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之“作為善治”的“天下”治理思想

張 軍

(安徽財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治理”(Governance)源出于古希臘語，控制、引導、操縱之意。長期以來，與“統治”(Government)一詞交叉混用。20世紀90年代，“治理”思想在西方各種語境中開始成為“時髦用語”，并擁有了與“統治”不一樣的新義。雖然關于如何定義“治理”，諸如羅西瑙(J.N.Rosenau)、羅茨(R.Rhodes)等“治理”研究的專家們各有己見，但他們思考問題的核心背景和目標是一致的?！爸卫怼彼枷氲某霈F緣起于兩個“失效”:政府“統治”失效和市場“機制”失效，即基于強力權威的“有管理”和基于自由的“無管理”兩種模式的失敗?！爸卫怼笔墙橛诙咧g的第三種模式，正視并立足于復雜多元的社會，反對獨斷的控制和混亂的任意，主張共同合作，協調互動。

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有“早熟的”特征[1]5，在國家社會治理上更不例外。相比于西方文明更喜歡本體論、認識論層面的沉思玄想，中國古人更熱衷于生活世界的“治理”。司馬談在總結先秦至漢初學術流派及其特征時說“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所謂“一致”和“同歸”即指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皆“務為治者”[2]3289這一特征。僅從語義表達來看，“Governance”主要還是指管理活動，而古漢語之“治”的內涵要豐富的多?！吨芏Y·遂人》中就有“掌其政、治、禁、令”[3]741的記載，指的就是管理活動。除此以外，“治”在中國古代更主要指“治世”——最佳的社會狀態。比如，“道恰政治，澤潤生民”(《尚書·畢命》)，“政治不悔”(《管子·宙合》,以下凡引此書只注篇名)①本文所引《管子》內容均來自黎翔鳳《管子校注》(全三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后不再注明。。中國傳統之“治”是“治理”活動與“治世”目標的合取。

近年來，面臨著同樣的“失效”局面，我國政府開始重視現代治理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曾多次專門就我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思想進行集體學習?！爸袊糯軐W有很豐厚的治理思想資源，現代治理思潮與中國社會存在可以銜接的傳統文化基礎?！盵4]比如《論語》《老子》《墨子》《孟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唐魏征等還編有《群書治要》。諸多經典中，《管子》可能是治理思想最為豐富的一部，可謂是治邦經國、“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以《管子》為據，可窺中國古代治理思想一斑[注]本文將不考慮《管子》的文本辨偽、家派歸屬、著作時代等諸多考證問題，雖是《管子》研究中的重點，但也是難點，至今并無明確成果進展。此問題并不影響《管子》思想的古為今用。。

一、基于“治道”的“治世”標準

《管子·正世》曰:“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亂”，五帝三王之所以能“成功立名顯于后世”，皆因能“為天下致利除害”。最大的利是“治”，最大的害是“亂”，利、害，治、亂，相對而言?！爸问馈敝非笫侵袊糯渭?、思想家們心中的永恒?！豆茏印分械摹爸问馈笔莻€什么樣子？相比于《禮記·禮運》中孔子志向的“天下為公”“大同”之世和《老子·八十章》的“小國寡民”自然狀態，《管子》更多思考“現實”社會的“治世”可能。

“治國常富”“亂國必貧”。貧、富是區分亂、治的標準之一，足見此標準的現實考慮。是否“治世”，可以有來自三個方面的評論：君，民，外來旁觀者。君、民對立，都是局內之人，雖有真情實感，但難免存在主觀情緒化認識。外來者處于客觀立場，能從旁“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八觀》)，其旁觀評議的“治世”標準也相對更公允?！栋擞^》篇做了八個層面比較，均可視作治世與亂世區分標準：以田地是否耕耘、糧食多少來區分饑、飽之國；以材木、桑麻、畜產等時材來區分貧、富之國；以宮室、車馬、服飾是否度量來區分侈、儉之國；以民有無積蓄來區分實、虛之國；以習俗、民能否化其上、殘賊能否自勝、男女之別能否自正、齒長揖睦能否自生來區分治、亂之國；以能否功多祿賞、治行爵列來區分強、弱之國；以令行令不行來區分有令、無令之國；以敵與、上意、國本、民產來區分存、亡之國。能做到飽、富、儉、實、治(主要指習俗、禮法狹義方面)、強、令、存八個方面，才是真正的“現實之治”。涉及分工職守、經濟生產、禮法制度、風俗教化、國防外交、科學技術諸多方面，符合社會多元復雜的屬性，反應現實治理之真實。這些明顯也是《管子》一書討論的內容全部，凸現其不偏不隅、“一體之治”的治理理念。

如同西方諸種政治思想來自于哲學本體論層面對“存在”的沉思一樣，中國傳統治理思想也都根源于對“道”的發明。理解《管子》的“治理”思想，通曉《管子》之“道”是關鍵。首先，道是唯一的，通貫萬物，至高無上，無窮無盡，偏流諸生，但又虛無無形?！暗酪舱摺薄叭f物之要”(《君臣上》)；“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正》)；“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宙合》)；“無根無莖，無葉無榮”(《內業》)；“虛無無形謂之道”(《心術上》)。其次，道的本性是生成?！叭f物以生，萬物以成”“序其成”(《內業》)；“萬物皆以得”(《心術上》)。僅以此來看，《管子》“道”論與老子區別不大。

中國文化中，于天人之際，“道”是一切實用倫理思考的起始。道的發明，既是古人長期觀察自然世界的結果，也是人們對美好人文世界憧憬的內心動機?！暗馈彪m虛設，其義在用。天地雖不仁，無私無親，但“道”還是成之、長之、育之、養之。道之“成”有兩個路徑：老子之道，貴在守柔，靜態美學路徑；《管子》之道，面對復雜多元的現實社會，重在治理，動態美學路徑，這也是《管子》之道的第三個特征?！皭壑?，利之，益之，安之”四者皆“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樞言》)；“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和則能久。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故苞物眾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白心》)?，F實社會不可能以玄談面對，總有“當”務之“急”，總是“有”，要有所行為。如何行為？要隨天道，順人道(即民心)，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有為”有三關鍵要素：虛靜、時機、政制須和諧?！暗乐谔煺?，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樞言》)日為天道，心為人道，融合天道、人道，能虛靜、時機、政制三者和諧為“治道”?！豆茏印分姓劇懊骶薄懊髦鳌薄笆ゾ敝?、“臣之道”、“愛民”“使民”“勵民”之道、“謀攻”“攻伐”之道、“侵暴”“衰耗”之道、“羿”之道、“輕重”之道等都是這種古今成敗禍福和因循為用之“治道”?！爸蔚馈辈⒎恰暗馈钡难由炫c擴展，借用海德格爾用語，“治道”是“道”于現實世界的“綻出”?！秲葮I》篇謂“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不再使用“無”“非”“不”等否定的表達式，改用“必”這一肯定表達，說明了《管子》在認可虛靜貴柔之道的基礎上，對“道”有了新的“有為”理解：全面、精細，包容、順意，制度、正義?！吨螄菲小胺仓螄?，必先富民”一語，“治國之道”可以略稱為“治道”，但《管子》的“治道”并非僅限于“國”域。

二、“天下”治域

“天下”一詞在《管子》中使用頻率極高。位于齊地，與齊國有關，不論是齊相管仲抑或稷下學士，本應局限于齊國來談論“國政”，但一如諸多的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其視域是“天下”，治域也是“天下”?！八麄兂Ｓ幸粋€‘天下觀念’超乎于國家觀念之上。他們常愿超越國家的疆界，來行道于天下，來求天下太平”，“所謂‘王天下’，實即等于現代人理想中的創建世界政府?！盵5]48,37

一面是自己身處的諸侯國，一面是無界無外的天下，二者是什么關系？《輕重甲》曰:“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敝螄仨氶_闊至天下視野?！稒嘈蕖吩唬骸坝麨樘煜抡?，必重用其國?！敝翁煜乱脖仨氁灾螄鵀榍疤??！吨锌铩菲涊d齊桓公與管仲的一段對話，齊桓公請教“國君之信”，管仲將其放在“天下”的境域去考慮。三個治域，“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國內、周邊、天下；三個步驟，“始于為身，中于為國，成于為天下”，只有做到“長年”“長心”“長德”之身，國有“大禮”，天下之民能“游世”，“國君之信”才可實現。論域在“國”，但實現卻在“身”與“天下”。與將“身”“國”“天下”相分，立于“國”，“身”“天下”為“國”所用不同，治國即為治身、治天下，治身、治天下也即治國?！疤煜抡?，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權修》)?！吧怼睘槭?，“天下”為終，始、終及其之間的“家”“鄉”“國”又為同一，身、家、鄉、國、天下同構，都同一于道?！坝新劦蓝脼榧艺?，一家之人”“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形勢》)。道是貫穿之主線，由身化至家、鄉、國、天下。由此，修身、治國、治天下也同一于“治道”，在“以天下為天下”中，治國、治家均已內嵌。治國為當務，修身、治天下因為是同心圓的始、終成為治理自覺。

《牧民》篇提出在治域上要講究“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對此，有人作如下理解：根據具體的治域大小采取相應的治理措施，依《管子》重現實的思想來看，不算為錯。不過，依據前后的“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來看，無外無界，無私無親，反對排他，才是其所要表達的，也是其治理思想的要義之一?！耙蕴煜轮恳暋薄耙蕴煜轮牎薄耙蕴煜轮膽]”(《九守》)。

在中國傳統架構中，“天下”的基本意義大概有三個：天底下所有土地(地理學)，民心(心理學)，世界制度、世界政府(政治、倫理學)[6]41-42。 因此，上述的無外治域也僅是地理學意義上的。作為善治的“天下”治理還需“民心”和“制度”兩個原則向度。

三、“眾心之所聚”的“民心”向度

(一)重民——“民體以為國”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五輔》)人主在位有“四問”:“天之”“地之”“人之”和“上下左右前后?！?《九守》)“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三者之來”，“政召之”(《五輔》)。直面現實世界的《管子》已將人放在了天下治理的最要位置?！胺虬酝踔家?，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霸言》)這是“以人為本”概念在我國古代文獻上的首次出現。不過，需要指明的是，這并非西方人本主義意義上的、對人權的首肯，而仍屬于傳統的民本思想內涵，即在治理上強調“務人”“務民”的首要性。

《管子》認為上古之時，由于君臣未別、“以力相征”“智者詐愚”“強者凌弱”，“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是故道術德行出于賢人。其從義理兆形于民心，則民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君臣下》)在中國傳統治理格局中，有君、臣、民三個等級。君為心，臣、民為體。

君主政體的出現是社會演變過程中秩序化要求的反映。不可站在當下的民主政體視角予以簡單的否定，它是歷史背景下的發展必然，是文明進步的環節之一。擱置君、民之間利益緊張不論，僅從治理秩序來看，從實際生活生產水平、認識水平來看，他們之間并非完全對立的。君處于治理鏈條中“百體從心”的位置，以心喻君，心為人道?！疤煜碌檬?，道一人出?！?《七臣七主》)道為虛設，在人間即為君。因此，君要具備“治道”的一切品質：虛靜無為、公正無私、不失其常、選賢任能、兼聽獨斷、慎己修身等?！鞍袤w”包括臣與民。臣主要“比官中之事”，“上盡言于主，下致力于民”，如同經脈、耳目，“修義從令”(《君臣上》)?！绑w”中最主要為民，“民體以為國”，民是國之構成主體?！栋孕巍菲浭鳊R桓公以管仲、隰朋比喻鴻鵠之羽翼，管仲告誡說：“齊國百姓，公之本?！薄俺譂M者與天，安危者在人”(《形勢》)。強盛在天，但更基礎的安危卻懸于能否重人、重民?？v觀《管子》，以民為本貫穿其治理之始終。君為執要之虛設，民體才是治世之實在。

(二)順民——“與民為一體”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牧民》)；“得眾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參患》)；“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霸形》)，如能輕稅斂、緩刑政、“舉事以時”，則“百姓歸之如流水”。知民情、順民意、得民心是各項治理措施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貫徹始終的?！靶闹隗w，君之位?！?《立政》)君為政本，賞罰出令。一面君心，一面民心?！懊骶樔诵?，安情性，而發于眾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本臑樘?，民心為實，君心要以民心為基石，做到君民合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君臣上》)。

務人、重民、順民，君心即為民心，君“與民一體”。這既是對君民“利益”層面緊張對立關系狹義理解的一種擺脫與超越：君民互相“予之為取(符合現實政治情感的)”；也是化現實“利益”問題上升超越為天下“民心”問題，以天下守天下，以天下為天下。順民并非僅為“愛之、益之”，更是治道品性——民心。

四、“大禮”“大治”的“制度”向度

禮治、法治經常被判定為兩種性質不同、截然相反的治理路徑?！豆茏印酚旋R法家之稱，與晉法家相別，正是指其禮法共治的特征。在《管子》中，禮法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同源的?！疤摕o無形謂之道?；f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心術上》)這段話是道、德、義、禮、法的定義，更是表明它們是同源一體的。這在后面的“解”中表達的很明確?！岸Y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同上)依據社會實情、人性和事物適宜之理，加以控制適度、明確分別?！胺ㄕ咚酝霾坏貌蝗徽咭?，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不得不然”意味著“法”的強制性。禮相對保守，關注大“體”是否適宜，約束基本，確定“能做”“該做”，如同今天所說的“正面清單”；法則更側重積極務事時利益的損益，“舉錯”，明確“不能做”，“殺僇禁誅”，提供的是“負面清單”；但二者都“同出”于道，“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同上)，是“治道”的一體兩面。因此，出于“禮”“法”對峙的成見，而將《管子》列為雜家，并沒有看到“治道”在“制度”建設上的全面性。當然，在歷史出現的先后順序上，“法”的確后于“禮”，是正面之禮不足用時“制度”完善上的必然?！胺ǔ鲇诙Y，禮出于治。治、禮，道也?！?《樞言》)反映了上述順序性，同時更點明了它們與“治”“道”的關系。

(一)“四維”之禮

禮在《管子》治理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牧民》篇列其為“四維”(禮、義、廉、恥)之首；《五輔》列其為“五經”(德、義、禮、法、權)之一。之所以如此，在于認識到禮之源在于俗。正如清儒惠士奇所言“行禮順先典循故事，所謂禮俗”[7]3。禮是俗的升華，是在長期的民情和民心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共同認可。在民間為俗，在制度層面即為禮?！笆┯趪鴦t成俗?！?《法禁》)“國之成俗”(《法法》)中的“成俗”，“國有經俗”(《重令》)中的“經俗”，皆為“禮”。民情、民意至禮，是“民心”向“制度”的具化，一次有意義的跨躍。

禮之表現有三個層面：典章制度(禮制)、儀式規范(禮儀)和倫理價值(禮義)。禮制層面，《管子》充分顯現了對《周禮》(《周官》)的繼承，比如爵位玄官、封禪巡守、“相壤定籍”、度量淳制、鄉國編制、六官行政、城市規劃等都能看到《周禮》的影子。顧頡剛認為《管子》與《周禮》同為齊文化下的產物[8]?！吨芏Y》是治國之大經，可謂從周公開始，影響至今。于此，《管子》是接受并發展的。明趙用賢作序曰：“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政由俗改，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盵9]1-2禮儀層面，雖繼承了齊文化“簡其禮”傳統，“禮儀足以別貴賤”(《禁藏》)，反對繁文縟節、無用之儀，但禮治必須之儀不可缺?！皟x者，萬物之程式”“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形勢解》)?！缎】铩贰队坠佟贰段逍小贰端臅r》《輕重己》《立政》等篇對禮儀頗有記述。最顯眼的是《弟子職》學則——弟子一天之中須遵行的規矩和儀節。禮義層面，因禮之源——禮為“節文”，明禮之用——“不逾節”“明分”，使各處其宜。 “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五輔》)上下、貴賤、長幼、貧富為禮之八經。將財富分配納入禮之內涵，是《管子》富有特色之處?！叭f物待治、禮而后定”(《樞言》)；“成功立事，必順于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七法》)。

禮源于俗，俗成禮制，制顯儀式，外儀內義，又歸于民情、民意、民心之俗。禮不僅是正面“秩序”清單，更是天下“正義”清單，“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斂，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中匡》)。

(二)“任法而不任智”“令尊于君”

法為天下萬事萬物萬民的“程式”“儀表”，猶如尺寸、繩墨、規矩、衡石、斗斛、角量?！盁o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如同“蜚蓬之問?！?《形勢解》)《管子》之法包括哪些？狹義理解，主要指重賞罰的“興功懼暴”之法；如從廣義理解，“定分止爭”的律和“令人知事”的令也屬于法治范圍?！豆茏印氛摗胺ā?，經常三者一并提及，“治國之器三”，“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重令》)?！胺烧钫?，吏民規矩繩墨也”(《七臣七主》)。

由于《管子》主張積極務實、務事，利益得失成為治理聚焦，“法”的角色、功用自然凸顯。其一，正方圓，“決疑而明是非”(《禁藏》)?！罢?，正也”，“正定萬物之命”，法之用即“明正以治國”“止過而逮不及”，規矩雖拙，但比智巧更適合“正方圓”(《法法》)。其二，行賞罰，興善如化?！安灰庥诜ㄖ?，不為惠于法之內”(《明法》)，“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于其所見”(《權修》)，使“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其三，“圣人之禁”，齊民一眾，治貴得齊?！胺?，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任法》)，“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之”(《七法》)，“不法法，則事毋?！?《法法》)。

《管子》重法，但與秦法“以刑去刑”的觀念不同，主張“刑設而不用”(《君臣上》)?！靶淌×P寡，非可刑而不刑”(《八觀》)。究其原因，“管法”是以“治世”為目的的道法。當道在現實的具化、簡化(“簡物小”)中發生偏離(“未一道”)時，“法”才開始運轉。法治的目的不在刑罰，也不在統治，而在于“治世”?！爸问馈痹从凇爸蔚馈?，故“憲律制度必法道”(《法法》)，“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君臣上》)?！爸蔚馈奔淳?，君心聚于眾心，故人情、民心也是“管法”之源。因民情設法，“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正世》)；反之，“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牧民》)。

法源于治道、民心，具體立法、律、令者則為圣人和君主?！胺蛏ㄕ?，君也”(《任法》)；“君一置其儀”(《法禁》)。圣人與君主皆有智巧，故能生法；但在法生之后，智、法之間，應“任法而不任智”；如“舍法而任智”，必“民舍事而好譽”(《任法》)；若此則“言有辯而非務”“行有難而非善”；最終“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法法》)。圣人、君主當“處其道”，實行“無治”?！盁o治”為用，在于“法治”，猶如車之為用，在于轂輻?！懊▊?，則圣人無事”(《白心》)；“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形勢》)?！盁o治”與“法治”之間也是共通的。君、法之間，《管子》主張“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于君”(《法法》)。法治的目的在于“舉錯”治世，“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方為“大治”(《任法》)。君主使用法“擇人” “量功”，不能“自舉”“自度”(《明法》)，更要“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 (《法法》)。

總的來說，“管法”屬于自然“良法”，法理來自于對天下“善治”的認可?！胺ㄖ巍钡膬群卸旱谝?，良法；第二，普遍服從。良法是對法的品質要求。除去“治道”“民心”“賢明”外，還有例如：1.統一性?！耙恢闷鋬x”(《法禁》)；“威不兩錯，政不二門”(《明法》)。2.簡易性?！靶谭ǚ眲t奸不禁”(《七臣七主》)。3.公開明確性?！懊鞣ǘ淌刂?《明法》)；“版法”。4.恒常性?！爸补滩粍?，倚邪乃恐”(《版法》)。5.嚴肅性?！靶虤⑽闵狻?《法禁》)。6.公正性?！拔钍且暋?《重令》)；“操持不可以不正”(《版法解》)；“視法嚴于親戚”(《禁藏》)。

顯然，“禮治”“法治”是所關注的是秩序。制度是對秩序的最好保證，“大禮”“大治”是對權力政治秩序論的超越。土地、民心、制度構成的“天下”非唯一人之權力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生活世界”?！吧钍澜纭笔秦S富多彩的，民心和制度意味的是財富和德性，因此，“天下”治理還需兩個生活向度：經治與德治。

五、強國富民的“經治”和化民成俗的“德治”

治道位于天道與人道之間。天道至善，人道秉承天道，“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但“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因而人道又是有缺失的；“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內業》)，這是治道要扮演的角色。君主唯一，必須保持本性。人臣廣道，“多忠少欲”(《樞言》)。民眾有“四惡”：憂勞、貧賤、危墜、滅絕；“四欲”:佚樂、富貴、存安、生育；應順安其情性，使之“倉廩實”“衣食足”。因此，日常生活世界的治理首要在發展經濟，強國富民。

《管子》有近三分之二篇幅涉及經濟，尤其輕重諸篇專論經濟。后人經常以此“鄙俗”證明非管仲所著，竟輕易忽視經濟財富對于現實生活的意義。近代以來，經濟學地位漸趨重要，越來越證明《管子》治理思想的全面性和務實性。治理國家有“三慎”，其一就是“慎富”，“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牧民》)，“慎富”得人，得人國強。

《管子》的“經治”涉及農、手工、商、市、貨幣、價格、國際貿易、賦稅、分配等。重要的理念有:“四民分處”的職業定居；“重本”不“富本”；對經濟實行市場、貨幣和輕重術多元調控；“度地之宜”等生產科學；“乘馬”“計數”；“以時禁發”的生態經濟；欲富國先富民；社會財富的正義分配等。

《正》篇如是定義“德”：“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得，天下親之，曰德?！钡?，得也，使人或自己獲得?，F實感性的世界首要的“獲得”必然是生存與生活資料?！艾F實”是感性的、對象性的、直接性的?！豆茏印贰敖浿巍碧煜滤枷爰词共荒芤暈橄热酥?，也至少是治理天下的正見?！豆茏印返氖澜缡巧畹氖澜?，而非“異化”的理論世界?！爸蔚馈敝亍暗?得)”，要所有人皆“得”。在利曰“得”，在品行曰“德”?！暗隆笔乾F實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最佳適宜，“致德，其民和平以靜”(《正》)。

從圖3可知，電壓補償器作為系統中用于接收和反饋信號的核心部件，位于輻射大廳，一端通過長約10 m的信號電纜與輻照晶體管連接，另一端則通過長約100 m屏蔽雙絞電纜與測量間的測試系統相連，將VCC，VBB，VRB和VRC反饋至測試轉接盒。為避免電阻直接受中子輻照引起性能下降，產生測量誤差，將輻照板上的電阻RB，RC與晶體管分開，放置于電壓補償器中。

治理天下要“行德”，“德以合人”?！段遢o》篇列舉了六種“德興”：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度雵诽岢觥熬呕荨敝蹋豪侠?，慈幼，恤孤，養疾，合獨，問疾，通窮，振困，接絕?！端亍菲^“玉有九德”：仁、知、義、行、潔、勇、精、容、辭?！缎枴菲浴八凇薄懊纭彪[喻君子之德?！稑醒浴吩唬骸罢\信者，天下之結?！薄缎》Q》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钡鹊?。

“德者，先之之謂也”(《樞言》)，以他人之利為先?！梆B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正》)德并非虛構出來的忽悠人的說教，正如康德證明“人為什么不能說謊”，無德則無利，社會生活將不可能?！吨芤住芬浴皠側峤诲e”釋“天文”之變，以“文明以止”來釋“人文”之恒。人文即人類文明，涉及到與人有關的一切活動，包括物質文明、制度文明、道德文明等。人文精神即人類社會所不能缺少的一些永恒要素，其中道德人文精神最為凸顯，這是中華人文精神歷史演變的一大特征，也抓住了生活世界的靈魂，并賦予了“德治”以意義。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盵10]172德性是人文世界的永恒原則，但“德治”不能強制，而要重視“化”?！皞}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是立足于“經治”基礎上的“化”?！安幻饔诨兯滓捉?，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七法》)“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贝私詾椤盎?，然后才“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權修》)教化為先，令、法置后?！冻廾摇菲稳荨敖獭被?，“標然若秋云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云，乃及人之體。鴅然若謞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如此，“不肖惡得不化”“道則民和”“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兵法》)?！昂秃现C習”是人文生活世界的“至善”境界。

六、“善政”還是“善治”

現代治理思想自興起以來，在“治理”的定義和理解上存在差異。不過，“治理”緣起于克服“統治”的失效和“市場”的失效，尋求一種新的途徑，故可以在三者的比較中獲取一些共識：第一，治理是需要權威的，與統治的權威僅來自政府不同，治理的權威可以來自政府，也可以來自非政府。第二，統治的權力向度是自上而下，是一種控制；市場是無權力的任意；治理則反對強制和任意，主張上下互動協調。第三，運轉“范式”。統治通過發號施令、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來執行；市場是要素的自由配置；治理是由參與者在自愿、權威認同、目標共同的背景下，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性質的網絡機制，互動效用。第四，治理不是一套固定的規則制度(統治)，也不僅是一種活動(市場)，而是一個持續的活動過程。第五，治理也存在著失效，有許多內在局限，不可能完全代替“統治”和“市場”，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政府和市場的基礎之上，是政府和市場手段的補充。

為克服治理的失效，有人提出“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思路：強調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性、回應性、效率性，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政府與公民合作管理，兩者關系達到最佳狀態；“善治”要立足于民主政治體系，其它的只能是“善政”(good government)，即良好的政府和統治，如嚴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員，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務，沒有私心和偏愛[11]8-12。

不過，上述結論明顯僅是立足于現代西方國家社會治理境域下的認識，立足于“統治”和“市場”的二元對立。崇尚多元、系統、整體、過程、自然、現實的中國傳統文化，其獨特的“會通”發展路徑，“務為治”的智慧和經驗，提供出關于“治理”新的詮釋。例如《管子》源發于“治道”，放眼天下(治域)，認同賢明的權威，立足于民心(共同的利益)和制度(禮、法規范)，君、臣、民、工、商、士各處其宜，追求充滿財富與德性的自然生活(治世)。無治、禮治、法治、經治和德治相融合的“一體之治”正體現出《管子》對現實生活世界治理的“開放”視野和深思維，這是中國傳統治理經驗的結晶。安逸、寧靜、自然的生活“治世”，是對現代治理思想的最好詮釋。

善政與善治的區別在于權力的歸屬意識，只有當把政治解釋為對立、斗爭時才會出現權力問題。這仍是現代西方式的話語，在中國傳統解釋中從未出現過的，孫中山先生曾主張釋政治為“管理眾人的事”就是例證。先秦時期，《管子》的時代，尤其“王天下”的表述，至少說明權力意識是不凸顯的。因此，君主“南面”，“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并非什么統御之術，恰是中國先人關于治理天下的智慧。而在當時的生活條件和水平下，對君主權威的認同也是必須的，如同柏拉圖的“哲學王”在當時是成立的。所謂的“人治”并非君主的胡亂作為，而是對賢明、德性的肯定。因此，對于中國傳統政治來說，善政與善治區別是沒有的，統治(強權控制)與市場(自由民主)的對立是沒有的，統治的失效與市場的失效也是不存在的，中國傳統政治只關心“治理”如何有效，“一體之治”是解決辦法。

為加強治理的效果，《管子》在“治理”技術方面也有許多涉及。比如具有直接性的對話議事的“聽朝”制度，君主要“周聽近遠以續明”(《七臣七主》)、“兼聽獨斷，多其門戶”(《明法解》)；再如提出“嘖室之議”的建言體制，“言室滿室，言堂滿堂”(《牧民》)，大膽言論，沒有禁區，沒有例外。多篇的“問答體”形式，體現了重視對象性、不空談、直面現實的“問題”意識?！秵枴菲?，光問無答，是一篇社會調查提綱，是治理活動展開的前提。

綜上所述，“善治”的系列特征《管子》是符合的?，F代“善治”思想適應的領域只是較小的公民社會，《管子》的“善治”則是追求“天下”治世，是無治、禮治、法治、經治和德治相融合的“一體之治”，突顯了中國“治理”模式的傳統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