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社會資本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作用

社會資本是一個適用范圍廣泛、分析能力很強的概念。一般認為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是最早系統闡述社會資本概念的學者，他提出：“社會資本是現實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這些資源與擁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識和認可的關系網絡有關，換言之，與一個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有關。它從集體擁有的角度為每個成員提供支持，在這個詞匯的多種意義上，它是為其成員提供獲得信用的‘信任狀?！边@一概念在政府績效、保護環境、消除貧困、推動政治民主與政治發展方面都有很強的解釋力，尤其在區域協同發展過程中，更是重要的解釋變量。社會資本理論對京津冀協同發展同樣具有很大的啟示作用。京津冀區域面臨著經濟社會發展差異的問題，要將協同發展引向深入，最終達到京津冀自覺合作、主動協作的目標，將迫切地需要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梢哉f，政府的戰略部署和政策引導是“硬”環境，是推動區域協同發展的外在壓力；社會資本是“軟”環境，是促進區域協同深入發展的內在動力。

京津冀區域在社會資本方面的優勢

一般認為，社會資本深深植根于某一共同體長期的歷史和文化之中。從集體角度來看，是保證群體內部彼此信任、合作和團結的規范和網絡，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京津冀共同的歷史淵源沉淀了深厚的社會資本。地域相連，人員往來頻繁，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具有很多交流和合作的空間，加之當前三地面臨著許多共同的發展課題，更是為社會資本發揮積極作用創造了良好機會。

親密的人緣結構為社會資本創造了堅實的基礎。河北省是京津兩地外來人口的重要來源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河北來京人口為155.9萬人，占北京常住人口的22.1%；而在天津市的常住外來人口中，來自河北省的人數為75.45萬人，占天津常住外來人口的25.2%。人員的頻繁往來必然帶來巨大的社會資本，在密集的交往過程中無時無刻不在創造著共同發展的機遇。

社會資本往往具有“看不見摸不著”的特點，在合作關系建立之前往往處于休眠的狀態，一旦被激發起來，各種資源就可以自由流動，創造出無數合作機會。共同面對問題就是激發社會資本的催化劑。交通、生態環保產業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中需要率先突破的領域。交通一體化是激發區域市場活力的最基礎的機制，由此帶來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密集互動更是創造社會資本的重要催化劑。大氣污染是京津冀目前最為迫切的問題。大氣污染的治理需要政府的協作，同時需要社會力量的有效參與。

文化和歷史是社會資本最深厚的土壤。京津冀在歷史上長期同屬于一個地區，在風俗、語言等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這些都是孕育社會資本的重要基礎。在共同的文化氛圍下，人與人之間更容易建立起相互信任，群體之間往往容易建立合作關系。京津冀地域文化以燕趙文化為主體和本源，同時兼有北京的都城文化和天津的漕運文化。值得關注的是，京津冀區域文化認同度相對其他地區而言比較低，因此，我們應該更加注意發揮地區文化這一軟實力在推動區域協作中的重要作用。

激發社會資本需要堅持的原則

只有讓社會資本充分涌流，激發社會力量的參與熱情，形成一種自愿和主動參與的氛圍，協同發展戰略才能落到實處。激活社會資本可以有效扶持社會組織發展，活躍區域經濟和社會合作。同時，政府也可以此為契機，推動政府職能轉變。

加大對水平方向社會組織的扶持力度。社會資本的研究者們一般認為：水平方向的組織在促進合作、完善市場機制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垂直方向的組織對構建平等合作的關系非常不利。著名學者帕特南甚至提出：垂直的網絡，無論多么密集，無論對其參與者多么重要，都無法維系社會信任和合作。各種自發成立的社會組織，其中包括大量的“草根”組織是最明顯的水平型社會組織，因此，我們應該大力支持它們的發展。

以政府間協作帶動社會層面協作。目前京津冀各級政府和各政府部門推動協同發展的熱情高漲，而且各個領域都出臺了相關的舉措。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力量的參與程度較低，其中最為主要的原因是社會組織參與存在制度壁壘。社會力量中蘊含豐富的社會資本，而這些社會資本長期以來處于休眠狀態，當前協同發展的政策正可以激發起社會資本發揮作用的熱情。由于京津冀協同發展主要采取政府主導的模式，因此各級政府應該充分重視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的熱情。比較合適的發展思路是“由政府協作機制帶動社會協作機制，政府描繪藍圖社會組織參與實施”。這種思路同市場經濟的基本準則相符合，是切實可行的，同時也是真正激發區域之間合作熱情的必由之路。我們必須重視政府的“啟動”作用，戰略的發展必須由政府進行“關鍵的一推”，同時需要在戰略實施過程中注重平等的社會參與。

借助社會資本真正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協同發展戰略同樣是對政府各項能力的考驗，協同發展中需要處理的大量問題遠遠超出了以往地方政府的職權范圍。這意味著政府以往處理社會問題的方式必須改變和創新。一個成熟的政府應該學會充分利用社會資本這個社會發展的潤滑劑，真正做到“垂拱而治”。積極引導社會力量發展，實現政府職能有效轉移，將那些“不該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真正交給社會去管，才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題中應有之義。目前，各地正在推動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改革正是這方面的嘗試。

注意抑制社會資本負面作用。社會資本本身并無好壞之分，運用得當則可以帶來社會的繁榮發展，運用不當可能導致政府績效低下，甚至滋生腐敗。區域協同發展實際上是利益調整的過程，涉及面非常廣，不同地區不同部門在這個過程中都可能面臨利益的重新分配。不同地區，不同利益團體都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競相爭取。因此，必須建立多層次的利益爭端協調機制，尤其注意對利益受損群體進行補償。

激發社會資本深化協同發展的政策建議

京津冀地區要落實中央的一系列戰略部署，根本在于真正建立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關鍵在于消除各種制度壁壘，尤其是注意激發社會和市場的力量。

第一，鼓勵社會組織的發展。社會組織是社會資本最重要的載體。社會組織大量出現是我國當前社會發展的一大特點。目前，京津冀地區在社會組織發展過程中呈現出明顯的梯度性。具體表現為：首先，社會組織發育程度差異明顯。北京市得益于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社會組織發展最為成熟。天津市作為北方經濟中心，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社會組織的發展速度和活躍程度也非常突出，而河北省社會組織在資金規模、管理水平、專業化素質等方面則相對落后。其次，社會組織參與社會事務缺乏制度性渠道。社會組織的領導者和管理者往往思想活躍，政治參與熱情高，很多人希望為地區發展建言獻策，但是苦于缺乏制度化途徑。最后，京津冀地區之間社會組織交流明顯不足。目前，京津冀三地社會組織在人員、信息、專業等方面尚未形成順暢的交流和合作機制。按照中央部署，各地均在推行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改革，都出臺了《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名錄》。此項改革是強化社會組織能力的最重要舉措。京津冀三地的社會組織需要在“聯”字上做文章，下功夫。按照中央部署，京津冀地區首先要在交通、生態環保、產業方面優先實現突破，社會組織在這三個領域大有可為。京津冀三地政府部門已經開始有計劃地對社會組織間的跨區域合作進行引導。比如，北京和天津民政部門相繼舉辦了以“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為題的社會組織活動。

第二，以重要和緊迫的社會問題為導向，激發京津冀三地社會力量的共同興趣點。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京津冀地區的突出問題，三地社會組織應該在環境質量改善方面加強合作，尤其注重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行業協會具有專業化優勢，既可以為環境改善建言獻策，同時也可以發揮協商自治功能，規范行業企業行為。目前京津冀地區內涉及環境保護的各類協會、學會有一百余家，它們可以承擔行業共治及自律的責任。它們在組織開展行業環境保護責任的調查研究、參與發展規劃和標準規范的研究和制定、開展行業內公益性活動和咨詢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另外，可以充分利用京津冀三地經濟社會發展梯度較大的特點，引導產業的有效轉移，北京和天津已經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養老問題非常突出，京津兩地的社會組織在提供養老服務方面非?；钴S。而河北省老齡化相對處于較低水平。這種發展梯度就為河北省的各種社會組織在養老方面加強同京津合作，吸引京津養老服務提供了有力條件。

第三，支持社會力量在文化領域發揮更大作用。文化領域是社會資本最為深厚和活躍的領域，首先需要深入挖掘京津冀三地在人文領域的共同資源，為三地社會組織文化交流創造扎實基礎。京津冀三地地理毗鄰，文緣相近，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一深厚資源，創造各種機會為三地社會組織在文化上的相互合作牽線搭橋。比如：組織專業方向相近的學會、行業協會等就京津冀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召開學術交流會；三地的文化管理部門組織跨地區的文藝下鄉活動；引導本地社會組織承擔跨區域的文化服務活動等。其次，破除社會組織在文化領域發揮作用的制度障礙，使政府從繁瑣的具體操辦文化事務中解脫出來，真正做到市場化運作，實現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主體、提供方式、文化產品多樣化。再次，拓寬社會力量的參與渠道。目前，相關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就放寬非營利性文化組織的登記條件、降低注冊門檻、簡化操作手續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呼吁。充分發揮民間文化機構的作用，整合民間力量資源，加強對他們的培訓和使用，提高民間文化機構承辦重大活動的能力，增強他們的生存、創新和組織能力。

（本文為河北省2015年社科基金“利用社會資本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對策研究”（HB15ZZ015），河北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青年基金項目“河北省推動政府購買服務改革研究”（SY14120））

（作者：劉新圣，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文化融合與創新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冀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博士）

責任編輯 / 宋明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