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家庭多維貧困動態性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數據的分析

汪 為 吳海濤 彭繼權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一、引言

消除貧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任務，也是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反貧困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農村貧困人口規模從1978年的2.5億人下降到2010年的2688萬人，貧困發生率從33%下降到2.8%①。按照2011年國務院扶貧辦公布的新貧困標準(每人每年2300元)，2016年全國農村還有4332萬貧困人口②。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確保2020年在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這意味著每年須減貧1000萬以上人口，因此，我國扶貧任務依然艱巨。扶貧開發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1]，扶貧的精準性已成為當前扶貧工作亟須解決的問題。在當前大力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下，扶貧工作的順利開展不僅需要精準識別貧困戶，更需要分析當前貧困人口的貧困類型、特征及致貧因素，從而精準地制定有效的脫貧政策。

貧困識別是有效開展扶貧工作的基礎。在學術研究和實際工作中，貧困識別通常采用收入和消費指標，然而由于貧困的多維度特征，單一經濟維度的指標不能夠全面反映貧困的實際狀況。Sen提出了“能力貧困”概念，認為人們之所以貧困，是因為他們缺乏增強自身投資、應對不確定性風險、參與經濟活動獲利的“能力”，從而把能力、社會排斥和參與性引入貧困的度量，創建了多維貧困理論[2](P12-15)。除收入和消費外，貧困測度還應包含非貨幣維度，如健康、教育、住房及公共品的獲得等。因此，貧困測算需要從單一維度向多維度拓展。

另外，貧困具有動態性。傳統的貧困問題研究大多基于截面數據進行統計測度，其本質是靜態的，測度結果對貧困的解釋是片面的。而貧困是動態變化的，貧困研究需要由靜態向動態轉換。貧困現象是一種需要進行連續考察的狀態，對貧困人口進行長期的跟蹤是非常必要的[2][3]。貧困研究既要了解個體或家庭某一時點的貧困狀況，更要連續觀察其多個時點的貧困狀況，分析其進出貧困的過程、特征及原因，從而建立貧困動態瞄準機制，制定前瞻性的主動扶貧政策。

基于此，本文在多維貧困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選取消費、教育、健康、生活質量和資產5個維度及相應指標，利用國家統計局湖北調查總隊提供的農村住戶連續調查數據，測度農村家庭多維貧困狀況，識別農村家庭的動態貧困類型，并考察其影響因素，解釋導致不同多維動態貧困類型的成因，找準“貧根”，為精準扶貧措施制定提供實證依據。

二、文獻回顧

貧困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國內外學者對貧困問題做了大量研究，早期的貧困研究主要集中在貧困的概念、測度及成因等方面。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貧困的研究開始從靜態向動態轉變，貧困動態性成為貧困研究的熱點，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貧困動態性的研究方法。貧困分解是分析貧困動態性的前提，可以將貧困分解為暫時貧困和持續性貧困[4][5]。Jalan和Ravallion構建了經典的貧困分解方法[4]，但該方法對貧困家庭所經歷的貧困時間長度不敏感。為了克服這一缺陷，Foster引入貧困線和持續時間兩條準線來測算總貧困和慢性貧困[6]，然而這種方法不能測算暫時貧困，也不能進行貧困分解。章元和萬廣華改進了暫時貧困和持續貧困的分解方法，在Jalan和Ravallion的貧困分解方法基礎上引入貧困經歷時間[4][7]，這種新的貧困分解方法克服了Jalan和Ravallion的貧困分解方法對時間長度不敏感的缺陷，然而，該方法所采用的收入指標沒有包括非貧困時期的收入狀況，且未完全解決對貧困持續時間長度不敏感的問題。

第二，貧困動態過程及持續程度。岳希明等沿用了Rodgers等的方法分解貧困，發現暫時貧困構成了中國農村貧困的主體，慢性貧困的比例較小[8](P121-124)[9]。這一結論得到張立冬等的研究的支持[10]，羅楚亮和章元等的研究也印證了這個觀點[11][12]。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不同的結論，Jalan和Ravallion采用廣東、廣西、云南和貴州的面板數據測度了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發現暫時貧困占總體貧困的49.39%，與慢性貧困各占一半[4]。郭勁光利用遼寧省重點貧困縣調查數據，也發現暫時貧困和長期貧困二者“并重”，而非“偏態”分布[13]。吳海濤和丁士軍從收入貧困、消費貧困和食物貧困三個方面測度了農戶的動態貧困，發現動態視角度量的貧困發生率高于靜態視角度量的貧困發生率，同時暫時貧困農戶多于慢性貧困農戶[14](P146-149)。羅正文和薛東前利用極端貧困線、絕對貧困線、相對貧困線、1美元線和2美元線等5條貧困線分析了陜西農村20年貧困隨時間的動態變化[15]，然而該研究只針對總體貧困而言，缺少對慢性貧困和暫時貧困的動態分析。

第三，貧困動態性的影響因素。Jalan 和Ravallion利用中國四省數據對農村貧困進行了分解，并分析了暫時貧困和持續貧困的決定因素，他們發現土地、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有助于減少暫時貧困[4]。高艷云和馬瑜發現人力資本、人口結構和地區發展差異是影響貧困動態性的主要因素[16]。吳海濤和丁士軍利用組分分解法對農村貧困進行了分解，并用分位數回歸法估算了總貧困、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的影響因素，發現影響慢性貧困與總貧困的變量系數大小相似，方向和顯著水平一致[14]。高帥和畢潔穎分析了農戶陷入持續性多維貧困的影響因素，他們發現從事農業時間、地區差異和社會地位將對持續性多維貧困產生影響[17]，但他們的研究僅從多維貧困的持續性角度分析影響因素，缺少在貧困分解基礎上對暫時貧困影響因素的探討。

第四，從多維貧困視角考察貧困動態性。張全紅利用1991～2011年CHNS數據，從剝奪得分角度測度了中國多維貧困并進行了動態分析[18]，類似的研究還有鄒薇和方迎風利用1989～2009年CHNS數據對中國多維貧困的動態考察[19]，然而他們的多維貧困研究是從時間維度上的動態分析，并沒有以動態貧困識別為前提。高艷云和馬瑜采用9個貧困指標識別農戶是否存在多維貧困，并在多維貧困識別基礎上將貧困進行動態劃分，從家庭和區域層面考察了農戶多維貧困的影響因素[16]。

以上文獻在貧困動態性測度方法、刻畫貧困動態特征及貧困動態影響因素等方面展開了較為全面的研究，為深入理解和研究農村貧困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這些研究大多是以單維貧困為基礎進行貧困動態性識別，相比單維貧困，多維貧困更能全面刻畫貧困狀況和特征，用多維貧困識別貧困動態性，有利于我們更深入地認識和理解貧困動態性。梳理文獻可以發現，鮮有文獻從多維貧困視角對貧困動態性進行分解并考察其影響因素，目前僅有高艷云和馬喻采用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的CHNS數據，在多維貧困測算基礎上開展了貧困動態性影響因素研究[16]。但該研究是以2個間隔時間點的觀測樣本識別貧困動態類型，而貧困動態性需要對5年及以上連續觀測數據進行識別[20]，以考察樣本進出貧困的過程、特征和成因。鑒于此，本文采用國家統計局湖北調查總隊提供的2006～2010年5年農村住戶連續調查數據，在多維貧困測算基礎上，識別貧困動態類型，并分析貧困動態特征和致貧原因。

三、多維貧困動態性測算方法

本文采用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多維貧困方法(以下簡稱A-F方法)進行測算[21]，這種測算方法具體如下：

假設調查樣本總量為N，i(i∈N)表示第i個農村家庭，d(d≥2)表示多維貧困維度數，j(j∈d)表示第j個維度，gij表示農村家庭i在維度j的觀測值，zj表示第j個維度的貧困臨界值，農村家庭i在維度j的貧困狀況pij為：

(1)

以wj表示第j個維度的權重，可以對每個貧困維度進行賦權，得到每一維度的加權貧困剝奪值：

rij=pij*wj

(2)

然后，選取維度數k值(k≤d)進行多維貧困識別：

(3)

這樣能夠得到不同k值的多維貧困剝奪份額。同時，對不同k值的多維貧困個體數進行識別：

(4)

在農村家庭多維貧困測算的基礎上，根據農村家庭在調查區間內所處貧困的年限，可以將農村家庭的貧困動態性劃分為從不貧困、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三種類型。具體劃分方法如下：

(5)

四、多維貧困測算結果及動態類型

(一)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數據樣本來自湖北省，湖北省地處中國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位于全國中等，地貌類型多樣，山地、丘陵、平原和湖區兼備。因此，以湖北省為研究區域來分析農村家庭多維貧困動態性及其影響因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湖北調查總隊提供的跨年度農村住戶調查數據，數據調查時間從2006年持續到2010年，為連續多年調查的數據樣本，此外，與其他調查數據相比，該數據在收集、檢查和處理環節的科學設計和精細安排，極大地降低了非抽樣誤差。調查內容為農村家庭的社會經濟相關信息，主要包括農村家庭所在村基本信息、農村家庭及其成員基本情況、生產經營情況、消費情況、收支情況、農村小康監測指標等。該數據調查選取了湖北省33個縣(市、區)，每個縣(市、區)隨機抽取5～13個樣本村，共抽取了330個村，每村隨機選擇10戶，調查樣本達3300戶③。根據本文研究需要，刪除了沒有參與重復調查的農村家庭數據，選取了2006～2010年5年均被調查的農村家庭，一共2952戶。

(二)維度選取

本文參考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多維貧困測度方法及多維貧困指數(MPI)維度選取標準[21]。多維貧困指數(MPI)是對人類貧困指數(HDI)和人類發展指數(HPI)的進一步完善[22](P55-58)，能夠更好地反映家庭多維貧困狀況。多維貧困指數(MPI)選取了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個維度，本文結合所采用數據的特征，以多維貧困指數(MPI)所選維度為參照，增加了消費和資產兩個維度，共選取了5個貧困維度對多維貧困進行測算，這5個維度分別屬于經濟貧困、能力貧困和福利貧困三個框架，經濟貧困指消費維度，能力貧困包括健康和教育維度，福利貧困包括生活質量和資產兩個維度。每個維度的選取及指標賦值如下：

1.消費維度。學術界通常以經濟狀況來定義和測度貧困，衡量經濟狀況的指標主要有收入、消費和福利[22]。由于農業經營兼業化和農民收入多樣化，農村家庭收入每年波動可能較大，相比收入，消費更“平滑”，能夠更好地衡量家庭經濟狀況。一般而言，家庭消費與其富裕程度呈正比，貧困家庭通常消費水平較低。同時，貧困線實際上是按照人類生存標準的消費水平來定義的，是指為了滿足人們生存所需的最低熱量(卡路里)而購買食品和其他基本服務的支出[23][24](P292-298)。因此，消費是衡量貧困的重要維度，本文選取農村家庭人均消費作為多維貧困的一個維度指標，若人均消費低于國家貧困線(2006～2010年國家貧困線分別為958元、1005元、1196元、1196元和1274元)，則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

2.教育維度。教育可以直接反映家庭的人力資本狀況，是衡量能力貧困的重要維度。本文選取家庭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和適齡兒童入學情況來衡量教育維度貧困。用家庭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反映家庭勞動力受教育狀況，同時，如果家庭勞動力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本文認為其等同于脫離了教育貧困，因此，若家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小于6年且沒有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則受教育程度指標賦值為1。若有7～15歲兒童輟學，則適齡兒童入學指標賦值為1。

3.健康維度。由于數據的限制，健康維度選取了醫療保險和家庭勞動力的勞動能力兩個指標。醫療保險指標以家庭成員是否超過半數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來衡量，若超過半數的家庭成員未參保，賦值為1。勞動力健康狀況對家庭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如果有勞動力喪失勞動能力，家庭陷入貧困的風險將增加，因此，若家庭有勞動力喪失勞動能力的，賦值為1。

4.生活質量維度。生活質量維度包括做飯燃料、衛生設施、飲用水類型和道路。做飯燃料以所用能源為衡量指標，若做飯燃料為天然氣、電、沼氣等以外的非清潔能源，賦值為1。衛生設施以廁所類型為衡量指標，若無水沖廁所，賦值為1。飲用水指標以家庭是否有自來水、深井水等清潔水源為判斷標準，若無則賦值為1。道路指標以被調查家庭門前有無水泥、沙石、石板等硬質路面為判斷標準，若無則賦值為1。

5.資產維度。資產維度包括住房面積和耐用品兩個指標。住房面積指標的臨界值借鑒了張全紅的劃分標準[18]，若農村家庭人均住房面積小于12平方米，則賦值為1。耐用品指標以農村家庭擁有的耐用品數量來判斷，若耐用品數量小于2，則賦值為1。

多維貧困測算的維度及臨界值具體介紹見表1。多維貧困測算的指標賦權采用了目前學者廣泛使用的等權重賦權方法[16][18][19][25][26]，將各維度賦予相同權重，每個維度所包含的各指標也賦予相同權重。因此，本文多維貧困測算中的k值取值范圍為1～5。

表1 多維貧困測算的維度及臨界值

(三)多維貧困動態變化

按照上文所述A-F方法，本文使用Stata13軟件對湖北農村多維貧困進行了測算，結果如表2所示。從不同的年份來看，當k=1時，多維貧困發生率極高，2006～2010年貧困發生率均超過了90%，這表明在這5年間，絕大多數農村家庭經歷了至少1個維度的貧困，在所有維度上均不貧困的農村家庭極少，此時的多維貧困指數介于0.14～0.17之間；當k=2時，每年的多維貧困發生率急劇下降，從k=1時的90%以上下降到k=2時的30%左右，也就是說在這5年間，至少處于2個維度以上貧困的農村家庭占1/3左右，此時每年的多維貧困指數介于0.06～0.10之間；當k=3和k=4時，每年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分別低于5%和0.5%，這表明，經歷3個或4個維度以上貧困的農村家庭較少，此時每年的多維貧困指數較小，各年多維貧困指數均小于0.02；當k=5時，每年的多維貧困發生率和多維貧困指數均為0，也就是說，沒有經歷5個維度貧困的極端貧困家庭。

總體上看，k取不同值時，湖北省農村多維貧困均呈現下降的趨勢，這也印證了湖北扶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這種下降趨勢并不穩健，部分年份多維貧困發生率反彈，如k=2和k=3時，2008年湖北農村家庭的多維貧困狀況比2007年更嚴重。在收入貧困發生率逐年下降的情況下，多維貧困發生率反而可能提高，因此，有必要制定緩解農村多維貧困的政策措施，增強農村家庭可持續發展能力和應對風險沖擊的抵抗力，以防止農村家庭陷入多維貧困。

表2 湖北省農村多維貧困測算結果

(四)多維貧困動態類型

進一步地，根據農村家庭經歷多維貧困的年數來確定其多維貧困動態類型。具體來說，本文將2006～2010年5年時間作為考察階段，如果5年中有3年及以上年份處于多維貧困狀態，則判定為慢性貧困；如果5年中有1年以上、3年以下年份處于多維貧困狀態，則判定為暫時貧困；如果5年間均不處于多維貧困狀態，則判定為從不貧困。

表3為湖北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劃分結果。當k=1時，從不貧困的農村家庭有30戶，暫時貧困的農村家庭有75戶，慢性貧困的農村家庭有2847戶，絕大多數農村家庭都經歷了1維的暫時貧困，這是由于k=1時極高的貧困發生率導致的；當k取值為2時，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的農村家庭數量持平；當k取值為3和4時，暫時貧困的農村家庭數量遠多于慢性貧困的農村家庭數量； k=5時，沒有經歷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的農村家庭，這是因為k=5時多維貧困發生率為0。

表3 湖北農村家庭多維貧困動態類型

五、多維貧困動態性影響因素分析

(一)變量描述

本文選取的因變量為上文劃分的多維貧困動態類型，識別多維貧困的k值尤為重要，目前理論界沒有對多維貧困的k值界定標準形成共識，學術界關注更多的是多維貧困k值大于等于總維度1/3時的情況[16][18][25][27][28]。因此，本文選取了k值分別為2和3時兩種情況來識別農村家庭在各年度是否存在多維貧困。同時，本文選取可能影響農村家庭貧困的因素作為自變量，這些因素包括家庭特征、生計策略、資產狀況和村級條件等方面。本文選擇了戶主年齡、家庭規模、勞動力占比、接受培訓勞動力占比反映家庭特征。家庭生計策略能夠直接影響農村家庭收入，從而影響農村家庭多維貧困狀況，家庭生計策略包括外出勞動力占比、從事非農務工月數、是否參加農業合作社和家庭經營類型，其中非農務工月數指家庭所有勞動力1年從事非農務工月數的總和。資產是決定農村家庭進行生產和再生產規模的重要因素，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多維貧困狀況，本文選取土地面積和生產性固定資產數量來反映資產狀況。同時，村級條件的差異會導致農村家庭的生計資本和生計策略存在差異，進而影響農村家庭的收入創造能力和貧困狀態[29][30]。本文選取的村級條件包括所在村地勢、是否郊區村④、是否少數民族村和是否老區村。表4為本文選取自變量的描述結果，限于篇幅，不再贅述。

表4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回歸結果分析

在多維貧困測算基礎上，本文選取k=2和k=3時的多維貧困動態分解結果，利用stata13軟件采用有序Probit 模型對2006～2010年多維貧困動態性的影響因素進行估計，以進一步分析影響農村家庭多維貧困的因素，識別出具備哪些特征的農村家庭會陷入慢性貧困和暫時貧困，以及具備哪些特征的農村家庭對貧困的風險抵抗能力更強。表5為k=2和k=3時農村家庭多維貧困動態性影響因素的邊際效應，從慢性貧困、暫時貧困和從不貧困對應的系數大小來看，對應的每一解釋變量的三個系數算術和為0；從三類貧困類型對應的解釋變量系數符號來看，慢性貧困、暫時貧困與從不貧困所對應的解釋變量系數符號均相反，也就是說，如果影響貧困的因素發生變化，農村家庭陷入慢性貧困和暫時貧困的概率和從不貧困的概率相反。這和現實情況是相符的，貧困和非貧困是相對立的狀態，影響貧困因素的改變必然會影響貧困狀態的轉變。同時，本文以家庭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人數替換家庭成員平均受教育水平，以生產性固定資產數量替換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對數，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自變量的系數大小、符號和顯著性水平均未發生明顯變化，因此，該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表5 湖北農村家庭多維貧困動態性影響因素的邊際效應

注：***、**、*分別表示解釋變量系數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

對比可以看出，不同維度的多維動態貧困的影響因素存在差異。k=2時，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主要受勞動力占比、接受培訓勞動力占比、家庭經營類型、地勢和是否在郊區的影響；k=3時，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主要受家庭經營類型、地勢和是否在郊區的影響。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的影響因素也存在差異。農村家庭暫時貧困主要受接受培訓勞動力占比、家庭經營類型、地勢和所在村是否在郊區的影響；農村家庭慢性貧困主要受勞動力占比、接受培訓勞動力占比、是否參加農業合作社、家庭經營類型、地勢、是否郊區村和是否老區村的影響。

從家庭特征來看，戶主年齡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戶主年齡越大，農村家庭越容易陷入貧困，但是戶主年齡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的影響程度較小。家庭規模對農村家庭多維貧困動態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明家庭規模擴大會增加農村家庭陷入多維貧困的風險。k=2時，勞動力占比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可能是因為，勞動力占比越大，表明家庭的負擔越小，創造收入的能力越強，從而農村家庭陷入貧困的可能性越小。接受培訓勞動力占比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勞動力技能培訓可有效防止農村家庭陷入多維動態貧困。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農村勞動力具有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發生非農轉移的可能性更大[31]，農村家庭通過非農就業提升收入的可能性更大，這充分說明了勞動力技能培訓作為提升人力資本的重要途徑，對農村家庭抵抗風險、擺脫貧困的重要性。

從生計策略來看，是否參加農業合作社會影響農村家庭多維貧困，k=2時，與沒有參加農業合作社的農村家庭相比，參加農業合作社的農村家庭陷入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的概率更小。外出勞動力占比和家庭成員從事非農務工月數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有負向影響，即增加外出勞動力和提高家庭勞動力在外務工時間均能有效緩解農村家庭多維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家庭經營類型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狀況影響較大，以農業型家庭為參照組，農業兼業型、非農兼業型和非農業型均可在不同程度上顯著降低農村家庭陷入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的概率?？赡艿慕忉屖?，相對于農業型家庭，其他三種經營類型農村家庭的收入相對較高，多元化經營和收入來源多樣化降低了農村家庭的生產經營風險，陷入多維動態貧困的可能性較小。

從資產狀況來看，土地面積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狀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影響程度不大，因而在社會保障比較完善的前提下，可以有序地進行土地流轉；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由此可以看出，增加生產性固定資產有助于農村家庭抵抗陷入貧困風險的能力。

從村級條件來看，所在村地勢、是否郊區和是否老區村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均有顯著的影響。相比平原，丘陵和山區的農村家庭比平原農村家庭更容易陷入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與郊區農村家庭相比，非郊區農村家庭更容易陷入貧困。與老區村相比，非老區村的農村家庭陷入多維動態貧困的概率較小，這可能是因為老區村大多處于邊遠落后的山區，其經濟發展能力較弱。

六、結論和建議

本文利用湖北省農村2006～2010年的住戶調查數據，測算了農村家庭多維貧困狀況，在此基礎上將多維貧困動態性分解為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并進一步分析了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的影響因素。本文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2006～2010年湖北省農村多維貧困呈現下降的趨勢，這印證了湖北扶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這種下降趨勢并不穩健，部分年份多維貧困發生率反彈，因此有必要制定緩解農村多維貧困的政策措施。

第二，從總體來看，絕大部分農村家庭處于低維度的多維貧困狀態，處于中高維度貧困的農村家庭不足5%，沒有農村家庭處于全維度貧困(極端貧困)。

第三， k值為2時，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的農村家庭數量持平，而k值為3和4時，暫時貧困的農村家庭數量均大于慢性貧困，表明湖北農村貧困以暫時貧困為主，這個結論支持了岳希明等、張立冬等、羅楚亮、章元和萬廣華等學者的研究[8][10][11][12]，由此可見，在重點關注慢性貧困家庭的同時，還應重視暫時貧困，防止返貧現象。

第四，多維動態貧困的影響因素分析表明，勞動力占比和接受培訓勞動力占比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狀態影響程度較大，家庭經營類型和地勢的差異也會很大程度地影響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狀態。不同維度的多維動態貧困影響因素存在差異：k=2時，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主要受勞動力占比、接受培訓勞動力占比、家庭經營類型、地勢和是否郊區的影響；k=3時，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主要受家庭經營類型、地勢和是否在郊區的影響。另外，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的影響因素有所差異，接受培訓勞動力占比、家庭經營類型、地勢和所在村是否為郊區村對暫時貧困和慢性貧困均有顯著的影響，慢性貧困還受到勞動力占比、是否參加農業合作社和所在村是否為老區村的顯著影響。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今后的扶貧工作提出以下建議：第一，進一步完善貧困識別機制，采用多維貧困指標體系，更加精準地識別貧困家庭；構建多維指標體系的貧困退出機制，及時將已達到脫貧條件的貧困戶“摘帽”。第二，在關注慢性貧困家庭的同時，也應更多地關注暫時貧困家庭，增強其自身發展能力，防止其轉變為慢性貧困；同時，對于已脫貧家庭，做好跟蹤觀測，防止已脫貧家庭返貧。第三，在精準幫扶過程中，應在充分厘清農村家庭多維貧困狀況和貧困動態類型的基礎上，找準農村家庭致貧原因，“對癥下藥”。加強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合理引導農業勞動力轉移，能夠有效改善農村家庭多維貧困狀況；鑒于地理條件對農村家庭多維動態貧困狀態的影響較大，應對適宜生產生活地區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對不宜生產生活地區加快易地扶貧搬遷，克服地理條件對農村家庭發展的約束。

注釋：

①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②數據來源：蒲曉磊.三年農村貧困人口由9899萬減至4335萬[EB/OL].(2017—08—30)[2017—08—29].http://www.npc.gov.cn/npc/cwhhy/12jcwh/2017—08/30/content_2027646.htm

③調查過程中，每個縣的選取方法為將全省所有縣按人均純收入進行排序，以隨機起點按固定間隔選擇1/3的縣，并按同樣方法選取樣本村和樣本農村家庭。

④郊區村是指位于緊鄰中心城區的行政建制區，其經濟水平、社會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既不同于傳統農村地區，也不同于城市地區，是中心城區到農村地區的過渡區。

[1] 習近平.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7—0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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