帖》、《寶賢堂集古法帖》等文獻與資料進行對照與比較，將永祚寺碑廊內的重復碑、缺失碑、空白碑、雙面碑等各項情況進行統計后，列出需要補刻和調整的碑刻名稱與內容。

（2）按卷分組、依次展覽

永祚寺碑廊原由南墻與東墻兩面組成，其中，南墻為東西向，上面鑲嵌著《寶賢堂集古法帖》的單面刻石（圖一）。此外，南墻上砌有七組南北向延伸出的垛墻，鑲嵌著《大寶賢堂》的28塊雙面刻石。東墻為南北向，展示著《寶賢堂集古法帖》的部分單面刻石與全部《古寶賢堂法帖》。改陳過程中，拆除原建于南墻的七組垛墻，在東墻上另起六組垛墻。使單面刻石得以按卷一至卷十二的次序展于南墻（部分延伸至東墻）（圖二），涉及到雙面碑次序的則需移步至東墻雙面碑統一展示區觀賞。

（3）增補缺失刻石、合理安置雙面碑

補刻缺失的6塊刻石，分別為：卷二丑六、卷三寅十四、卷五辰六、卷六巳八、卷七午八、卷八未十六。

原南墻的七組垛墻上共鑲嵌有雙面刻石28塊（含一塊單面碑），今東墻所起的六組垛墻上共嵌有雙面刻石24塊，剩余四塊分別做如下安置。

① 原南墻28塊雙面刻石中，有一塊為單面碑，現展于南墻單面碑卷七午四處。

②現展于東墻的單面碑卷八未五實為雙面碑，由于另一面與卷十一戌四重復，且卷八未五面較為清晰，故而決定，保護卷十一戌四，展示卷八未五面。

③現展于東墻的單面碑卷八未六亦為雙面碑，由于另一面與卷十二亥九重復，且卷八未六面較為清晰，故而決定，保護卷十二亥九，展示卷八未六面。

④卷二丑十七與卷十一戌五為雙面刻石的兩面，殘損嚴重，且兩面內容皆有重復碑，故而保存于文管所內的文物庫房。

此番改陳，共有兩通刻石存入文物庫房，其一為卷二丑十七（卷十一戌五）雙面碑，其二為卷八未六單面碑，此二碑殘損較為嚴重且有重復刻石，故不再進行展示。

盡管對所有刻石進行了詳盡的整理編排，但因雙面碑等原因，還是有部分重復展示的碑刻。

（4）增加說明牌內容

上世紀80年代建造碑廊時并沒有對刻石進行說明，改陳前的說明牌為后期制作，但主要內容只有帖名及作者介紹。由于部分刻石的碑面斑駁，內容較難辨識，此次改陳，為使游客能夠更好地了解各位書家、感受碑刻內容、體味書法魅力，我們在說明牌上做了較大調整，涵蓋內容為：碑刻序號、拓片、帖名、作者介紹及釋文，以期游客能詳細解讀。

（5）增加安全設施

改陳后，碑廊內設置二十四小時視頻監控與夜間紅外線監控，使得這組書法瑰寶時刻處于安全保護狀態之中。

（6）增設互動區

碑廊末端增設互動區，游客可以在該區域內觀賞碑廊專題片、體驗拓片制作與書法創作等。

經過改陳以后，碑廊內現存有刻石共202通，其中序言3通，《寶賢堂集古法帖》刻石160通，《古寶賢堂法帖》刻石36通，蘇東坡刻石3通。其中，《寶賢堂集古法帖》平均刻石高度為35厘米，寬度60厘米，《古寶賢堂法帖》平均刻石高度為35厘米，寬度104厘米。兩部刻帖，匯集了清代以前歷朝歷代著名書法家的墨跡寶翰，篆、隸、楷、行、草，五體皆備，是自刻帖興起至今，時代較早、保存原石較多的刻帖之一，不僅為書法研究者和文物工作者所珍視，也極受廣大游客所喜愛，當屬書林之瑰寶。

[1]《太原市志》，建置，方域，26頁。

[2]《古寶賢堂法帖》為太原府知府李清鑰（字叔達，今遼寧省鐵嶺人）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在太原集刻的四卷石刻叢帖。

（作者工作單位：太原市雙塔寺文物保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