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塵埃中的仁愛之光

楊興培

自從有了人類社會，便有了各種習慣、禁忌、規范，同時也就有了各種犯禁行為，有了各種懲治手段。犯罪是人類社會的副產品，是人類社會無法消除的一個毒瘤。犯罪理應受到刑罰的制裁和懲罰，但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時代如何對待犯罪，則考驗和檢驗著一個國家的統治者、社會的管理者和一個時代社會成員的觀念、智慧和寬容程度，是這個時代觀念、智慧和寬容程度的試金石、溫度計和晴雨表。

刑事政策反映治世態度

犯罪情勢嚴重到底是治下有罪還是治者有失？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一向反映了當政統治者基本的治世態度。商代開國君王成湯有一段話講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薄坝嘁蝗擞凶餆o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保ā渡袝a》）大意是：你們有善行，我不敢掩蓋；罪過在我自身，我不敢自己寬恕自己，因為這些在上帝心里都明明白白。你們萬方有罪，原因都在于我；我有罪孽，不會連及你們萬方諸侯。古代帝王有了如此的仁愛之心，就會對犯罪采取比較溫和的態度，就會積極地修政積德，甚至通過發表罪己詔譴責自己，通過頒行大赦令解放罪犯，以此達到社會重新和諧的狀態。

然而善惡之間往往是寸短尺長。所謂“四夷賓服，海內晏然，囹圄空虛，刑罰久厝不用”不過是粉飾之詞，所謂成康之時，“刑厝四十余年不用”，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曇花一現。打開一部中國刑法史，中國古代社會有的是嚴刑峻罰，囹圄成市。漢宣帝時期的廷尉史路溫舒曾專門向皇帝上表的《尚德緩刑書》一文中，指出了漢承秦制，任用酷吏、司法黑暗、嚴刑峻罰依然是“十失一存”的客觀存在。路溫舒痛心疾首地指出，凡為治獄之吏這些人，猶如身懷利器，必生殺心，是故必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敗法亂正，離親塞道”是必然現象。面對嚴重的犯罪現象，是實行更為嚴厲的刑事政策，從重、從快、從嚴地快刀斬亂麻，還是檢視當時的社會政策，尋找出犯罪原因進行釜底抽薪，是中國古代兩種不同的治世價值傾向的表現。

寬民嚴官的為政之道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能夠體察民情，了解民間疾苦，經常反躬自省的為政者，即使厲行法治，也會不時地下頒罪己詔、發布大赦令或者調整刑事政策，釋放為政者善意，排解社會怨氣，最大程度上發揮社會的自凈作用。

公元前167年，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足令后世難以忘記的事件——漢文帝廢肉刑。漢文帝劉恒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系長安。淳于公無子男，只有五個女兒。當行會逮，淳于意怨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跟隨其父來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后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睍酀h文帝，漢文帝憐悲其意，同時不禁反思己過，遂制詔有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庇谑菨h文帝力排眾議，決意廢肉刑，從而為濃郁的中華刑法文化添上濃重的一筆靚麗之色。

無獨有偶。隋文帝楊堅是歷史上有名的節儉省用、寬恤百姓、嚴官律吏的開明帝王。公元581年，隋文帝登基后，馬上修改了南北朝各朝各代的各種嚴刑峻罰，以“以輕代重，化死為生”作為刑事立法的指導思想，頒布《開皇律》，廢除了前朝梟首、車裂、鞭刑等酷刑方法，除了犯謀反罪，不用滅族之刑。同時實行嚴官政策，對于各級官吏犯罪往往輕罪重罰，甚至可以不嚴格按照法律，在朝堂上即行誅殺之刑。但對于一般民眾犯罪，又往往體現平恕思想。隋文帝認為：官吏們負有治國安民之責，所以享受著國家俸祿，理應知禮守法，所以一旦瀆職犯罪，必須嚴懲不貸。而平民百姓一年四季辛苦勞作，自食血汗，以生存為要，沒時間知禮習法，知法者不多，所以一般犯罪可以從寬處置。正是在這種嚴官寬民的刑事政策思想指導下，隋文帝獎勵良吏，嚴懲奸吏，常派人監督大小官吏們的為政行徑，發現罪錯便加以嚴懲不貸。有時還會秘密派人給官吏行送賄賂，一旦官吏受賄，立即處以死刑。

隋文帝晚年正是他猜忌心思頻發，對待官吏更嚴，大行誅殺之性時。齊州卻有一個小官叫王伽，押送李參等七十名囚犯去京城受罰，途經河南滎陽，王伽對囚犯們說：你們違反國法，理應嚴懲，但看看護送你們的役夫有多么辛苦！你們不覺得慚愧嗎？見囚犯們臉有愧色，王伽便決定遣散役夫，與李參等囚犯們約定日期讓他們自己到京城集中。王伽說道：“假如你們失約不去京城，那我只好替你們受死罪?！闭l知到了約定之日，七十個罪囚果然齊聚京城，一個也不少。隋文帝得知后詫異不已，大為驚訝，親自召見王伽。王伽如實稟奏，隋文帝深受感動啟發，大加贊賞，然后傳旨讓囚犯們帶領他們的妻兒一起進宮，設宴招待他們，賜宴招待后將七十名囚犯全部免罪釋放。君懷仁，民有義，隋文帝的善舉也讓李參等人十分感動，紛紛表示一定要改惡從善，報效國家。隋文帝隨后又下詔，要求各級官吏以王伽為榜樣，詔書說：官吏們如果清廉正直，能體恤民情，施行寬政，以慈愛之心保境安民，那么普通百姓也會識大體，做好人，干好事，大家安居樂業，天下也就清靜太平了，就可以減少犯罪的發生，甚至可以不用刑罰了。隋文帝的寬民嚴官思想詮釋了這樣一個為政之道：為官者當以民生為念，律官厚民，官嚴民寬當為政德之要。

穿過歷史的歲月，拂去爭論的塵埃，本著仁愛無價的觀念，平心而論漢文帝、隋文帝等人的舉措還是值得贊美稱道的。他們能夠成為歷代帝王實行仁德政治的楷模并非偶然。這種心系蒼生、體恤百姓、念及黔首的博大胸懷，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塵埃中的稀有之光，光照后人。

執守仁愛之心

往事越千年，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在歷史的傳承中，對于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黎民百姓抱有關懷之心還是厭惡之心，可以作為為政者精神價值追求的善惡分水嶺。1978 年，習仲勛同志剛主政廣東時，十年動亂剛剛結束，廣東也是重災區之一。曾經的魚米之鄉，誰曾想到連普通百姓的溫飽都不能得到基本保障，以至于出現了臨近邊境的居民大量出逃香港的事件。著名導演張良專門以此為題拍攝了電影《逃港者》。臨來廣東前，當時的中央領導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專門找習仲勛談話交底，向他交代的任務主要就是一方面要把廣東的農業搞上去，讓人民吃得上飯，吃得飽飯；另一方面則要求迅速遏制廣東嚴重的“偷渡外逃”。上任不久，習仲勛就來到了毗鄰香港的寶安縣考察。當時，沿海地區的一些鄉鎮，青壯年基本都跑光了，許多地方田地無人耕種，農村一片凄慘荒涼的景象，這樣的景象讓習仲勛看得十分揪心。他向陪同考察的寶安縣委書記方苞提出，要到看守所去看望一下因“偷渡外逃”被關押的群眾。他問一位被關押的年輕人為什么要往香港跑，這位年輕人回答說：因為日子過不下去。習仲勛又問其他一些被關押的群眾，如果把你們放了，你們還會跑嗎？幾位被關押的群眾不假思索地回答：還會跑，因為那邊生活過得比這里好。這些被關押的群眾并不知道站在他們面前的就是新任省委書記。當時習仲勛手握“尚方寶劍”，完全可以下令嚴懲“偷渡外逃，背叛祖國的敵人們”。然而習仲勛同志以其仁愛的精神本能理解了這些年輕人為什么不惜冒著殺頭坐牢的風險還要“偷渡外逃，背叛祖國”的真正原因。

回到廣州，習仲勛馬上召集許多經濟工作部門的領導開會，研究如何盡快搞好經濟工作，盡快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同時讓了解民間疾苦、敢說真話、又有解困辦法的張勛甫同志（時任廣東省經委領導）帶一個工作組，去寶安和珠海進行調查研究，通過解放思想，想在寶安興辦一批出口加工企業，利用寶安毗鄰香港的優勢，搞來料加工，從而為中央批準搞深圳特區做好前期準備。多少年后，習仲勛動情地說道：“如果我們不能盡快讓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來，老百姓還會跑。他今天不跑明天跑，明天不跑后天跑，光靠堵是堵不住的?！保ㄉ鲜鲑Y料參見習近平《遠去的歲月，不會遠去的背影——悼念張勛甫叔叔》，載南方網2017-01-12 16：19）

面對為了想要活得好一些、甚至為了想要活得有尊嚴一些，不得不拋卻桑梓之地的“同胞們”，習仲勛同志沒有采取“封鎖邊境”的簡單粗暴的方法，沒有發布“格殺勿論”的通告，沒有下達“不準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命令，在當時的國情之下，這是一種多么難能可貴的仁愛之心、仁愛之情、仁愛之光。

我們相信在歷史的傳承中，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的歷史評價準則沒有變；在歷史的塵埃中，仁愛之心的精神執守沒有變；在普羅大眾的口碑中，對于生活在底層民眾抱有關懷之心還是厭惡之心的善惡區分標準沒有變。在歷史的塵埃中、在社會的夾縫里，在民眾的口碑中，能有人保留一份仁愛之心，格外顯得彌足珍貴、流傳后世、光耀世人。

編輯：鄭賓 393758162@qq.com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