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守中”與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探析

赫晶晶

摘要：老子的“守中”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分別在中西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老子強調“不如守中”，亞里士多德則指出人的行為、情感應當合乎中道。二者在思想方法上相似，同時，中國先秦時期與古希臘時期的歷史文化背景又造就了兩位思想家對“中”的內涵各有側重。本文通過探討老子“守中”與亞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異同，思考其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守中；中道；老子；亞里士多德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對“中”的觀念已經有所論及，老子的“守中”思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独献印返谖逭轮?，老子即指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盵1]作為古典時期古希臘重要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切事物都有其“中”，人的行為、情感合乎中道，便是達到至善之境。老子強調的“守中”與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既有相通之處，又相互區別。

一、老子的“守中”思想

老子認為天地萬物運行、發展自有其規律和特點，這個規律即“道”?！暗馈鄙f物，萬物最終消亡又歸于“道”，所以“道”便是萬物本性的“中”的狀態，“守中”即把握了“道”，就是把握和遵循事物自身發展規律，以此達到從容應對萬物的變化發展。在《老子》中，老子從萬物生成、治國治民、人生態度等三個方面圍繞“守中”進行了探討。

《老子》第四十章和第四十二章中分別提及萬物的生成：“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2]，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充氣以為和?！盵3]老子認為宇宙萬物來自“有”和“無”的中和轉化，陰陽激蕩形成和諧體。萬物因“道”而生，中和轉化是天地的自然作為，因此需要遵循“道”，需要“守中”，以達到和諧。

老子在政治上主張“無為”，他認為治國在于“為無為，則無不治?！盵4]。春秋末期人民飽受戰亂紛擾，因此老子強調政治是“有為”和“無為”的中和，統治者要遵循“無為而無不為”的“道”，不挑起戰亂，不擾民，不起欲望而趨于靜止，天下將會自己穩定。老子認為“民之難治，以其智多”[5]，因此“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6]。并非用“道”來教人奸詐取巧，而是用“道”來使人變得淳厚樸素。在治民政策上，老子主張統治者不要打斷人民的日常生活，不應壓制人民的謀生之路，統治者只有遵循“守中”原則，不壓制人民，才不會被人民討厭。

在處事原則和人生態度方面，老子同樣強調“守中”。做事時，要“慎終如始”，持之以恒，爭先冒進者難以長久發展。同時需要把握恰當的時機，即“時中”。在個人生活方面，需要節制，感官欲望超過限度會變成求樂反苦?！笆ト藶楦共粸槟俊?，要能夠摒棄物欲的誘惑，重視內在的滿足。另外，老子指出“知足之足，常足矣”[7]，人一方面要追求“道”，另一方面要懂得知足常樂。

“反者道之動”[8]，老子認為萬物運動變化是從對立面出發，返本復出，達到中和。任何事物發展到極端就會走向反面，因此可以借對立面來調和極端狀態，知雄守雌，知明守暗，知榮守辱?？偟膩碚f，老子所謂的“中”既是天地萬物所遵循的“道”，也有“適度”、“知足”的內涵；既關注空間上的有無相成，也重視時間上的恰當，即“時中”。

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

“中道”也被譯為“中庸”，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切事物都有其“中”，但自然界的“中”被廣為認可，是絕對的；人類社會的“中”則是相對的，這相對的“中”關于人事，屬于倫理，倫理德性就是中庸。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過度和不及都是惡，而中庸介乎兩惡中間，“德性就是中間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極端的美”[9]。亞里士多德從德性的不同方面討論了中間性的表現，同時指出實現“中道”的方法。

在處事原則方面，亞里士多德分別論述了勇敢是恐懼與魯莽的中間性，節制是在快樂方面的中間性，慷慨是浪費和吝嗇的中間性，大方是逞強和不識相的中間性，好名和不好名兩相對立，溫和是在惱怒方面的中間性，隨和與難以相處兩種品質兩相對立，謙虛和吹噓兩種品質兩相對立。

以人的品行和感受切入，亞里士多德接著探討了“公正”，這一觀點形成亞里士多德政治理念的基礎?！八^公正，一切人都認為是一種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來的品質，由于這種品質人們行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情”[10]，亞里士多德認為公正是最完全的德性，因為在各種德性之中，只有公正是關心他人的善。最善良的人，不僅以德性對待自己，而且以德性對待他人。不公正是違法和不均，公正則是守法和均等。表現在財富或權力的分配上，公正就是比例，不公正就是違反了比例。亞里士多德同時提出“矯正性的公正”，指人們在非自愿交往中所得與損失的中庸，交往以前和交往以后所得相等。

亞里士多德認為中間性在兩種過錯之間，一方面是過度，一方面是不及，因此中間就是在感受和行為中的中間的命中。并非所有人都能夠命中中間，實現“中道”。首先，亞里士多德強調理智的作用，應當以普遍的客觀規則作為參考；其次，要明確對象、時間、數量、原因和方式，因此“中道”的尋求是相對的，需要因人、因時、因地、因勢而異，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最后，由于準確命中中間是困難的，所以在尋求“中道”時必須把自己拉向兩個對立的方面來考慮。

亞里士多德的中道美德及其方法強調理性高于感性，同時理性原則應當在行為中得以實踐，將普遍原理和特殊情況相結合。兩惡相權取其輕，要避免更大的惡；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尋求中間，避免矯枉過正；要正確對待快樂，有節制，不放縱?！爸械馈币馕吨滦院鸵幏断嘟y一，從個人德性的“至善”追求延伸到社會的公正，最終走向國家治理的民主化。

三、老子“守中”與亞里士多德“中道”思想的異同

“養育中華古代文化（或曰傳統文化）的是一種區別于開放的海洋環境的半封閉的大陸-海岸型地理環境；是一種不同于商業經濟的家庭手工業與小農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并輔以周邊游牧經濟；是一種與古代希臘、羅馬的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軍事獨裁制、中世紀歐洲和日本的領土封建制以及印度的種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國同構的宗法-專制社會?！盵11]老子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分別產生于先秦時期和古希臘時期，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社會主體的差異導致二者道德觀念的差異。

首先，傳統的安土重遷觀念下，“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12]是老子的社會理想，因此老子的“守中”強調治民要“無為”，個人應持守虛靜，追求單純自然、回到嬰兒般的境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則產生于相對開放的古希臘商品經濟環境之下，人員遷徙和商品交易頻繁，因此對所有人平等適用的“法律”是維持社會安定的主要工具，強調“公正”、“均等”的“中道”因此成為亞里士多德倫理學思想的基礎。其次，老子的“守中”更為保守，要“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13]，老子認為要“不起欲望”；而亞里士多德則首先承認人的欲望，希望通過理性和欲望的調和來命中中間，并且繼承了古希臘“勇敢”、“熱愛榮譽”的貴族精神傳統，更富有開拓性。再者，從關注視角看，老子更著重人生哲學，對個人的品德和修養進行探討，希望通過個體的“守中”來完成國家的“無不治”，將個人道德和社會道德視為一體，缺少從國家制度層面設計的意識。亞里士多德則從個體德性的“中道”出發，最終落腳到社會的“公正”，從道德延伸到政治。最后，從實現方式來看，老子對“中”的實現是通過“無為”，而亞里士多德主張理性與實踐相結合。

盡管老子與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有諸多差異，但是二者對“中”的討論又不乏相通之處。

二者都認為人應當克制自己的欲望，有所節制，老子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14]，因此應當控制感官欲望；亞里士多德認為對于自然的欲望追求不應超過自然的限度，對特殊的欲望要適度追求且應以的方式。其次，二者都從對立面來探討事物，有一定的辯證色彩。老子認為物極必反，從有無、前后、上下、大小、難易、高下、多寡、美丑、善惡、過與不及等相對概念來闡釋不偏不倚的“守中”態度；亞里士多德也是從事物的極端出發，認為過與不及是兩惡，“中道”則是位于兩惡中間最適宜的狀態。再者，二者都強調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思想。老子主張“尊道”，即遵循事物本身的發展規律，因時而動；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命中中間應該考慮具體對象、方式、時間、理由、方法等因素，對于特殊的情況要具體分析其特點。最后，二者都包含、指導其他德性。老子的“守中”貫穿其思想全部，《老子》中無論是對人生哲學的探討還是對道德哲學的討論都圍繞著“道”，而對“道”的把握在于“守中”。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公正”是共同生活中的德性，凡是具備“公正”，其他德性就會隨之而來。

盡管老子的“守中”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源起各異，但二者關于“中”的探討在當下社會仍有其思想價值。從社會道德來看，面對物欲橫流的當代社會，老子和亞里士多德強調的節制、適度不失為培養道德情感的良方。在政治生活領域，二者又可互為補充，強調“法治”的同時又關注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從世界范圍來看，生態環境惡化、貧富分化加劇、恐怖活動頻起等影響世界安定和諧發展的因素是不同利益團體走向過或不及兩個極端產生的惡果。借助于先哲“守中”、“中道”的思想，結合當下現實來反思并指導實踐，對于中西方社會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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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馮天瑜等著.中華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5]亞里士多德 著.尼各馬科倫理學[M].苗力田 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