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山西省農民的害蟲觀念

李夏君　常利兵

在中國歷史上，水災、旱災、蝗災一直是農業生產的三大自然災害，而蝗災“其害尤慘，過于水旱”，因此，在歷代史書和方志中對蝗災都屢書不絕。事實上，為害農業生產的絕不僅僅蝗蟲一種，直至建國初期，各種害蟲仍然極大地影響著各地的糧食產量。而且，受傳統耕作習慣及技術水平的限制，群眾對“害蟲”的認識有限，并多將其奉為“神蟲”，缺乏系統的防治措施。為此，全國各地掀起了一場規模宏大的群眾性除蟲運動。山西省在運動中通過思想動員、模范評比、田間示范、群眾集會、文藝宣傳等方式，逐漸將科學的害蟲觀念滲透到鄉村社會中，為除蟲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山西省主要作物害蟲及其為害

山西省地形復雜，氣候多變，農業害蟲種類繁多，為害嚴重。1949年，根據祁縣、武鄉、五臺、孝義、屯留等58縣不完全統計，山西主要害蟲有虸蚄、蚜蟲、瓢蟲、蟋蟀、螻蛄、紅蜘蛛、地老虎、粟螟蛾、蝗蝻、步曲、金龜子、金針蟲、猿葉蟲等十三種，為害對象包括棉花、小麥、雜糧、谷子、菜類、山藥等各種作物。由于省內各地氣候、土壤、作物有所差異，各地區主要害蟲又有所區別：如棉蚜、紅蜘蛛、金針蟲主要發生在臨汾、運城、長治等小麥、棉花產區；而螻蛄、地老虎、蝗蝻、蟋蟀則主要發生在忻專、雁北等雜糧產區。

自建國以來，山西省因害蟲為害損失慘重。據統計，1949年，太行全區共有七萬多畝青苗被蝗蟲吃光，祁縣九千多畝良田因水、雹、蟲災減產。1950年，全省因蟲病成災面積高達八十萬零八千畝。1952年，絳縣普遍發生蚜蟲，棉花損失慘重。1954年，全省產棉區普遍發生了棉蚜、紅蜘蛛，雜糧區相繼發生玉米鉆心蟲、行軍蟲、蝗蟲、馬鈴薯晚疫病、二十八星瓢蟲及谷子白發病等。據72縣、市初步統計，為害面積達一千萬余畝，僅棉蚜即達三百七十萬畝，占棉田總面積的66.5%。其它害蟲如玉米螟為害面積達四十五萬畝，行軍蟲為害面積達十六萬余畝，農作物產量受到嚴重影響。

鑒于害蟲對農業生產的巨大威脅，中央政務院提出“治早、治小、治了”的方針，號召發動與組織群眾，在全國普遍地開展防病除蟲運動。山西省在中央的政策指示下，對群眾防治害蟲進行指導，如在清明節前后耕地時，徹底清除雜草、拾蟲卵，斷絕蟲害的來源；谷地普遍開展刨燒根茬運動；馬鈴薯地發動人工捕捉二十八星瓢蟲；蝗蟲發生地動員人工挖蟲卵等。并鼓勵群眾積極進行溫湯浸種、藥劑拌種、使用藥械除蟲等新方法，在全省不斷掀起了群眾性的除蟲運動。

農民對害蟲的模糊認識

由于害蟲嚴重威脅作物生長，影響糧食產量，需要群眾性的除蟲運動盡快得以發動起來。但是，“每個農民對于生產技術的微小的改革都抱有一種不放心的看法而不敢輕易地去試驗，試驗不成即影響一年的生活，甚至有幾年翻不過身來的危險?！倍?，農民對害蟲的模糊認識也極大阻礙了除蟲運動的開展。根據各地上報的病蟲害防治工作報告以及當時的記載情況來看，農民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認識：

1.不在乎不要緊

存在這種思想的人一般耕地較少或者農田害蟲較少，為害較輕，認為就算發生蟲害也損失不大。如太原徐溝縣棉田發生蚜蟲，有的群眾即認為自己種的棉花不多，就是全部死了，關系也不是很大。而離石區下樓橋等村發生蚜蟲后，群眾則認為蟲子少，不要緊，而不積極防治?；蛘哂捎谙x害發生時期正是農忙時節，人們認為其他農活相對于除蟲來講更迫切、更重要而不在乎除蟲。例如1953年6月中旬，新絳全縣九萬六千五百畝棉田普遍發生不同程度的棉蚜，嚴重的每株有蚜蟲百余個，卷葉嚴重。但是由于當時群眾正在全力以赴收麥、碾場，所以，當干部號召農民積極進行滅蚜工作時，群眾反映說：“這幾天虎口奪食哩，誰能顧得上管棉花！小苗焉了不要緊的！”

2.等待依靠

這是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無法應對自然災害時所采取的最為普遍的辦法，也反映出在科學技術落后時期人們的自然生態觀念。如太原徐溝棉田發生油旱后，人民認為油旱是天災，治也不頂事，聽天由命等待下雨，希望其不治即可自滅。甚至連賈村堡村主席都說：“棉花發生油旱，沒法去治，只有叫老天下雨吧！”而五寨縣發生蟲害后，干部和群眾認為滅蟲是政府的事，非公家力量不能滅除，因而不僅不積極設法祛除，還一味要求國家征減公糧和增加救濟以抵抗蟲災。廣靈縣部分村莊遭遇霉蟲為害山藥時，群眾則將蟲害發生的源頭歸結為政府政策的失誤，埋怨政府不該號召多種山藥。因此，面對嚴重的蟲害威脅，群眾拔了山藥種上黍子，或給山藥地垅背上種黍子，以備山藥被吃光后等收黍子，如此應對蟲害，毫無積極性可言。

3.悲觀失望

害蟲防治需要掌握昆蟲生活習性、為害作物方式等專業知識。普通農民很難準確有效對其進行防治。而且，害蟲繁衍能力強，災害泛濫迅速，面對突如其來的害蟲災害，人們只能束手無策，悲觀失望。例如解縣下張耿村李兆寬，在該村東頭有六畝麥田，長勢良好，但清明前后麥田發生蚜蟲為害，李本人不但不積極動手除蟲，反而悲觀失望，在家里躺了三天不起床不吃飯。再如五寨縣三區1952年6月蟲災普遍蔓延，殘害甚烈，部分村莊受災減產達50%，群眾悲觀情緒相當普遍。有的反映說：“豆田成災，夏荒已就，這怎么辦??！”不僅未采取措施主動滅蟲，連田苗也未能按計劃鋤出。而當區村干部發動群眾撲滅害蟲時，群眾厭煩的說：“蟲害太多，豌豆已丟，捉它頂個甚，有捉蟲的功夫，往地上加工鋤田??！”

4.迷信思想

面對各種蟲害威脅，農民不僅存在消極等待悲觀失望的態度，還普遍存在濃厚的迷信觀念，認為害蟲即神蟲，不敢打不敢捉，任由其為害作物，造成農業經濟損失慘重。如交城南關村群眾不相信人可以滅蚜，遂抬著虸蚄爺到地里治油旱。定襄縣部分豌豆田發生黃綠條螟后，群眾對害蟲認識不足，認為黃綠條螟是神蟲，不敢進行撲打，反而在地里插五色小旗祭神，以求作物免受為害。而陽曲縣五區出現行軍蟲危害農田，大部分群眾迷信思想十分濃厚，認為“這是年頭減分數（“減分數”為當地俗語，意思為降收成）哩！”村民劉義正說：“這種蟲是神蟲，這兩年不祭瘟的過”，并說“趕緊交張富存、楊保兒（過去求神的人）祭虸蚄去吧！”群眾王梅芬說“這種蟲子不敢說，越說越多，撈上撈飯揚到地里就沒有了?！眅ndprint

由此可見，建國初期，農民對害蟲缺乏科學的認識，對害蟲防治也缺乏自信心。山西省欲廣泛發動群眾進行除蟲運動，首要任務是要動員農民充分的認識害蟲，在“識蟲”的基礎上樹立起科學的“害蟲觀”。

識蟲：害蟲形象的塑造

根據農民的實際情況，使其接受新觀念、新方法有一定難度，也需要一定的過程，這就更加需要加大宣傳的廣度與力度。為此，山西省采取各種方式進行社會動員，從思想發動、到模范評比，從田間示范到典型對比，從群眾集會到文藝宣傳，在由識蟲到除蟲的歷史實踐中將農作物害蟲為害的形象進行了時代性的呈現和建構。

1.思想動員

“動員社會成員參與重大的社會實踐活動，核心是進行思想發動”。建國初，群眾性的除蟲運動具有較強的政治特性。如何統一農民對害蟲的認識，在除蟲工作中達成思想共識，是除蟲運動順利進行的前提。山西省結合正在進行的愛國豐產運動和抗美援朝運動，將除蟲豐產與愛國聯系起來，廣泛進行群眾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從戰爭的角度形塑害蟲的敵人形象，啟發群眾進行除蟲滅蟲運動，并創造出許多標語口號。如1951年祁縣在動員農民時提出“前方打美帝，后方殺油旱”的口號，將油旱是棉花的敵人與美帝是人民的敵人相對應，號召農民積極殺油旱。通過思想動員，個人與國家、生產與政治的關系有了進一步加強，除蟲逐漸成為實現愛國豐產、抗美援朝的現實動力。

2.模范評比

“評選和表彰勞模，繼而宣傳與弘揚勞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創立和運用的一種社會動員方法?！?950年，山西省頒布農業生產獎勵辦法，鼓勵農民開荒修田、興修水利、防治蟲害等，并從中評選勞動模范，從制度的角度支持和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據資料顯示，1950年山西省首屆勞模積極分子會議召開時，陵川、榆社等15個縣統計參加勞模會議者即達3500余人。僅晉城一縣在1950年春耕結束后即涌現出2000余名勞動模范，其中500余名勞模受到縣勞動模范大會的表揚。平順縣在夏鋤夏收中開展評比運動，47村評選出勞模積極分子1089人。除此之外，山西省各縣均召開了縣勞模大會，出席各縣之勞模達16926人。這些勞動模范在建國初期的農業生產中發揮了骨干、帶頭、橋梁作用，促進了群眾性除蟲運動的順利開展。

3.田間示范

相對于思想動員與模范評比，田間示范側重于除蟲技術的傳授，是轉變農民思想，樹立科學“害蟲觀”的重要方式。譬如永和縣三區發生棉蚜后，群眾普遍存在迷信思想，除蟲工作停滯不前?？h農場派技術員常茂春深入地區親自進行指導。上午常茂春主要講解油旱的生活史，藥械的使用方法等，下午則用藥械進行實地噴射試驗，并組織村民群眾前往田間觀察。由此，群眾對病蟲有了一定認識。馮家山農民李世偉說：“我從前以為害蟲是蟲王所管，沒有別的方法可治，今天我聽了油旱的來源和實地試驗后，才明白了與祭蟲王無關系。只要有噴霧器和藥，哪還怕油旱死不了呢！”通過技術傳授，農民了解到害蟲為害的原理以及藥械對防治蟲害的作用，逐漸打破了害蟲是神蟲的落后觀念。

4.廟會宣傳

廟會作為鄉村社會商業貿易、文化娛樂、人際交往等活動的重要場所，更是信息傳播的重要媒介。山西省在各地舉行廟會期間，通過舉辦技術展覽會、群眾大會、發放除蟲宣傳手冊、掛圖等開展技術宣傳，動員農民識蟲滅蟲。

展覽會中主要通過實物展示、圖畫講解、現場示范等方式，增強農民的害蟲意識與除蟲技術。如屯留縣借城關廟會開辦的展覽會上，不僅展示了除蟲藥劑，還展示了燒茬燎螻蛄、核桃蟲等防治辦法及說明，并陳列有鉆心蟲的谷茬等實物，使群眾印象深刻。運城防治站下鄉同志為了更好地開展農業勞模展覽大會，還精心制作了許多害蟲的放大實物立體模型，如棉蚜、紅蜘蛛、紅鈴蟲、小地老虎、土蝗等，并制作了沙盤與立體連環畫等，使群眾觀看時生動突出。夏縣農場干部則攜帶噴霧器二架、棉油皂一箱、六六六藥劑數斤在農村廟會開展小型技術展覽，并親自進行藥劑除治棉蚜的試驗，效果良好。

為了方便除蟲工作的展開，山西省各地還印發大量關于除蟲的宣傳手冊、傳單、掛圖、日歷等，通過廟會人員流動較大時發放到廣大農民手中。據資料統計，1951年山西省印發了防治淺說4種15萬冊，掛圖16000張，藥械說明書5萬張。猗氏縣（1954年與臨晉縣合并為臨猗縣）推廣了防蚜手冊750本，棉蚜掛圖2000張。興縣專站1952年編印種子消毒、防治麥蚜等各種宣傳單3800份。運城專區、省病蟲防治站編印病蟲防除日歷2萬份、介紹棉油及鈣硫劑制造法5萬份、預防果樹害蟲、莜麥浸種、拔白尖、鋤草防蟲等小傳單六種。由于資料有限，上述數字只是部分統計，并不具有代表性，但僅從這些個別地區的情況來看，當時的宣傳材料規模應該很大。而且，這些掛圖、宣傳手冊在農民手中，對指導農民進行科學除蟲作用很大，甚至成了群眾治蟲的“藥方”。如洪洞縣四區東張村程洪才的父親說：“看了省政府發的小本本（除草防蚜），這才知道了油旱在草里下蛋繁殖過冬，除草和使用藥劑噴射就可以消滅！”

5.文藝宣傳

通過歌曲小調、短劇、快板、幻燈片等藝術形式將害蟲的生活習性、防除技術傳達給群眾，也是幫助群眾樹立科學“害蟲觀”的重要手段。在朔縣、陽高、涿鹿等地，技術推廣員編唱除蟲歌，教給小學、民校的兒童、婦女、民兵們唱。至今大同一些老人對除蟲歌依然郎朗上口，舉例如下：

《除蟲歌》

除蟲沒有巧 第一動手早

春天殺一個 強過秋天殺萬條

寒露到立冬 翻地凍死蟲

秋耕深一寸 害蟲無處存

要想蟲子少 地邊燒把火

人人燒把火 蟲子無處躲

從除蟲歌的內容來看，雖然僅有12句，但已將害蟲的生活習性以及如何適時防蟲除蟲交待清楚。如前四句“除蟲沒有巧，第一動手早，春天殺一個，強過秋天殺萬條”說明預防為主、“治早、治小”的重要性，中間四句“寒露到立冬，翻地凍死蟲，秋耕深一寸，害蟲無處存”，提醒農民秋冬時節進行深翻土地，可達到消滅害蟲、預防害蟲來年發生的效果。最后四句則說明用火燒的辦法可達到除蟲的目的。

編排除蟲秧歌、短劇和快板，利用村民農閑時間進行演出宣傳也是重要的方式之一。如渾源工作組利用農民休息時間，在該縣三區郝家寨、五區王千莊等八個村，結合抗旱備荒工作，演出了短劇和快板十多次，觀眾達4600多人，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說：“你們演的這個戲真好！捉霉蟲的事真對！去年捉的好，今年蟲子就少，今年再好好地捉，明年就更少了！這回我的山藥地一定得好好地捉！”13歲的小女孩王大女說：“人家唱的對，捉霉蟲要細心，一苗一苗去找尋，這回我可得細細地捉，像志愿軍在前線捉美國鬼子一樣！”因為秧歌短劇和快板相結合，以順口溜的形式，一句一句地唱或者一問一答地對唱，群眾聽得入耳，也容易懂，因此收效也較大。

通過放映幻燈片傳授病蟲防治技術、樹立群眾科學的“害蟲觀”也是常用方式之一。此項工作一般由技術人員帶幻燈片分別到蟲害防治重點的縣村進行。放映內容為當地主要發生蟲害的特性及防治方法，以便達到宣傳推廣的效果。如1952年6月，運城專區病蟲防治站技術人員下鄉進行除蟲宣傳時，結合當時各縣病蟲發生情況，分別在解縣、虞鄉、猗氏、萬泉四縣31村進行谷子浸拌種、棉蚜、紅蜘蛛、蝗蟲除治辦法的幻燈片放映，放映次數達32次，觀眾總人數達9694人，群眾反映良好，有力推動了除蟲防病工作。當技術員在猗氏放映谷子浸種及防治棉蚜時，一區高東村女勞模趙牡丹說：“過去說溫湯浸種，到底沒見過，所以不相信溫湯浸種有好處?，F在知道了浸種有好處，也看會了怎么去浸！”東王村的許氏婦女說：“沒看幻燈片前認為蚜蟲是神蟲，看后我們有很大的辦法消滅下去，所以現在也認識不是什么神蟲了！”

建國初期，山西省在群眾性的除蟲運動中，通過思想動員、模范評比、田間示范、群眾集會、文藝宣傳等方式，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廣大農民對害蟲的模糊認識，經歷了一個豐富多樣的識蟲過程，并由此形成了科學的害蟲觀念。進而為持續不斷的群眾性除蟲運動和確保農業生產增收奠定了認識基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