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丹國南遷時間新探

耿 濤

內容提要：東丹國南遷系契丹開國重要事件，事關耶律德光與耶律倍的政治斗爭等諸多問題。耶律羽之墓志出土前，學界未對《遼史》所載的東丹國南遷時間產生質疑，但之后卻一邊倒的傾向于志文所載時間，皆因志文成文更早，缺乏深入的考辨。實際上志文所載的時間與東丹國南遷的事實有著諸多相悖之處，東丹國南遷時間仍當以《遼史》所載時間仍為準。

墓志作為一種特殊的史料，因其成文時間一般早于史籍成書時間，更貼近歷史“發生現場”，其價值一直為學界所重視。尤其對于史籍記錄闕略的遼史研究來說，更是鑰匙般的存在。1992年耶律羽之墓志的出土打開了東丹國歷史研究的新局面，根據志文豐富的內容，很多學者得以對史籍記載進行勘正。然而，在這一研究過程中，對墓志過度的推崇導致了對志文內容的盲從，形成了一股志文即信使的研究“潮流”，忽略了對志文內容客觀的審視。

對于東丹國南遷這一重大問題，很多學者依憑志文內容訂正了東丹南遷的時間。蓋之庸先生提出：“羽之墓志中將進表年代明確于天顯四年,國遷和升南京之事也當在其后。東丹國遷都時間當以墓志為準”。①蓋之庸：《耶律羽之墓志銘考證》，《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齊曉光先生也曾提到：“其一，史載皆稱天顯二年進表，三年國遷，升南京的年份亦隨之誤載。墓志則將進表年代明確為天顯四年，國遷及南京升設當于其后”。②齊曉光：《耶律羽之墓志對文獻記載的堪補》，《文物》1996年第2期。然按志文所載的時間去推導東丹國南遷一事，會發現很多自相矛盾的事情，再聯系朝鮮文獻所載的渤海遺民遷徙記錄，仍會發現志文的“天顯四年”說存在問題。③《高麗史》和《東國通鑒》兩本朝鮮文獻均對渤海國遺民遷徙活動有過記述，詳見下文。故此，在東丹南遷始末尚未完全搞清，僅憑志文一詞便將遷都時間敲定的做法無疑有些操之過急。還有，為了夸大墓主人的功績，志文混淆事實的情況屢見不鮮，耶律羽之墓志并非無懈可擊，《遼史》的記述仍可視為信史。④對此問題，劉浦江先生也對志文記載的遷都時間表示懷疑，認為還應以《遼史》所載時間為準，但未有進一步論述，詳見劉浦江：《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73頁。

一、史籍與志文的異同

關于東丹國南遷起始年份，以《遼史》為主的文獻具體記載如下：

“天顯三年十二月，時人皇王在皇都，詔遣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因詔困乏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瞻而隸屬之。升東平郡為南京?！雹佟哆|史》卷3，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9-30頁。

“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雹凇哆|史》卷72，第1210頁?！疤诩次?上表曰:‘我大圣天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邀,即不為用,又不罷戍,果何為哉?先帝因彼離心,乘釁而動,故不戰而克。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遺種浸以蕃息,今居遠境，恐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衍土沃,有木、鐵、鹽、魚之利。乘其微弱，徙遷其民，萬事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饒，必安居樂業。然后選徒以翼吾左,突厥、黨項、室韋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貽后世無疆之福?！碜?帝嘉納之。是歲,詔遷東丹國民于梁水,時稱其善?！雹邸哆|史》卷75，第1238頁。

“天顯三年，遷東丹國民居之，升為南京?！雹堋哆|史》卷38，第456頁。

而墓志則有著不同于史籍的記載：

耶律羽之墓志第13至15行載：“以天顯四年己丑歲，人皇王乃下詔曰：‘朕以孝理天下，慮遠晨昏，欲效盤庚，卿宜進表?！搓悾骸|地形便,可建邦家?！谑窃蕝f帝心，愛興機構，公夙夜悟，退食在公，民既樂于子來，國亦期年成矣?！雹蔟R曉光等：《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附錄《大契丹國東京太傅相公墓志銘》，《文物》，1996年第1期。仔細比較《遼史》與志文的異同會發現，對于遷都結束時日的記載基本無差，均是天顯五年結束。⑥志文所載的是天顯四年開始，并期年而成，結束日期應不晚于天顯五年。而以《遼史》為主的文獻記載的東丹國南遷也是天顯五年方才結束，因為天顯三年十二月升南京并不意味著南遷活動徹底結束，據《太宗本紀》記載，直到天顯五年，仍有“詔修南京”的舉動。故以往研究將升南京作為南遷一事的終點是存在問題的，其實天顯五年耶律倍的歸國才是南遷一事的終點。真正的差異在于對起始時間的記錄，史籍所載的東丹國南遷開始于天顯二年，而志文所載的起始時間則是天顯四年。針對史籍與志文存在的時間差異，劉桓曾根據《太宗本紀》的記載這樣解釋道：“東丹人皇王下詔及耶律羽之上表遷東丹民，均應是天顯四年(929年)事，也許其事發生在是年年初，故誤記在天顯三年十二月”。⑦劉桓：《關于契丹遷東丹國民的緣起》，《北方文物》1998年第1期。劉氏將升南京與遷都的時間混淆，將二者視為同一時間發生的事情，殊不知，升南京發生于遷都之后?！短诒炯o》這段描述的記史筆法確實容易引起誤會，乍讀下似是在敘述耶律羽之上表一事，但其實這段史料要記述的是升南京的事情，“時人皇王在皇都，詔遣耶律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均是“升東平郡為南京”一事的背景陳述。也就是說，《太宗本紀》的記載與《遼史》其他記述的時間線是一致的，均是天顯二年羽之上奏，三年升都城為南京。故此，志文與史籍記載相差的時間不是一兩個月，而是一兩年之久。

這樣一來，按志文記載，遷都起于天顯四年，并且“國亦期年成矣”，也就是說，東丹遷國從開始到事畢堪堪一年之久。而與之大相徑庭，按史籍記載，天顯二年，羽之上表，三年遷都，直至五年方事畢，耗時則長達三四年之久。

那么造成兩者記錄差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兩者的記錄哪一方更可靠呢？對于這些問題，不妨將兩種時間置于歷史語境下順勢推導，露出破綻的自然是偽造的記錄。

二、基于歷史事實對志文所載時間的質疑

東丹國南遷后的都城，即后來遼東京，其規模十分宏大。據《遼史·地理志》記載：

城名天福，高三丈，有樓櫓，幅員三十里。八門……宮城在東北隅，高三丈，具敵樓，南為三門，壯以樓觀，四隅有角樓，相去各二里。宮墻北有讓國皇帝御容殿。大內建二殿，不置宮嬪，唯以內省使副、判官守之。大東丹國新建南京碑銘，在宮門之南。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為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駙馬寺，鐵幡竿在焉；趙頭陀寺，留守衙；戶部司；軍巡院，歸化營軍千余人，河、朔亡命，皆籍于此。①《遼史》卷38，第456頁。

雖然阿保機曾于神冊四年對遼陽故城進行修葺，“二月丙寅，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改為東平郡，置防御使”。②《遼史》卷2，第15頁。但要宮城達到《地理志》記載的那般規模，自然需要長時間的修繕擴建。③顯然，《地理志》的成書時間要晚于天福城的興建，《地理志》的記載可能反映的是經過后世擴建之后的城址狀況。但是地理志中提到了“大東丹國新建南京碑銘”，該碑是耶律倍歸國后修建的，并且后文又提到了該碑“在宮門之南”，也就是說在當時天福城的內城已經建好，故其建設施工耗力之大仍可見一斑。故此，志文所載的“國期年而成”不免讓人質疑，因為僅一年的時間從提議遷都到建出規模如此之大的宮城，時間很明顯是不夠用的，而如果按照《遼史》記載的時間來看，則充裕很多，至少不似志文那樣“匆忙”。

除宮城的建制外，更讓人不解的是，遷東丹國不僅僅是將都城遷走那么簡單。這次遷都將渤海舊有州縣幾乎全部整體性遷移，于梁水流域重新置地建制，原住民也隨之遷徙，“遼志東京道諸州縣云，本渤海置，或本渤海某州某縣者，除鴨淥府各州外，皆已南徙，語具地理考。此即天顯三年，移東丹民，以實東平之事也。言東平者舉一以賅其余，實則南遷之渤海人，已布滿于東京一道矣”。④金毓黼：《渤海國志長編》，吉林：《社會科學戰線》雜志社，1982年，第363頁。有學者曾就此問題統計到：“從上述情況可知，遼東京道地區可以查實的由東丹國移民而置的州縣，涉及原渤海國的二十九個州、三十九個縣,大體六十八個行政區域，其中二十個有明確的戶數記載,總數達二萬一千一百戶，其余州縣的戶數，史書無載。無戶數載記的州縣可能人口并沒有上述二十州縣稠密，但因其數量較多，所以保守估計，按照有戶數記載州縣戶數的3/2估算，其余四十八個州縣約安置渤海移民三萬戶左右。若按每戶五口推算，那么被迫移民至遼東京道的渤海移民總數約為二十五萬余口?！雹輰O煒冉：《遼對渤海人的移民即安置》，《博物館研究》，2015年第1期。

王承禮先生則認為在東丹國南遷時遷入東京道的渤海人，約有四十余萬人。⑥王承禮：《渤海簡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頁。雖有爭議，但不妨礙我們看出遷都事物之巨大，但如此龐大的工程量在志文的記錄下卻如不費吹灰之力一樣，僅一年便完成了這一“壯舉”。尤值得注意的是，志文記載的是天顯四年耶律倍才開始下詔書，并不是遷都正式開始，就算耶律倍于正月即下詔，但由耶律倍下詔給耶律羽之，再到耶律羽之請表耶律德光，最終耶律德光決定遷都，這期間自然又會消耗不少時間，也就是說，若按志文所載的時間，實際遷都時間一年都不到。這不禁讓人疑惑，時間這么緊迫，遷都工程量又這么大，志文所謂的“期年國成”是怎么實現的呢？如此看來，史籍記錄的時間明顯更加客觀，更貼近遷都徙民這一所需時間甚多的工程。

總體來看，志文所載的內容明顯與宮殿的建制以及遷都的規模格格不入，與之相反的是，史籍的時間線與兩者的契合度頗高。

三、徙民活動反映出的東丹南遷日期

根據《太宗本紀》的記載可知，遷都一事引發了大規模的徙民活動，故徙民興起之時自然是遷都進行之時，這便為找出東丹國南遷起始時間提供了一個解答方向。

《遼史》記載了渤海很多遺民逃奔新羅的歷史，按圖索驥，不難發現《高麗史》對該階段逃亡到高麗地區的渤海遺民有著更加詳細的記錄，根據《高麗史》所載：

高麗天授八年九月丙申，渤海將軍申德等五百人來投。庚子,渤海禮部卿大和鈞、均老司政大元鈞、工部卿大福謨、左右衛將軍大審理等民一百戶來附……十二月，戊子,渤海左首衛小將冒豆干,檢校開國男樸漁等率民一千戶來附；十年……三月,甲寅，渤海工部卿吳興等五十人，僧載雄等六十人來投；十一年……。三月，甲寅，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戶來投……。七月，辛亥，渤海大儒范率民來附……。九月，丁亥，渤海人隱繼宗等來附；十二年……六月，灰申，渤海人洪見等，以船二十艘載人、物來附?！旁?，丙子，渤海正近等三百余人來投；十七年……七月，渤海國世子大光顯，率眾數萬來投?！?，渤海陳林等一百六十人來附①鄭麟趾：《高麗史》，世家卷，奎章閣藏本影印版。

孫煒冉還根據同為朝鮮文獻的《東國通鑒》制作了下表：

渤海亡國后渤海遺民第一次流入高麗高潮期的情況（部分，有刪減）②孫煒冉：《渤海國遺民及其后裔流入朝鮮半島諸事考》，中國朝鮮史研究會、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延邊大學朝鮮韓國歷史研究所編：《朝鮮·韓國歷史研究》第15輯，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2頁。

序號 時間 流亡者 人數1 925年（九月初六） 將軍申德 500人2 925年（九月初十） 大和鈞、大元鈞、大福謨、大審理等 100戶（以每戶5口計）3 925年（十二月廿九） 冒豆干等 1000戶4 927年（三月初三） 吳興、僧載雄等 50+60=110人5 928年（三月初二） 金神等 60戶6 928年（七月初八） 大儒范等 ？7 928年（九月初五） 隱繼宗等 ？8 929年（六月廿三） 洪見等 二十船人（以每船100人計）9 929年（九月初十） 正近等 300多人

兩者文獻所記載的人物與人數基本無異，可見基本為同一史源?？梢钥闯?，渤海國被滅前后曾引發一次徙民浪潮，東丹國建立后這一趨勢有些減緩，但到928年開始再次出現徙民浪潮，并在929年達到高潮，繼而又歸于緩和，直到934年才又出現大規模的徙民記錄。928年再次掀起的徙民浪潮與《遼史》所載遷都造成的大量徙民情況不謀而合，①由于史籍記錄的問題，很多民眾自發性的零散遷徙很可能未被記錄在內，所以無論是總體人數還是具體年月的人數均應在此之上。大量的渤海遺民苦于遷都之事，無奈背井離鄉，逃奔高麗。但由于遷都并非一蹴而就，而且遺民的遷徙又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所以這次浪潮發端于928年，在929年達到頂峰并迅速結束，這個趨勢充分體現了遷都一事由起到興的全過程。所以志文中所載的天顯四年只能體現這個趨勢的峰值，并不能體現出這一趨勢的起始點。即在天顯四年之前，已出現了徙民浪潮，徙民的事實與志文所載的時間是相悖的。

故僅從徙民情況來看，志文所載的天顯四年系東丹國遷都開始年限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而史籍所載的時間則相對更為準確。

四、結論

綜上所述，志文的記錄并非屬實，但志文的記載為什么會出錯誤呢？

答案其實在志文里面即可找到，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志文對耶律羽之在遷都過程中的表現不吝濫美之詞，甚至捏造出“民既樂于子來”的太平局面，雖然真實情況恰恰相反，“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因詔困乏不能遷者，許上國富民給瞻而隸屬之”。②《遼史》卷3，第30頁。所以說，志文所載的天顯四年很可能是為了凸顯耶律羽之的功績而故意縮短了時間，是為了滿足“期年國成”而作的諱筆，但由于東丹國南遷事畢的時間比較固定，只能在起始年份上“做手腳”，故也可以理解為是為了體現耶律羽之能夠在一年之內完成如此大的功業所做的諛墓。③之所以說東丹國南遷一事結束時間比較可靠固定，是因為東丹王耶律倍于天顯五年十一月就南逃后唐了，此前他歸東丹國后，曾詔令修碑銘，筑樓藏書賦詩，這都消耗了大量時間。如果時間定在天顯四年，又不能期年而成，那么這些既定史實則需要全部延后，故不可能起于四年。所以，天顯四年是為了凸顯期年國成而做的偽史。

進一步說，《遼史》所載的遷都時間正好發生于耶律德光剛剛繼位之時，耶律倍剛剛失位，心存不滿，若讓耶律倍歸國無異于放虎歸山。故德光選擇在此時遷都，此時遷都不僅可以把耶律倍在東丹國的勢力連根拔起，更終結了他爭位的可能。所以說，德光甫立便將耶律倍控制在身邊，另一邊遙控心腹耶律羽之去操辦遷都一事。遷東丹國是遼太宗鞏固皇位的一個重要環節，并非獨立事件，所以將其置放在遼初歷史大背景之中會發現，《遼史》記載的時間更加符合事態的發展，而志文的“天顯四年”說實難以立腳。

依靠墓志堪補史籍之遺確是治史的好方法，但無論何種方法均有一個度，過度盲從于志文記載自然會出現“盡信書不如無書”的狀況。針對墓志提出的質疑，目的不在于否定志文的價值，而是旨在喚起對墓志的重新審視。無論何種墓志都不是無懈可擊的，直接引志文內容為信史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