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西方和聲理論研究（二）
——在歷史進程中感受和聲的魅力

樓 樂

（上海音樂學院，上海 200031）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筆者已經為大家介紹了關于“我國對復調音樂時期和聲重要理論研究的撰述”，在此不加以贅述，現在繼續文章的第二部分。

一、我國對主調音樂時期①和聲重要理論研究的撰述

主調音樂時期，是功能和聲體系發展的繁榮時期，直至頂峰。和聲的發展有著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趨勢，它是音樂家們經過豐富的實踐而歸納總結出來的。

在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西方音樂中形成了有關和聲的重要理論和體系，使傳統大、小調體系和聲的最終建立順理成章，并開拓了一條較為清晰的路徑。從17世紀開始，主調音樂風格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各種教會調式相繼被大、小調式所代替，數字低音的應用更為和聲的主調風格開辟了道路。在經歷了瑞士音樂理論家格拉瑞安《十二調式》和意大利理論家扎利諾《和聲規范》的理論鋪墊之后，法國最杰出的音樂家拉莫的功能體系和聲于17世紀80年代正式確立。拉莫對于傳統大、小調體系和聲的建立，無疑是一位有著巨大貢獻的音樂家。他是功能和聲的先驅，通過建立“基本和弦”的學說，他將所有可能存在的情況都歸結為幾種有限的形式——主和弦、屬和弦、下屬和弦，其中每一個和弦都可以代表一個它所屬的功能系統。它的這個理論使和聲的概念達到了高度的統一，雖然形式簡單，但其實質上所蘊藏的內涵卻是深刻的。拉莫是第一個將和聲功能理論系統化，并使之被整理成體系的人，雖然他的這種理論在當時并未被人們廣泛認識，但它的影響在和聲高度發展的主調音樂時期里卻是無法估量的，因為它改變了整個音樂中的和聲概念，使其具有較強的邏輯性。眾所周知，功能體系和聲是基于自然大調、和聲小調的，其聲部進行是建立在西方的七聲音階基礎上，其和弦結構為三度疊置形態，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系列的和聲進行、和弦序列以及音的傾向性和解決方向。它還強調以不穩定性的增長為主要動力，大致形成了T—S—D—T②的功能邏輯順序。

以巴赫為代表的巴羅克時期，由于復調音樂方面的重要貢獻而被認為仍屬于復調音樂時期，卻忽略了在巴赫的音樂作品中，尤其是他最有代表性并廣為流傳的《平均律鋼琴曲集》中，對功能和聲的準確把握，雖然從其形式上看仍是一部經典的復調音樂作品，但其中所表現功能和聲的進行也可謂爐火純青，而且這種和聲的駕馭成為了后世作曲家們仿效和創新的堅實根基③。這一點在我國對西方和聲的研究過程中，也受到了一定的關注。

古典時期，勿容置疑是功能和聲理論從“認識”回到“實踐”的必要階段。當時作曲家對功能和聲的運用十分嚴謹，他們講究和聲進行中的對稱與方整，主要圍繞三個主要的基本功能展開音樂的結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細膩和復雜化的狀態，這也使和聲的語匯得到了某種發展。到浪漫主義早期，和聲的發展又有了長足的進步。例如：作曲家們開始強調三度進行的色彩性，回避屬到主的四度進行；運用七和弦之間的連索進行，以此來回避音樂中不協和和弦向穩定和弦的解決，強調音樂的動感；作品中段里，有時沒有主和弦的出現；調性的關系復雜化，同主音大小調可以不通過任何轉調方式自由轉換；副三和弦開始代替三個主要的正三和弦而大量使用，有效地增加了音響上的不協和性。和聲上的諸多變化，充分體現了浪漫主義音樂以“人性”為中心的音樂風格，杰出代表有舒曼、肖邦、門德爾松等。

主調音樂時期，是西方音樂各方面發展最為繁榮的階段。這一時期，不僅涌現了大批千載史冊的優秀音樂家，而且從聲樂到器樂、從音樂的形式到內容都在不斷的向前發展，和聲也在這樣一個廣闊而自由的空間內真正形成并前進。中國對于此時期的和聲理論研究相對來講較為廣泛，而且這時期的功能和聲是中國音樂在借鑒西方作曲技法時，較早應用于實踐和教學等眾多領域的一項研究。在主調音樂時期充分發展的和聲也成為了中國音樂研究最切合實際的研究方向，也是讓中國人了解西方音樂最有效的途徑。對這一時期主要的理論研究如：桑桐對巴羅克時期和聲特點的探尋、孫維權對李斯特和聲手法的研究、及桑桐對離調—副屬和弦的論述等。

在認識西方和聲發展的歷史時期時，人們常忽略巴羅克時期，然而，“巴羅克作為新時期、新的音樂形式、新的和聲觀念是占主導作用的方面，推動著音樂歷史的發展”④。在和聲研究上，桑桐是中國較早注重巴羅克時期和聲的人，他從數字低音、和聲材料、和聲進行、調式和聲影響、和聲的表情作用、織體類型的應用入手，談及到更深層面的理論問題，他指出：“新的和聲理論，即調性和聲理論，在創作實踐不斷發展的促進下，在其他科學，如數學、物理、聲學、樂器制作等科技影響下，突破了以往和聲認識上的局限，在法國作曲家、理論家拉莫的多年思考、研究下，創造性地提出了和聲理論的基本問題和具體觀點，開始引向未來的和聲理論的新世紀。這是本時期內和聲理論上的杰出成就?！雹?/p>

巴赫是巴羅克時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以其精湛的創作手法在和聲上也有所貢獻。嚴慶祥關于“巴赫作品中的和聲手法及其表現作用”的論述中，從六個方面詳盡的介紹了巴赫和聲手法的重要特征及表現作用，總結出巴赫作品中典型的和聲進行為T—D—T及T—S—D—T，這種單純的和弦連接，有時是隱藏在復雜的復調進行中的，成為多聲音樂重要的和聲支柱。另外，作者還以《平均律鋼琴曲集》中的兩首前奏曲為例，通過分析，并用圖式將作品中的和聲進行方式清晰的概括出來。這些論述，我們足以看清巴赫對功能和聲的駕馭能力。雖然真正的功能體系和聲理論是于1722年才被法國作曲家、理論家拉莫所闡述，但巴赫作品中所呈現出的“功能體系”，已完全體現了“功能體系和聲”形成的必然性。這充分證明了從和聲研究的角度上講，巴赫所引領的巴羅克時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已走進了“主調音樂時期”。正如楊通八所指出：“巴羅克時代……另一方面是基于自然大調與和聲小調的新的三度和聲體制，隨著主調風格的興盛逐步成熟……”⑥。

李斯特，是西方浪漫主義音樂時期一位十分重要的作曲家。他創作中所流露出的半音化和聲及模糊調性的傾向，為后來德彪西等印象派和聲的發展，以及功能和聲的瓦解提供了前提條件。李斯特所處的19世紀浪漫主義中葉，正是人們遵守傳統幾百年之后逐漸產生創新思維的一個年代，因此他們形成的與傳統和聲學理論相對立的和聲思維觀念，是在其反對保守主義和新形式被社會欣賞習慣逐漸被接受的可能性指導下，展開的一種創造性的探索。這在孫維權“先驅者之路——李斯特和聲思維與和聲方法初探”的第一部分“李斯特的美學思想與和聲思維”中都有所論述，作者認為，李斯特在和聲上的探索是基于發展的美學觀念，在李斯特的創作中，為了進一步擴展和聲語匯的使用，他采用一些新的手法使和弦連接上獲得了較大的自由；文中則將其陳述為“將古典和聲中功能聯系‘省略法’加以淡化”；作者還從李斯特“調式和聲思維的新因素”和“新的調性觀念與調性布局方法”等方面分析總結了李斯特的和聲思維，并認為李斯特晚期的創作甚至已超脫古典調性功能的束縛。

李斯特在和聲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對傳統和聲的深刻變革，不僅使其走向了功能和聲的邊緣，而且使其成為了古典調性觀念向20世紀現代調性觀念過渡的一座橋梁，并為后期浪漫派作曲家的創新開辟了道路，使其在西方和聲發展上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

離調—副屬和弦，是傳統功能體系和聲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不僅保持了調性和聲的統一，而且也促進了音樂創作中的和聲運動與發展手段的多樣化，豐富了18、19世紀音樂創作的和聲處理手法，為功能和聲增添了色彩。就其所富有的典型意義，在桑桐“關于離調、副屬和弦的理論探討”中作者介紹了自拉莫以來十余部和聲著作中對離調-副屬和弦的闡述，并對這些理論加以評述與比較，從而提出了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文中在分別闡釋和分析J.ph.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E.杜朗(Emil Durand，1830-1903)、P.該丘斯(P·Goetschius，1853-1943)、E.普勞特(E·Prout，1835-1943)、H.李曼(Hugo Riemann，1849-1919)、H.申克(Heinrich Sxhenker，1868-1939)、A.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W.克來因(Dr·Walther Klei)、W.辟斯頓(Walter Piston，1894-1976)、以及伊·斯波索賓等人所著的不同時期和聲學著作中的離調-副屬和弦，從這一理論發展過程中的相同與相異之處，作者提出了——副屬和弦的名稱問題、臨時主調和弦的范圍、標記方法的差異、離調副屬和弦的關系與區分等問題——探討了音樂實踐中的離調副屬和弦。和聲是一個整體，它是由眾多具體的技術因素⑦所組成的，和弦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和聲的依托和基礎。每一個和弦的運用都是一種和聲現象的體現，對于18世紀古典主義和19世紀浪漫主義音樂的功能體系和聲而言，離調-副屬和弦在其進行解決中“屬—主”的傾向性上豐富了調性和聲的色彩性，在其個性特征上為半音化和聲的發展埋下了伏筆。因此，桑桐在文中認為這一和弦是“調性和聲發展至高潮階段的一種富有特色而多樣化的和聲標志?！边@也使我們在理解離調——副屬和弦的技法特征基礎上，將其上升到了更深的理論高度。

從17世紀到19世紀上半葉，是功能體系和聲最為繁榮的時期，也是和聲圍繞共性化特征普遍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里，音樂中的和聲在邏輯體系中迅速發展，直至頂峰。

對于主調音樂時期和聲的探討在中國研究西方和聲領域中，相關資料較多，還有對古典樂派作曲家貝多芬和聲語言⑧、肖邦鋼琴作品中的和聲特色⑨、以及同樣作為具體技術因素之一的那不勒斯六和弦18等問題的介紹與研究，這些都充分證明了主調音樂時期在西方和聲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這一時期的和聲使中國音樂界與西方音樂產生碰撞，并對中國音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而又不容忽視的影響。

二、我國對過渡時期⑩和聲重要理論研究的撰述

當一事物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它必然會突破現有的“度”，朝著新的方向發展，從而達到其“質變”的要求，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音樂走進了一個動蕩的年代，和聲也在發展中達到了自己的極致。伴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代主義”思潮開始從各個方面抨擊傳統的音樂觀念，曾長期被不同地區、不同風格的作曲家們在一定程度上所恪守的功能和聲體系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承襲拉莫學說的物理基礎、根植于19世紀音樂土壤的功能和聲理論，在瓦格納的《特理斯坦與伊索爾德》的大膽試驗中被推向了瓦解的境地。然而，這樣一部功能和聲瓦解的作品卻并沒有真正的脫離功能和聲?。緊隨其后的以德彪西為代表的印象主義思潮，很快將和聲的歷史運動推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雖然功能和聲受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理念、價值觀念，以及社會環境的嚴重影響，使它呈現出“質變”，但這一時期，功能和聲只是在日益衰退，而并沒有完全消失。另外，俄國音樂家斯克里亞賓的“神秘和弦”雖可謂是20世紀之初音樂現代“個性化”的典范，但其中所滲透出來的“和弦”的概念仍使音樂具有“和聲”的意義，其作品卻也不缺少近現代作曲家們對精神世界和自我意識的狂熱追求。因此，以瓦格納為典型代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一批優秀作曲家們，承載了從功能和聲體系向近現代和聲的過渡與轉變，這對于整個西方音樂史的發展都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西方和聲發展的過渡時期，也是西方和聲在發展中較為短暫的一個階段，但實際上這種過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這一時期作曲家們的創作中已完全大膽的突破傳統和聲的共性特征，半音化色彩的過分突出顯示了個性化的張揚與擴張。這在此時期作曲家德彪西、瓦格納、斯克里亞賓等的創作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因此，每提及和聲的過渡時期，人們常將這幾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作為著眼點進行研究。

德彪西是19世紀下半葉印象主義音樂流派的杰出代表作曲家。他的和聲手法是多樣化的，如：擴大調式、音階；三度結構的高度疊置；獨立的不協和和聲；復合和聲；非三度疊置的和弦結構；附加音的運用；各類平行進行；非功能性的和聲進行；終止式的多種型式；調性關系的發展變化；特有的和聲展開法等。德彪西在創作中這些和聲特點的運用，充分顯示了和聲新發展的趨勢。對此，桑桐在“德彪西歌曲中的調性呈現方式”的論文中，通過德彪西1880至1904年間創作的每首歌曲所呈現不同的調性方式，總結出雖然他的“調性呈現方式由于其和聲手法豐富多彩而形式多樣”，但他這一階段的歌曲仍“都屬于有調性的范疇，其歌曲結束的主和弦，絕大部分為大、小三和弦，表明了大、小調性的‘身份’”。文中作者通過對譜例的細致分析，解釋了德彪西歌曲中調性的明確化、調性的調式化、調性的平行大小調化、調性的色彩化、調性的淡化、調性的轉化、調性的復合與調性的異化等八種調性呈現方式，更進一步展現了德彪西調性和聲手法的廣泛內涵。

瓦格納在和聲發展史上是一位劃時代的人物，他把傳統和聲發展到了極限，并且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已出現了許多現代和聲的因素。這種對和聲表現意義的更高要求，主要來源于瓦格納在由歌劇向樂劇?改革的“主導動機”?之中。正是瓦格納的樂劇思想決定了他半音手法的發展，大大擴展了調性的范圍，最大限度的挖掘了和聲在塑造音樂形象方面的表現意義。這種對傳統的大力突破主要體現于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中。對此，桑桐在其“《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中屬七和弦的作用”一文中，就屬七和弦主導動機在聲部半音進行的和聲處理中所擔負的重要角色，歸納出了屬七和弦與眾不同的四種作用，即輻射作用(在終止式進行中屬七和弦的趨向點，和聲并未形成停頓，而是產生了一個新的起點。)、吸聚作用(其他和聲通過不同的方式趨向于屬七和弦，使屬七和弦而不是主和弦成為這些和聲的趨向點。)、基襯作用(將屬七和弦作為基礎聲部或持續聲部，使其具有基礎襯托和承載的作用。)和等變作用(指屬七和弦與增五六和弦的等音變換)。雖然多數研究瓦格納和聲特點的資料主要討論的都是通過樂劇思想所產生的對功能和聲的變革與突破，但不容否認的是瓦格納的和聲手法是具有過渡性質的，他承載著功能和聲的余威，并開拓著新的發展路線，正如桑桐文中所述：“《特里斯坦》的和聲基礎是大小調功能和聲，因此，屬七和弦亦仍保持有其指示與導向調性中心作用，但由于它的高度半音化、不協和化與復雜化，屬七和弦的‘疑問性’、‘游移性’亦被充分加以發揮，但是它并未成為一個完整獨立的和弦結構與和聲素材，因為它仍然保有屬七功能的意義。而完全獨立的屬七和弦，只是結構上與原屬七和弦相同，但并不具有屬功能的意義，因此而同樣并不具有‘疑問性’、‘游移性’等作用，而只是一種可以自由運動的和弦結構與和聲素材。瓦格納《特里斯坦》中的屬七和弦，雖然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但仍然是在大小調功能和聲的框架之內，仍然是在它極限的邊緣之內?！?

俄國音樂家斯克里亞賓的創作已更進一步接近了20世紀的個性化和聲風格，以他的“神秘和弦”?為代表的“神秘主義”為20世紀和聲的多元化發展奠定了基礎。為了逃避現實的殘酷，他使自己完全生活于精神世界和自我意識之中，這也是他神秘主義思想和奇特晦澀音響的產生，以及神秘主義和聲發展的重要根源。我國較早對斯克里亞賓的“神秘主義”及其和聲手法進行研究的是汪成用關于“‘神秘主義者’斯克里亞賓及其和聲手法”的論述。他從斯克里亞賓作品中“主和弦”的演變與調性觀念的擴大、和弦結構發展以及功能邏輯的擴張三個方面，對他的和聲手法做了概括性的研討。另外，對此問題的探討也屢見不鮮。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傳統大小調和聲向近現代和聲轉移與過渡的時期，正是有了以瓦格納為首的眾多作曲家們孜孜不倦的追求，才使得在沿襲T、S、D三個功能為骨架的音樂發展過程中，讓音樂的旅途變得異常復雜、龐大。這一時期，實際上是對大小調體系和聲更深入的挖掘，然而這種音樂的運動所預示著的強烈的和聲歸屬感最終無法到達的和聲現象，卻使傳統調式體系和聲走向了瓦解的道路。這一時期，和聲成為西方音樂歷史前進“告別”主調時期，向全新紀元邁進的催化劑。

注釋：

① 此時期特指西方音樂從巴羅克時期到瓦格納半音化和聲語匯形成之前。

② 即和聲進行時所遵循的主功能到下屬功能再到屬功能，而后回到主功能。

③ 因此，從和聲發展的角度，筆者將巴赫引領的巴羅克時期歸屬于主調音樂時期。

④ 桑桐.和聲論文集《巴羅克時期和聲的理論與應用》[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4.

⑤ 同上

⑥ 楊通八.和聲理論與實踐的歷史透視[J].中國音樂,1995,03.

⑦ 例如：和聲、進行、和弦、和弦根音、協和和弦、和弦外音、持續音、交錯關系等。

⑧ 如：陳世賓“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對古典樂派和聲語言的發展”。

⑨ 如：范元績.肖邦鋼琴作品和聲研究[J].樂府新聲,1991,03、04.

⑩ 此時期以瓦格納為關節點，特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和聲發展。筆者以此來將這一時期與20世紀從勛伯格開始的音樂手法相互區別。

? 這一問題在《桑桐和聲論文集》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中屬七和弦的作用”一文中有相關闡述，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年4月。

? 汪成用在其“瓦格納和聲手法分析與研究專題”一文指出：瓦格納的樂劇就是把歌劇改造成一種規模巨大的、戲劇性的、標題性的、加聲樂的交響曲。

? 是音樂中主題的表現形式之一。它在廣義上具有一般的音樂主題所相同的共性。即：它是具有特定意義與特性的基本音樂形象，是音樂發展的基礎。同時，在狹義上它又具有與一般器樂曲中樂段性主題，聲樂的主題歌等形式所不同的個性。

? 桑桐.和聲論文集《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中屬七和弦的作用[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4.

? 其和弦的聲部結構由低到高依次為增四度、減四度、純四度的疊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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