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稅改內外的影響

梅新育

隨著美國眾參兩院相繼投票通過稅改方案最終版，特朗普稅改已成定局。作為全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和頭號超級大國，實施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稅改，不僅對美國國內經濟影響重大，而且必然波及全球；與美聯儲持續收緊的貨幣政策相結合，美國宏觀政策變動的“溢出”影響還會進一步加倍放大。

實事求是地說，特朗普堪稱20多年來最重視重建本國國內實體經濟部門的美國總統，以至于前所未有地將“經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四大支柱之一寫入其新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同時在報告中留下了特朗普的這樣一句斷言：“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而稅改又是“特朗普經濟學”的重頭內容，其經濟邏輯是通過減稅減輕傳統中產階層、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稅負，增強其勞動、創業和擴大業務的內在動力與能力，從而從微觀基礎上增強整個國民經濟的活力。鑒于此次稅改后美國企業所得稅率將從35%降至21%，亦即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這一邏輯從理論上是說得通的，而且不僅僅有經濟意義，還有著巨大的社會意義。

為什么？因為美國等發達國家占總人口60%左右的傳統中產階層已經是近一二十年“全球化沖擊”中相對損失最大的輸家，從而對整個社會穩定制造了潛在的、日益滋長的顛覆性戾氣，減稅正有助于改善傳統中產階層處境，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社會穩定上，都相當于及時打開減壓閥排氣。毋庸諱言，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國際上，都有很多人宣稱特朗普稅改不會如共和黨人宣稱的那樣幫助中產階級家庭，而是會讓富人和權貴階層更富，但不要以為占總人口20%的上層，特別是巨富在稅改中的得失就如同稅率變動一樣一目了然，從而斷言巨富才是減稅的最大受益者，因為這個上層從來就有更多的辦法逃避在母國的稅收等項義務，加稅不會加重他們的實際負擔，減稅也不會減輕他們的實際負擔。高稅收對占總人口20%左右的最下層也不是什么負擔，因為他們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凈獲得者，可以獲得較多的政府扶持、社會幫助，在深受“白左”思維影響的社會福利制度下，不工作、吃救濟的寄生者實際收入甚至往往還高于老老實實工作納稅的傳統中產階層，甚至發展到“按鬧分配，多鬧多得”的地步。相比之下，傳統中產階層既不能如同上層那樣攫取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又不能逃避母國的稅收，而且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凈付出者，承擔了大部分稅收負擔而得到的扶持、社會幫助較少。在經濟景氣日子過得去的時候，傳統中產階層對這些不平可能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到了經濟蕭條時期，這種不平有可能會集中迸發出來。有鑒于此，稅改與特朗普下一步想要力推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相結合，可望有助于從根本上扭轉上述不公正、打擊勞動熱情的現象。

減稅對保護弘揚美國人創業精神、鼓勵中小企業發展有著格外重要的意義?！懊绹氖聵I就是商業”——創業精神是美國人民最為可貴的品質之一，次貸危機之后，無雇員小微制造企業數目大增成為美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對美國經濟比歐洲更快走出危機、復蘇更為強勁發揮了重大作用。由于數十年來美國制造業雇員人數總量持續減少，反襯出這類小微制造商的逆勢增長更加顯眼。

就總體而言，根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04～2014年，除所有者外沒有雇員的生產商數量超過35萬家，增長近17%；有雇員制造公司數量則下降12%至292543家。在某些行業，無雇員生產商數量增長尤為顯著：2004～2014年，除所有者外沒有雇員的美國食品生產商數量增長近一倍；只有一名工人的飲料和香煙生產商數量增長150%，同類化工產品（包括肥皂和香水）生產商數量增長近70%。

毫無疑問，無雇員小微制造企業數目大增是建立在制造、信息技術等方面長足進步的基礎之上，正是這些技術進步大大降低了制造和打開銷售市場的成本門檻，使得許多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無法進入市場的小微制造企業能夠打開銷售市場；但其中最關鍵、最可貴的因素還是美國人民根深蒂固的自我奮斗和創業精神。在金融危機重創美國經濟之后，有這么多人不等不靠，選擇自我奮斗，對比歐洲已成普遍現象的“等靠要”，以及長期保持在美國兩倍左右水平甚至更高的失業率，讓人不能不贊賞美國人民的自我奮斗精神。這些小型制造商的產品通常是食品、手工釀造啤酒、化妝品或其他細分類產品，往往不那么高端，不那么耀眼，但有了這樣的奮斗精神，有美國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有硅谷那么多“車庫創業”的奇跡，誰能說他們當中就沒有未來的新生五百強呢？減輕稅負對他們、對美國經濟社會的活力難道不是長期性的好事嗎？

在宏觀經濟平衡角度，美國經濟多年痼疾是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孿生雙赤”，由于貿易赤字本質上不過是負數國民儲蓄的體現，而美國的負數國民儲蓄源于財政赤字和居民部門赤字，通過減少干預外部事務及其相關投入，減稅與改革福利制度并舉以激勵勞動熱情、減少浪費性支出，將有望從長期內緩解“孿生雙赤”的痼疾，夯實美國經濟基礎。

至于特朗普稅改的“溢出”影響，主要體現為美國貨幣政策、財稅政策“雙殺”可能引爆國際資本大規?；亓髅绹?，從而危及許多國家金融市場和整個宏觀經濟穩定；其稅改還可能增強制造業回流美國的吸引力，一部分新興市場和歐洲可能遭受較大沖擊。

在2017年12月14日的會議上，美聯儲如同市場普遍預期的那樣再度提高基準利率，并加大縮減資產負債表力度：基準利率區間從1.0%～1.25%上調至1.25%～1.5%，成為美聯儲當前加息周期第5次加息、今年內的第3次加息，且美聯儲預計2018年將加息3次，2019年加息2次，其最新中值預期顯示2020年底聯邦基金利率3.1%，而2017年9月時的預期為2.9%。同時，美聯儲將按計劃于2018年1月將月度縮表規模增加到200億美元，包括120億美元國債和80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美國通過稅改，貨幣政策（加息+縮表）、財稅政策“雙殺”逼近，新興市場面臨資本外逃壓力正在顯著放大。

那么，哪些新興市場會比較脆弱呢？土耳其應該是一個。埃爾多安現在的財政、貨幣政策恐怕成問題。堅持低利率以刺激消費和投資，大舉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結果是通脹率達到11.9%，而貨幣當局的通脹目標是每年5%，導致土耳其里拉匯率跌到1歐元兌4.67里拉的歷史最低水平，2017年9月初以來對歐元貶值近15%，對美元貶值16%以上。美國稅改造成“雙殺”局面后，土耳其貨幣匯率面臨壓力還會更大，進而帶動其通脹壓力也會更大。這種情況下，埃爾多安還像是打了雞血，跟歐洲、美國“干架”上癮，對土耳其經濟應該是進一步加大了不確定風險。

其他一些情況類似土耳其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也面臨類似困局。在國際社會上，美國的稅改招來了不少“聲討”之聲，“聲討”者在歐洲和不少新興市場經濟體都不乏其人，他們擔心美國減稅，特別是大幅度減稅與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加息+縮表）“雙殺”的效果會導致資本和制造業大規?；亓髅绹?，從而對本國經濟造成重大沖擊，也擔心美國大幅度減稅可能引爆各國“財政傾銷”競爭，讓一些財力不濟的國家在大幅度升級激化的競爭中更加吃力。應該說，他們對美國減稅后果的上述擔憂有一定的客觀現實依據，有些擔憂也是正當的，無論是在經濟邏輯上還是在道義上都能說得過去；但有一些這類“聲討”只能說是暴露了聲討者的道德風險。

如上文提及的土耳其，在美聯儲2017年以來加快收緊貨幣政策、對經濟運行邏輯有了解的人都明白新興市場可能面臨資本外逃壓力倍增局面的情況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仍然堅持“低利率+大規模財政投資與基礎設施建設”的路線，絲毫不顧其財政壓力，也不顧由此造成其本幣匯率壓力與日俱增的風險，而且他這樣做還不完全是出于經濟動機，其中相當一部分動機，甚至主要動機是出于鞏固自己國內政治支持者陣營，以便自己集權進一步推進國體政體伊斯蘭化路線。像這類國家對美國減稅政策的“聲討”，只能說是暴露了他們的道德風險。

中國一些人對美國減稅負面后果的擔憂具有一定客觀現實依據，無論在經濟邏輯上還是在道義上都能說得過去，但是他們大大低估了中國經濟自我調整的彈性與能力。同時，還有一部分擔憂不是來自中國國內經濟本身可能遭遇的直接沖擊，而是中國貿易伙伴遭遇的沖擊。畢竟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出口對我國很重要，在中國出口中新興市場占比約一半，而這些新興市場中不少國家宏觀經濟穩定性乃至政治穩定性欠佳，倘若經受不起美國貨幣、財稅政策“雙殺”沖擊而陷入經濟危機，肯定影響我們對這些國家的出口。就總體而言，我并不認為美國宏觀政策調整能夠給中國帶來顛覆性沖擊，盡管必定會給中國造成一定壓力，但也給我們帶來了推進本國稅改和拓展海外市場的機遇，就看我們如何利用了?！?/p>

（作者為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