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手抄本到家庭圖書館

席永君

窗外，海棠花、李花、梨花、櫻花、桃花……在園子里次第開放，川西平原的三月依舊乍暖還寒，并未因鮮花簇擁而暖洋洋。但在涼意些許的下午，一邊喝著心儀的峨眉紫筍紅茶，一邊回憶自己漫長的讀書生活，似乎能讓自己的心底暖意漸升。

紅皮手抄本《唐宋詩萃》

幾十年如一日的讀書生活，于我真是千頭萬緒、五味雜陳?；叵胱约赫嬲饬x上的讀書生涯，應該是從我少年時代閱讀手抄本開始的。那是物質和精神雙重匱乏的七十年代，我在故鄉四川邛崍縣（今邛崍市）的一個叫南寶山茶場的子弟學校上高中，課余，對唐詩宋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時，并沒有人引導我這方面的興趣，有時想，或許這興趣就是與生俱來的，有如一顆深埋在那里的種子，被唐詩宋詞的“雨露”這般澆灌，就馬上發芽了。幼時的我“愛閑靜，念善事”，盡管并不像我熱愛的隱逸詩人陶淵明一樣“抱孤念，愛丘山”，但由于父親的“歷史問題”，命運的直升機不由分說地把我從溫暖的小縣城硬生生空降到一匹荒涼的大山之中。

在比“心遠地自偏”的陶淵明的南山不知要偏遠多少倍的山區，偌大一個茶場就只有一個狹小的光線昏暗的小賣部。那時有一份正式工作殊非易事，記得我的一個比我年長五六歲的堂姐曾在這個小賣部短暫工作過。遠離縣城的農場工作實在單調乏味寂寞，不久，便通過各種關系想方設法調回城里了。

小賣部的貨架上和櫥柜里安安靜靜地擺放著牙膏、牙刷、香皂、風油精、水果糖、針線、口罩、手套、手帕、毛巾，電池、手電筒、化妝鏡、指甲刀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諸如《紅燈記》、《沙家浜》、《劉胡蘭》、《水牢仇》、《激浪紅心》等深深打上時代烙印的十來種連環畫，除此之外，幾乎看不見真正的書的影子。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做過一期頗有影響的封面專題，叫“四川人是天下的鹽”。因此，即使在四川偏遠山區的小賣部也自然少不了食鹽，而那時的食鹽是用粗麻袋裝的，你需要半斤，售貨員就用臺秤給你稱半斤；你需要一斤，售貨員就用臺秤給你稱一斤。由于經常稱鹽等物品，臺秤看上去油膩膩的，有些銹跡斑斑。而醬油則是用壇子裝的，大壇子裝普通醬油，小壇子裝窩子醬油，買醬油不用秤稱，而是用特制的竹筒，你需要半斤，售貨員就用半斤裝的竹筒給你打半斤；你需要一斤，售貨員就用一斤裝的竹筒給你打一斤。因此，那時去商店買醬油，不叫買醬油，而叫打醬油。多年后，“打醬油”成為2008年度十大網絡流行語之一，意為“關我鳥事，我是出來打醬油的”。這是那時的人們始料不及的。真是此“醬油”非彼“醬油”。

盡管小賣部這般景象，我至今依然覺得那是除了食堂外，最能體現茶場人間煙火味的地方。有一天，小賣部好不容易進了兩本童話書（《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甫一上架，便被饑不擇食的我收入囊中。對小賣部記憶猶新的，遠不止我一人。多年后，一個雨后的黃昏，當我在邛崍天府紅谷，和后來做了邛崍市人民政府市長的王建平大哥談起茶場子弟校，他也對小賣部記憶猶新。他的父母是當年從河南入川的南下干部，到邛崍后，直接上南寶山做了農場的管教干部。

高中二年級時，張正宣老師救星般出現在我的面前。張老師是四川廣安人，三十年代復旦大學新聞系的高材生，精通兩門外語。魯迅先生曾教授過他們的國文。在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的五十年代，張老師因聲勢浩大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受牽連，判刑二十年，刑滿后，在師資匱乏的茶場子弟校教授我們的英語。見我對唐詩癡迷，這位當年因地下黨身份而默默無聞的象征派詩人并沒有責怪我不好好學英語，反而對我學習唐詩大加鼓勵。在偏遠的茶場子弟校，根本找不到蘅塘退士選編的《唐詩三百首》，更找不到錢鐘書選編的《宋詩選注》。那時，張老師已是滿頭銀發的花甲老人，二十年的獄中生涯，幾乎讓他掉光了所有的牙齒，為了教授英語，學校還專門送他去成都華西醫大換了假牙。沒有《唐詩三百首》和《宋詩選注》，張老師就憑借他驚人的記憶力，索性為我工工整整謄抄了近兩百首《唐宋詩萃》。張老師還專門將朱熹那首著名的《觀書有感》抄錄于扉頁上——

半畝方塘一鑒開，

天光云影共徘徊。

問渠哪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末了，寫道：“錄宋人詩書贈燕來小友 原松”。張老師希望我熟讀他謄抄的這些經典詩詞，為將來有一天從事寫作打好基礎，真可謂用心良苦。

“燕來”，是張老師給我取的筆名。這個筆名雖然我一直沒有正式用過，但卻寄托了張老師對我的深切期望。盡管當時“四人幫”已被一舉粉碎，但凍土尚未化開，張老師熱切希望文藝的春天、詩歌的春天能早早降臨在歷經劫難的神州大地上?！霸伞?，則是張老師自己的筆名。這個筆名可以說是張老師人生命運的真實寫照：有如一棵原野上的蒼松，他的一生不知經歷了多少坎坷、多少風雨和苦難，但卻巍然屹立，且童心未泯。在茶場子弟校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張老師心有靈犀，朝夕相處，情同父子。

如今居住在成都，整個冬天幾乎見不到雪的芳蹤。而在七十年代位于四川盆地邊緣的偏遠山區，每年冬天都要被滿天的大雪加冕洗禮，仿佛沒有下過幾場雪就不叫冬天。茶場的干部子弟和當地農村的孩子，通常是不住校的。記得1978年冬天的一段時間，整個子弟校就我一個住校生，張老師見我一個人無依無靠，兩只手因寒冷長滿了凍瘡，便叫我和他一起住。多少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我和張老師在他的那間窗戶有些漏風的寢室里，圍著紅泥小火爐，聽他講徐志摩、戴望舒、施蟄存、陳夢家、馮至、李金發、何其芳；聽他講胡風（曾在四川蘆山縣苗溪茶場服刑的胡風，當時尚未平反）、馮雪峰；聽他講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壇軼事；講大學校園生活，講魯迅先生給他們上課的種種情景……

張老師說魯迅先生很清高，課余，和同學們的交流并不多?，F在想來，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于文學創作的魯迅先生，課余，應該是忙于寫文章去了吧。畢竟，他那一大家人需要他用稿費養活他們。魯迅先生不寫新詩，與張老師的審美趣味也判然有別，但他們卻有著同樣高標的人格、堅硬的骨頭。對張老師創作新詩也鼓勵有加。講到高興處，張老師憑借超人的記憶，在作業本上為我抄錄了幾首他當時創作的新詩。張老師的幾首詩我反復讀了不知多少遍，幾乎每一首都能背誦。我驚訝于張老師的文學才華，驚訝于這世上居然還有如此優雅的漢語新詩。張老師的新詩化古化歐，既有宋詞的婉約細膩，又有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詩歌“風格標新、表達立異”的特點，而意境呈現的卻是純正的東方趣味，與何其芳的早期詩歌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許是張老師的作品我讀得太少的緣故吧，張老師對我的寫作并未構成直接的影響。相反，何其芳的詩歌對我早期的寫作影響更大。但張老師為我編織的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學場景，卻深深地影響了我。這對我高中畢業便開始寫作，無疑提供了秘密的不可多得的滋養。

和張老師的每一次圍爐夜話，都向我打開一扇文學的窗口。這樣的夜話在文學土壤異常貧瘠的七十年代有如“天方夜譚”。從張老師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在中國新文學史上，除了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之外，還有“新月派”、“湖畔派”、“象征派”、“鴛鴦蝴蝶派”……多年后，我才明白，能在那個極左思潮甚囂塵上的年代，知道這些文學流派，以及這些文學流派的文學傾向和代表作家，是多么幸運。對于高中畢業不久便開始在文學的茫茫大海上艱難漂泊的我，張老師有如一柄小小的司南，從此把我引上了文學的正確航道。

物質的清貧、意識形態的左傾，并沒有輕易抹去茶場子弟校生活的潛在詩意。張老師的臉上始終洋溢著神圣而安詳的微笑，仿佛他早就看見了天堂的圣境，看見了上帝。多年后，在成都的一次詩歌活動上，當我告訴四川女詩人王爾碑先生，張正宣是我詩歌創作的啟蒙老師，爾碑先生先是驚訝，繼而鄭重地告訴我：“你的老師張正宣是我們報社（四川日報社）首任文藝部主任，也是最有才華的，當年落實政策平反后，還回單位上了一段時間的班，他要把自己豐富的編輯經驗傳授給年輕的編輯，他像孩子般天真，他的敬業精神感染了報社的每一位同事……”在成都文學界，生于1926年的爾碑先生一向受人尊敬和愛戴，聽了她的一席話，我知道張老師早已把“孩子般天真”的品格像火炬一樣秘密地傳遞給了我。張老師的人生經歷告訴我，無論一個人的一生經歷了怎樣的滄桑，都不要把苦難寫在臉上，讓自己變得世故，而要把苦難化成美酒，化成一筆人生的寶貴財富。

在我如饑似渴地閱讀手抄本《唐宋詩萃》期間，我個人還通宵達旦，用作文本整本整本地抄寫了大量普希金的詩和海涅的詩。如今，近四十年過去了，這冊被我視若至寶的紅皮手抄本《唐宋詩萃》，我仍小心翼翼地珍藏著。同時珍藏的還有作為象征派詩人的張老師三十年代在上海求學時創作的兩首新詩《月夕》、《詠折扇》的手稿。為了讓今天的讀者較為直觀地了解一位因種種歷史原因，至今默默無聞的象征派詩人的創作風貌，請允許我將《詠折扇》一詩抄錄于此——

何來哀感的蛛網，

緊緊地縛住了我青春的飛翅？

在白熱的喘息中，

虧了你替我扇，扇，扇去了這些游絲！

有若那一角輕飏的羅曼的羅衫，

你用了動的美來和我靜默相戀；

又若那石榴的紅唇吐出沁人的清氛，

在晝夜的機杼上將我神經的纖維細吻。

為了你，我怕那自然的偉綠

高唱式微之歌，

因為你，青春的風

煽燃了我生命之火！

而普希金的詩和海涅的詩，當時究竟是從哪里得來的，恕我健忘，盡管我一再追憶，也已經完全不記得了，現在想來，兩本詩集來到我的手中，有如靈感突至般神秘。在一個幾乎不可能出現普希金詩集和海涅詩集的年代，他們的詩集竟然雙雙出現了，并且是在遙遠西南的一個偏僻山區。這讓我更加堅信，人生在世，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其實都被一雙看不見的手秘密地牽引并支配著。正是這冊手抄本《唐宋詩萃》和那一本本手抄本普希金、手抄本海涅，開啟了我的閱讀生涯和自由的寫作之路。

在結緣手抄本《唐宋詩萃》、手抄本普希金、手抄本海涅之前，在我更年幼的時代，擁有一本好書就一直是我最大的夢想。以至在被田野和農舍簇擁的邛崍大窖造紙廠廠區（如今，位于高何鎮靖口村的廠區已被改造成詩意棲居的天府紅谷），我常常將大人們丟棄在路邊的紙片小心翼翼地撿起，看看上面究竟寫了些什么。我那一次次俯向一張又一張小紙片的身影，清晰地勾勒出一個孩子對漢字（文字）的熱愛和癡迷。那神情，仿佛是在尋找自己遺失在塵世的真身。

然而，真正能觸動我的心靈，且對我的一生產生影響的書籍并沒有及時出現在我的童年時代，直至1980年的深秋，俄羅斯作家康·帕烏斯托夫斯基（1892—1968）的傳世之作《金薔薇》才像一片金色的落葉，姍姍降臨于一個十七歲少年的懷里。我終于擁有了一本好書。如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那些如饑似渴地閱讀《金薔薇》的日子?！督鹚N薇》是出身于莫斯科鐵路員工家庭的帕烏斯托夫斯基六十歲以后的作品，凝結了作家太多的人生智慧和創作經驗。它帶著一個剛剛從鄉村返回縣城的少年在陌生的異國他鄉旅行，每走一步都可以發現新的遠景和新的道路。它們不知把我引向何方，但卻預兆許多滋養心靈、助長思考的意外的東西?；匈忏辟馊f物仿佛示意著一份“神的昵近”。從那時起，我便意識到，書籍將像一團更本真的火焰，溫暖并照亮我的一生。多年后，我才明白，一個人的閱讀史，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

八十年代的閱讀秘密

祖國在一點點找回她的自信，那遠逝的昔日的榮耀，讓她的人民重又容光煥發。八十年代，她終于鼓起勇氣向世界敞開了關閉已久的大門。盡管錄音機、迪斯科、喇叭褲、蛤蟆鏡、爆炸頭……如離弦的箭，勢不可擋地從大都市到小城市，從縣城到鄉鎮，從內陸到邊疆，全面介入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小縣城的生活依然是單調的，每天，上班下班，從家里來到單位，又從單位回到家里。生活的詩意仿佛永遠在望不到盡頭的遠方。是書架上不斷添置的書籍及時調整了我的思想，那些像列兵一樣排列整齊的書籍告訴我，只要將自己置身于一本又一本書中，那看似被庸常時光遮蔽的世界就會向你顯示出它的豐富性和全部詩意。其實，當你打開一本書，可以在鳥鳴山更幽的青城山道觀閱讀，也可以在窗明幾凈的成都市圖書館閱讀；可以在簡陋的鄉村茶館閱讀，也可以在家中的書房閱讀，其效果并無二致。那種對閱讀環境的刻意要求，只能說明自己內心的浮躁。

古往今來，每個作家、每個讀書人都有自己秘密的書架。盡管卡佛在談論閱讀對一個作家的影響時曾說：“我沒辦法談那些可能影響過我的書籍和作家。那種影響，文學的影響，我很難斷定。我要是說我受了所有我讀過的東西的影響，就跟我說我覺得自己沒受任何作家的影響一樣不準確?！保ā痘稹罚┑F在想來，八十年代對我影響最大的書，還是可以簡單列幾本：陳鼓應的《老子注譯及評介》、金觀濤的《整體的哲學》、F·卡普拉的《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霍夫斯塔特的《GEB——一條永恒的金帶》……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博大深邃的智慧；金觀濤在書中展現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景觀；卡普拉在書中闡明東方智慧的精神與西方科學本質上的協調性，以及現代物理學如何遠遠走在技術的前面，物理學之道乃是通向精神知識與自我實現的道路的思想，都曾經讓我深深著迷，并像神明一樣直接影響了我的寫作觀。我曾多次和朋友們交流我的思想，我說，“我一直在東西方文化之間的一條狹長而又開闊的地帶寫作”，便是基于八十年代的閱讀對我的直接影響。

在此，我要特別補充幾句，八十年代，四川的出版界并未偏安一隅、固步自封，而是以超人的膽識遠遠地走在了全國出版界的前列。我上面列舉的四本書，就有三本出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這套大型叢書的作者集中了八十年代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分子，代表了當時中國思想解放最前沿、最深刻的思考?！蹲呦蛭磥怼穮矔?984年以來，幾年間先后推出了近八十種專著，在全國讀書界、思想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边@句出自《戰國策·齊策三》的話，可謂放之四海而皆準。在八十年代群星璀璨、風起云涌的眾多中國詩歌群體中，我有幸成為四川“整體主義”詩人中的一員，便是對這句話的最好詮釋。相較于四川的其他詩歌群體，整體主義詩人是一個相對安靜、喜歡閱讀的群體。平時，大家聚在一起，不僅交流彼此的詩歌創作，還經常交流閱讀，交流讀書心得。相對于紙媒繁榮的今天，那時，要買到一本自己真正心儀的書，還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大部分的書都是饑不擇食買回家的，在今天看來，許多書的內容都非常粗糙，而書的裝幀設計即使與魯迅時代的書籍裝幀設計相比，也差了一大截。因此，大家聚在一起時，彼此常以自己在坊間淘得一冊“奇書”或又讀到一冊“奇書”為榮。記得1987年深秋，去峨眉山參加一個筆會，在伏虎寺，我花“重金”淘到了一冊木刻版的“奇書”——《峨山圖志》，便在詩友間炫耀了好一陣子。今天看來，那些“奇書”都稱不上奇書。甚至讓我懷疑這世上原本就沒有什么奇書，有的只是由于種種歷史的、文化的、風俗的、宗教的、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被執政者或暫時、或長期查禁的所謂“禁書”，如中國歷史上的十大禁書（《剪燈新話》、《醋葫蘆》、《品花寶鑒》、《隔簾花影》、《國色天香》、《飛花艷想》、《空空幻》、《玉樓春》、《九尾龜》、《紅樓春夢》）。西方歷史上被查禁的“禁書”就更多了，為此，卡羅里德斯、鮑爾德、索瓦等三位美國作家還專門合作出版了《西方歷史上的100部禁書》一書?！敖麜敝?，可謂洋洋大觀。

由于喜歡閱讀，這就注定了整體主義詩人們不會把太多的閑暇時間慷慨地饋贈給酒吧、廣場、大學校園等公共空間，而是在各自寧靜的書齋中度過。但這并不影響大家對新詩的變革，對曾經風行一時的朦朧詩的反叛。親近自然和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成為大家內在的需求。就像1985年12月16日，石光華在給我的回信中寫到的：“許多走向成熟的青年詩人都在更真誠、更接近生命的藝術狀態中把握人生和升華著人生的哲學意識，這就必然導致現代藝術在整體描述機制中與中國古文化的內部平衡，必然導致現代詩人在異于楊煉和歐陽江河的意義上，對宇宙人生的感受和領悟，必然導致中國詩歌的主題再一次成為人類智慧的最深遠與和諧的歌聲。你的《眾妙之門》顯示了這一走向，便是顯示了你正在加入中國最深刻的詩人行列。我絕不夸張地斷定：在這短短幾年或十幾年中產生出的成百上千名詩人，包括你和邛崍的一些詩友，正在創造在新世界的偉大藝術，人類關于自然和自身的觀念，將在二十世紀的文化危機中突破出來，重新獲得一種自信?！痹诎耸甏?，詩友之間這樣嚴肅切磋詩藝、探討創作的通信不勝枚舉。

作為一個詩歌群體，整體主義詩人年輕而充滿活力。成員除石光華生于1958年，其余均生于六十年代。石光華被評論界譽為整體主義“掌門人”，而被我們親切地稱為“大哥”。由于年齡的原因，作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知識青年，石光華曾極不情愿地響應祖國的號召，去偏遠的四川劍閣縣下鄉、插隊。生于1963年夏天的我，原本應該像所有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一樣，有著一個共同的“標簽”：既沒有“紅衛兵”的經歷，又未能趕上“上山下鄉”，但我卻意外地在鄉村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鄉村，以及鄉村衍生的清貧，在我的記憶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也讓我的創作與同齡人相比，意外地多了一道底色。

既然同屬于一個流派，整體主義詩人們便有著相對一致的美學追求，因此，我們每個人的閱讀既是個人的秘密，同時又是群體的秘密。當然，這秘密其實是公開的。就像“四川五君子”之一的詩人柏樺，在給我即將出版的詩集《春天的木牛流馬》序言中所言：“從一開始，永君就給我如下一種詩人印象：生命對于他只是詩與文字，而非名和利。我知道他是‘整體主義詩派（有關對該派的談論可參見我另一著作《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的重要一員，同該派掌門人石光華及宋渠、宋煒、萬夏諸君一道，致力于漢詩的寫作，但由于過分內向沉默，不太引人注意。再往后，隨著交往的加深，我零星地讀了他一些短詩，真是寫得既安靜又有章法，其詩風與我的某一類路數頗為近似。后來，我去他家吃茶，參觀了他的藏書，神秘終于打開：他的藏書與我完全相似，他所喜歡的書正是我喜歡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竟和我一樣專門收藏那些冷僻的書。不僅于此，他的藏書量和閱讀量也相當驚人，或許比我還大。如是，我喜歡上了這位詩人?！?/p>

在那個時期，被評論界譽為整體主義“掌門人”、被我們親切地稱為“大哥”的石光華寫出了他的代表作《梅花三弄》、《聽冬》；宋氏兄弟（宋渠、宋煒）寫出了他們的代表作《家語》、《大曰是》、《戶內的詩歌與迷信》、《戊辰秋與柴氏在房山書院度日有旬，得詩十首》；劉太亨寫出了他的代表作《生物》、《古代的樹》；吳勇寫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遺址》、《途中》；一直游離于整體主義與“莽漢派”之間的萬夏寫出了他的代表作《空氣、皮膚和水》，同時，還寫出了被石光華譽為“自《紅樓夢》以來，中國文學終于結出了一枚正果”的短篇小說《喪》；我個人也寫出了自己的早期代表作《眾妙之門》（組詩）、《中國的風水》（組詩）。那時，我們每個人都是詩歌的理想主義者，都在心里暗暗較勁，立志要為中國新時期詩歌貢獻“另類詩篇”。結果證明，大家基本上做到了。就像非非主義、莽漢主義一樣，整體主義也給中國新詩界帶來了一股清風。正如詩人、詩歌批評家林賢治在《“第三代詩人”：媚雅與媚俗》一文中論及整體主義詩人時所言：“自古以來，蜀國就是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在這個封閉的、凹陷而又高迥的地方，一批詩人寫出另類詩篇，而且，從整體格局來說，一開始便非常成熟：形式技法是現代的，西式的；意象和格調是古典的，東方的?！?

回到中國文化的源頭，這幾乎成為整體主義詩人的一種文化自覺。同時，大家又以完全開放的胸襟，與西方文化無縫對接，讓東西方文化的源頭活水，滋養因文化斷裂而饑渴的心，以此重構我們的精神圖景。那時，《易經》、《老子》、《莊子》、《山海經》、《詩經》，甚至，《黃帝內經》、《本草綱目》，都是我的案頭讀物。有一段時間，我甚至還系統地研究過我的同鄉、被譽為“清末四大醫家之一”的鄭欽安的三部傳世專著《醫法圓通》、《醫理真傳》、《傷寒恒論》。自己不僅閱讀，還做筆記。有朋友笑我，“你又不懸壺濟世，讀這么專業的醫書干什么？”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病癥，對癥下藥，方能救治一個時代。這是我研讀鄭氏專著給我的啟示。它讓我明白了，以研究五運六氣見長的金元四大醫家之一的劉完素開創的“寒涼派”，為什么在我們這個時代不靈；而脫胎于“傷寒派”，主張補陽為先、以大劑量的干姜、附片、麻黃、肉桂為用藥特點的“火神派”（又叫“溫陽派”和“扶陽派”）為什么在我們這個時代能藥到病除。寒涼派、火神派，這兩個看似南轅北轍的中醫學派，就這樣在我們這個時代分出了高下。不是寒涼派落伍了，而是時代變了，比如現在的中國人，無論男女，身高都普遍比過去高了，而食物結構、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寒涼派的藥方，治不了這個時代大多數人的病。

也許是天性使然吧。我基本上是一個不長于交際，而安于足不出戶的人。那時，還沒有“詩和遠方”之說，因為，每一位被世俗生活放逐的詩人都生活在遠方。對于我，遠方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友情和交流。那時，通訊尚不發達，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尚處于“書信時代”。我曾戲謔，我的散文寫作水平是通過大量的書信（包括情書）提高的。記得那時，和四川以外的詩人，如王家新、鄒靜之、楊春光、馬麗華、陳東東、車前子，以及已故的顧城、海子、韓作榮、李小雨等，都有過通信交流。和四川詩人的通信交流則更多。那時，石光華、萬夏在成都，劉太亨、張渝在重慶，宋渠、宋煒在沐川，吳勇在雙流，而我和陳瑞生在邛崍，因此，即便是整體主義詩人之間也有大量的通信往來，我們在信中談江湖、談風物、談人生、談氣功、談中醫、談疾病、談愛情、談女人、談讀書，談酒談茶，更談詩歌。

我深知，所有的“主義”都是為二流的人設計的，或者說，作為標簽，乃是為批評家和讀者設計的，是權宜之計，整體主義也不例外。只有那些創造力有限的詩人，才會亦步亦趨地跟著設定的主義朝前走，而那些極富創造力的詩人會跨過所有的主義、所有的“標簽”，寫出無愧于時代的詩篇，并以此構成新的壯麗的文學現象。好在整體主義詩人從來都不把“整體主義”標簽太當回事。這讓大家得以輕松生活、從容寫作，而不為流派、為主義所累。其實，整體主義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詩歌流派，它是東方古老的智慧，內，平衡我們的身心；外，協調人與大化自然的關系。傳承千年、魅力依舊的中醫正好體現了整體主義哲學思想的這一整體觀。

八十年代如煙飄逝，與整體主義詩歌兄弟們的創作和閱讀交流也日漸減少。如今，在經歷了幾次大大小小的搬家之后，終于在成都西南邊的永康路239號把書籍和我本人同時安頓了下來。有時想，讀書人終究不是購房的主流人群，因此，房地產開發商和建筑師永遠不會從讓居住者獲得更舒適的閱讀空間的角度來設計房屋。這個遺憾就留給未來的房地產開發商和建筑師來改進吧。一個能滿足所有居住者個性化需求的房地產時代，才是房地產最好的時代。如此一來，我的還算寬敞的四室兩廳的房子，除廚房和衛生間外，客廳、飯廳、茶室、書房和臥室，全都井井有條地放滿了書籍（一點也不敢亂碼亂放，必須井井有條，再井井有條，否則擺放不下）。如此，我的住宅便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家庭圖書館。

對于搬家的情景，我十七歲的兒子在他的一篇作文中已替我詳細描述。他寫道：“父親是一位作家，閱讀和寫作是他的日常功課。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父親便開始不斷購書，九十年代初來成都工作后，先后搬過幾次家。與旁人搬家有所不同，伴隨父親搬家的還有大量的書，從第一次搬家的幾千冊，到最近一次搬家的兩萬余冊，父親曾多次笑稱，真是‘孔夫子搬家凈是輸（書）。將如此海量的書，從一個家搬到另一個家，僅歸類整理書籍，就耗費了父親大量時間。有時，我一個人在家中，靜靜地望著鑲嵌在四壁的頂天（天花板）立地（地板）的書柜，以及書柜中像閱兵方陣一樣整整齊齊的書籍，深知要搜集這么多書，遠非一年半載就能完成?！眱鹤影阉倪@篇作文深情地題為《在圖書館里長大》?；叵胱约簼u行漸遠又歷歷在目的手抄本的少年時代，我為能給兒子創造這樣溫馨健康的生活環境而感到欣慰。在兒子的心中，家里的書房就是他童年的樂園。

我的圖書分類學

其實，要營造一個既溫馨又查閱方便的書房，最艱辛最龐雜的工作當首推歸類整理書籍。根據我自己的閱讀需求和所購書籍的實際情況，我把家里的書分成了數十個類別。如文學、哲學、歷史、社會學、人類文化學、漢學、文字學、醫學、天文學、現代物理學、美術、植物學、動物學、美食……這些是大的門類。比如文學，又分成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又分成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又分成詩歌、小說、散文隨筆、文論、人物傳記；外國文學，又分成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俄羅斯文學、希臘文學、東歐文學、北歐文學、美國文學、拉美文學、印度文學、日本文學、阿拉伯文學……文學、哲學和社會學這三大類中，又根據自己的特殊喜愛和所購作家著作及研究該作家著作的數量，專門按作者來分類，享受此種殊榮的有一百多位古今中外的名家。中國的有：老子、孔子、李白、杜甫、陸游、蘇東坡、胡適、魯迅、周作人、吳宓、錢穆、林語堂、梁實秋、馮至、穆旦、沈從文、葉嘉瑩、北島、劉小楓……西方的有：柏拉圖、蘇格拉底、巴門尼德、阿奎納、荷馬、維吉爾、尼采、叔本華、讓-雅克·盧梭、歌德、克爾凱郭爾、弗洛依德、榮格、列維-斯特勞斯、維特根斯坦、羅蘭·巴特、加斯東·巴什拉、德里克、史景遷、卡爾維諾、安伯托·艾柯、阿爾貝托·莫拉維亞、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索爾仁尼琴、蘭波、里爾克、艾略特、奧登、喬伊斯、毛姆、薩特、西蒙·波伏娃、博爾赫斯、聶魯達、帕斯、貝克特、羅伯-格里耶、村上春樹……美術，又分為書法、國畫、油畫、雕塑、石刻、建筑、民間工藝、美術史；美食，又分為茶、酒、咖啡、美食文化史、地方菜系與地方美食……我的分類也許并不科學，但查閱起來卻非常方便實用。

我很欣慰，兒子把我定位成作家，而不是家境殷實的藏書家。確實，我永遠不會成為那位外貌“綜合了溫斯頓·丘吉爾的長相和匹克威克的身材”的愛德華·紐頓（1864—1940），盡管他大名鼎鼎，作為西方“書話”寫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以《藏書之樂》、《搜書之道》、《最偉大的書》等著作名噪一時，但他終久仍是個藏書家。不像鄭振鐸、葉靈鳳、黃裳等中國作家的“書話”總是帶點學術性，紐頓的“書話”是比較日常性、比較私人性的。正如臺灣作家楊照在《藏書之愛》的序言中所言：“他們愛書的外觀形式、愛書的時間痕跡、愛書的流浪過程、愛書的價格波動、愛書的交易紀錄，換句話說，他們愛一般人認為不重要的部分。他們幾乎都是‘見小不見大的奇種異類，不是對別人不重視的書籍形式細節著迷沉醉，他們不會成為Book-collector（藏書家）?！蔽蚁?，我完全不符合楊照所定義的“藏書家”。而紐頓天馬行空的藏書觀，更讓我匪夷所思、望塵莫及。他說：“我從經驗中歸結出一個結論：真正偉大的珍稀善本，其價格的上限唯有無垠穹蒼差堪比擬?！保ā恫貢畼贰罚?/p>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設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痹鴵伟⒏D書館館長的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在詩中深情地寫道。這讓我得以從一個新的溫暖的角度打量家中的藏書。阿根廷國立圖書館擁有八十萬冊藏書，能擔任這樣一個圖書館的館長，坐擁藏書如此浩瀚的書城，該有多么幸福。非常不幸的是，博爾赫斯在擔任圖書館館長時，雙目失明了?！吧系弁瑫r給我書籍和黑夜?！辈柡账棺猿暗?，就像他詩中講述的那位傍著泉水和花園忍饑受渴的國王。而我是幸運的。由于臥室正對床的一面墻是整整一壁藏書，因此，每天早晨睜開雙眼，世界就以書籍的形式映入我的眼簾。對于我，家里的藏書永遠是供我和家人閱讀的。隨著時光的流失和我視力的不可抗拒的日漸衰退，家里的藏書也許我永遠也讀不完，但我并不因此感到悲哀。我對這些藏書充滿了感激，它們在保存人類記憶和創造力的同時，也協助我以一種“優雅的慢”有效地抵御網絡時代的思想快餐文化，不讓我的思維淪為碎片，淪為風中無足輕重的羽毛……

（責任編輯：丁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