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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體報道博弈看東西文化價值觀之差異

2018-01-11 09:55王乙杰
今傳媒 2018年11期

王乙杰

摘要:本研究以中西方媒體針對2016年里約奧運會霍頓在采訪時攻擊中國選手孫楊是“嗑藥騙子”事件的相關報道進行分析,考察事件逐漸升級的傳播過程;探究在共識共通的新聞客觀、真實、專業的背后,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對新聞立場和文本報道的支配作用。只有了解彼此的文化價值觀,中國媒體才能進行有理有力有節的媒體斗爭;只有爭取文化價值觀的融合,才能讓新聞報道不僅入眼入耳,更入腦入心。

關鍵詞:東西新聞博弈;新聞立場;文化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 - 8122(2018)11 - 0059 - 04

新聞報道作為國家顯性語言直接對外傳遞國家聲音和立場,也是最能夠體現國家內在文化價值觀的文本。新聞文本需要遵循真實性、客觀性和專業性原則,因此新聞表達可以被認為是克制的文化觀念表達,而“軟性新聞”報道更能體現?!败浶孕侣劇辈恢苯由婕斑^多的政治立場和國家利益,因此在分析文本時可以專注于探討文化價值觀的影響。

本文選取中西方媒體針對霍頓孫楊事件的相關報道為研究內容,利用英格爾哈特一韋爾策爾世界文化地圖、霍夫斯塔德文化尺度理論以及中國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關于東西方文化哲學理論,探討不同的東西方文化價值觀如何影響新聞報道的立場和內容。

一、事件回顧

北京時間2016年8月7日,澳大利亞游泳選手馬克-霍頓在接受澳大利亞媒體采訪時表示“……我也不想去尊重一個嗑藥的騙子(drug cheat指孫楊)?!彪S后,霍頓的Instagram賬號被中國網友以表情包的形式占領,網友們要求霍頓道歉。之后孫楊摘得男子400米自由泳決賽銀牌,微博上流出孫楊在比賽后依靠一名體育記者痛哭的圖片。8月8日中國游泳協會正式致電澳大利亞游泳協會要求霍頓道歉,澳泳協拒絕以任何形式道歉。孫楊在接受中國媒體關于1500米的采訪時表示,不認識霍頓這個選手,1500米自由泳比賽自己才是真正的王者。8月9日,孫楊200米自由泳奪得金牌,衛冕冠軍。8月13日,孫楊無緣1500米決賽。之后隨著里約奧運會步人尾聲,孫楊一霍頓事件逐漸平息。

二、報道簡述

霍頓攻擊孫楊的言論一出,中西方媒體爭相報道,其中以中澳英三國媒體為主力??傮w上,英澳媒體持相同立場,支持霍頓言論;中國媒體持對立立場,反對霍頓言論,要求霍頓道歉。本次媒體報道角力共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一)前期階段(8月7日~8月8日):立足事實,評論少

前期雙方基本立足于事實進行報道,評論性語言較少,傾向性的立場語言大多隱藏在副詞、形容詞等修飾詞組和短語中。中國媒體新華社8月7日的報道以《心碎!孫楊0.13秒之差憾負》[1]為題,報道孫楊400米比賽的成績、與霍頓相差的分數等事實,強調了孫楊憾負的結果“并非太出乎意料”,因其冬訓骨折,故而影響訓練。對于霍頓出言不遜一事并未做過多的報道。同一天,中青網發文著重報道了孫楊回擊霍頓的言論,同時澄清了之前孫楊涉藥事件,指出在比賽之前,孫楊就已經恢復了“清白”之身。2。在此階段西方重點報道霍頓的社交媒體賬號被中國網友攻陷,澳每日新聞報道:中國網友使用了大量“攻擊性詞匯”,英國《每日郵報》引用中國網友的留言“Youwill die quickly"[3]。此外另一篇報道孫楊的1500米宣言的文章,直接用“中國騙子孫楊”(“Chinese cheatSun Yang”)稱呼孫楊[4]。英國路透社報道了中國官方要求霍頓道歉的信息。

(二)高潮階段(8月8日~8月13日):角力升級,超出事件本身

《環球時報》主筆胡錫進以單仁平為筆名于8月7日發表文章《是霍頓“缺教養”還是澳媒“有點壞”》[5],文章首先分析了霍頓對孫楊“長期懷有不敬情緒”,之后對澳媒體進行了批判。結尾處提到西方評價澳大利亞最早曾是英國的“越洋監獄”,表示澳大利亞有“不文明的怪異舉動算不上意外”。澳每日新聞報道摘選《環球時報》的報道,表示中國媒體在這件事上伸發太遠[6]。同時以一篇題為《孫楊是興奮劑運動員還是單純的混蛋》[7]長篇梳理了孫楊的過往,否定孫楊。澳大利亞廣播公司8月8日發文[8],緊抓霍頓的FB被中國人占領一事,認為霍頓是中國人愛國主義的犧牲品,并將中國網友的評論稱為“民族主義話語”“愛國主義的宣泄”。評論間接引用《環球時報》等部分中國主流媒體的態度,將孫楊與霍頓一事牽涉到中澳兩國關系:澳大利亞在南海問題上的背離和兩國經貿合作的不順利才是根本原因。

8月8日新華社、央視紛紛發表時評,將媒體博弈推向高潮。新華社發文《體育時評:別打著反興奮劑旗號掩蓋沒教養》[9]文章表示霍頓無權評判孫楊的身份,反興奮劑工作要實事求是,并提到澳大利亞也曾是興奮劑問題的重災區。央視新聞發表《評論『霍頓承認故意挑釁孫楊必須道歉!》[10]文章從新聞事實出發,落腳點歐美體育界對中國的偏見,其次提出中國不能滿足“清者自清”,暗示在此類問題上應該積極主動出擊。同時表示在體育界生發出的這種偏見在其他方面也有體現,例如“中國威脅論”、中國“新殖民主義”等論調,歸根結底是“對中國發展進步不適應的表現”。

英國《衛報》贊揚霍頓的行為是對運動競技中的不公平公開說不,是對奧運精神的追求。澳方媒體包括澳大利亞廣播公司、Eureka street雜志網站等表示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澳大利亞網絡上蔓延,認為行為已經上升到了國家行為的高度。Eureka street以《霍頓vs中華人民共和國》(Horton V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1]為題,指出在21世紀,中國認為對中國公眾人物的批評就是對國家的批評,因此很容易上升到外交層面。文章還追溯了中國20世紀的戰敗歷史,表示這也是中國對日本滋生民族主義情緒的主要原因。

(三)平息階段(8月13日以后)

孫楊在1500米預賽中失利,里約奧運會步入尾聲,媒體之間的角力逐漸平息,在本階段中方媒體報道較少,澳方媒體對霍頓本人做了后續的采訪,了解關于他社交媒體賬號被攻擊一事。

三、理論分析

根據以上媒體報道的相關梳理,可以明顯看出事件在媒體報道、網友行動、官方行動中逐漸升級,由兩個運動員個體之間發生的間接爭端上升為國家行為對立。歸根結底,真正對立的是中西方人們關于榮譽、集體、規則等價值觀念和文化觀念。

(一)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根據荷蘭國際文化合作研究所所長霍夫斯塔德在2010年進行的文化維度研究表明,美國人在IDV指數上顯示為91,然而中國人只有2012。該數據表明中國是一個集體主義極強的國家,而美國人則是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個人主義是指一個松散的社會結構,集團中的人們都只關心自己和最親密的家庭成員;而集體主義則是在一個緊密的社會結構中,人們期望自己所在的內部群體照顧自己,對這個內部群體絕對忠誠,個體尋求更多的是一種群體身份的認同和利益的服從。同時其他學者如戈登·福布斯等人在研究中國、波蘭和美國等人的攻擊性時,結果也顯示,中國是高度集體主義的文化而美國是高度個人主義的文化。[13]”澳大利亞以白人人口居多,屬英聯邦國家,其建國根基、政權立場及國際立場均與西方國家如英美相同,因此澳大利亞國家的文化也屬于較為典型的西方國家文化。

中國的集體意識從中國傳統的集權思想發展而來,個人在集體面前絕對服從,力量甚微。在這種集體主義思維的延伸下,當個人作為集體代表受到敵對一方的攻擊時,該集體中的人會將該攻擊行為上升為對集體的攻擊。尤其是在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樣的國際榮譽戰場上,孫楊作為中國奪金強手他的身份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是中國的形象象征,其次才是一名運動員。攻擊中國象征、中國符號的行為讓中國眾網友立刻反攻,攻陷了霍頓的社交賬號。

反觀西方,霍頓本人事后承認放言動機是為了擾亂對方的陣腳,行為的出發點和解釋僅從個人角度,他做了一個爭奪獎牌的運動員能做的對自己最有利的事情,并沒有考慮此舉是否會為澳洲國家形象帶來影響。中澳兩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傾向的不同,也是促使中國媒體最終將霍頓的行為伸發到澳大利亞的文明情況,上升到歐美體育界和整個西方世界的原因之一。

(二)對規則的不同理解

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這樣闡述文化:文化的最初本因和根源是“意欲”(will)的滿意與不滿意,東西方文化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意欲文化走向:“西方化(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袊幕且砸庥詾?、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薄拔鞣饺朔e極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滿足要求,而規則是改造社會的產物,更是幫助人們維護被改造后局面的利器,西方人們在奮斗中創造規則、制定規則、維護規則。因此,西方人對于規則的尊重和重視由來已久,對于規則打破者有著較低的容忍度,認為打破規則的行為危害了自身的利益,妨礙了自身意欲的滿足。

在中國則恰恰相反,中國人更多地認為打破規則只是違背義務,而非影響了自身的權利。中國文化自古以儒家價值原則為主導,強調通過改變自身來與環境相適應,強調天人和諧統一,斗爭和征服的思維在中國不占主導地位。因此,中國人對于規則的依賴程度不高,更多講究自身的變通,同時也較少利用規則來使自己的意欲得到滿足。在此并非說中國人不遵守規則,而是說在中華文化中規則具有可變性,人們也更強調規則的外部條件,傾向于對規則進行自主解釋。

因此,在霍頓看來孫楊是一個打破規則的選手,孫楊“喝藥”的行為影響了比賽的“公平性”以及霍頓的利益?;纛D沒有考慮孫楊當時服藥的外部條件情形,以及之后該藥品被踢出違禁藥品名單的事實。從西方媒體的反應來看,澳洲媒體認為霍頓是勇于維護規則的正義之士。而中國的報道經常解釋孫楊身體條件狀況,具體針對孫楊服藥問題,中國媒體都解釋為“誤服”。對規則的理解不同造成了中西方媒體和觀眾對于此事件不同的認知角度和思考角度。

(三)團體與天下的錯誤投射

“中國威脅論”是近幾年甚囂塵上的觀點,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崛起的立場一直不被西方信服?;纛D孫楊事件迅速上升為兩國國民、媒體與國家立場的對立,背后原因有意識形態的對立,更多的是由于中西方文化不同而產生的概念投射錯位。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表示,家庭與天下在中國人民意識中占重要地位,而個人和團體則相對較弱,西方恰好相反。天下泛指社會、世界、人類等虛擬寬泛的概念,團體指國家、宗教、種族或階級,家庭指家族親戚。此處團體與集體的概念并不相同,集體主義概念在上文已經談到,而團體的概念更多地指由一定規則相約束而形成的個體集合。團體主義更強調個體,以個體能力為團體做出一定的貢獻,團體較少要求以犧牲個體利益的條件來滿足團體的利益。西方文化中的國家就是一個典型的團體組織。然而在中國,國家的概念指的更多的是“天下”“民族”,正所謂“中國夢”指的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人自古以來以虛懷若谷的胸襟憂心天下之事,以和平的道路崛起,視天下大同為己任。然而,這樣的做法恰恰被西方人投射在了自身重視的團體這一層上,西方人普遍認為中國的崛起是以發展國家團體為最終目的。加之西洋文化自身不斷征服自然、向外探索的特征,他們將中國的發展錯誤投射為以發展尋求外擴張、殖民的國家行為。

西方媒體在報道霍頓孫楊事件中提到的中國南海問題、中澳關系、中非關系、中國影響力等問題,既是西方報道中常見的立場,也是西方文化的錯誤投射。

四、結語

通過對霍頓孫楊事件報道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報道理念的不同,其背后的原因是中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中國媒體應正確認識并利用差異,促進報道理念和行為的改變,只有在理解西方報道的深層次邏輯特點和文化立場之上,才能夠更加有理有力有節地進行新聞話語權的博弈,并用恰當的方式將中國的思想轉化為西方受眾可以接受的理念,逐漸擴大中國媒體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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