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北宋雅樂樂論的撰述類型與撰述語境

楊成秀

論北宋雅樂樂論的撰述類型與撰述語境

楊成秀

本文將北宋雅樂樂論的文獻范疇定位于“關注論述北宋雅樂的各種言說”，對有跡可考的著作和單篇文章加以梳理。這些樂論自身所具有的文體屬性，保存了樂論撰述的寫作目的和使用場合等有關信息，有助于探究樂論作為文本與其所生發的語境之間的關系。筆者劃分了書文撰著、制禮作樂、科考應試、私人交流這四種不同屬性的北宋雅樂樂論的寫作活動，由此體現雅樂在當時的知識階層中，學術的、政治的、人生的、相對大眾或小眾的等不同層面的社會生活中的存在和影響。

樂論；雅樂；文體；語境

一、當代學術視野中的樂論研究及文獻范疇

20世紀以來的學術研究中，不同的學術視角、不同的學科立場，為樂論研究賦予了不同的方法論內涵，也為“樂論”文獻賦予了廣狹不一的范疇。

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奠基者之一羅根澤先生將西方術語Literary Criticism援引至中國學術研究中，他認為“西洋所謂Criticism，中國古代名之曰‘論’……曹丕所作的《典論》中的《論文》篇，是中國的最早的Literary Criticism的專文，也是取名曰‘論’。所以以中文翻譯Criticism，無論如何不能不用‘論’字?！雹僦腥A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建設了專門的“中國古代文論”專業?！?0世紀50年代，在蘇聯文藝學的影響下，北京辦起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講習班。中國古代文論這個專業，就是由這個班的學員們在后來創建的。其基本路線是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來解釋中國文學批評的資料……是重視演繹的專業，講究用某種理論框架——比如內容與形式、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等模式——來解釋事實?！雹?/p>

在文論研究的發展中，中國古代樂論得到了最早的現代學術研究范疇下的關注。其根源在于古代文化中樂與詩的關系，如羅根澤言：“兩周詩樂未分，《詩經》所載之詩，都是樂歌。因此，詩與樂的關系，說詩者亦兼說之，我們的文學批評史上也不能不兼述之”。③這是非常具有普遍性和共識性的觀點，當代學者表述更加明確：“中國早期的文學理論批評其實是從音樂理論批評中派生出來的……先秦時期詩和樂是不分的，而樂的地位比詩要高得多……先秦樂論比詩論要多得多，內容也非常豐富。儒、道、墨、法等主要學派都有很多的音樂理論著作，研究他們的文藝思想，樂論是最主要的部分，詩論則都是從樂論中引申發揮出來的?！雹茉诋敶芯恐?，文論與文化語境的關系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關注，在此視角下，學者更加深刻地提出，“先秦一部分文論與禮樂有關，關于禮樂功能的認識即屬于文藝理論批評范疇”。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學科體系下，樂論與詩論、書論、畫論等成為一系列并列的文藝理論范疇，故而在當代的文藝學研究中不斷有學者對宋代樂論展開研究，如范希春《理性之維——宋代中期儒家文藝美學思想研究》、韓偉《宋代樂論研究》等。

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中國音樂學研究中，對“樂論”的探討主要有兩類情況：一類是文獻匯編整理，一類是帶有學科指向性的研究。

樂論的文獻匯編整理工作，如1961年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班吳釗等“為了配合民族音樂的研究和教學”，編寫了《中國古代樂論選輯》，作為對“我國音樂理論遺產的整理研究工作”，作為內部參考資料出版。這本書后經吉聯抗先生的修訂后，以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名義正式出版，在出版說明中，稱之選輯了“從先秦到清末的樂論資料”，是“一本資料集”，“是供對于中國古代音樂理論、音樂美學、音樂史有興趣的同志參考的”。⑥通過其內容來看，其所謂“樂論”，即最泛化意義上的敘述音樂的文字，包括了古代關于音樂各方面的內容的討論。上述兩版選輯中對于“樂論”概念的運用，屬于資料匯編性的工作，并不帶有具體方法論指向的內涵。

當下學者的樂論文獻匯編工作中，有學者從“樂論”的字詞本義出發，嘗試對樂論的范疇予以一定的界分。如李方元先生在其主編的《中國歷代樂論叢書·宋代樂論卷》中言：“‘論’的基本含義，即‘議論與明理’。本編所收入的文字，即‘議論明理’之文……名曰‘樂論’，實即有關對‘音樂’的議論、分析與闡釋，也就是‘論樂’之文。故《宋代樂論》收錄之文即宋人對音樂事理的‘論說’，非對音樂事實的‘描述’?！雹?/p>

帶有學科指向性的樂論研究，較早系統進行的，是“文革”結束后正式開始學科籌建的音樂美學研究。蔡仲德先生于1980年受馮文慈先生邀請在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開設了“古代樂論選讀”課程，并為該課程編寫了教材《歷代樂論選》，后易名《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在該書的篇首“說明”中，明確表示“本書主旨是為中國音樂美學史教學、研究提供原始資料。所選限于具有美學意義的文獻，其他音樂史料概不收入”⑧。其樂論研究，不僅在文獻范疇上有明確的界限——具有美學意義，而且在方法論上有具體的指向——音樂美學研究。

此后，20世紀80年代開始初步思考學科元理論、21世紀以來真正開始學科籌建的音樂批評學，將歷史中的音樂理論研究活動和音樂批評的歷史，都作為研究對象的構成之一。如明言對中國古代音樂批評歷史的研究中，關注具有音樂批評性質的那些中國古代樂論文獻，并將中國古代音樂批評分為萌芽期(遠古—先秦)、成熟期(秦—兩漢)、深化期(魏晉—晚清)、轉型期(晚清—20世紀)。而音樂批評史研究所關注，亦即音樂批評學的獨特性所在，是“批評者個人對音樂現實事項和歷史事項的審美價值取向的認定、人文理想歸屬的表達、文化理論架構的整合”。⑨

在上述研究中，“樂論”一詞的具體使用，筆者以為大致可有三種原則：

第一種，以“樂論”命名的篇章。中國古代最早以“樂論”為題進行寫作的，是戰國時期的荀子，這也是“我國古代第一篇完整的音樂美學論著”⑩。此后如《樂記》中有“樂論篇”、阮籍《樂論》等。宋代文人多有單篇文章性質的《樂論》寫作，如華鎮《樂論》(上下)、楊萬里《樂論》、曾豐《樂論》，還有諸如王安石《禮樂論》、侯溥《雅樂論》等文章。

第二種，以“論”為寫作范式，即以論的形式或采用論的文體而寫作。作為一種書寫方式的“論”，先秦已有之?！按呵飸饑鴷r代的先秦諸子散文，實際上就是論說文……及至《莊》《荀》《韓》等各家著作，不僅多數篇章都已以論文的形式出現，而且有的篇章還直接以‘論’名題，如《莊子·齊物論》《荀子·天論》等等?！弊鳛橐环N嚴格意義上的特定文體，論是“以議論為主的文體，即議論文。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夫文本同而末異，該奏、議宜雅，書、論宜理?！段男牡颀垺ふ撜f》：‘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經一理者也?！薄豆艥h語常用字字典》引蕭統《文選序》：“論則析理精微?！边@種文體最早的單篇文章，一般認為是漢初賈誼的《過秦論》。

這種原則下，又有兩類不同的情況。其一，是以“音樂美學思想”為內容范疇，如蔡仲德先生的《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其二，范疇相對有所擴大，是以“樂”為內容范疇，如李方元老師在《中國歷代樂論·宋代卷》的“導言”中所述的界定。

第三種，從“論”字的本義出發?！罢摗钡谋玖x，《康熙字典》注其可音綸，引許慎《說文》稱“議也”，《廣韻》謂之“說也”，《論語序解正義》釋之“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經綸世務，故曰綸；圓轉無窮，故曰輪；蘊含萬里，故曰理；篇章有序，故曰次；群賢集定，故曰撰”。在《漢語大字典》中，又將《說文》《廣韻》的釋義細分為二，其一為“分析，說明事理”，取段玉裁注“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謂之論”；另一為“陳述、敘說”，如《淮南子·修務訓》有“書傳之微者，唯圣人能論之”，高誘注“論，敘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有“眾形殊聲，不可勝論”，李善注引薛綜曰“論，說也”。因而，樂論的內涵，既包括“分析議論”性的文獻，也包括了“陳述敘說”的文獻。

如韓偉《宋代樂論研究》一文，所取范疇為：“對‘樂’的內涵、義理、施用以及與其他藝術樣態關系的理論言說”，“以宋代樂論言之，既包括‘禮樂之樂’的層面，也包括‘音樂之樂’的層面，第一個層面基本沿襲傳統樂論，其中以傳統儒家范疇和美學觀念為主，因此與詩論、詞論具有天然的同質性；第二個層面則偏重于討論音樂之‘技術’‘形式’相關的問題……”不僅將“形而下”的論述也包括其中，而且將陳旸《樂書》、王應麟《玉?！返戎亍懊枋觥钡闹饕材依ㄆ渲辛?。

二、北宋雅樂樂論文獻的撰述類型與留存情況

本文對“雅樂樂論”文獻的范疇取義，乃是指向北宋有關雅樂的討論各類文字，對于“樂論”的文獻范疇采用上文所述第三種最為廣泛的界定，關注論述北宋雅樂的各種言說。在這樣的指向性下，筆者對北宋雅樂樂論的遺留情況作如下梳理。

1.著作

在目前所見的研究中，李方元先生《〈宋史·樂志〉研究》為考察《宋史·樂志》的史料背景，曾經對《崇文總目》《四庫闕書目》《秘書省續四庫闕書目》《中興館閣書目》中的樂書著錄情況進行梳理和分析，旨在了解“宋、元兩代書籍的變動情況”以及“元人修纂《宋史》時音樂圖書的基本狀況”。韓偉博士論文《宋代樂論研究》，在討論宋代樂論尚“實”、雅樂討論“尚技”特征的過程中，以《宋史·藝文志》和《玉?！贰窞橹饕牧?，考察了宋代官制樂書的修訂情況，書目名單統計共39種，并對撰著特點作以概論。

在參考上述學者研究的基礎上，筆者綜合《崇文總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中興館閣書目》《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九種宋元書目中的記錄，并以《玉?！贰端问贰返挠涗洖檠a充，又以《續資治通鑒長編》《群書考索》的相關信息為附證。

上述目錄，成書于北宋者兩種，南宋者五種，元代者兩種。至于元代成書的兩種，一為《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生活年代即為宋末元初，故一般被視為南宋學者；另一為元代官修史書《宋史·藝文志》，但其書目來源乃是宋朝《國史藝文志》。故而，亦將二者列入。九種目錄保存情況如《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前言”所述，完整傳世者為《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經籍考》，殘缺亡佚而經清人輯錄者有《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經近人輯集者有《中興館閣書目》及《續書目》。該文未提及的《通志·藝文略》也屬于完整傳世者。故目錄六種為全本，三種為輯佚本。

根據上述目錄整理出所載兩宋時期所撰雅樂類書目45種(目錄書中計31種，北宋28種；他書所載14種，北宋8種；合計北宋有關雅樂的著作36種)。

2.單篇文章

單篇文章的梳理，以《全宋文》為主體，此外補充了《宋大詔令集》《歷代賦匯》以及部分宋人筆記中的篇章。在內容上，以雅樂為主體，涉及論述禮樂、雅樂器、樂制、人事等諸方面的相關篇章。在整理時，參考了《全宋文》文體分類的原則?！度挝摹分惺珍浀奈墨I，按文體分類為十五類：辭賦類、詔令類、奏議類、公牘類、書啟類、贈序類、序跋類、論說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傳狀類、碑志類、哀祭類、祈謝類。其中，筆者所整理北宋雅樂樂論文獻主要涉及：辭賦類、詔令類、奏議類、書啟類、序跋類、論說類、箴銘類、頌贊類。具體整理情況如下表所示：

類型包含類別辭賦類賦、辭等詔令類詔、制、誥、敕、諭告、赦文、冊、御札、御筆、批答、口宣、殿試策問等奏議類表、笏記、右語、致辭、牋、奏、策等書啟類書、啟、簡、帖等序跋類序、跋等論說類論、經義、進策、進論、策問及其對策、說、評、議、辯、原等箴銘類箴、規、銘等頌贊類頌、贊等

之所以選擇文體分類的方式整理北宋雅樂樂論的單篇文章，主要出于如下的考慮。所謂文體，是指“文學的體裁、體制或樣式”，然而，中國古代的文體并不是一個純粹文學范疇的概念，它的構成“具外在的形式和內容的規定性雙重因素”，“在劃分上則又往往采用功能性為標準”。因而，中國古代不同文體不僅是文學風格和體裁的差別，還蘊含著不同的寫作目的和使用場合等有關信息。事實上，古代學者已經有參照寫作目的及語境劃分文體類型的情況。例如，宋末真德秀《文章正宗》中，“把文章分為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大門……開了后世分門系類的作法?！痹凇度挝摹犯戒洝墩摗慈挝摹档奈捏w分類及其編序》中，引述了晚清曾國藩對文體十一類三門的劃分：

著述門：論著(著作之無韻者)、詞賦(著作之有韻者)、序跋(他人之著作，敘述其意者)

告語門：詔令(上告下者)、奏議(下告上者)、書牘(同輩相告者)、哀祭(人告于鬼神者)

記載門：傳志(記人者)、敘記(記事者)、典志(記政典者)、雜記(記雜事者)

如文章所言：“曾的分門別類未必完全科學，但它至少提醒我們，不可把數以百計的文體和數以十計的不同大類隨意編排，而應找出其中的某種聯系，作為分類、編序的依據?！边@種分類的思路提醒我們，重視樂論在其被寫作之時，作者和讀者的關系；提醒我們，關注這些文字是誰為誰而寫，從而也就是關注樂論及其所論的對象——雅樂，與這些作者及其寫作時即已鎖定的特定讀者他們的社會生活，有著哪些層面的交集。

三、北宋雅樂樂論文獻的撰述語境

當我們參照文體類型，將雅樂樂論作不同門類的區別劃分時，它們各自不同的文獻特征、撰述語境，隨之凸顯而出：

·樂書類是宋代關于樂的學術成就的集中體現，它們體現為知識的傳承，被作為經學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序跋、論說類文獻亦體現出很強的學理性。

·詔令、奏議等文獻與國家雅樂制定之史實聯系最直接，以雅樂音樂本體的和施用制度的內容為主，并體現出許多具有爭議性的觀點，同時體現出與政治生活深刻而復雜的糾纏關系。

·書信則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一方面這類文獻有助于我們更細節性、更多角度、更深入地把握作者對于國家雅樂的理解和思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雅樂在小眾性群體的私人交游生活中的滲透。

·與科考有關的策問、論賦，在文體上歸入論說、詔令等不同的類別，但是在社會生活中是一個集中的類別，被稱為科舉時文，這類文獻在寫作方法上高度程式化，在內容上以禮樂與政治的關系為核心，政治色彩濃郁且追隨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其作為一種應試性的特殊文獻，體現了雅樂及其樂論在當時知識階層中，一種必需性和普遍性的存在。

因而，筆者將上述雅樂樂論，參照文體所體現的撰述目的，劃分為書文撰著、制禮作樂、科考應試、私人交流四類不同的寫作活動。

1.書文撰著

筆者在對宋代目錄書所載經部樂書數目的統計過程中發現，無論與宋代之前還是宋代之后相比較，宋代目錄中樂書比例明顯高于歷史平均水平，而究其書目增長的具體構成，北宋雅樂類樂書的增長，是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故而有理由認為，在學術領域，北宋是雅樂之學發展尤為繁盛的一個歷史時期。

除了雅樂類著作體現為北宋時期在經學的體系下對樂的學術性總結之外，序跋類文章作為樂書的相關部分，可視為與著作相輔相成的補充，它不僅通常是作者學術觀點的集中反映，而且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尤其是在原書已經亡佚的情況下，序跋就成為追溯樂書相關信息的一手資料，如宋祁《大樂圖義序》、楊杰《平律書序》等篇，對了解原書的寫作主旨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論說類樂論，尤其是“論”，具有“議論文”的性質，是作者以樂或禮樂、雅樂為主旨寫作的單篇文章，這類文章除了明確標明論樂器或樂律之外，大部分傾向于禮樂義理層面的探討。

上述這些著作與文章，盡管它們的撰寫背景往往具有多種復雜因素，但無疑是在“宋學”發展的整體背景下取得的，其作為知識傳遞的學術目的也是無疑的存在。

書文撰著所輻射的社會群體，最具有知識水平的專門性和精深性，因而是限定于極小一部分該門學問的精通者的寫作活動。在此具有學術性的寫作活動中，樂論的撰述以雅樂為核心進行專門而深入的知識性探討，或者樂義的哲學、美學性思辨，并以上述內容的知識性傳承為寫作目的。

2.制禮作樂

在北宋國家層面的制禮作樂活動過程中，產生了大量與雅樂有關的公文。所謂公文，是古代文體中公牘文的簡稱，是具有官方意義的文書，“指古代朝廷、官府通常所使用的公事文”，一般分為臣僚寫給帝王的上行公文和帝王給臣民的下行公文。前者如奏、章、議、表、疏等，總稱為奏議文；后者如詔、令、命、制、諭等，總稱為詔令文。這些公文的作者，是能夠參與國家制禮作樂討論的任職官員、最高決策者皇帝，以及少數朝廷訪求招納而選拔的禮樂博學之士。就其屬性而言，是北宋歷朝帝王與官員就雅樂的制定與施用展開的討論或決議，是政府行為下的制禮作樂過程中所遺留下的文獻，具有正式的、官方的性質。

歷次雅樂改制的核心人物都有數量不一的樂論遺存。例如宋太祖時期改樂的和峴，宋仁宗時期的燕肅、李照、阮逸以及被任命為考訂新樂的馮元、丁度、鄧保信等，宋神宗時期的楊杰、劉幾，以及自宋仁宗至宋哲宗多朝議樂的范鎮，宋徽宗時代的劉昺、魏漢津等，其中絕大部分樂論有著明確的寫作或發布(下達詔令或上呈奏議)時間記錄。因而對于研究者而言，公文類樂論是諸多樂論文獻中與國家雅樂制定之史實聯系最直接、最緊密的一類，它們能夠直接反映北宋國家制禮作樂的運作過程。

3.科考應試

在北宋知識階層的個人生活中，有一種特殊的、具有普遍性意義并且極為重要的內容，即科考應試。它體現為科舉過程中的應試性寫作，科舉時文類樂論的形成，正是由北宋蓬勃發展的科舉制度所促成的，是官員為科考命題或應試者考場答題、場外備考的過程中而形成。

“所謂‘時文’，乃相對‘古文’而言，意謂按時下科場流行的格式寫作、專用于‘舉業’的文章?！彼未婆e時文中，最常見的幾種主要為詩賦、策論、經義，其中“策、論”的地位最為突出，它被稱為宋代科舉“必考的‘公共課’”。能夠確定為科舉時文的樂論，其篇目數量較為有限。類型主要集中于律賦和策論。筆者在《全宋文》和《歷代賦匯》中共整理出26篇以禮樂為主旨的北宋遺留下來的賦。但這些文獻像田錫《開封府試人文化成天下賦》《南省試圣人并用三代禮樂賦》這樣明確標記為科考所作的，非常之少。由于北宋詩賦考試重視聲韻，因而這一限韻的規定可作為判斷是否為科舉律賦的參考。在上述26篇賦中，明確標記八韻的有12篇。在整理的過程中所發現的能確定為科考所作或與為之準備、擬作的以禮樂為題的試論之作，數量非常有限，典型者如張方平《樂者天地之命論》(景祐元年應茂才異等科)。而至于試策，則發現了不少作品，在《全宋文》中共整理以禮樂為主題或與之關系較為密切者30篇，其中有兩篇屬于對策，其他皆為策問。該類樂論，目的就是選拔官員(命題)或謀取政治前途(答題)，以禮樂與政治的關系為核心，更為關注樂如何施用于治理國家的社會功能的討論。

盡管目前可確定的文獻數量不多，但是，它們在北宋時期知識階層中的影響之廣泛，卻遠超其他各類?！八^科舉制度，乃是一種以‘投牒自進’為基本特征，以試藝優劣為決定錄取與否的主要依據，以進士科為主要取士科目的選官制度?！彼未徽J為是科舉取士的黃金時期，而科舉出身也是宋代文人入仕的重要途徑。何忠禮在其研究中提到，科舉成為宋代士人最關心的事業，在其影響下，讀書人數亦大量增加。他曾對北宋應舉人數和取士人數作有統計。根據其研究，北宋太祖朝前期，每次參加省試的舉人數不過2000人左右；太宗朝第一次貢舉(977)則已增至5300人；真宗朝第一次(998)則近2萬人，據此推斷全國參加發解試的士人則達10萬；仁宗朝據一次參加省試舉人7000人的比例推算，則全國僅參加發解試的士人就達42萬人左右。至于取士的情形，“北宋一代共行科舉69次，太祖一朝為15次，平均每年取士20人；自太宗朝到徽宗朝為54次，平均每年取士225人(還不包括人數眾多的特奏名進士、特奏名諸科)”。

在此特定的社會情境下，“禮樂”一旦作為科考所關注的題目，其在宋代讀書人中所能夠引發的關注度之普遍、之高，顯然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科舉時文向我們提出了作為一種普遍但又特殊的社會現象的樂論模式，這一模式極為普遍地、不可避免地存在于那些與科考應試相關的知識群體的社會生活之中。

4.私人交流

書信、箴銘等，體現了個體的或小群體的文人，在私人生活中，與雅樂的互動關系。此類文獻，尤以書信為代表?！肮糯枷孪蚧实坳愌赃M詞所寫的公文與親朋間往來的私人信件，均稱為‘書’?！蔽覈糯摹皶币话惚粎^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具有公文性質的，一類是“朋舊之間”的類似于今天書信的文體。在《全宋文》中，曾棗莊先生將“私人間的信函”歸為一個文體大類——“書啟類”，主要包括書、啟、簡、帖幾種。后三種通常為簡短的書函，第一種篇幅相對長大。信箋屬于私人性質，如古代文體研究的學者褚斌杰所寫：“我們可以從書信中，比較多的看到生活的真實和思想感情的真實?！c其他作品比較起來，更能夠直接披露作者的真性情，使人們能夠了解到作者更為深入的情況和細微的心曲。這也正是古代書信在了解作者生平、思想的史料價值方面，往往比起別人為其撰寫的碑傳之類要高……的緣故?！蹦切┫蛴H人、摯友及其他特定對象所敞開的思想世界，屬于古代文人思想領域相對的“私密空間”，對這類文獻的解讀，一方面有助于我們更細節性、更多角度、更深入地把握他們對于國家雅樂的理解和思考，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雅樂及其樂論，在文人私人往來的交游中的存在和滲透。

例如范鎮議樂的事跡。通過范鎮、司馬光的通信，我們則可以獲知事件過程中，他們更為細節性的思想情感。如，司馬光在《與范景仁第九書》中勸阻范鎮道：“聞景仁欲奏所為樂，此大不可，恐為累非細，是非未定，或招悔吝?！边@樣的措辭，充分展示了司馬光對獻樂之事的憂患意識，而所謂“為累非細”甚至“或招悔吝”，顯然已經超出了“學術”問題的范疇。其話語中流露的高度政治敏銳性，提示研究者對于范鎮在神宗、哲宗年間的雅樂活動，作充分的政治思考的必要性，對于雅樂在范鎮其個人生活與思想世界的重要性作更慎重的考量。

書信類文獻其特有的私密性，不僅有助于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思想意識作更為細膩的解讀，它還體現了雅樂及其樂論在小眾性文人交游過程中的存在。如果說科考試文類樂論體現了北宋文人與雅樂的群體性、普遍性關系，那么書信、箴銘等文獻，則體現了小部分對雅樂有研究或有關注的北宋文人或文官，與雅樂的特殊性關聯。這意味著，雅樂及其樂論不僅是學術的、制禮作樂的、科考事業的專門性或某時段內的以及公開性的存在，對于小部分群體而言，它還緊密地鑲嵌在其表層直至私密的個人空間中，成為一個與生活甚至生命共存的命題。

結 語

那些數量龐大、類型眾多的雅樂樂論，因何而寫作？雅樂及其樂論，對于其作者/讀者群體而言，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雅樂在這個群體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這是筆者梳理北宋雅樂樂論文獻時，所一再自我追問的問題。

樂論自身所具有的文體屬性，為解答這些問題，帶來了重要的啟示。文體保存了樂論撰述的寫作目的和使用場合等有關信息，探究樂論作為文本與其所生發的語境的關系，使我們得以探討，對于撰寫北宋雅樂樂論的作者——北宋知識階層而言，雅樂是何樣的一種存在，它是如何從不同層面切入這一群體的社會生活的。書文撰著、制禮作樂、科考應試、私人交流這四種不同屬性北宋雅樂樂論的寫作活動，其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主要體現為輻射群體及撰述目的不同，而其差異的本質恰在于學術的、政治的、人生的相對大眾或小眾的等不同層面的社會生活。這可使我們從多個角度來觀察和思考，雅樂在北宋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下，是如何被接受、被表述，以及如何被思考的；同時也使得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評價，雅樂在當時所具有的音樂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等多層面、復雜性的影響和意義。

注釋：

①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第8-9頁。

②王小盾：《中國音樂文獻學初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8-9頁。

③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說明”“增訂版后記”，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年3月北京第2版，第41頁。

④張少康：《文心與書畫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133-134頁。

⑤李建中主編：《中國古代文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第21頁。

⑥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所音樂研究所：《中國古代樂論選輯》“出版說明”，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第1頁。

⑦李方元：《導言》，見其《中國歷代樂論·宋元卷》擬定稿。

⑧同注③，說明頁、第857-858頁。

⑨明言：《音樂批評學》，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7。

⑩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注譯》，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第168頁。

WritingsonYayueofNorthernSongDynasty：TheirTypesandContexts/

YANGChengxiu

The author defines the literature of the writings on court musicyayue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as “various discourses onyayueof that period，”including monographs and articles.The style of these writings has preserved such information as the purposes to contribute and the occasions for use，which help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ext and its context.In the essay，this writing is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i.e.book or article composing，rites and music making，imperial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and private communication.Out of all the above，we can find thatyayuedid exist and have widely influences in the intellectual class and other aspects of social life as well，e.g.on acade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human life，mass or elite circles.

music discourse；yayue；style；context

2017-07-12

楊成秀(1981- )，女，博士，浙江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講師(杭州，310024)。

J609.2

A

2096-4404(2017)01-01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