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

烏耕

1關于大舅，最早的記憶是這樣的：他匆匆來到我們家，有時只象征性地坐一會兒，有時甚至連坐都不坐，留下來吃飯的情形，我記憶中一次都沒有。

他來干什么呢？他來搜羅藥。

我爹是工人，吃藥是不花錢的，所以家里的各種藥很多。我爹很嬌，經常來個自我診斷，哪兒哪兒又出問題了，于是弄回家各種藥。大舅來一次，會把所有的藥一掃而光，而我爹會再往家拿，如此循環往復。

藥有什么好的呢？幼時我非常納悶。吃藥的痛苦經驗，愈加強化了我的困惑。

沒有多少親情，一旦光顧就形同打劫，我爹很不滿，他的說法是：“你這個大舅像個還鄉團?！?/p>

自尊心極強的母親，應該很尷尬，內心的苦楚大約無處訴說。

姥娘去世的時候，母親還不到十歲，母親出嫁的第二年，姥爺也去世了。按說，父母雙亡，兄妹間的感情會彌足珍貴，但實際的情形不是這樣。

這種疏離，既有性格原因，也有很深的淵源。

二舅十五六歲時，剛剛知道愛美，他偷偷扛了根桿子，到集上賣了，買了件秋衣。我猜，二舅能一個人扛到集上去，肯定不是什么像樣的木料。但大舅知道后，把二舅打得鼻口淌血，最后還把那件秋衣沒收了。那時姥爺還在，這樣的事情，按說輪不到大舅來管。

這件事情的后果很嚴重：二舅一氣之下跑到淄博，從此下井挖煤自己養活自己。后來，二舅成了煤礦工人，端上了令人羨慕的鐵飯碗，但我想，二舅不會因此而感激自己的哥哥。

二舅結婚很晚，每次回老家，他會一直住在我們家，大約在他的親人花名冊上，大舅早就給除名了。這種形同路人的兄弟關系，維持了一生，直到晚年，他們也沒有交集，甚至我從來沒見他們說過一句話。

僅僅用少年時代的傷害，似乎不足以說明這種冷漠與對峙，我想，性格的因素可能更根本。二舅的個性，跟母親很接近，自愛而寡語，待人真誠而永遠都不會繞彎子，骨子里則很剛烈。

大舅也傷害過母親。

母親嫁給父親時，他剛從東北回來沒多久，是父親一生中最落魄的時候，家里非常窮。母親抱著我大姐回娘家，在胡同口撞上我大舅，他連個招呼都不打，扭頭朝另一個方向走了。

母親沒有進門，抱著我大姐又回來了。

大舅那時經商，家里很有錢，據說掃地都經常掃出面值5元的鈔票來。

二舅不在身邊，唯一的親骨肉，就是這樣一副面孔。

母親有一位堂嫂，比她要大一二十歲，性格跟母親迥異：有幾分樂于助人，但也極愛賺小便宜，一張閑不住的嘴，永遠都在搬弄東家長西家短。

母親跟這位堂嫂，感情很深，對此我曾經很不解。閱世漸深，我終于讀懂了背后的東西：母親的孤獨與寒冷。

這位堂嫂初嫁時，母親還是個剛剛失去母愛的孩子。

2聽母親講，大舅挨過很多揍。

最初挨揍，是因為偷吃。

姥爺是個小商人，大多時間在外奔波，每次回家時，他都要改善生活。

姥爺酷愛吃雞，所謂改善生活，就是宰殺三兩只雞，有時是自己養的，有時則到集上買。他很巧，也很有幾分潔癖，不用別人動手，他也不放心別人動手，所以總是自己宰殺，自己烹飪。至于一次宰幾只雞，則視他在家的時間長短而定。當然，就是一只雞，一次也是吃不完的，于是他會盛在壇子里，放到墻上的壁龕中，每次吃的時候，盛出一兩勺來熱一下。

傳統的父親，很像獅群中的雄獅，吃獨食的情形很普遍。

壁龕很高，外面遮有一個細碎花布做成的簾子。瞅著姥爺不在家的時候，大舅會踩個凳子，偷吃壇子里的雞肉。如果他偷得比較節制，姥爺會渾然不覺；如果他太貪婪的話，姥爺就會發現。一偷再偷成為“慣犯”后，姥爺已經高度警覺，所以僥幸便不復存在。更甚者，有時即使他沒有偷，姥爺也認為壇子里的雞肉少了。

偷吃的結果，無一例外都是一頓胖揍。最初是拳打腳踢，后來用家伙，比如棍子或皮帶。大舅既不哭，也不求饒，就木然地杵在那兒，任由姥爺收拾。大約在大舅的天平上，吃的快感，足以抵償皮肉之苦和自尊心的受傷，所以無論姥爺如何“用刑”，他照偷不誤，仿佛是一種很公平的“等價交換”。

母親和二舅，從來沒有偷吃過雞肉，按說，年齡越小，自制力會越弱。另外，母親不是個膽子很小的人，所以她和二舅的守規矩，應該與自愛有關。

大舅13歲那一年，還被姥爺狠狠地揍過。這一回，不是因為偷吃。

民國32年，北方大旱。這是一場持續了數年的旱災，其中1943年最為嚴重。

老家的逃難者，有兩個最大的去處，一是闖關東，一是“填北洼”，前者常常扶老攜幼，后者則全是女孩嫁人。跟我母親年齡相仿的女孩，很多人嫁到了黃河三角洲，俗稱北洼。

姥爺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他沒有隨大流。因為長年經商，他在臨沂有很多朋友，于是他選擇了南走莒縣。這一去何時回來，甚至是生是死，都是個未知數，所以，所有值錢的家當都要帶上。最后精減了又精減，裝滿了兩輛手推車，姥爺推一輛，大舅推一輛。

這一年母親11歲，大舅13歲，二舅8歲。

13歲，嚴格說來還是個孩子，幾百斤重的獨輪車，“貨物”既不規則，體積又很夸張，大舅其實是推不了的。然而，逃難之際，路有餓殍，你推不了也要推。

一路上，大舅不停地倒車子，姥爺則不停地揍他。因為車子一倒，一些怕摔的東西就給摔壞了。

揍人的工具很方便，老家叫“點棍”。這是一種小推車上的專用工具，有一米來長，粗細若手杖，小推車裝滿東西不宜平放時，會讓它的兩只車腳高翹，用點棍緊抵連接兩只車腳的橫木，這樣車子才會停得平穩。

用點棍打人，聽來叫人恐怖。如果用力打，是能把人打殘廢的。

從我老家到莒縣，有二百多里地。這是一場苦難的遠征，一路上撒滿了大舅的淚水與哀號。

母親說，她一路上都死死地盯著大舅，似乎這樣就能幫他扶住車子而不至于倒下去。然而，第一次走出家門，異鄉的許多新鮮，還是經常吸引她的注意力，而每次似乎她剛剛移開視線，大舅的車子就倒在了路邊。

于是，新一輪毒打又開始了。

3母親經常說，苦命的人千千萬，你大舅的命是最苦的。

說到一個人命苦，老家有“三不幸”的說法：幼時喪母，中年喪妻，老來喪子。這三條中占任何一條，都是不幸的。

這三條，大舅都攤上了，另外還要加上一條：老來喪子又喪女。

大妗子去世時，大舅才30冒頭，三個兒子一個女兒，是他一個人拉扯大的。

表姐去世時，只有31歲，乳腺癌。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單位分給我一間平房，表姐到濰坊做化療，我把房子讓給她，自己住辦公室。目睹親人的死亡，在我這是第一次，你無奈地看著一個鮮活的生命在你眼前一寸寸消失。表姐質樸而能干，因為從小沒有娘，又有一個不知疼人的爹，所以跟自己的姑很親。每次母親說到她，即使在她去世多年后，依舊會默默地流淚。

第二個走的是三哥，肝癌，當時才32歲。這位表哥口訥而面丑，28歲時，才好歹娶了個媳婦，所幸人小巧而能干，且頭胎就生了個兒子。就在大家感嘆三哥命好的時候，死神其實已經窺伺多時，一查出來，就是晚期了。他沒有錢認真治療，其實有錢也沒用，包括器官移植。三哥每天呆呆地坐在梧桐樹下，瞅那個剛剛滿地跑的兒子，一臉的慈愛與不舍。

四個孩子，兩個小的先走了。

大表哥還算厚道，但從小就跟大舅形同水火，起因很微妙：討厭父親對女人有興趣。一個正值壯年的鰥夫，渴望異性很正常；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提防外敵入侵也很正常；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年，某種敏感與偏執也可以理解。問題是，依大舅的條件，再娶的可能性根本沒有，甚至從來就沒有提上過日程。但大表哥成年之后，依舊對空穴來風式的“莫須有”耿耿于懷，僅此一端，他的胸懷有多大，你就可以丈量出來了。

相比之下，二表哥更不堪。大哥雖然格局不大，但臉面和場面還是要的，而二哥卻是個什么都可以不要的人。

這位二哥人高馬大，飯量自然也大，他經常說，從小就沒有吃過一頓飽飯。十五六歲時，他就開始趕驢車掙運費。我們縣曾有個焦化廠，結婚之后，二哥長年給焦化廠運焦炭，他家也永遠都堆滿了他偷來的焦炭。他力大如牛，一二百斤重的焦炭，他一手夾一塊，健步如飛。

誰也不知道，二哥的“第一桶金”是如何挖的，反正他總在創業，曾經是個小有名氣的所謂企業家。他承包過果園，開過商店，搞過運輸，還前后開過兩個工廠，規模最大時手下有一二百號人。但他的“原始饑餓”似乎一直都沒有解決，手里一旦有錢，就吃喝嫖賭無所不為。這樣的風格，便必然落入古人所謂的“興勃亡忽”周期律：景氣沒幾天，討債的來了，莫名其妙的“丈母娘”來了，警察叔叔也來了，他自然就人間蒸發了。躲一陣子，風頭一過，他又奇跡般地鉆出來了。他很敢拿自己做破壞性試驗，福也瀟灑，禍也瀟灑，折騰幾年，他又精神起來了。

大舅給二哥守過果園，看過工廠。二哥自己花錢如流水，但從來沒給過大舅一分錢。

大舅似乎是沒有自尊心的，他向兒子要。兒子說，你不抽煙，不喝酒，不用穿新衣裳，要了錢當畫看？

4約60歲時，大舅開始自己做買賣。兒子不能指望，他只能完全靠自己。

做生意，大舅是有童子功的，也有足夠的精明與算計?？上Ю狭?，又沒有資本，他只能做點小買賣。

青州有個卷煙廠，離我老家五十里地。大舅買了輛人力三輪車，自己蹬著去進煙，然后趕集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有一種叫“時代”的煙，很廉價，農民喜歡抽，大舅似乎一直賣這個牌子。

離我家三四里地，有個叫“西安”的集，還有個叫“紙坊”的集，大舅趕這兩個集時，都要路過我們村，有時會來家里坐坐，但還是恪守年輕時的慣例：從來不留下吃飯。但人生已是暮年，孤身一人，來日無多，他也渴望溫情，所以他比年輕時話多了。母親和二舅，都極愛干凈，甚至有潔癖，但大舅卻極不講衛生，永遠都是一副破衣爛衫的樣子，形同乞丐。有時，母親會給他一些吃的或用的，而每年過年前，母親會拿出一兩天的時間，幫他把被褥拆洗一下。因為從小沒有接觸，大舅又是個很冷的人，所以我跟他幾乎沒有什么感情。但看他可憐的樣子，在每年過年時，我會給他一點錢，算是安撫一下自己掙扎的良心。不過，我也始終是個窮人，所以最經常的感覺是愛莫能助。

晚年的大舅，一直有病，他自己說是慢性膽囊炎。在農村，所有的人都迷信藥物，大舅尤其如此。從年輕時代起，為了省錢，他就自己給自己看病，現在自然派上了用場，每次犯了病，他會買來藥，自己在家打點滴，聽上去簡直像個奇跡。

表姐留下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每年過年會來看姥爺。沒娘的孩子，怪可憐的，母親勸大舅給孩子點壓歲錢，大舅從來一毛不拔。他說，自己生的，都指望不上，別人生的，隔了兩層肚皮，都是些“搭貨”。

所謂“搭貨”，是老家的說法：買東西時，商家有時會買一送一，送的那一點微不足道的部分，就叫搭貨。

據母親講，大舅其實不窮，估計他曾跟母親透露過自己的家底。七十多歲時，大舅還蹬著三輪到青州進貨，風里來雨里去的，母親勸他不要干了。大舅用老家常用的比喻來回答母親：蠶還沒老，桑葉沒有了，你躺在炕上喝西北風？

人不是蠶，在什么季節老，哪一天老，只有天知道。

大舅很有主意，他大約很早就決定自己主宰這個日子。

73歲那一年，大舅自殺?；蛟S是他感覺自己不行了，或許是他認為圣人就活了這個年紀，或許是哪位表哥因為某件事深深地傷害了他——

真相已經無從知曉。

唯一的也是最簡單的真相是：大舅的自殺失敗了。

他已經籌劃了很久。

他做了充足的準備。

他把殺死自己的農藥早就買好了。

或許是農藥質量有問題，或許是農藥買得太早，已經嚴重失效。

大舅的家族很大，或近或遠的侄子，有幾十號人。把大舅送往醫院后，一幫人開始清點他的東西，在枕頭底下發現了幾個存折，居然有近十萬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這是一筆很大的錢了。

住了一月院，大舅始終是一副植物人的狀態，于是回來了。

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大舅又留下了那么多錢，兩位表哥輪流值班，天天給大舅打點滴。

我回老家給母親過生日，跟哥哥一塊去看望大舅。

他躺在一張小鐵床上，瘦削而蠟黃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眼睛還在動，但透著木然與空洞。眼前的世界，包括兒子與外甥，已經與他沒有關系。

73年的風雨，到底有多重，我不知道，也沒有稱量的工具。

一個曾經青蔥的生命，從荊天棘地中走過，走到最后，已經沒有力氣殺死自己，甚至動一動喉頭或者手。

我長時間地盯著大舅蒼白的臉，像盯著自己更蒼白而且有罪的靈魂。

大舅就這樣躺了一年，把自己留下的錢全部花完了。藥一停人就走了。

在哲學家的辭典里，人是一種存在。大舅本想借助農藥，自己結束這種存在，但農藥欺騙了他。于是他一生的積蓄，延長了一種他已經無力否定的存在。

千古艱難唯一死。

寫在后面的話

嘆息腸內熱

我最初的記憶，是關于饑餓的。遺忘會讓人輕松，我選擇了負重前行。

饑餓有很多種，最原始的是生理性的，但對我而言是精神上的。我的求學生涯，幾乎與“文革”相始終，期間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讀。我感覺，如果有了起碼的溫飽，擁抱并探索這個世界，包括汲取知識營養，是孩子最強大的本能。說孩子是天然的詩人，也就意味著成人的世界已經很小了。

我最早的啟蒙書，是幾本“文革”前的中學語文課本，系哥哥從鄰居家借來。這些課本中，古典詩詞的比重很大，因為饑餓，盡管似懂非懂，我都會把它們背下來。這成為終生的習慣，就像一個窮人的吃相很不雅。

“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是我背過的最早的杜詩，它的精神氣質，過早地進入了我的生命。更大也更根本的一本書是生活，鄉村的一切，無論貧瘠還是豐腴，都是我靈魂的故鄉。所以，草根的顏色，地衣的顏色，土地的顏色，就是我的臉色與血色。

青年時代，我曾癡迷于文學與創作。中年之后，有太多的問題我想找到答案，于是沉入歷史文化與哲學。我曾一度瞧不起文學，但繞了一圈后發現，宗教與藝術是精神的制高點，它們屬于彼岸。

這是我重拾文學寫作，當然也是嘗試“蒼生”專欄的初衷。

我極欣賞蕭紅的文字，《呼蘭河傳》是百年精品。但我始終做不到蕭紅的淡定與從容，尤其是寫過多年批判類的隨筆后，就更喜歡煞有介事地議論，很像裸奔，也像一個沒牙的老太太絮叨。

或許我真的老了，但還有一個小小的奢望：寫出一些帶有體溫的年青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