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厚父》“王若曰”之“王”考實

杜 勇

?

清華簡《厚父》“王若曰”之“王”考實

杜 勇

（天津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天津 300387）

《厚父》“王若曰”之“王”為周武王。根據文獻從三個方面考察得出：第一，文王之后、周公攝政之前，唯一符合“君天下曰天子”，是知“王”為武王；第二，《厚父》中的“王”不只與武王的“天子”身份相應，而且符合武王克商后急于尋求治道的情勢；第三，在孟子時代，與厚父對話的“王”其具體身份也應該是人們熟悉的，不然孟子引《厚父》則不足以言“武王之勇”。

周武王；《厚父》；清華簡

初讀《厚父》簡文，頗覺內容十分重要。然篇中“王若曰”之“王”究為何人？此于有關史實的時代定位甚為關鍵，而整理者不贊一辭，不免略生遺憾。待諸事忙過，再行繹讀《厚父》，初步形成文中“王”為周武王的想法，撰文前再上網檢索，得見李學勤先生《清華簡〈厚父〉與〈孟子〉引〈書〉》一文，已明確提出“《厚父》中的‘王’乃是周武王”[1]34。這極大地增強了筆者的信心，茲作續貂之論。

（一）《厚父》中的“王”非夏商之王

從清華簡《厚父》有關內容看，篇中“王若曰”之“王”肯定不是夏代任何一位君王。簡文記述時王與厚父君臣二人的對話，談及夏朝情況時厚父說：

之慝王乃渴［竭］失其命，弗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顛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天乃弗若（赦），乃墜厥命，亡厥邦。[2]110

這里的“亡厥邦”是指已經滅亡的夏邦無疑?？准诪橄拇?，之后的“慝王”即邪惡之王“顛覆厥德”，墜失天命，國亡政息。則《厚父》文中參與對話的“王”必非夏王。

那么，簡文中這位“王”有無可能是某位商王呢？由于《厚父》只明確說到“夏邦”以及禹、啟、孔甲等有關史實，不曾具體言及商朝的人和事，不免存在“王”為商王的可能。但細考簡文，至少有以下三點理由可以排除這種可能性。

第三，酒政被納入基本國策亦非殷人所為。在《厚父》簡文中，厚父對時王說：“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這是對時王治國施政的建議，并非談夏代戒酒的情況，不宜理解為夏代后裔的酒誥[6]。雖然夏代也有飲酒之風，但歷史上并無夏代因酗酒而致亡國的傳說。李學勤先生認為，厚父這段話“與《尚書·酒誥》和大盂鼎銘文關于酒禁的論旨相同，均為針對商朝的覆滅而言”[1]，這是很正確的?！逗窀浮肥墙ㄗh禁酒，《酒誥》是實施禁酒，二者大有區別，盡管二者都有把殷人以酒誤國作為必須吸取的歷史教訓?？梢姟逗窀浮分械摹巴酢辈豢赡苁巧掏?，因為任何一位商王都不會把禁酒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來對待，否則發生殷人“率肆于酒，故喪師”（大盂鼎，《集成》2837）的結局就成了無法理解的事情。

總之，清華簡《厚父》不可能是商代文獻，篇中的“王”既不是夏王，也不是商王。當我們排除《厚父》“王若曰”之“王”為夏商之王的可能性后，那就只能在周代諸王中加以別擇了。

（二）《厚父》中的“王”為周武王說

在《厚父》中，時王“問前文人之恭明德”，除了著重了解夏朝的情況外，還就如何治理天下，正確處理“小人之德”問及厚父。厚父獻策的內容之一是戒酒。他說：

民式克敬德，毋湛于酒。民曰惟酒用肆祀，亦惟酒用康樂。曰酒非食，惟神之饗。民亦惟酒用敗畏（威）儀，亦惟酒用恒狂。

這是強調臣民必須“敬德”，不能沉湎于飲酒佚樂。民眾以為酒既可用于祭祀，也可用于享樂。實際上酒不是飲品，而是用來祭祀的。民眾會因過度飲酒敗壞儀態與尊嚴，也會因過度飲酒失性發狂。這段話的要旨是申明酒的用途與過度飲酒的危害，希冀臣民務必戒酒。如果把厚父這段話與《尚書·酒誥》略加比較的話，可以看出具有法令性質的《酒誥》必出《厚父》之后?！毒普a》雖然只是周公對康叔封衛發布的誥辭，但實際體現的是周朝整個國家厲行禁酒的精神。其總綱是：“無彝酒”，“飲惟祀，德將無醉”。即不得經常飲酒，飲酒只能在祭祀時進行，并要約束自己的德性，不能喝醉。罰則是：對“群飲”者，“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只有對殷遺民“湎于酒”者，政策略有放寬，“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若仍不遵從教令，同樣殺戮不赦。表明《酒誥》禁酒已進入國家律令層面，而不是僅限于一種咨政方略。而《厚父》所言禁酒無非是提出政策建議，離具體實施尚有距離。是知周人禁酒，必是厚父議政于前，周公施政于后。這樣，《厚父》中的“王”就不可能是年幼即位的成王，亦非《酒誥》發布前攝政稱王的周公。武王死后，政局動蕩，為了平定三監之亂，周公決計東征，“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周禮?天官冢宰》疏引《尚書大傳》），是時尚無暇顧及禁酒的問題。

在成王、周公之前，文王治岐時有過禁酒令?！渡袝ぞ普a》說：“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薄办肫澗啤笔钦f先周已有祭祀時才能飲酒的限制。但這只是一個諸侯國內的禁酒，與《厚父》所說在“天降下民，設萬邦”的背景下，實行全面禁酒是有區別的。簡文中厚父對“王”以“天子”相稱，表明這位王已是天下共主?！抖Y記·曲禮》說：“君天下曰天子”?！妒酚洝ひ蟊炯o》說：克殷之后，“于是周武為天子，其后世貶帝號，號為王?！比晃耐踔沃軙r尚未代商而有天下，他可以稱“西伯”，也可以稱“王”，卻不適宜于稱作“天子”，再說文獻上也從未見到這樣的記載。這就意味著《厚父》中的“王若曰”之“王”，當與周文王不相關涉。

如果說《厚父》中的“王”并非周文王的話，那么，文王之后、周公攝政之前，唯一符合“君天下曰天子”條件的，就只有周武王一人?！豆茏印ば蝿萁狻氛f：“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眾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薄抖Y記·中庸》說：“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殷）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逼渌墨I如《呂氏春秋·當染》等亦有類似記載。而《厚父》稱王為“天子”，是知“王”為武王，此其一。

在武王克商歸周后，深感洛邑未建，天下未集，不免憂心忡忡，夜不成寐。為了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武王不斷訪問老臣，以探求前代興衰存亡之道。最有名的是“王訪于箕子”，箕子陳言：“禹乃嗣興，天乃錫洪范九疇，彝倫攸敘?！保ā渡袝ず榉丁罚┩迦A簡《厚父》一樣，箕子所說的重點也是有關夏朝的興替?？梢姟逗窀浮分械摹巴酢辈恢慌c武王的“天子”身份相應，而且符合武王克商后急于尋求治道的情勢，此其二。

更令人驚異的是，《厚父》有一段話竟為《孟子·梁惠王下》所引。孟子對梁惠王說：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贝宋耐踔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稌吩唬骸疤旖迪旅?，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所引《詩》句，見于毛詩《大雅·皇矣》，僅有個別異文，詩義明了，孟子未加解釋，即直奔主題，謂“文王之勇也”。接下來的引《書》文句，依東漢趙岐注止于“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然見于清華簡《厚父》者文字略異，稱“古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亂下民?！崩顚W勤先生通過對“降”“助”等字的對勘分析，認為《厚父》“可能即是孟子引文的出處”[1]。這應該是正確的。是時，《厚父》能流傳到楚地，中原諸國亦應有見，這才有孟子把它作為《書》來引用的可能。但孟子未出篇名，與他引《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諸語僅稱“《書》曰”（《孟子·告子下》）同例。

觀《厚父》簡文，“天降下民”諸語出自厚父之口，意在說明夏代哲王謹遵上帝之命，以君師身份治理天下萬民。此與武王本身的作為并無關聯。因此，孟子引文以言“武王之勇”，便顯得多有附會。這可能與當時賦詩斷章的風氣有關。孟子主張“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萬章上》），故連類而及，引《書》也可能發生斷章取義的情況。雖然簡文“古天降下民”一段非“王”所言，但前文“王若曰”且有“（天）乃降之民，建夏邦，啟惟后”一類的話，因而以此言“武王之勇”還不至于離題萬里，只不過需要多加一些解釋。所謂“四方有罪無罪惟在我，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二句霸氣十足，似與簡文中“厚父”或“王”的口氣相異，應該不是出自不同的傳本。此二句很可能是孟子對《書》的解讀，當與“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相銜接[6]，以“誅一夫紂”（《孟子·梁惠王下》）構成“武王之勇”的事實基礎。從這些微妙曲折之處來看，孟子所引《書》文只有來自《厚父》，才使他用于說明“武王之勇”時不得不如此大費周章。在孟子時代，“厚父”是個什么樣的人應該是人們熟悉的，與厚父對話的“王”其具體身份也應該是人們熟悉的，不然孟子引《厚父》則不足以言“武王之勇”。這也證明《厚父》“王若曰”之“王”為周武王，此其三。

從上述三個方面的分析來看，說《厚父》“王若曰”之“王”為周武王，應可成立?！逗窀浮吩诿献訒r代被人們視為《書》，但當時《尚書》是否已整編結集，不可確知。從清華簡中發現多篇《尚書》來看，當時應以單篇行世為主。單篇行世則易于佚亡，加之秦禁《詩》、《書》，到西漢能保留下來的《尚書》就只有立于學官的今文28篇，以及孔壁發現的古文16篇。作為《書》類文獻的《厚父》恐怕早在秦漢之際即已亡佚，故東漢趙岐注《孟子》引此《書》文，稱“《尚書》逸篇也”。本為“逸篇”之文，卻又見于梅本《古文尚書·泰誓》，使梅本古文《尚書》為偽古文的斷案又添一證。

確定《厚父》為《尚書》逸篇是有意義的。一方面，梅本《古文尚書》之為偽作得到進一步驗證；另一方面，也使我們不至于把它同《逸周書》中某些托古晚出的篇章混為一談。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厚父》在流傳過程中也可能發生個別文字上的加工潤色，但基本可以斷定其初始文本當出自周武王時史官的手筆，故可作為周初的真實史料來使用。

[1]李學勤. 清華簡《厚父》與《孟子》引《書》[J]. 深圳大學學報，2015(3).

[2]李學勤.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五）[M]. 北京：中西書局，2015.

[3]杜勇. 略論周人的天命思想[J]. 孔子研究，1998(2).

[4]顧頡剛. 顧頡剛古史論文集[M]. 北京：中華書局，2011.

[5]顧頡剛，劉起釪. 尚書校釋譯論：第2冊[M]. 北京：中華書局，2005.

[6]趙平安.《厚父》的性質及其蘊含的夏代歷史文化[J]. 文物，2014(12).

（責任編輯：蘇紅霞 校對：朱艷紅）

K204

A

1673-2030(2017)03-0073-03

2017-03-05

杜勇（1956—），男，四川旺蒼人，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