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居民轉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實證分析

楊天宇

(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收入再分配正是緩解這一問題的重要工具。然而，目前我國的收入再分配還難以發揮促進社會公平的作用。若以轉移性收入來代表收入再分配，轉移性收入雖然縮小了城鎮內部收入差距，卻擴大了農村內部和城鄉收入差距，總的效果是擴大了居民總體收入差距[1]。出現這種結果其實并不奇怪，因為轉移性收入分配本身就是不平等的[2]。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我國居民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形成原因，并以此為基礎探討如何縮小居民轉移性收入不平等。

眾所周知，轉移性收入是收入再分配反映在居民收入上的載體，這種收入本身的分配不平等，顯然無法促進社會公平。轉移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必定是由于轉移性收入的各組成部分出現了分配不平等。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指標定義，轉移性收入是指國家、單位、社會團體對居民家庭的各種轉移支付，以及居民家庭間的收入轉移，具體來說包括養老金或離退休金、價格補貼、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贍養收入、親友贈送、搭伙費和記賬補貼等。從《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人均轉移性收入數據來看，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的政府轉移性支付，即養老金或離退休金、價格補貼、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等，在全部人均轉移性收入中占據主導地位。換句話說，轉移性收入的不平等，意味著上述各分項收入，尤其是屬于政府轉移性支付的各分項收入出現了分配不平等。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這就要求我們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縮小轉移性收入的不平等。而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需要清楚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大小及其形成原因。例如，從分項收入看，哪種類型轉移性收入的分配增加了轉移性收入不平等？從影響因素看，哪些家庭特征因素影響了轉移性收入不平等？如何通過調整轉移性收入分配來緩解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現有研究轉移性收入的文獻，主要分析了轉移性收入不平等對居民總體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但這種分析很少涉及轉移性收入不平等本身的形成原因，因此難以回答上述問題。本文試圖從轉移性收入的收入來源和影響因素的角度，考察我國居民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形成原因，期望可以為有關部門履行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提供經驗支持和政策參考。

二、關于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文獻評論

已有研究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文獻，可以分為三個方面：轉移性收入不平等與總收入不平等的關系；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測算；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因素分析。

學術界對中國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轉移性收入不平等與總收入不平等的關系上。黃祖輝等人的論文是這方面比較早的文獻[1]。他們運用GE指數分解法，發現1993～2001年的轉移性收入縮小了城鎮內部居民收入差距，但同時擴大了農村內部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即存在逆向調節的情況。此后楊穗等人利用基尼系數得出了相同的結論[3]。此外，還有許多文獻對轉移性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政府轉移性支出或社會保障)進行了分析，如朱國才運用計量分析方法研究了政府轉移性支出對收入差距的影響[4]，高文書用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測算了收入差距并研究了社會保障對收入差距的影響等[5]。他們得出的結論也都認為，政府的轉移性支出或社會保障缺乏再分配效應。但也有學者提出了相反的觀點，如郭慶旺利用UL模型和2007年住戶調查數據，發現政府轉移性支出對全國、城鎮和農村的收入差距都有縮小的作用[6]。產生分歧的原因可能與數據來源不同和計算誤差有關。郭慶旺只計算了居民得自政府的轉移性收入，而由此測算出轉移性收入僅導致農村內部基尼系數下降了0.0093，這樣微弱的作用很可能就是由于數據來源不同和計算誤差導致的。但它至少說明，即使轉移性收入在農村內部真的存在再分配效應，也是十分微弱的，而這其實與黃祖輝論文的結論并無本質差別。

與上述研究相比，學術界對中國轉移性收入不平等本身的測算相對較少。田衛民利用宏觀數據計算了城鄉居民的轉移性收入基尼系數，發現在2002～2010年間，城鎮居民轉移性收入基尼系數由0.349下降到0.306，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基尼系數由0.456下降到0.308[7]。楊天宇和曹志楠同樣利用宏觀數據，發現2002～2011年全國居民的轉移性收入基尼系數由0.684下降到0.554[2]。這兩項研究都是采用宏觀數據，而宏觀數據只能觀察到組間影響，無法觀察到組內影響，因此容易低估不平等程度。

關于中國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因素分析，相關文獻還很少，其中從收入來源和家庭特征角度分析轉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文獻，筆者還未發現。從影響因素來看，鄒杰利用2000～2013年省級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了財政支農支出對城鄉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但該項研究沒有涉及收入來源和家庭特征的影響，而這可能是我們理解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關鍵[8]。一些文獻發現，我國轉移性收入的不平等與政府轉移性支出的瞄準機制失靈有很大關系[9]，而瞄準機制的失靈很有可能反映在家庭特征上，即政府的轉移性支出可能并沒有使最需要幫助的家庭受益。這就需要我們關注家庭特征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從文獻的梳理可以看出，已有文獻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形成原因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利用CHFS2011的微觀數據，首先依據Lerman 和Yitzhaki提出的基尼系數分解法，分析收入來源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10]，然后利用基于回歸的收入差距指數分解法，從家庭特征角度分析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形成原因，最后利用分位數回歸分析不同收入分位點上的家庭特征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其中，家庭特征角度分析和分位數回歸可以讓我們看清楚，轉移性收入的瞄準機制出現了哪些偏誤。例如，如果高收入分位點上的家庭獲得的轉移性收入顯著高于低收入分位點上的家庭，則說明轉移性收入未能向低收入階層傾斜，需要改善相應的瞄準機制，而不僅僅是增加轉移性收入。通過以上過程，本文試圖找到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具體成因，并給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的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利用大型微觀數據庫測算了中國居民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第二，具體研究了各項收入來源和家庭特征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這大大擴展了我們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形成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提出更合理的政策建議。

三、理論分析、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理論分析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本文研究的居民轉移性收入不平等，正是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體現。具體來說，有以下方面：

1.我國長期以來存在著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由此造成了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政府財力的差距。轉移性收入的主要來源是政府的轉移支付，若政府財力存在差距，則必然導致離退休金、養老金、政府補貼、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等方面的社會保障標準差距，從而造成區域和城鄉戶籍居民之間轉移性收入的不平等。

2.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社會保障標準差別很大，非國有企業普遍沒有建立與國有企業一致的分享機制。例如，企業年金制度在國有企業中已普遍建立，在非國有企業中卻很罕見，這就形成了轉移性收入不平等。

3.雖然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已經顯著提高，但讓人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制度建設還很不完善。例如，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就越有可能享有更高的轉移性收入，而低學歷的家庭卻缺乏獲得轉移性收入的渠道；住房公積金、政府補貼和失業保險只能由企事業和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享有，而農村貧困家庭卻沒有渠道享有這幾項收入，這也造成了轉移性收入不平等。

上述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都指向了我國居民轉移性收入的來源和家庭特征問題，因此，本文準備從這兩個方面入手，研究居民轉移性收入不平等形成的原因。

(二)研究方法

基尼系數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本文采用按照收入來源測算和分解基尼系數的方法，考察轉移性收入各組成部分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傮w基尼系數以及偽基尼系數(即基尼系數集中率)的計算方法主要參考Yao的論文[11]。該方法的主要原理如下：

將總人口分為n個收入組(每個收入組可以包含1個人，1個家庭，或者多個人)。本文將1個家庭看作1個收入組。設pi為第i個收入組人數占總調查人數的比重，mi為第i個收入組的平均收入，并按照mi的大小對這n個收入組進行升序排列。

(1)

(2)

其中，Sk表示第k種收入來源占總收入的比重。

為進一步分析各分項收入來源對總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程度，本文采用Lerman和Yizhaki提出的方法，用Vk表示第k種收入對總收入差距的貢獻程度[10]：

(3)

我們用ηk表示基尼彈性系數，即第k種收入對總收入不平等的邊際影響，若第k種收入增加1%，則總基尼系數增加ηk?；釓椥韵禂悼捎墒?4)表示：

(4)

我們還需要考察家庭特征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本文采用Fields和Yoo提出的基于回歸方程的基尼系數分解方法[12]。首先構造轉移性收入的回歸方程InYi= α′Z，其中Yi為轉移性收入，Z為轉移性收入的影響因素矩陣，α為系數矩陣，α=[0,1…j,1]，Z=[1,x1… xj,]。根據回歸結果，可以利用以下公式測算各項家庭特征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

(5)

其中，sj是j因素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cor(Zj,InY)是Z與InY的相關系數。

(三)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西南財經大學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該數據庫提供了比較詳細的轉移性收入來源數據。目前學術界應用的許多微觀數據庫，雖然樣本量和時間長度均優于CHFS數據庫，但難以提供詳細的轉移性收入來源數據，無法適應本文的研究。CHFS數據庫從中國25個省份，選取了8438個家庭作為樣本。調查內容主要涉及家庭資產與負債、保險與保障、收入與支出三部分。本文按照CHFS2011數據庫對家庭可支配收入來源的分類，將家庭可支配收入分為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四大類。根據2016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界定，轉移性收入是指國家、單位或個體之間經常性的收入轉移。本文根據轉移性收入的來源，將轉移性收入分為養老金或離退休金、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政府補貼、企業年金、住房公積金和家庭間轉移性收入。其中政府補貼包括救濟金、撫恤金、五保戶補助、特困戶補助和食物補貼，家庭間轉移性收入包括贍養費、親友贈送、節假日禮金收入。

調查問卷中有部分調查值為0。這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該項收入確實為0，另一種是存在該項收入，但是住戶不愿意回答而造成數據缺失。以下統計性描述各項數值只計算有該項收入的家庭，剔除了調查值為0的家庭，因此可能存在一些誤差。處理后保留6067個家庭樣本。具體統計描述見表1。

表1 家庭人均轉移性收入的統計描述 (單位：元)

由表1可以看出，6067個家庭擁有轉移性收入，占樣本家庭總數的71.9%，這表明居民轉移性收入的覆蓋范圍還是比較廣泛的。在轉移性收入的各個分項中，養老金和離退休金、政府補貼、醫療保險和家庭間轉移性收入覆蓋范圍比較廣泛，擁有上述各項收入的家庭均超過了1000個；企業年金、住房公積金和失業保險樣本數量明顯偏低，其中享有企業年金和失業保險的家庭分別只有32個和12個。

四、轉移性收入不平等成因的實證分析

(一)收入來源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為了考察收入來源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我們首先剔除了CHFS2011數據中沒有轉移性收入的家庭，只保留存在轉移性收入的家庭，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防止某些不愿提供轉移性收入信息的家庭對估計結果造成影響，處理后的樣本總量為6067個家庭。根據公式(2)，我們計算出2011年全國轉移性收入基尼系數(G0)為0.73，這個結果明顯高于利用宏觀數據測算的轉移性收入基尼系數。這有可能是因為宏觀數據的測算低估了組內收入差距，也有可能是因為樣本大小和統計口徑的不同，不過本文更加關心的是各項收入來源和家庭特征因素對轉移性收入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因此基尼系數本身的大小似乎影響不大。轉移性收入基尼系數的分解結果見表2。

表2 居民家庭人均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分解結果(樣本量為6067)

由表2可知，家庭養老金和離退休金是中國居民轉移性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占轉移性收入的52.3%，而且其集中率大于轉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數，這說明養老金和離退休金的增加會擴大轉移性收入差距。根據基尼彈性系數可知，養老金和離退休金收入每增加1%，轉移性收入基尼系數將增加2.4%?？梢?，養老金和離退休金并沒有起到緩解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目前我國仍處于經濟轉型期，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城鄉、區域、單位之間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標準差別仍然存在，這造成不同群體之間養老金和離退休金的分配不均衡，城市家庭大部分可以獲得養老金和離退休金，但是農村家庭幾乎無法享受到該項轉移收入，并且發達地區家庭獲得的養老金和離退休金要高于欠發達地區。同時，在養老金并軌之前，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和離退休金標準也要高于企業退休人員。上述原因導致養老金和離退休金收入出現了嚴重的不平等。從Vk可以看出，養老金和離退休金的不平等解釋了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54.70%，說明其已成為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形成原因。

家庭間轉移性收入占總體轉移性收入的20.65%，是僅次于養老金和離退休金的轉移性收入第二大來源。得益于中國傳統的家庭觀念，贍養收入、親友贈送、節假日禮金等已成為家庭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間轉移性收入的基尼彈性系數為-0.0284，說明家庭間轉移性收入的增加可以縮小轉移性收入不平等。在現實中，往往是相對貧困或者難以享受政府和企業轉移性收入的家庭，子女的贍養費或親友的贈送收入更多，這部分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轉移性收入差距。

醫療保險收入占轉移性收入的17.53%，是轉移性收入的第三大收入來源。醫療保險的基尼彈性系數為0.0102，說明醫療保險收入擴大了轉移性收入的不平等。該項收入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為18.55%，是除養老金和離退休金之外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貢獻最大的因素。這很可能是因為，我國醫療保險還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異，農村居民的醫療保險水平普遍低于城鎮居民。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包括基本醫療保險、特殊人群醫療補助和特殊人群醫療保險；而農村居民醫療保險僅包括新型農合和社會醫療救助兩項，模式相對簡單。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雖然新農合基金支出已從2005年的61.8億元增至2011年的1710.2億元，但是2011年新農合基金支出僅占政府衛生支出的23.18%，與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48.73%相差很遠。

住房公積金收入占家庭轉移性收入的5.31%，基尼彈性系數為0.0011，收入集中率為0.847，高于轉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數，這些都說明住房公積金擴大了轉移性收入不平等。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只有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等設有住房公積金，而農村家庭幾乎沒有該項收入。

其他三項轉移性收入，包括政府補貼、失業保險和企業年金，在轉移性收入中占的比重不大，三者之和不足5%。其中，政府補貼和失業保險主要是政府對低收入人群和失業人群的轉移支付，二者的基尼彈性系數分別為-0.0086以及-0.0002，因此都有緩解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但由于所占比重較低，對縮小轉移性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顯。這兩項收入的比重較低，原因在于其覆蓋面較小。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中國家庭收入差距報告》，2010年約70.8%的貧困家庭沒有獲得任何政府補貼，失業保險參保率僅為30%，保障程度也僅為平均工資的17%。

企業年金作為基本養老保險的補充，是城鎮養老保險體系的第二支柱。但表2的結果表明，企業年金的基尼彈性系數為0.0019，收入集中率高達0.9572，具有惡化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負面作用。這可能是由于企業年金的享受者大多在國有企業工作，其他群體沒有這項收入。不過，企業年金收入在轉移性收入中所占比重較低(僅1.22%)，因此該項收入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也較低(僅1.4%)。

綜上，從轉移性收入內部構成的角度來看，養老金和離退休金是居民轉移性收入差距的主要來源，可以解釋54.70%的轉移性收入不平等。在轉移性收入的各個來源中，養老金、離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和企業年金的增加會擴大轉移性收入差距，政府補貼、失業保險以及家庭間轉移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轉移性收入差距。如果再分配政策能夠有針對性地向低收入家庭、欠發達地區和弱勢群體傾斜，增加對貧困家庭的轉移支付力度，將起到降低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二)家庭特征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

在研究了收入來源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之后，本部分將研究家庭特征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本文所考察的家庭特征，包括戶主戶籍類型、家庭所在地區、戶主的年齡以及戶主的學歷。剔除沒有轉移性收入和存在缺失值的家庭，本文使用6040個家庭的數據進行相關研究。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考察的家庭特征變量大多為離散變量。

我們將家庭轉移性收入作為因變量，記為lntran。設置戶主戶籍的虛擬變量記為huk，如果戶籍類型為城市，那么huk=1；農村戶籍為對照組，huk=0。類似地，我們設置家庭所在地區的虛擬變量：east(若所在地區為東部，east=1)、northeast(若所在地區為東北地區，northeast=1)、middle(若所在地區為中部地區，middle=1)，西部地區為對照組?？紤]到戶主的年齡可能對轉移性收入產生影響，我們將戶主的年齡age作為自變量。設置戶主學歷的虛擬變量edu1和edu2，若戶主的學歷為大學本科及以上則edu1=1；若戶主的學歷為高中及高中以上，大學本科以下，edu2=1；初中以及初中以下學歷為對照組?；灸Ｐ驮O定如下：

lntrani=β0+δ1huki+δ2easti+δ3northeasti+δ4middlei+δ5agei+

δ6edu1i+δ7edu2i+ui

(6)

表3 家庭人均轉移性收入回歸結果

注：括號里面為robust標準誤；*、**、***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顯著。

我們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和stata11.0軟件對式(6)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3。其中表3第(1)列是不考慮城鄉購買力差異的回歸結果，第(2)列是考慮城鄉購買力差異的回歸結果。根據李實等人的估算，2007年城鄉實際貨幣購買力為1.3∶1，我們在此基礎上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8～2010年城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可計算出2010年城鄉實際貨幣購買力為1.276∶1[13]。從表3可以看出，除了戶籍變量之外，第(1)列和第(2)列各變量的估計結果基本一致。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戶籍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為1.5225，城市戶籍家庭的平均轉移性收入是農村戶籍家庭平均轉移性收入的1.52倍，說明轉移性收入存在嚴重的城鄉差異。這主要是因為城鄉分割的收入分配制度。城鎮居民能夠享受更多的來自政府和企業的轉移性收入，比如養老金和離退休金、住房公積金、企業年金，以及價格暗補、最低生活保障等政府補貼；而絕大多數農村居民享受不到城鎮居民住房、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的待遇[1]。

地區虛擬變量east、northeast、middle的回歸系數均為正，說明與對照組(即西部地區)相比，東部地區家庭轉移性收入高出50.67%，東北地區家庭轉移性收入高出33.18%，中部地區家庭轉移性收入高出12.92%。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家庭轉移性收入密切相關。首先，經濟發展水平高，財政相對充裕，政府轉移性支出力度就會比較大，居民家庭轉移性收入就比較多。其次，經濟發達的地區，企業數量多，企業經濟效益好，相關的職工福利和養老保障就會優厚，因此來自企業的轉移性收入就會高于經濟落后地區。最后，從家庭內部轉移性收入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居民往往生活更加富裕，因此來自親友的贍養、禮金贈送的數額也會較大，家庭間轉移性收入也會高于經濟不發達的地區。由于上述原因，欠發達地區的家庭轉移性收入反而少于發達地區。

學歷水平虛擬變量edu1和edu2的系數均為正，表明戶主是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家庭，轉移性收入比戶主學歷是初中及初中以下家庭高77.35%；戶主學歷是高中以上大學本科以下的家庭，轉移性收入比戶主學歷是初中及初中以下家庭高46.88%?？梢?，學歷越高的人就越有可能獲得更高的轉移性收入。但與此同時，更需要轉移性收入的人群卻是低學歷人群，因為學歷越低的人就越有可能陷入貧困[14]，這也意味著轉移性收入的瞄準機制存在偏誤。

年齡的回歸系數為0.0497，說明戶主年齡每增加1歲，家庭轉移性收入就增加4.97%，年齡大的人群獲得的轉移性收入要大于年輕人群。這個結果符合預期，因為高齡人口更有可能獲得養老金和離退休金、醫療保險等轉移性收入。

為深入考察家庭特征對轉移性收入的影響程度，本文采用Fields和Yoo提出的基于回歸方程的收入不平等因素分解方法，根據表3的回歸結果，對影響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家庭特征因素做進一步分析[12]。具體的計量結果見表4。

表4 家庭人均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分解結果

在表4中，sj的符號表示解釋變量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方向。若sj> 0，那么解釋變量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是正向的影響，該解釋變量會擴大轉移性收入差距；反之，該解釋變量會縮小轉移性收入差距。j是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j>0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該解釋變量對轉移性收入的影響是正向的。cor(Zj,InY)表示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相關系數，若cor(Zj,InY) > 0，說明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是正相關關系?？偟膩砜?，表4中所有影響因素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之和為35.53%，其他因素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貢獻都體現在誤差項u中。

表4的估計結果表明：(1)戶籍變量的回歸系數和相關系數都為正，戶籍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為17.87%，是7個因素中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貢獻率最大的因素，這說明城鄉之間轉移性收入的制度性差距，已成為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2)地區因素解釋了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2.13%。其中中部地區回歸系數為正，但是相關系數和貢獻率都為負，說明雖然中部地區的轉移性收入高于西部地區，但該地區還是有很多低轉移性收入的家庭。東部地區變量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最高，達到了1.89%，說明東部地區是高轉移性收入家庭的聚集地。(3)年齡變量能夠解釋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12.53%，是僅次于戶籍變量的第二大因素。同時，年齡變量的回歸系數與相關系數均為正，說明年齡大的人群轉移性收入大于年輕人群，這可能是因為老年人能夠得到養老金或離退休金等年輕人無法得到的轉移性收入。(4)edu1和edu2的回歸系數和相關系數都為正，說明學歷高的家庭多為轉移性收入高的家庭。edu1和edu2一共可以解釋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3%。上述結果與表3的估計結果差別不大，再次說明轉移性收入在戶籍、區域和教育水平方面存在瞄準機制的偏誤。表4的最后一列是使用城鎮樣本計算出的回歸結果分解情況。與全樣本的區別在于，地區虛擬變量和教育虛擬變量的貢獻率都為負，但是數值都非常小，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影響非常??；此外，年齡因素在城鎮地區成為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貢獻最大的因素。

(三)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分位數回歸

為了反映不同收入群體的差異，我們還利用stata11.0軟件進行了分位數回歸。選取的分位點為25%、50%和75% ，回歸結果見表5。

表5 家庭人均轉移性收入分位數回歸結果(全樣本)

注：括號里面為標準誤；*、**、***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顯著。

根據表5的回歸結果，25%、50%和75%分位點上的回歸系數全都顯著。戶籍因素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影響大于高收入家庭，這說明，在25%和50%分位點上，城鎮戶籍家庭比農村戶籍家庭多獲得的轉移性收入，要高于75%分位點。也就是說，收入越低的階層，城鄉轉移性收入差距越大。如果能夠逐步消除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體制，將使農村低收入家庭的轉移性收入獲得更快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縮小家庭人均轉移性收入差距。此外，地區因素和教育因素都對高收入家庭產生更大的影響，也就是說，越是位于發達地區的家庭或學歷越高的家庭，就越有可能獲得更高的轉移性收入，這樣反而會拉大全社會的轉移性收入差距。這些都說明轉移性收入在區域和教育因素上可能存在瞄準機制偏誤。上述結果再次表明，提高居民轉移性收入的措施應該更加有針對性地向低收入群體傾斜。

五、結論和政策含義

本文利用CHFS2011的微觀數據，基于基尼系數分解法、收入差距指數分解法和分位數回歸方法，從收入來源和家庭特征的角度，考察了我國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形成原因。根據以上分解和回歸結果，本文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養老金和離退休金是中國居民轉移性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形成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嵯禂档姆纸饨Y果表明，養老金和離退休金的分配不平等，可以解釋居民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54.70%。

第二，家庭間轉移性收入、政府補貼和失業保險可以緩解轉移性收入不平等，其中家庭間轉移性收入的改善作用更加明顯，而政府補貼和失業保險因為覆蓋面有限，作用并不明顯；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和企業年金等收入，不僅沒有縮小轉移性收入差距，反而擴大了轉移性收入差距。

第三，從家庭特征來看，城市戶籍、發達地區、高學歷的家庭可以獲得更高的轉移性收入，其中戶籍對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貢獻率達到17.87%，是所有家庭特征中貢獻最大的因素。分位數回歸的結果也表明，發達地區和高學歷的家庭可以獲得更高的轉移性收入。這些結果意味著，某些弱勢群體，如農村戶籍、欠發達地區和低學歷家庭反而難以獲得更高的轉移性收入，這不但惡化了轉移性收入不平等，也說明轉移性收入的分配機制存在偏誤。

“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的政策主張，不僅要求增加居民的轉移性收入，而且要求居民轉移性收入本身的分配應該向以低收入階層為主的弱勢群體傾斜。然而正如本文研究所發現的那樣，目前我國轉移性收入的組成部分還存在分配不平等，轉移性收入分配也存在嚴重的瞄準機制偏誤。在這種情況下，要進一步健全再分配的調節機制，僅僅增加家庭轉移性收入的數量是不夠的，還需要對轉移性收入的內部結構和瞄準機制進行調整。

首先，由于養老金和離退休金、醫療保險等收入的分配不平等是轉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主要來源，因此應努力推進社會保障的全國統籌和城鄉統籌，使不同戶籍和地區的社會保障標準趨于統一，這將有力地改善轉移性收入分配不平等。

其次，政府補貼、失業保險和企業年金等收入的覆蓋面有限，也造成了轉移性收入不平等。有關部門可以通過加大政府投入、改善政府補貼和失業保險的瞄準機制，使貧困家庭也能獲得政府補貼和失業保險。而對于企業年金的所有制差異，可以通過降低基本養老保險費率、加大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力度和降低企業年金門檻等措施，鼓勵更多的非國有企業建立企業年金。

最后，為了解決戶籍、地區和學歷差別而引起的轉移性收入不平等，應以農村戶籍、欠發達地區和低學歷家庭等弱勢群體為瞄準目標，設立對這些群體的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和渠道，并建立轉移支付過程中的“防火墻”機制，確保對上述群體的轉移支付不被干擾和挪用，以“綠色通道”的形式對上述群體直接進行轉移支付，這必將大幅縮小由家庭特征引起的轉移性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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