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翻譯史上政治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吳熒麗?李艷

摘要：中國的翻譯史據考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紀，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這漫長的兩千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總共歷經了4次翻譯高潮，分別是東漢末年到宋朝的將近1000年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清末民初的近代西學翻譯以及現當代翻譯。在這四次翻譯高潮中，除了佛經翻譯，其他三次翻譯高潮都與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三個時間段內，政治因素對翻譯家的翻譯思想及目的，翻譯選材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系對翻譯活動同樣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關鍵詞：中國翻譯史； 政治因素； 翻譯思想與目的； 翻譯選材

中國翻譯的歷史由來已久，早在史前時期，我國不同的地區的部落、部族之間就開始了交際和融合的過程。據史料記載，我國至少在公元前11世紀就已經有了通過多重翻譯而經行交流的史實。[1]這樣算來，中國的翻譯活動至少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雖然不同的研究中國翻譯史的學者對中國翻譯史的劃分標準有稍微的不同，但大致上來說，中國的翻譯史上總共經歷了四次翻譯高潮，分別是東漢末年—宋朝的佛經翻譯（148-111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1584-1724）；清末民初的近代西學翻譯（1840-1919）和現當代翻譯。在這四次翻譯高潮中，除了佛經翻譯是隨著佛教傳入中國慢慢興起，與政治的關系沒有那么密切，其他三次翻譯高潮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政治的因素的影響。西方翻譯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形成了影響深遠的操縱理論，其創始人是勒弗菲爾。該理論認為：在翻譯的過程中，意識形態決定著譯者的文本選擇、翻譯目的和策略，其影響突破了語言層面的因素。法國的翻譯家貝爾曼也指出，翻譯策略受意識形態驅使。[2]由此可見，政治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很多方面都產生了影響。

一、政治因素影響翻譯家的思想及目的

翻譯活動并非真空作業，語言外因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和制約著翻譯的過程和結果。對語言外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語言符號的人文含義、譯本的任務以及譯本的功能。[3]在中國翻譯史的三次翻譯高潮中，政治因素就是影響翻譯活動很大的一個語言外因素。第二次翻譯高潮的興起與歐洲一批耶穌會士來華密切相關。這些傳教士除了給中國帶來了西方的基督教，也帶動了中國翻譯事業的發展。有學者統計過，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譯著成書三百余種，除宣揚宗教迷信的書籍外，其中有關科學的占120種左右。[4]但是他們并不是孤軍奮戰，而是聯合了當時中國的士大夫共同翻譯，其中較為著名的士大夫有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以及王徵。徐光啟生于明朝末期，他十分關心國家命運，希望發展科技，強國富民。他的翻譯思想有兩大特點：一是求知，求真理，“裨益當世”；二是抓重點，抓“急需”。[1]在與傳教士交往的中國士大夫中，李之藻是與外國傳教士利瑪竇交往最頻繁的一個。李之藻跟從利瑪竇的目的并不在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對科學知識的追求。他還曾上書給皇上，痛陳翻譯科技書籍的必要性。楊廷筠和王徵也對翻譯的必要性發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綜上所訴，在明末清初這個國家慢慢處于衰敗的時間段內，涌現了一批希望通過翻譯挽救國家和民族的仁人志士，而且他們的翻譯思想也大都受這個階段政治形勢的影響，翻譯的目的性都很強。到了第三次翻譯高潮，即清末民初的西學翻譯時期，中國的翻譯事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榮的狀態。標志著這個階段開始的標志性事件是鴉片戰爭，也就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鴉片戰爭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英國的船艦利炮一下子使得中國人從天朝的美夢中驚醒，一批憂國憂民的愛國人士開始睜眼看世界，翻譯就是他們提醒世人睜眼看世界最有力的工具。這個時期最為著名的翻譯家當數嚴復，林紓以及梁啟超等人。作為中國近代最杰出的譯學理論家，嚴復提出了許多翻譯理論，其中最為世人熟悉的就是“信達雅”三字標準，但是嚴復自己說他翻譯的目的只是盡一個愛國者的天責。林紓是中國近代史上能與嚴復并列的翻譯家，雖然不懂外文，卻靠著與人合作翻譯了大量的外文小說，是中國近代史上譯作數量最多的翻譯家。他從事文學翻譯事業，不是為翻譯而翻譯，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他是把翻譯作為自己報國救民的一種“實業”。[5]這一時期另外一名重要的翻譯家就是梁啟超，他是維新派領袖人物中在翻譯理論方面最有建樹，影響力最大的人物。他論述的翻譯的目的性是極為明確的：為了“救焚拯溺之用”，“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昭昭然也”。[1]綜上所述，清末民初這個階段的翻譯家的翻譯思想都參雜了很強的目的性，他們翻譯的目的就是為了向外國學習，為了救亡圖存?？梢?，這個時期國家的政治形勢決定了翻譯家的翻譯目的及思想，并且推動了翻譯活動的發展。進入新世紀，中國為了發展經濟，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在此形勢下，中國同世界各國的交往也愈加頻繁，政治，經濟，文化等交流也愈加深入，這就促成了中國翻譯活動的又一次蓬勃發展，翻譯也越來越走向跨學科，專業化等方向。綜合以上三次翻譯高潮，我們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翻譯家的翻譯目的，并且會進一步影響翻譯家的翻譯思想。同一時期翻譯家的目的及思想又都比較相似，這就使得政治因素得以顯現。

二、政治因素影響翻譯家的選材

若考察中國翻譯史，我們不難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在歷史大變革時期，較之“怎么翻譯”，“翻譯什么”是首要的問題……翻譯之選擇體現在譯事的整個過程。選擇怎樣的作品加以介紹與翻譯這是一種根本的選擇。[6]在中國的第二次翻譯高潮中，中國處于明末清初，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已逐漸落后于西方，因此，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以及王徵等人，在與西方傳教士合作的基礎上翻譯最多的便是西方的科學技術等方面的著作，內容涉及天文學和數學、物理學和機械工程學、采礦冶金、軍事技術、生理學和醫學、生物學、輿地學、語言學和文學、經院哲學、神學及其他宗教文獻。比如徐光啟與利瑪竇翻譯的最有名的書就是根據德國數學家克拉維斯編注的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的前六卷。李之藻根據利瑪竇口授而演繹的《同文算指》一書，內容為西方的初等數學，從加減乘除以至開方等等，并附有很多練習題。李氏還進一步指出，除了天文歷學之書外，西方的水法、算法、測望、儀象、日軌、萬國圖志、醫理、樂器、格物窮理、幾何原本等等科學書籍，都是值得翻譯的。李之藻在晚年，還與葡萄牙傳教士傅汎際合作，翻譯了《寰有詮》、《名理探》兩書，為我國早期介紹西方哲學的名著。楊廷筠為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撰述的 《西學凡》是當時歐洲大學所授各門學科的教學大綱。王徵根據瑞士傳教士鄧玉函口授而翻譯、并繪插圖而出版的《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一書，說的是物理學、力學的基本原理及其應用方法。他精心挑選“關切民生日用”、“國家工作所急需”者進行翻譯[1]正是由于看到了國家的逐漸落后，明末清初的幾位士大夫才急于引入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這就導致了這一時期翻譯的題材的種類更傾向于科學技術著作，這一點也恰好印證了政治因素影響了翻譯家的選材。到了第三次翻譯高潮，即清末民初的西學翻譯的時候，由于國家和民族處于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這種形勢對于翻譯家翻譯的選材的影響則更加明顯，前面提到過的嚴復、林紓以及梁啟超在翻譯的選材方面都有各自的特點和領域，但是他們選取的材料無不是基于救國救民的目的的。使嚴復一舉成名，成為全國聞名的大人物的是他于1897年發表的譯作《天演論》，隨后他又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爾的《群學肄言》、歐克斯的《社會通詮》、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名著。從嚴復所選譯的這些書來看，都是西學的“精髓”，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西學的“命脈之所在”，都是反映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重要的社會科學名著，這些著作合在一起，可以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社會科學名著，可見，嚴復的翻譯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嚴復翻譯這套書，看來是有選擇的。[5]林紓在近代文化史上最大而不可磨滅的貢獻，是最多、最集中地介紹了西方文學作品。林紓與他人合譯的法國大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使其一舉成名，而后又與他人合譯了《黑奴吁天錄》也大受歡迎，從此他便一發不可收拾，源源不斷地把大量外國作品翻譯到中國來，成為我國近代翻譯西方小說的第一人。據統計，林紓一生翻譯的西洋小說約有180余種，共計一千數百萬字，是其他譯者無可企及的。[1]由于林紓不通外文，所以他對于翻譯題材的選擇就沒有嚴復那么嚴格和有目的性，基本上都是別人給他什么他就譯什么，但是他對翻譯題材的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響。 進入現當代，翻譯的作品的數量也越來越多，但是翻譯家翻譯作品的初衷都是為了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中國的翻譯事業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也對翻譯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上的大力支持，這就導致了翻譯事業呈現了蓬勃發展的狀態。中國同世界各國各個領域的交流使得譯者翻譯的領域和分工也更加明確，針對性也更強，翻譯的材料向學科化發展的趨勢也更加明顯。

三、外交關系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兩國間文化的交流，常系于兩國間政治和經濟上的關系。外交關系愈加密切，其文化關系亦愈加廣泛。[7]因此，翻譯家翻譯的原本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所處時代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決定的，經常出現的情況就是在某一時期與哪一國關系更親近，翻譯的這個國家的作品就更多一些。從19世紀末直至當代，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不同階段。在這個時期中，中國和英、日、美、俄四國的關系特別密切。從1842年鴉片戰爭至1895年甲午戰爭，英國在中國占據著優勢，有數據顯示，當時翻譯的作品有50%都來自英國。從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因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后的崛起以及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對中國造成的刺激，改革運動主要目標在于仿效日本，因此這一時期從日文翻譯的著作高達60%。而后隨著日本對于中國的侵略，使得中日關系惡化，留學生更傾向于留美，引入了大量翻譯美國科學和文學作品。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采取“一邊倒”的外交策略，只與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建交，這個時期的翻譯的俄文譯作則成為了主流。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帶動了一大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中國建交的熱潮，中國則又開始傾向翻譯西方各個國家的作品。綜上所述，我們很容易看出政治因素對于翻譯活動的影響之大。政治因素能夠起到推動翻譯活動不斷發展的作用，也會對翻譯活動起到阻礙甚至破壞作用。因此，要想翻譯活動能夠健康穩定地發展，如何適應并積極回應政治環境的要求也是翻譯家們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之一。

四、結論

翻譯，作為兩個語言社會之間交際的工具，其目的在于促進本語言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傳播和進步，其間充滿了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碰撞，這個過程也是對特定文化中政治張力的表達。作為一種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和政治環境下的選擇，翻譯行為中的政治因素體現了在當下歷史背景下譯者與文本間的復雜關系。[8]縱觀中國的翻譯史，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政治因素對于翻譯家的翻譯思想以及翻譯目的，翻譯選材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一個時期內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也對翻譯的原本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政治因素是影響翻譯活動比較宏觀的也是較顯而易見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在考察一個時間段以內翻譯活動的發展以及某個翻譯家思想的影響因素時，政治因素可以為我們提供很好的思考線索以及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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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8]邵炫衡.論政治因素對翻譯實踐的影響—以《沒有美國的世界》漢譯本為例[D].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2015.

（作者單位：延安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