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耀州（節選）

安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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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最為顯赫的，不是戲坊，不是殺坊，亦不是鐵匠鋪，而是瓷坊。

瓷在中國文化里是一個標志性的符號。西方人把中國稱作瓷器國，顯然不是空穴來風。中國人則捏一把泥土就能將其燒制成各種各樣的器物。西方人燒制的瓷器被國人稱作洋瓷。洋瓷僅供實用，卻毫無文化的魅力和藝術價值。

中國人燒制的瓷器比起洋瓷來，也許易碎，也許不耐用，但其精神氣質，卻呈現著典雅和高貴。

瓷品進入中國人的生活，由來已久。原始社會時期，中國人就會制作陶，并把陶當作容器，儲存糧食、打水存水。瓷是陶孕育的兒女，或者說是陶的升級版。陶極易破碎，而瓷相對堅固。

瓷最初被燒制，只是為了滿足生活之需，與藝術無關。吃飯的碗、盛菜的碟、泡茶的壺、喝酒的杯、儲水的甕、腌菜的壇、制醋的罐等等，皆為瓷器。每個家庭，幾乎都擺滿了壇壇罐罐。生活中的瓷器粗大而粗糙，結實而耐用，完全不在乎其外觀是否精致、品相是否脫俗。一個大甕、一個老碗、一個矮壇……表面也許還留有明顯的腫塊和疤痕，但絲毫不影響使用。

老百姓從來都不把瓷器當作藝術品，他們購買瓷器，只是為了實用。視瓷器為藝術之風，是先從宮廷吹刮開的。宮廷起初網羅天下的瓷器，也僅為滿足生活之需。龐大的宮廷，食祿者眾，這些人要吃要喝，哪個能離得了瓷器？一人一只碗，恐怕都要千只萬只。

一聽說給宮廷制瓷，各地的窯場自然千般重視，萬般精心。這其中，有媚上之意，也有賣弄之念，更有驚懼之心。唯上不唯下是華夏傳統。這樣的傳統，并非無根之木，而是由社會結構決定的。誰掌控資源，誰決定命脈，就向誰磕頭。向上磕一個頭，不但有可能獲得賞賜，或許連命運都能因此而得以改變，但向下磕一萬個頭，未必能撈取到一根燒火棍的好處。

皇宮是一個國家的最高端，為上中之上，頂端之頂。給皇宮制作任何一樣東西，均馬虎不得，都要拼全力，傾所有，窮所能，以討得宮中之人的歡心。于是挑選最有創意的工匠，招募最精良的畫師，派出最精湛的爐工，來制作進獻皇家的瓷器。供給皇家的瓷器，稱為貢品。貢為進貢的貢。貢品與贈品在經濟意義上別無二致，皆為白送，但由于贈予的對象不同，情景也就相應地有所殊異。一個“貢”字，其潛臺詞就是不但要送，而且在神情面目上，要表現得畢恭畢敬，甚至在姿態上，要雙膝跪地?！百洝泵鎸Φ氖桥c自己平等的個人，無須刻意謙卑。

將最為優等的瓷品送進皇宮，哪怕是一碗、一碟、一樽酒壺、一套茶具，皆精雕細刻，精益求精。工匠醉心于出奇制勝，畫匠殫精竭慮于奇思妙想，于是這些燒制而成的瓷器，無論造型、鏤刻抑或是圖案，都沾染有濃郁的藝術氣息。繼而，由于宮廷裝飾與點綴之需，瓷器中便誕生了閑品。閑品不盛茶，不盛飯，僅用以觀賞。也就是說，閑品不是拿來用的，而是拿來看的。閑品中最為流行的東西，就是瓷瓶。由瓷瓶延展開來，其他閑品得以源源不斷地推陳出新。

可以肯定地說，皇室是中國瓷器由實用品升華為藝術品的始作俑者。布衣百姓不識字者居多，且勞碌終日，為一日三餐而形容枯槁，既無審美之能，又無尚美之閑，他們對于瓷器的渴求止步于喝水吃飯的層面。但宮廷之人就不一樣了，他們有的是閑情逸致，不為斗米折腰，不為尺布皺眉。而且，宮中的人大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幾乎人人都對藝術懷有幾分雅興——即使真的不懂，也要裝出一副很懂的樣子，以避免被他人恥笑。

宮廷的雅興引領著社會的風尚，對瓷器的鐘愛像傳染病一般，越出宮墻之外，附著于一些地方官員和民間“士”人身上。地方官員紛紛效仿，民間“士”人也不甘落伍。于是崇尚瓷器之美、品味瓷器之雅的風潮，彌散于國土的每一個角落。瓷器再也不單單是一種實用品，而是美的載體、雅的象征。

“士”在古代的語境里，不是扛槍的戰士，而是捉筆的讀書人?！笆俊蔽痪痈吖僦?，平民之上，屬于夾層中的一個群體?！笆俊弊x過書，有人功成名就，身著綾羅，頭戴頂珠。但更多的“士”，卻生不逢時，淪落于草莽，孤守于茅屋。但不論行頭如何，“士”是很不情愿把自己混淆于大眾的，其內心的清高與孤傲，一直揮之不去?！笆俊币环矫婀路甲再p，一方面憂國憂民。他們就像那個憂天的“杞人”，總在無法克制地患得患失著與自己毫不搭界的物事。君之醒昏，官之清貪，民德之有無，倫常之完缺，皆像蛔蟲一般，在他們的腹內爬行，啃噬得他們坐臥不寧。

“士”在尋常百姓看來，有點兒古怪，有點兒可笑，但他們于中國基層社會的穩固卻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與功德。中國文化的因子能在民間扎根并蔓延，“士”扮演了承上啟下的橋梁角色。是“士”點亮了鄉土社會那一盞盞文明的燈火，并小心翼翼地呵護著那一束束火苗，守護其永不熄滅。及至后來，“士”也不再自我囚禁，而是參與到具體的鄉村生活中，與民同苦同樂。我們所熟悉的鄉紳“階級”就是由身居底層的“士”演化而成的?！凹潯笔琴F族的稱謂，鄉紳就是鄉村里的貴族。但這樣的貴族，不食俸祿，卻有地位。這地位不是來自官府的委任，而是來源于民眾的擁戴。鄉紳以其開明與公正，以其道德與卓識，調解民間紛爭，處理村莊難事，逐步贏得眾人的信賴，從而使自己的威望與日俱增，猶似丘陵中山巔之隆起。因此可以說，鄉紳的地位不在于官脈，而在于民心。

有“士”的傳播，瓷器在民間的用途逐漸分化成了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一條線是實用，一條線是玩賞。兩條線的疆界并不分明，經?；煜?。比如，民間吃飯的碗過去皆是土色粗瓷，后來進步成了白色的細瓷。由于審美需要，制瓷人在碗的造型與圖案上下了不少功夫。從碗口到底座，從碗的形狀與碗的姿態，從碗肌膚的光澤度到碗肌膚的花紋，都頗為講究，乃至于琳瑯滿目。我記憶中，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人手中端的飯碗都是那種“蘭花花碗”。這些碗，白底藍花，當時很覺平常，并不在意，現在回想起來，心中除了充盈著一股別樣的溫馨外，還為它的滅失深感惋惜。

藍色的花朵，栩栩如生地盛開于碗上。那些花，品種多樣，色澤鮮艷。有梨花、杏花，芍藥、牡丹、蓮花、菊花，還有幾片竹葉，幾縷藤蔓，不一樣的花紋，呈現出不一樣的精神氣度。那一只只的碗，猶如滿坡的野花，既有姿色，又有芳香。

把繪有花紋的碗端在手中，盛面盛粥，它是飯碗；把它放到博古架，它就是藝術品。也就是說，實用瓷器已經融入了藝術的元素，滲透進了普通人對美的領悟與求索。

我們的先輩其實是非常唯美的，這一點，與時下的國人迥異?，F代人的急功近利所遮掩的是文化的貧血。文化的短缺又造就出缺乏敬畏的狂妄無知?？裢耐庠诒憩F就是面對一切，皆輕之蔑之，敢于肆無忌憚地推倒重來。幾番折騰，潛伏于生活中的點滴之美，近乎蕩然無存。但古人不同，他們很慢，生活的節奏猶似老牛拉車爬坡。他們一邊行走，一邊東張西望，發現小花就歡呼，聽見鳥鳴則雀躍。他們決然不滿足于物件的適用性，還要在每一個物件上附加上美，完成對使用與審美的雙重追索。當然，工匠求美，除了不讓觀者在視覺上感到單調乏味之外，還有另外的價值目標，即通過對美的呈現，來顯擺自己手藝之出眾。手藝越高，越能獲得別人的尊重。人生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周圍人對自己的評判。受這種心理的驅使，工匠們將每一件物品都當作表達自己才情的藝術品來打造，于是從石雕到木雕，從磚雕到玉雕，從飛翹的屋檐到門額的盤龍，從造型各異的拴馬樁到千姿百態的屏風，甚至一個枕頭、一雙鞋子、一籠饅頭都要繡上花朵或做成動物的模樣。中國古人打造的物品，一眼望去，宛若一個花花世界——花無處不盛開，無處不搖曳。

這樣的習性寄托于瓷器，瓷器就格外地豐富和斑斕。隨著社會的演進，瓷的實用功能在減退，審美功能在增強。大清帝國把高檔瓷器送給英國王室，可不是讓英國的王子王孫往里面裝填面粉和酸菜的；西方人喜愛中國瓷器，也不是看中它能盛飯裝酒的。無論是皇室還是平民，無一例外地把瓷器當作藝術品，或擺放于家中醒目的位置，向人炫耀；或藏匿于保險柜中，怕人竊取。

文化和藝術的含量，使瓷器蒙上了一層浪漫色彩。但浪漫的是瓷器的成品，不浪漫的是瓷器的制作過程。瓷器和磚瓦為親兄弟，他們共同的母親是黃土，皆從土中脫胎而來。給土澆上水，變成泥，將泥漿使勁攪拌，使其具有黏性，然后將一塊一塊的泥像面團那樣揉來揉去，形成泥坯并放入模具中旋轉。在旋轉的過程中，人的手不會閑著，而是輕撫泥坯，為泥坯塑形。手藝有高低，塑形便有高下，一個匠工的功力，從其塑造泥坯中就能顯現。泥坯捏好后，晾干，畫師手持細細的毛筆，一絲不茍地給泥坯染色繪圖。等一切程序完畢，泥坯被送進爐窯，一排排一層層地架于窯內燒。用什么樣的柴火燒，也大有講究。選用麥草之類的軟柴還是樹根之類的硬柴，依據的是窯里燒制的是粗瓷還是細瓷。過去燒的都是柴火，只是柴火的類型有別。至于炭窯柴窯之別，那都是清末以后的事了。清末，西方的探礦業與采掘術傳入華夏，在華夏大地的腹部藏匿了數萬年的煤炭才得以見天日。清末之前，燒制陶瓷，用的皆為柴火。

燒制瓷器，對火候的要求極高。能不能把握好火候，既考驗著爐工的水平，也關系著一窯瓷器的成敗。瓷器在熊熊的烈火中，可謂千錘百煉，而站在爐外一邊填柴一邊觀察火色的爐工，亦可謂火眼金睛。爐工頭發被火舌烤得蓬松卷曲，面目被煙火熏烤得黧黑斑駁，他們的樣貌，堪比白居易筆下“兩鬢蒼蒼十指黑”的賣炭翁。

爐工的樣子如此，窯場的狀況也好不到哪里去。挖土，將土混成泥，把泥做成坯……不是土就是泥，加之每個爐窯的煙囪都在冒煙，估計那時號稱“十里窯場”的耀州窯上空，整日都是煙霧繚繞，塵土飛揚。

耀州窯是古代的名窯，也是官窯。古代的統治者管天管地，卻唯獨不統領生產。他們不是不想把管轄的手伸向生產領域，而是精力不濟。官吏數量有限，且交通不便，隨便去一個地方都要耗費數日。再者，生產都是作坊式的，很分散，很零碎，管起來頗為婆婆媽媽，卻撈不到多少油水。

屬于官府管理的“生產”實在很有限，但耀州窯卻位列其中。我猜測，所謂的官窯，并非是上面撥付資金，圈地建廠，然后委派官家的人前來管理，而是把各家各戶的小作坊集中成片，使官府里的人采購瓷器時，既有目標，又不用跑遠路，還有更大的挑選余地。也就是說，官窯僅為官府定向采購的生產基地，并非產權與經營權都歸官府所有。作坊式的生產如果躲在山坳里，十年八年不為外人所知，逃稅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在蔚為壯觀的“十里窯場”里生產，即使是作坊式的，稅金注定是逃不掉的。然而有貢瓷的存在，稅金究竟怎么收繳，就值得捉摸了。貢瓷進貢宮廷，表面上是無償的，店家不敢索取毫厘費用?！捌仗熘?，莫非王土?！被始业耐x集中體現于全體國民對自己的頂禮膜拜和無償進獻上。但當虛榮得以滿足后，皇家也不是鐵石心腸，不是貪得無厭，不是老虎嘴，只知吞咽，不知嘔吐?；始也换ㄥX，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臉面，并非真的缺錢。只要你為他舍得，他也就對你舍得?；始也豢媳池撡徺I之名，不等于就是鐵公雞，一毛不拔?；始页３Ｒ再p賜或嘉獎的方式，將利益返回給你，非但不讓你吃虧，而且還占到大便宜。只要某一件瓷器深得皇帝心，開口贊美幾句，朗笑兩聲，甚至只是會意地頷首默許，皇家的賞賜就會變得格外隆重?；始液痛杉?，一個在貢，一個在賞，演繹著眉來眼去的啞劇，你情我愿，最終誰都不吃虧。

我猜想，誰家的窯場里燒制貢瓷且瓷的品相卓越非凡，官府定然會用貢瓷來沖抵稅金的。燒瓷有成本，但瓷器無價格。瓷一旦成為玩賞品，誰也無法估量其真正的價位。一個造型別致、花紋精巧的瓷瓶，三十兩銀子不算少，一千兩銀子亦不算多。

瓷對土質有著特別的要求，不是隨便在一個地方建個爐窯，就可以擺開架勢燒制的。耀州的山石適合燒制水泥；耀州的泥土又適合燒制陶瓷。而這些，既是耀州的幸運，又是耀州的不幸。

2

耀州瓷為中國古代的名瓷，這是不用討論的。耀州瓷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蜚聲天下，以其造型之雅致，色澤之凝潤，品相之上端，深受達官顯貴和“士族”的青睞。

耀州自古就是一個州城。過去有“一州管三縣”之說，但實際上，一個州管轄的區域時大時小，并不固定。耀州最大時，下轄十多個縣，四分之一的關中地區都仰其鼻息。管三縣，那是它瘦身以后的體態。

耀州瓷是中國古瓷中的一個流派，如同京劇里的四大名旦。唱同一出戲，一個名旦與另一個名旦的唱腔唱韻總有些許的差異。既為流派，表明不僅耀州在燒制耀州瓷，別的地方也在燒制，只是帶有這種風格的瓷發軔于耀州，彪炳于耀州，并以耀州的生產規模最大，產品最為成熟。

耀州窯起始于唐代。唐代時，耀州謂之曰京兆華原。京兆者，京畿也。也就是說，耀州為京都的近郊，歸屬京都管轄。唐朝是中國最有朝氣、最有底氣的一個朝代，以其胸懷之寬廣，視界之遼闊，不但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罕有的鼎盛繁榮，而且映現出一個王朝無與倫比的精神寬容度。比之于大部分朝代的遲暮與狹隘，唐朝是朝氣蓬勃的，是登高望遠的，是氣吞山河的。唐朝的君主與“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在治國策略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后者野心勃勃，欲仰仗于馬蹄的凜冽和馬刀的閃爍征服天下，前者卻雄心萬丈，欲以寬厚與開明讓天下人信服。

由于唐朝國門大開，胡人——對外族的統稱——大批量地涌入，國都長安的文化底色悄然發生了變化。胡樂、胡伎、胡舞、胡服不但隨處可聞可見，而且漸成時尚。醉紅的燈籠高懸，酒肆里裙裾飄飄、搔首弄姿的異域美人讓多少裝模作樣的正人君子夜不成寐。李白醉臥街頭，可不是一次兩次了。風流倜儻的他，究竟是被酒灌醉的，還是被某個美人的脂粉熏暈的？

唐朝的富庶，不僅歸因于實施休養生息的善政，還有它的對外貿易。貿易是國強民富的基石，也是一個國家與世界對話的重要管道。中國人第一次跨出國門、走向遠方，是在西漢時期。漢武帝執掌權柄時，派遣大臣張騫出使西域。張騫跨出長安的西大門，四顧茫然，完全不知他此次出發，能否扛著腦袋返回。西域在張騫的意識中，只是一個遙遠而模糊的傳聞。傳說中的西域，無比可怕，人還沒有完成進化，處于半人半獸的狀態，強者吃弱者，弱者吃更弱者。張騫心懷恐懼，忐忑西行。他只是跟著感覺走，一直走，一直走，走了若干年，終于抵達盤踞于亞平寧半島的羅馬城。張騫后來多次往返，半途還被匈奴俘獲，失去自由長達十年，且有一個漢匈混血的私生子，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他的第一次出訪總體而言還是順利的。張騫給西域送去了絲綢、茶葉和瓷器，也把西方的麝香與器皿等帶回了中原，尤其是高桌子、低板凳的傳入，結束了中原席地而坐的歷史。一條貿易之路、絲綢之路在張騫的踩踏下現出了最初的印痕。我疑惑之處在于，絲綢與茶葉容易攜帶，且不怕摔打，但作為易碎品的瓷器，張騫究竟要費多大的氣力才能將其帶至羅馬？一路上有匈奴悍兵的圍追堵截，有“狼蟲虎豹”的輪番威脅，有語言不通衍生的萬千羈絆，有乘坐輪船風浪的洶涌險惡，張騫在自身難保的狼狽中，如何保護得了那一件件瓷器？瓷器不是藥丸，裝入口袋就能掩人耳目；瓷器不是玉米秸，剁成一截一截，塞入麻袋中隨便往哪里一扔就萬事大吉。面對一件件瓷器，就像面對一個個嬰兒，必須貼胸抱著它，護著它，手輕不得亦重不得。

在我看來，張騫將中國瓷器第一次帶出國門之說，是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的。一好百好，一壞百壞，是中國史學的慣性動作。張騫出使西域有功，于是各種花花綠綠的彩紙免不了要盡可能地往他的臉上貼。張騫隨身攜帶瓷器，估計就是后來人貼在他臉上的——事情的真相究竟為何，尚需進一步考證。

唐朝時，中國的瓷器成批量地出口海外，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出口的高端瓷器以耀州窯產出的青瓷為主。西方人對中國瓷器津津樂道了千余年，卻不知那些美輪美奐的瓷器來自一個叫耀州的地方。

長安的貿易盛況，從史書記載的東市和西市中就能窺見。東市以國內貿易為主，而西市則面向全球，互通有無。用現在的話說，東市是國內商品集散地，西市是全球商品集散地。西市有店鋪，有客棧，有酒吧，有妓院，有多半商鋪都被胡人租用。街鋪前，討價還價聲不絕于耳，高鼻梁、藍眼睛的胡人操著不同的腔調，往來穿梭，將一件件打包成捆的貨物扶上馬背、裝上牛車。

而瓷器，是諸多商品中最受西方人喜愛的。絲綢的織造、茶葉的炒制，西方人最終都學去了，唯獨瓷器，迄今還是難以仿制。越是沒有的，就越是喜歡，瓷器被西方人當作神秘到無法破解的珍寶，自在情理之中。

耀州與唐朝的國都長安，相距不足二百華里，用馬車馱運，一個白天就可抵達。雖然此時的制瓷業已遍布東西南北，但就其路程而言，耀州最近；就其規模而言，耀州最大；就其名聲而言，耀州窯最響亮；就其質量而言，耀州瓷最卓越……種種之優勢，使耀州窯被唐王朝欽定為官窯，其燒制的產品，三管齊下，滿足著不同層面之需：既作為貢品送入宮內，又作為貿易商品輸出國外，更作為日用品傾銷民間。

然而唐朝，僅是耀州窯的開端，而不是它的鼎盛。宋王朝建立后，伴隨手工業在全國范圍內雨后春筍般地蓬勃興起，耀州窯厚積薄發，書寫出了它輝煌的篇章。

宋王朝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王朝。它過于靦腆，過于柔情蜜意，不堪武力，被一個小小的金國打得頭破血流，徽宗欽宗兩位國君束手就擒，不得不退至江南一隅，但就其社會的溫和與寬厚而言，沒有一個朝代能夠與之比肩。宋朝的辭賦如此奔放，文墨如此灑脫，隱身其后的，是政治的相對清明與仁善。

宋朝不殺讀書人。這樣的禁令，恐怕唯有宋朝才擁有。開國皇帝趙匡胤開啟了對文化人的尊重，此風一開啟便綿延不盡，儼然固化為宋王朝世代國君恪守的準則。文人們可以牢騷滿腹，可以胡說八道，可以議論國事之短長，批評朝政之清濁，感嘆世事之熱冷，無所顧忌，皆因無掉腦袋之虞。相比之下，清朝就顯得過于磨刀霍霍了。清朝的國君雖個個都擺出一副能文能武的架勢，但并沒有開放的態度。清朝的“文字獄”接二連三，一樁酷于一樁。這是令后人回望一眼都不寒而栗的。

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是由英雄書寫的；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是由大眾書寫的。兩種觀點似乎有著各自的理由，但究其實，就會發現它們都立于假設之上，缺乏事實的強力支撐。事實是什么呢？事實是，歷史從來都是由讀書人書寫的。英雄也好，大眾也罷，只能創造歷史，而不能書寫歷史。華山是地殼運動造就的，但墻上懸掛的那幅華山繪畫，卻不是出自于地殼之手，而是出自某位畫家之手。

畫家不同，畫中的華山就有所不同，而歷史，就是過往事實的繪畫，而不是事實本身。

歷史是一種記錄，也是一種人工模型。模型的塑造者，恰是讀書人。對文化很蔑視，對讀書人很不客氣，卻幻想著能在史書中光彩熠熠，無異于癡人說夢。

山東聊城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水滸傳》所寫的武大郎確有其人，當地古代的地方志對其有著詳細記載。武大郎原名武植，是一名縣令，長得俊朗而飄逸，屬于典型的美男子。某個時辰，一說書人前往官衙拜會他，請求他為自己辦理某件事，不料卻碰了一鼻子灰。武植不但態度傲慢，斷然拒絕了他，而且以刻薄之言對其譏之諷之。說書人受辱，便撂下了狠話，發誓要在今后的說書中，抹黑他，貶損他，既把他侮為一個奇丑無比的侏儒，又給他戴一頂綠帽子——虛構他妻子通奸。

《金瓶梅》《水滸傳》等書，最早被稱作“話本”?！霸挶尽迸c“劇本”在功能上頗為相近：劇本是演出的腳本，話本是說書的腳本。也就是說，這些被稱為名著的書，根本不是寫給讀者讀的，而是寫給說書人說的。說書人在傳播的過程中，免不了要添鹽加醋，依據自己的喜好，進行個人化的取舍與編造。把一個相貌堂堂的七尺男兒，說成一個腿短胳膊短的侏儒，這完全有可能性。

標注《金瓶梅》的作者是蘭陵笑笑生，《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其實并不十分準確。嚴格地說來，他們只是民間話本的收集者和整理者，而不是真正的創作者。真正的作者另有其人，卻無名無姓。

有意思的是，說書人盡管把武植污化為武大郎，但武大郎的生存狀態還是能引起讀者對宋朝的瞭望和窺探。武大郎就一個賣燒餅的，卻住在陽谷縣的紫云街，擁有沿街至少兩百多平方米的兩層樓房，獨門獨院，且能娶到貌若天仙、風情萬種的潘金蓮為妻。這樣的故事，雖然并非現實的拓片，但至少也算得上意象派筆下臨摹的畫像，從中不難得出當時經濟相對繁榮、民間相對富足的結論。宋朝手工業者的興起和貿易的自由，確實為民間帶來蓬勃之氣，這一點從《清明上河圖》就能看出端倪。

至于朋友講的是否屬實，我因未做考據，真偽不辨，暫且當作笑談。假如它是真的，我首先譴責的，還不是縣令武植，而是那個說書人。說書人當然并不等同于文化人，但如果這位說書人非要視自己為文化人不可，那他的做法就很失范，甚至很缺德。恪守節操、堅守品格，才是文化人的本分，也是社會需要文化人的緣由。文化人是人類精神的護林員與清潔工，更是人類文明的創造者與傳遞者。社會再惡濁，文化人都應干凈；社會再世俗，文化人都應清高。文化人的節操，并不空洞，也不抽象，體現于言行上，則是對真相的揭示，對事實的求證，對本源的追溯，對客觀的堅守，絕不能隨意增添和刪減事物的本來面貌。信譽是文化人的第二生命，不可漠視，更不可踐踏。如果以一己之好惡，往歷史的墻面上胡亂涂抹紅漆或黑漆，都是令人鄙夷的惡行……然而，武植得罪過說書人的事，如果是真的，至少能夠給人以如下的警示：對待歷史文本，要帶著警惕的目光去面對，要帶著懷疑的心理去閱讀。

作為一個王朝，宋朝有點兒不幸；但作為一個時代，宋朝卻令人神往。宋朝的寬松政策就像和煦之風，撩撥得“千樹萬樹梨花開”，而耀州窯，則是一株無比斑斕的花樹。

耀州窯像散漫的星辰，綴滿耀州的大地。大大小小的爐窯，或連綴成片或游離外圍，其核心區域位于耀州城東北的漆河兩岸。漆河彎曲流淌，在兩塬間劈開一道窄川，于是窄川以及窄川周邊的坡狀梯田全部被爐窯占據。爐窯未經統一規劃，各自為政，似乎雜亂無章，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所有的爐窯皆坐北面南。

何以要坐北面南？毫無疑問，是受到衙門的影響。衙門永恒地坐北面南，那是因為在過去，國都大多在北方，統管的區域大多數分布于南方。面南而坐，目視逐漸低落的南方，顯得巍巍乎又威威乎，有震懾之寓意，有逞霸之企圖。中國的地勢，總體走勢是北高南低，北猶椅背，坐而有靠，南如斷崖，坐而不穩。當然，衙門的大門如此安放，一定還受到風水師的點播。風水師會告訴官府里的人，北為陰，南為陽，背陰而面陽，是吉兆，背陽而面陰，是兇兆。

衙門的習性，深刻地影響了民間的建筑格局：民宅要面南，店鋪要面南，作坊要面南，書坊也要面南——爐窯面南而立，就是想圖個吉利。

所謂的“十里窯場”，散落于漆河流域，而主體部分，則位于同官縣境內。同官就是今日的銅川，歷來都歸耀州管轄。同官的爐窯，除了流布于漆河沿岸，還聚集于四個小鎮：陳爐鎮、立地鎮、上店鎮和玉華鎮。

除此之外，耀州窯強勁的輻射力幾乎覆蓋了大半個國土，乃至形成了遍地開花的奇觀。以現今的黃堡鎮為耀州窯中心，由此向外擴展，東到河南，南至廣東廣西，都有耀州窯的藍煙在裊裊飄浮。河南的宜陽窯、寶豐窯、新安城關窯，廣東的西村窯，廣西的永福窯、內鄉大窯店窯等，皆為耀州窯的分支。

耀州窯在宋代也被列為官窯，他的一部分產品，作為貢品進獻于皇宮。宋代皇宮彌漫著濃郁的藝術氣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主的嗜好，直接影響著宮內的氣氛。太后宮妃、文臣武將無不沉溺于藝術品的收藏與把玩之中。把玩久了，儼然以行家與玩家自居，并為自己所具備的甄別能力而沾沾自喜。這些飽食終日之人，不聞外面的風聲雨聲，不顧游牧部落的戰馬已在城外嘶鳴，一味地自娛自樂。他們就餐時端在手里的碗是耀州瓷，飲酒時舉在手中的盅是耀州瓷，品茗時捧在手心的杯是耀州瓷，睡覺枕在頭下的枕還是耀州瓷。他們把耀州瓷擺放于桌案，把玩于手掌并作為禮物饋贈于人。耀州瓷，不論是在他們的物質生活中，還是在他們的精神生活中，皆不可或缺。

耀州瓷的產品很是豐富，并不單一，有碗、盤、瓶、罐、壺、缽、香爐、香薰、盞托、注子溫碗等，以青瓷為拳頭產品。青瓷胎薄質堅，釉面光潔勻凈，色澤清幽，呈半透明狀，輔之以牡丹、菊花、蓮花以及魚鴨龍鳳等動植物的刻花印花，體態豐滿，線條飄逸，有動有靜，有密有疏，有鏗鏘也有優雅。

令人驚異的是，耀州瓷追求的不僅僅是形態之美，更是把做人的哲理藏于設計的機巧當中，用以啟發人、警示人、教化人。最典型的莫過于那件看起來極為普遍的“公道杯”了?！肮辣痹谝荽芍衅涿膊粨P，低調內斂，一般都是作為其他瓷器的搭贈品，默默放在一角。但就是這樣一件瓷器，卻蘊含哲思。往杯子里倒水，尚未倒滿，水便往外溢流。溢流的清水，闡發著一個處世道理：人不能太自滿，太滿必損益?？谏嗖荒芴珴M，太滿易樹敵；行事不能太滿，太滿易招風；欲望不能太滿，太滿易傷神?！肮辣毙麚P的就是儒學的“中庸之道”，用民間的話說，就是“差不多”就行了?！爸杏怪馈敝谏鐣幢赜幸?，因為它遵循的是“槍打出頭鳥”的邏輯，強調的是“明哲保身”的人生信條，并忠告人們要縮頭束手，勿飛蛾撲火、以卵擊石?！爸杏怪馈钡娜焙对谟?，它沒有回答，當然也回答不了這樣的問題：當一群羊面對一頭狼，退無可退時，究竟該咋辦？是恪守“中庸”束手就擒，還是期待某一只羊敢于出頭帶領羊群與狼搏斗？搏斗也許是死，但至少還有生的希望；不搏斗，下場只有一個，那就是被狼一個一個地吃掉。我并不全面否定“中庸之道”，甚至認為它作為調和劑，對人與人之間的寬容相處，對人調整自己的心態，不無裨益。但“中庸”二字用在什么地方，得區分出時間和場合來，不能簡單化地一概而論。任何一種對“中庸之道”極端化地肯定和否定，恰恰都違反了“中庸”的精髓，皆是對“中庸”的背叛。

“公道杯”闡述的理念有益還是有害，可以討論。我看中的是設計師的奇思妙想。是怎樣的一位設計師，不止步于瓷器外觀之悅目，還要繼續前行，為瓷器注入精神的說教？

宋代之后，耀州窯逐漸走向萎靡，但薪火一直未曾中斷。那些林立的爐窯經不住世事的顛沛流離，一個一個地傾斜倒塌，最終化為了被塵土掩埋的殘跡。唯有那些遺留于地面的瓷片，以支離破碎的姿態，向不肯瞥其一眼的行人述說著耀州窯昔日的爐火熊熊。

但有一個地方，卻像一尊頑固的礁石，沒有被歲月的浪濤吞噬，那就是陳爐鎮。陳爐鎮因燒瓷而久負盛名，至今還在秉承著這一古舊的傳統。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制瓷作坊，一個院落就是一座爐窯。先輩們把燒瓷的手藝傳給兒子，兒子傳給孫子，如此代代相傳相繼，從而使陳爐鎮的爐火始終不曾熄滅。先輩們是瓷人，后輩們就是瓷的傳人。幾乎每一個人，不論男女，不論老少，皆為制瓷的能手。他們粗茶淡飯，衣飾簡樸，臉上的褶皺間寫滿了生活的風霜雪雨。然而，那一件件精雕細刻的藝術珍品，就出自這一雙雙無比粗糙的手。這些手，握起镢頭墾地，扔下镢頭制瓷。

陳爐鎮是耀州窯諸多爐窯中僅存的一個孤本。它置身于高高的塬畔，俯視幽深的溝壑，像古樹一樣蒼勁，亦像古樹一樣不斷萌發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