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醫療相關科技新聞報道倫理規約的差異

劉瑋 郝元濤

摘要：本研究以健康傳播為例，比較中美兩國在新聞傳播倫理的差異。應用牛津大學的5C模型，定性分析比較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發布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美國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和美國醫學作者協會發布的《倫理規約》。除了均提供關于報道準確性、新聞真實性等基本傳播原則條款等相似之處，三份規約在監管機構構成、規約覆蓋面、規約內容、規約內容交流和遵約這五個維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

關鍵詞：健康傳播;科技新聞報道;倫理規約;5C模型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 -8122 （2018） 10 -0068 -06

一、引 言

近年來，大眾媒體對醫療報道的選擇性偏差已引起明顯的報道失衡趨向，集中報道醫療事故、醫患糾紛[1]。醫患糾紛的產生，乃至“醫鬧”現象的頻發，不僅與患者對醫學發展水平期望值過高、不合理的醫療資源配置及現行醫療保險體制無法滿足患者需求、醫患溝通不暢等有關，大眾媒體的渲染炒作對社會輿論的錯誤導向也是其中“功不可沒”的一個重要原因[2]。長期以來，視患者為弱勢群體的潛意識固定思維，使媒體普遍存在對醫務人員的偏見[3]，導致近年來有關醫療事件及醫患關系的虛假、片面、不實的報道層出不窮，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醫患之間的互信，加劇了醫患關系的惡化[4]。

大眾媒體上的醫療新聞報道存在的虛假、片面、不實報道等問題，常常與部分媒體記者的新聞職業道德缺失有關，也即對新聞傳播倫理規約的遵約行為不足。 《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作為中國大陸唯一通用的新聞傳播倫理規約，對從事新聞工作的媒體記者進行約束，但其中并沒有針對醫療/科技新聞報道的倫理條款。中國醫藥新聞信息協會雖然是目前國內醫藥領域唯一的新聞、信息傳播類協會組織，但并未發布行業內部的倫理規約。而在現代新聞傳播發展較為成熟的歐美國家，各個傳播領域行業協會和各大傳媒機構都紛紛制定了相應的倫理規約，全面約束媒體記者的職業行為。其中，與健康傳播相關的專業領域行業協會，例如美國醫學作者協會（the A.merican Medical Writers Association， AMWA），其發布的倫理規約即可用于約束醫療記者行為。

本研究以健康傳播為例，分析比較中美兩國在新聞傳播倫理方面的差異，批判性學習、借鑒美國醫療新聞報道的行業倫理制度，從完善倫理規約的角度，探討提高國內媒體記者的醫療報道質量的可行性。

二、資料與方法

（一）倫理規約的篩選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中國記協，the All - China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ACJA） 發布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以下簡稱《ACJA規約》），是適用于包括醫療報道記者在內的中國各級新聞媒體單位的全體新聞工作者的唯一倫理規約。各級新聞媒體單位除了按照《ACJA規約》約束本單位新聞工作者的傳播行為以外，也常常以《員工工作準則》等形式在機構內部發放細則性規約文件。但這些文件通常不向公眾公開，查找起來很困難，因此未納入本研究分析。

由于美國的傳媒機構不受制于政府的管控，因此美國不存在國家級或州府級規約，只有行業協會及各機構制定的規約。美國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the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SPJ），是美國最大的全國性新聞行業協會。SPJ發布的《倫理規約（SPJ Code of Ethics）》是針對美國全體新聞記者的倫理規約。而AMWA是北美健康傳播領域最大的作者、編輯、記者團體協會。為“維護健康傳播領域的職業尊嚴和榮譽”，AMWA發布了《倫理規約（AMWA Code of Ethics）》，以約束全體會員的健康傳播行為。這是目前健康傳播領域適用面最廣的倫理規約。

因此，《ACJA規約》《SPJ Code of Ethics》和《AMWA Code of Ethics》納入本研究，進行比較分析。

（二）定性研究方法的選擇

對倫理規約內容進行的定性比較分析屬于政策性研究。從倫理研究文獻中查找到的SC模型（the 5C Matrix - - Press Codes），是牛津大學對媒介法規、政策進行比較分析時開發、應用的模型（The Programme in Comparative Law and Policy，2004）。該模型分為監管機構的構成、規約適用的覆蓋面、規約的內容、規約內容的交流和規約內容的遵約五個主要指標，每一主要指標下進一步分為2～9個不等的亞指標，為分析不同規約的異同提供了比較維度。國內文獻最早見于中央民族大學劉亞娟等的研究[5]，采用SC模型對119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傳播倫理規約進行了宏觀比較分析，根據各國倫理規約之間存在的異同，探討跨國和跨地區自律規約可能出現的發展路徑。因此，本研究參考應用5C模型，對倫理規約作定性分析比較。

（三）中美傳播倫理規約內容比較

應用牛津大學的SC模型，從上述五個維度，定性分析比較《ACJA規約》 （見http： //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09 - ll/27/content一12550395. htm）、《SPJ Code of Ethics》 （見ht-tps： //www. spj. org/ethicscode. asp）、

《AMWACode of Ethics》 （見http： //www. amwa. org/amwa-ethics）三份倫理規約的異同。

三、結果

采用SC模型，對《ACJA規約》《SPJ Code ofEthics》和《AMWA Code of Ethics》進行定性分析，結果顯示三份規約在監管機構的構成、規約適用的覆蓋面、規約的內容、規約內容的交流和規約內容的遵約這五個維度既存在相似之處，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如表1所示）。

從表1可見，三份規約相似之處主要包括：第一，均非法律規定為必須出臺;第二，均提供關于報道準確性、新聞真實性、保護隱私等基本傳播原則條款;第三，全文均向社會公開，廣泛適用等。

不同之處則主要包括：第一，ACJA為政府機構，接受政府資助;SPJ和AMWA均為非政府行業協會，無政府資助;第二，三份規約雖然均為行業協會組織內部起草，但《SPJ Code of Ethics》修訂過程高度公開透明化;第三， 《ACJA規約》和《SPJ Code of Ethics》大部分條款為普遍適用的大眾傳播倫理規范，但由于ACJA具有政府機構屬性，其發布的部分條款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色彩，而《AMWA Code of Ethics》則針對健康傳播制定了特定的倫理規范條款;第四，三份規約雖然都是全文公開，但ACJA官方網站卻未提供規約全文鏈接，而SPJ官方網站不僅提供全文鏈接，甚至提供了九個語種版本;第五，ACJA未提及投訴機制及違約處置，SPJ則不提供投訴機制及違約處置，而AMWA有流程嚴密的投訴機制及違約處置。

三份規約的具體內容既有相似之處，也有明顯差異（如表2所示）。三份規約均提出了報道準確性、新聞真實性、保護隱私的要求，其中《AC-JA規約》和《SPJ Code of Ethics》的大部分條款為普遍適用的傳播倫理規范，例如禁止收受禮品或賄賂、區別事實與個人觀點、保護弱勢人群、合理收集信息、不對嫌疑人作預先判定等;而《AMWA Code of Ethics》則從專業領域新聞報道特性方面考慮，提出醫療記者必須與具有專業知識的醫療專家合作，或者有充足的培訓、學習和調查研究背景，才能進行該特定醫療領域的新聞報道，并且醫療記者必須堅持擴展、完善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新聞報道技能。

四、討論

本研究應用牛津大學的5C模型，從監管機構的構成、規約適用的覆蓋面、規約的內容、規約內容的交流和規約內容的遵約五個維度，定性分析比較了中國記協（ACJA）、美國職業新聞工作者協會（SPJ）和美國醫學作者協會（AMWA）發布的三份倫理規約。結果顯示三份規約在這五個維度既存在相似之處，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

（一）中美傳播倫理規約內容的異同

中美兩國的政治背景、經濟基礎和社會意識形態等有巨大差異，因此制定的新聞傳播倫理規約也存在顯著差異。中國的傳媒服務于黨和國家，服務于人民，“發揮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ACJA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新聞界的全國性人民團體，是政府主導的國家附屬機構，是黨和政府同新聞界密切聯系的橋梁和紐帶。ACJA接受國家經費資助，其管理和運作等各項事務均具有鮮明的政府機構特色。其倫理規約的起草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為指導，以《憲法》和相關法律法規作為法律依據。要求“服從服務于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不動搖，著力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維護社會穩定和人心安定”，對于維護政權穩定、避免社會動蕩有重要意義。而嚴格來說，美國政府對新聞傳播并沒有一個垂直的管理體系，美國的新聞媒體向法律負責，與政治、經濟、文化等緊密相關，在發展的各個階段與各種勢力相互牽制與約束[6]。因此，SPJ和AM-WA均為非政府非盈利性質的行業協會，是在行業發展過程中應需而生的，主要經費來源均為會費收入、協會興辦的事業收入、海內外捐贈等，倫理規約的起草均以《憲法第一修正案》作為法律依據，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受社會道德和商業價值支配，強調社會價值和個人權利，抵制政治因素對新聞言論自由的干涉。

由于美國的新聞傳播發展較早，相應的新聞倫理規約制定的時間也明顯早于中國。中美三份規約均提出了對新聞傳播的基本要求，即報道準確性、新聞真實性、保護隱私等。其中，ACJA和SPJ作為全行業性質的協會，其倫理規約的大部分條款更具有普遍適用性，例如禁止收受禮品或賄賂、合理收集信息、不對嫌疑人作預先判定、失實報道擔責、核實信息來源、禁止抄襲剽竊等。在此基礎上，兩份規約各有不同?；贏CJA的政府機關屬性，《ACJA規約》提出了政治立場正確、服務群眾、輿論導向正確、注意涉外報道及國際交流等內容;而SPJ更多地基于對新聞傳播技術和手段的考量，在規約中提出了對新聞圖片不做技術處理、避免以重現現場的方式播報新聞、避免隱蔽采訪等要求。雖然存在大量細微差異，但很多具體條款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也是確?！皥蟮罍蚀_性”和“新聞真實性”的新聞傳播最根本原則的基石。體現在醫療新聞報道中，則要求媒體保持客觀公正的立場，保持報道的平衡，不能僅反映患方意見，而忽視醫方的意見;報道之前應深入調查研究，保證報道的準確性;在事實明確前或者司法審判前慎重報道，不應做出定性的結論，等等[7]。

與《ACJA規約》和《SPJ Code of Ethics》相比較，《AMWA Code of Ethics》除了要求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避免一切不符合倫理的行為之外，更考慮到醫療報道記者所采寫的新聞對讀者可能產生的教育意義和影響力，基于醫療專業領域新聞報道的特性，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根據這些要求，醫療記者所撰寫、編輯或參與制訂的（包括醫療新聞和醫療文書在內的）文字材料必須符合高度的專業標準，無論這些文字材料是否處于任何機構監管范圍內;考慮到新聞材料的永久保存性，應盡量避免出現錯誤資訊;除非能夠與具有專業知識儲備的某一醫療領域專家合作，或者做了充足的培訓、學習和調查研究，否則醫療記者就不能進行該特定領域的新聞報道;醫療記者必須堅持擴展、完善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新聞報道技能;對于需要保密的患者隱私、醫療專利信息等，在未獲得許可的情況下不得泄密，等等。AMWA對醫療記者提出的這一系列要求，對于中國大眾傳媒界規范醫療新聞報道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中關傳播倫理規約的遵約分析

對規約內容的遵約監控和違約處置，ACJA未提及，而SPJ則是經過反復的內部討論，出于對《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和新聞自由的重視，以及避免政府和司法對傳媒的干預，主動決定不做強制性規定。而同樣重視憲法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保障的AMWA卻制定了非常周密具體的投訴處理流程，可見嚴格遵循倫理規約對于健康傳播領域的重要性。

目前，中國是通過新聞出版行政主管部門核發的記者證件對媒體記者進行管理[8]。雖然也查處新聞工作者違紀違規行為，但主要針對出現嚴重經濟問題的事件，如有償新聞和有償不聞新聞等，打擊范圍非常有限。對虛假信息刊發單位或記者的處罰力度低，倫理規約的約束作用基本靠個人自覺，違規成本幾乎為零，這一系列問題使得虛假醫療新聞報道在中國泛濫成災。另一方面，中國文化中有著“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當丑聞發生后，涉事單位不但不在第一時間展開調查，對違規記者進行處分，反而會想方設法采取各種手段來平息事態、消除影響，這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記者有恃無恐炮制虛假新聞的囂張氣焰。在中國醫療界頗具“知名度”的《南方周末》記者柴會群，刊發了一系列虛假醫療新聞。中國記協在深入核查后，組織新聞宣傳管理部門、醫療衛生領域、司法領域等各界專家對相關報道進行專題評議，絕大多數代表認為報道內容嚴重失實。評議結果被公布后，柴仍然未受到任何處分，至今仍然活躍在新聞傳播界。

傳播倫理規約與法律不同，無法通過國家強制力來確保執行、實施，只能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公序良俗等對新聞從業者形成精神上的約束力[9]。美國社會各行各業的運作均建立在個人及其所在集體的誠信度基礎上，在法律或許覆蓋不到的領域，倫理規約卻能夠展現強大的約束力。傳播行業協會雖然無法對違反倫理規約的記者直接進行懲處，但往往會采取新聞曝光的形式造成社會輿論壓力。一些在中國同行看來或許微不足道的違規事件，其當事人卻很可能受到所服務媒體的降薪乃至辭退處罰，甚至在整個行業內無法立足。2003年，供職于《紐約時報》的Jay-son Blair當時被視為新聞傳播界的一顆新星，卻被發現他所撰寫的專欄與《San Antonio Express -News》的某些報道存在“相似之處”。事后調查，他的多篇報道存在抄襲或編造的情況，Jayson Blair因而被辭退，這個名字也與“抄襲”畫上了等號，從此消失于新聞傳播界。

美國新聞傳播界極具“以史為鑒”，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的精神，丑聞一旦被披露，無論過去多久都難以被遺忘。類似這樣的事件常常被整理集結，公布在一些關注新聞丑聞事件的知名網站上，既是對倫理違約事件的集體曝光，也成為新聞傳播界進行倫理教育的反面案例[10]。影響更大、公眾關注更廣泛的典型倫理違約事件甚至被搬上了大銀幕，進一步起到警示作用。2004年9月8日，美國總統喬治·布什正在競選連任，丹-拉瑟（ Dan.Rather）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olumbiaBroadcasting System，CBS）的《60分鐘》節目中，以Jerry Killian中校于1973年所作的“備忘錄”為依據，指稱布什逃避越南兵役。隨后，此事件被證偽，節目所披露的備忘錄文件是偽造的。時年74歲、年薪1200萬美元的新聞界元老Dan Rather宣布辭職，結束了他在CBS長達40年的電視生涯，而《60分鐘》節目主要制作人Mary Mapes隨后也被開除。因其影響巨大，在事情過去十年后，“拉瑟門”事件于2015年被拍攝為電影《真相》，引起公眾和傳媒界對新聞倫理的再次審視。

（三）克服虛假醫療新聞的“頑疾”需要加強新聞倫理

值得注意的是，缺乏新聞職業道德與缺乏醫療專業知識往往是同時存在的，因而成為虛假醫療新聞出爐的根源[ll]。部分媒體記者缺乏職業操守，為了迎合讀者，追求轟動效應，甚至為了謀求個人私利，不惜“制造”新聞[12-14]。卻又由于缺乏相應的醫療知識，所炮制的新聞常常漏洞百出，雖然達到了挑撥公眾對醫療界進行質疑的目的，但同時也影響了媒體的公信力。

新聞媒體確有行使輿論監督權的權力，但同時，新聞媒體也有責任向公眾宣傳醫療知識和醫學新進展，以利于公眾充分了解自身健康需求所涉及的知識內容，將對疾病和健康狀況的期望值控制在合理范圍，從而做出最合理合適的衛生保健選擇[15，16]。作為社會公器，新聞媒體既需要向受眾呈現真實、全面的事件，也要為公眾提供意見交流的平臺，既實現新聞公正，又推動社會公正[16]。。媒體記者應時刻提醒自己，如何從紛繁復雜的信息資源中找到最新資訊，如何評價信息的質量和權威性，如何分析并選擇所需信息，如何平衡使用不同來源的信息，等等;同時，也應知道如何將這些信息以易于理解、接受的語言、方式傳達給公眾[17]?？萍加浾咛岣咦陨砜茖W素養的途徑即包括自我評估自我提升，主動完善知識結構，也包括與科研機構的聯系，與科研人員的交往、溝通、學習[18]?？萍加浾呒纫P注自然科學的發展，也要關心社會科學的發展[19]。這些對專業素養的要求，對醫療記者也尤為適用。正如AM-WA在它的倫理規約中要求的那樣，進行醫療新聞報道的記者，要么與具有相關領域專業知識的醫療專家合作，要么自身必須具備足夠的專業培訓與實踐。公眾往往更傾向于接受大眾媒體所刊載的健康信息，并進而改變行為模式。從這一角度來看，大眾媒體進行的健康傳播是疾病防治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20]。

五、結論

雖然中國的新聞界在促進健康傳播發展方面也做了種種嘗試、改進和完善，然而中國目前仍然缺乏在健康傳播這一專業傳播領域的倫理制度，而現行的大眾傳播倫理規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對媒體記者的約束力度有限。取長補短，批判性學習、借鑒美國醫療新聞報道的成熟經驗，同時充分結合中國的國情和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制定在健康傳播這一專業傳播領域的倫理制度并加強倫理規約的約束作用，將有助于提高國內媒體記者的醫療報道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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