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老師們

馮友蘭

現在講北京大學歷史一般是從清朝末年的京師大學堂算起，它是戊戌變法的產物。這也可以說是戊戌變法留下來的紀念品吧。清朝的京師大學堂地位很高，由朝廷特派的管學大臣管理。管學大臣就是京師大學堂的校長。當時的管學大臣換了幾次人，當我進北京大學的時候，學生們傳說中的管學大臣是張百熙。他可以說是在蔡元培以前的對于北京大學有貢獻的一位校長。據說，他當了管學大臣以后，就請吳汝綸為總教習。

吳汝綸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當時所謂舊學的一位權威。他也懂得一點當時所謂新學；嚴復翻譯的書，有幾部都有他作的序。他是一位兼通新舊、融合中西的人物。他在直隸（今河北）做官，在地方上辦了些新式的學校。張百熙請他當京師大學堂總教習，這表明了張的辦學方針。據說張百熙當了管學大臣以后，曾親自到吳汝綸家里去請他出來，吳汝綸不見。后來一天，張百熙大清早穿著官服，站在吳汝綸的門外（一說是跪在臥房門外）等候相見，吳汝綸只好答應了他的邀請。但是吳附帶了一個條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幾個月，回來后才能到任。張百熙答應了。不料吳汝綸從日本回來以后，不久就死了，竟沒有來得及到京師大學堂就任。吳雖然沒有到任，但是這個經過當時卻傳為美談，我們學生聽了，都很感于張百熙禮賢下士、為學校聘請名師的精神，和吳汝綸認真負責、虛心學習的精神。

民國成立，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以嚴復為第一任校長，不過為時不久，后來又換過些別人。我于1915年進北大的時候，沒有校長，由工科學長胡仁源兼代校長。文科學長是夏錫祺。當時的學系稱為“門”。各系沒有設系主任，系務由學長直接主持。文科有四個門，即中國哲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和英文四個學門。我入的是中國哲學門。在我們這個年級以前，還有一個年級。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學參加開學典禮。胡仁源主持會場，他作了一個簡短的開幕詞以后，英文門教授辜鴻銘（湯生）從主席臺上站起來發言。我不知道這是預先安排好的，還是出于辜本人的臨時沖動。他的發言很長，感情也很激動，主要的是罵當時的政府和一些社會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持他們的飯碗，他們的飯碗跟咱們的飯碗不同，他們的飯碗大得很，里邊可以裝汽車、姨太太。又說，現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的，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么？你要改“良”為“娼”嗎？他大概講了一個鐘頭，都是這一類的謾罵之辭。他講了以后，也沒有別人發言，就散會了。

當時中國文學門的名教授是黃侃（季剛）。黃侃自命為風流人物，玩世不恭，在當時及后來的北大學生中傳說他的軼聞軼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說，他在堂上講書，講到一個要緊的地方，就說，這里有個秘密，?？勘贝筮@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

在中國哲學門里，有一位受同學尊敬的教授，叫陳介石（黼宸），他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諸子哲學，還在中國歷史門講中國通史。他講的是溫州那一帶的土話，一般人都聽不懂，連好多浙江人也聽不懂。他就以筆代口，先把講稿印發出來，上課的時候，登上講臺，一言不發，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寫得非常之快，學生們抄都來不及。下堂鈴一響，他把粉筆一扔就走了。好在他寫的跟講義雖然大意相同，但是各成一套，不相重復，而且在下課鈴響的時候恰好寫到一個段落。最難得的，是他雖不說話，但卻是誠心誠意地為學生講課，真有點像莊子所說的“目擊而道存”，說話成為多余的了。他的課我們上了一年，到1916年暑假后我再回到北大的時候，聽說他已經病死了，同學們都很悲傷。

1916年春天，蔡元培來北大擔任校長。他到校后，沒有開會發表演說，也沒有發表什么文告來宣傳他的辦學宗旨和方針，只發了一個通告說：茲聘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這幾個字，學生們全明白了，什么話也用不著說了。

他從德國回來的時候，立了三個原則，以約束自己。這三個原則是：一不做官，二不納妾，三不打麻將。當時稱為“三不主義”。北京大學校長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認為這是辦教育，不是做官。其余兩條，也是針對著當時社會上的腐化現象而發的。參看上面所說的辜鴻銘的言論，就可知了。我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聽過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他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張百熙、蔡元培深懂得辦教育的這個基本原則，他們接受了校長職務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為學生選擇名師。他們知道當時的學術界中，誰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這些人物請來，他們會把別的人物都合集起來。張百熙選中了吳汝綸，蔡元培選中了陳獨秀。吳汝綸死得早了，沒有表現出來他可能有的成績，而陳獨秀則是充分表現了的。

陳獨秀到北大，專當學長，沒有開課，也沒有開過什么會，發表過什么演說，可以說沒有同學生們正式見過面。只有一個故事，算是我們這一班同學同他有過接觸。在我們畢業的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個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學生們站在后邊，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隨便，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來以后，我們的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睂O本文說：“這是你的腳?！边@可以說明陳獨秀的“氣象”是豪放的。

抗日戰爭時期，我在重慶碰見沈尹默，談起書法。沈尹默說，五四運動以前，陳獨秀在他的一個朋友家里，看見沈尹默寫的字，批評說：“這個人的字，其俗在骨，是無可救藥的了?！鄙蛞f，他聽了這個批評以后，就更加發憤寫字。從“其俗在骨”這四個字，可以看出陳獨秀對于書法評論的標準，不在于用筆、用墨、布局等技術問題，而在于氣韻的雅俗。如果氣韻雅，雖然技術方面還有些問題，那是可以救藥的；如果氣韻俗，即使在技術方面沒有問題，也不是好書法，而且這種弊病是不可救藥的。陳獨秀評論書法，不注重書法的形態，而注重形態所表現的氣韻，這不僅是他對于書法理論的根本思想，也是他對于一切文藝理論的根本思想，是他的美學思想。

“教授治?！?，也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其目的也是調動教授們的積極性，叫他們在大學中有當家作主的主人翁之感。教授之所以為教授，在于他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在他本行中是個權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張。譬如辜鴻銘，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請他教英文。這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實，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沒有改變這個事實，還又加聘了一個反動人物，就是劉師培（申叔）。劉師培出身于一個講漢學的舊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學，說是留學，實際上是在東京講中國學問。袁世凱計劃篡國稱帝的時候，為了制造輿論，辦了一個“籌安會”，宣傳只有實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國轉危為安?；I安會有六個發起人，當時被譏諷地稱為“六君子”，其中學術界有兩個名人，一個是嚴復，一個是劉師培。在袁世凱被推翻以后，這六個人都成了大反動派。就是在這個時候，蔡元培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我也去聽過一次講，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頭頭是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同學們都很佩服。

這就是所謂“兼容并包”。所謂“兼容并包”，在一個過渡時期，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當時是為新的東西開辟道路的。因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為辜鴻銘、劉師培之類的反動人物保留地盤，但更多的是為陳獨秀、李大釗等革命人物開辟道路。

（李昭瑾摘自人民出版社《三松堂自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