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市邊緣村落研究綜述*

孫 瑤 馬 航

1 研究背景

1.1 城市邊緣村落正承受快速城鎮化最直接的影響

我國作為城鎮化進程最快的國家之一，其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約54%[1]?？焖俪擎偦瘞砹顺鞘羞吔绲难杆贁U張和人口的急劇膨脹。隨著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原城市外圍的傳統鄉村聚落因其靠近城市的區位優勢和邊緣效應，正承接著城市部分功能的轉移，逐漸被納入城市建設用地范疇。在此過程中，城市邊緣村落(以下簡稱“城邊村”)成為城市和鄉村兩種不同社會系統過渡、融合、沖突的空間載體和社會單元，正經歷著從產業結構、人口構成、空間形態等各個方面的空前變革。然而，由于我國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導致了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城邊村作為城鄉演進的過渡區，不可避免地涌現出諸多尖銳的社會矛盾，嚴重制約著我國城鎮化的健康推進。

1.2 新型城鎮化為城邊村發展提供新契機

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歷史階段，我國于2014年正式頒布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對優化城鎮布局形態、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城鎮化發展體制等方面進行了詳細規定[1]。該規劃將成為推動我國城鄉統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為實現城鄉一體化的戰略目標提供全面依據，同時也為城邊村的建設和發展帶來了積極影響。此外，為了進一步保證新型城鎮化的落地實施，國家于2015年劃定了64個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2]。城邊村作為推動城市郊區化和郊區城市化最重要的社會單元，應該以此為契機，充分發揮其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和市場優勢，有計劃地逐步化解城鄉融合中的復雜矛盾，尋找適合其自身發展特征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1.3 我國對城邊村的研究呈現跨學科、跨地域的特點

2005年以來，由于城邊村在城市化過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其研究的文獻也逐漸增多(圖1)，許多相關領域的學者均開始關注城邊村的發展動態。本文以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電子圖書數據庫這四個主要數據庫作為檢索對象，分別用“城邊村”、“邊緣村”、“邊緣社區”等作為檢索詞，從主題、篇名、關鍵詞三個方向進行檢索，并對初步檢索結果進行了相關度篩選，發現截至2015年1月14日，共計搜集到相關文獻191篇、專著17部。其中，期刊論文共計112篇、博士學位論文共計11篇、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共計68篇，涉及的學科主要包括城鄉規劃學、人文地理學、社會學、行政管理、國土資源管理、經濟學、法學、環境工程學等，其中以城鄉規劃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成果最多(圖2)。

此外，由于城邊村演變轉型是所有城市在城市化過程中必然面臨的復雜問題，不是針對某個地域的個案問題，因此我國不同地域的城市研究者均開始關注當地城邊村的發展，積極探索因地制宜的城邊村更新路徑。統計相關研究成果，針對珠三角、江浙滬、京津地區等經濟發達地域的研究約占60%(圖3)。并且，我國中西部特大城市周邊的城邊村問題也受到學界的重點關注，主要有鄭州、西安、武漢、長沙、成都、重慶等。

圖1 2000-2014年城邊村相關研究文獻的數量統計Fig.1 Statistics of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from 2000 to 2014

圖2 進行城邊村研究的主要學科領域Fig.2 Main disciplines that study villages in the urban fringe

圖3 案例研究選擇的省份或地區Fig.3 Provinces or regions chosen as case studies

2 概念辨析和特點歸納

2.1 概念辨析

我國對于城邊村的關注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是伴隨著對城市邊緣區的研究展開的，這個時期對城邊村的研究針對性不強，只是作為城市邊緣區研究的附屬。我國學界對城邊村的廣泛關注開始于2005年。由于該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對于城邊村的概念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界定標準，甚至對城邊村的命名有數十種之多，例如邊緣村、邊緣社區、邊緣聚落、城邊農村等?？v觀相關文獻，學界對于城邊村的概念解析主要從以下兩個角度展開。

2.1.1 從城市邊緣區的角度

大多學者是通過對城邊村所處的空間區位——城市邊緣區的解析來間接定義城邊村的，認為城邊村是處于城市邊緣區范圍內的農村聚落或社區。朱火保在詳細歸納學界對城市邊緣區定義的基礎上，總結“城市邊緣區是城市發展到特定階段所形成的、緊靠城區的一種不連續的地域實體，是處于城鄉之間、城市和鄉村的社會、經濟等要素激烈轉換的地帶”[3]。楊忠偉從城鄉關系的角度出發，認為城市邊緣區是城鄉要素碰撞融合的城市建成區外圍地帶，而位于其中的城邊村則秉承了城市邊緣區的屬性，成為城市發展中城鄉矛盾集中的焦點[4]。劉暉以城市化過程為視角，將城邊村定義為位于城市邊緣區，將長期容納城鄉間巨大落差的緩沖空間，是外來流動人口進入城市的落腳點[5]。海貝貝用“城市邊緣區聚落”來表征城邊村，認為城邊村是在聚落的屬性上附加了城市邊緣區的空間屬性，是“邊緣區”與“聚落”概念的雙重疊加[6]。此外，祁新華應用區位商法和城市意象分析法對廣州市邊緣區進行了空間范圍界定，為城邊村所處空間區域的劃定提供了科學方法[7]。值得強調的是，從城市邊緣區的角度來解析城邊村時，很多學者僅重視對于“城邊”的解析，往往忽視了“村落”的內涵，使其定義有失偏頗。需補充的是，這里所說的“村落”并不是行政劃分意義上的行政村或自然村，它還包含了“社區”的內涵。因此，要想全面定義城邊村，必須對村落、社區的概念有詳細了解。其中，趙民對社區內涵演變歷程進行了全面歸納，并對社區營造的重點方面進行了分析，他的研究成果為完善城邊村的概念提供了依據[8]。

2.1.2 從與“城中村”對比的角度

由于我國對城中村的研究理論體系相對完善，“城邊村”作為“城中村”村落演進的前期階段，常通過與其對比的方式進行定義。例如，李培林從農業用地的角度，將城中村分為處于城市核心已完全沒有農業用地的村落、處于城市周邊尚有少量農業用地的村落和處于遠郊還有較多農業用地的村落[9]。李肖敏從村落演進的角度，認為城邊村是城中村的過渡階段，是特殊狀態和階段下的城中村[10]。馬航在綜合考慮村落的區位、農用地規模、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和人口素質的基礎上，將城中村劃分為成熟型、發展型和潛在型，而城邊村則隸屬于發展型城中村的范疇[11]。雖然從城中村演變歷程看，城邊村是城中村在早期階段的一種發育形態，但兩者在人口構成、產業結構、村落景觀特點和管理體制等方面已有顯著差異，因此把城邊村作為一種獨立的村落形態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2.2 特征歸納

城邊村處于城市核心區和鄉村腹地的邊緣過渡地帶，兼具城市和鄉村的雙重屬性。鄉村和城市的特征元素在城邊村不斷碰撞、融合的過程中，經過組合和變異，形成城邊村所獨有的復雜、多元、混合、動態變化等形態特征。下面從空間結構、土地權屬、產業類型、社會形態四個方面來具體闡述其特征屬性。

2.2.1 雜亂的空間結構

從城鄉空間關系看，謝花林認為城邊村空間與城市空間相比，具有強烈的異質性，是典型的生態敏感地區[12]。從整體空間發展看，孫文文在對西安進行案例研究的基礎上，認為城邊村外部空間擴展速度快，內部空間分布無序混亂，形成了農村建筑、工業建筑、城市建筑雜亂并存的景觀[13]。劉韶軍則以河南省為例，認為其城邊村數量大、規模小，布局過于松散且村內空地多，容積率及建筑密度低，建筑多以平房為主且布局混亂，缺乏整體性[14]。從細部空間構成特點角度，葉云以城邊村公共空間為切入點，深入分析了黃石市城邊村的村口空間、街巷空間的演變規律[15]。從空間營建角度，王莉霞則以蘭州市為例，認為城邊村的空間營建往往出于自發，其無規劃的混亂性集中表現在農村與城市用地交錯、功能混合，城市道路與農村道路無序相接上[16]。綜上所述，對城邊村空間特點的研究已涵蓋了宏觀到微觀層面，所用研究方法大多是基于具體案例進行空間分析，然后總結其共性特征。

2.2.2 粗放的土地利用

土地是城邊村發展所涉及利益群體博弈的籌碼，是形成其特有形態特征的本質原因之一，土地問題解決與否直接影響城邊村城市化進程的成敗。目前，對于城邊村土地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土地權屬、土地流轉三個方面。祁雙以長沙市真人橋村為例，認為城邊村的土地利用存在土地整體利用率低下、村莊用地盲目擴張、村民宅基地多處占用、建設用地閑置率高等特點[17]。馮海峰也認為城邊村的土地利用功能混雜、利用率低下且浪費現象嚴重、公共服務設施匱乏[18]。劉云召以土地權屬為研究切入點，闡述城邊村土地由于管理不規范、私下交易泛濫等原因，導致土地權屬界線不清晰、土地糾紛矛盾突出[19]。劉瑩從“村改居”過程中土地流轉機制入手，得出城邊村集體土地流轉形式多元，正規與非正規流轉渠道并存，涉及利益矛盾復雜等結論[20]。

2.2.3 多元的產業類型

城邊村作為城市核心區部分產業的擴散空間，其原本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已發生巨變，呈現出多種產業模式混合發展的特點。方美燕以重慶市主城邊緣村為例，認為其產業發展具有顯著的復合型特征，不僅承接了主城區部分工業、商貿、餐飲等服務業的轉移，而且原本單一的農業產業鏈也得到拓展[21]。陳亞芬通過研究安康市城邊村的產業類型發現，村內產業形式包括農業種植、畜牧業、商貿服務、勞務輸出、村辦工廠、運輸業等，業態的選擇與距離城市腹地的距離密切相關[22]。

此外，一些具有特色資源或優越市場環境的城邊村，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產業村，最具代表性的是“城邊工村”、“城邊旅游村”、“城邊歷史文化古村”和“以居住為主的綜合服務村”四種類型。劉暉對珠三角的“城邊工村”特征展開深入研究，他認為珠三角的城市化伴隨著鄉鎮企業發展的進程，很多城邊村經過發展已成為專業工村，例如南海大瀝的鋁合金加工、順德北滘鎮的家電制造、佛山禪城區南莊鎮的陶瓷城等，它們專業化程度高，主要以外向型經濟為依托，與城市市場聯系十分密切[5]。王瑗選擇以鄉村旅游聞名的成都三圣花鄉為研究對象，探究城邊村旅游市場的開發。她認為“城邊旅游村”是大城市休閑消費介入鄉村的產物，它將鄉村土地、 產業、 社會和自然文化景觀等要素有效結合了起來[23]。王力恒通過觀察北京城邊歷史文化古村的發展，總結其在城市邊緣區快速發展的沖擊下，保護和發展往往難以協調的特點[24]。劉安生以常州紅星分區邊緣住區為例，分析城市核心區居住功能及其配套服務功能向邊緣外遷的現象，總結出邊緣住區物理形態多元、基礎設施配套不足、居住隔離現象嚴重、人口社會階層分異等特征[25]。

2.2.4 混合的社會形態

在城鄉交融互滲的背景下，城邊村的人口構成、居民就業結構、社會治理結構等也隨之發生著巨變。荊萬里以深圳市為例，其城邊村具有職住一體、租金低廉、市場供給充足的特點，大量流動人口到此租房置業，成為人口構成異常復雜的外來人口聚居區[26]。杜洪梅通過關注城邊村失地農民的就業趨勢觀察其社會角色的轉變，她認為由于農民自身的發展局限性和社會保障的缺失，增加了城邊村農民再就業的難度[27]。在社會治理結構層面，李意認為城邊村具有其特有的“邊緣治理”現象，城鄉二元結構的治理體制導致了城邊村治理依據的雙軌化、管轄的錯雜化、組織結構的兩棲性、組織職能的城鄉模糊性等特征[28]。

綜上所述，相關研究通過對城邊村概念由來、發展特征的綜合分析，試圖對城邊村進行全面定義和描述：城邊村在空間上位于城市邊緣區，在發展階段上隸屬于城中村演化的前期階段，是在復雜利益群體、城鄉二元社會互動作用下形成的擁有相應物質空間和社會特征的半鄉村、半城市化的過渡型聚落，其兼具鄉村和城市的雙重屬性特征，主要表現為雜亂的空間、粗放的土地利用、多元的產業類型和混合的社會形態等。

3 發展演變的動力和存在的主要問題

3.1 發展演變的動力機制

3.1.1 源動力

城邊村快速、多元、復雜多變的城市化進程是由背后特有的動力機制推動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城邊村發展演化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于城市整體發展的經濟環境和市場規律。城邊村因其顯著的區位優勢被市場優先選中，主動或被動地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演變歷程。范煒深入剖析隱藏于城市邊緣社區開發背后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通過分析阿隆索的競標地租理論，他認為地租影響著各種土地利用類型在城市空間內的分布模式，而邊緣社區由于地租低于城市核心區的競價優勢，往往吸引著不同經濟體向城市邊緣擴散。他還深入研究影響我國土地價值的主要因素，得出邊緣社區因其靠近城市的區位通達性和潛在的集聚效應成為眾多經濟個體選址的首選[29]。李世峰認為經濟發展導致城鄉要素的交叉和融合，城邊村的城市化是生產力諸要素在物理空間分布上的重新組織，因而生產力發展是邊緣村形成和發展的源動力[30]。

3.1.2 誘發因素

除了經濟發展水平從本質上起作用外，城市規劃的導向、基礎設施狀況、相關利益主體的博弈與協作等因素也加速誘發城邊村的演進。范煒認為城市的產業結構升級、舊城改造和新城開發等城市建設舉措、外來人口的聚集、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也是促進邊緣社區城市化進程的關鍵[29]。李世峰以北京城邊村為例，闡述了交通條件的改善、通訊信息科技的進步、村民觀念的轉變、城鄉管理制度變革等對城邊村融入城市的重要推動作用[30]。周娟論述了城邊村人口的數量、質量、構成和遷移狀況等與村落城市化速度和質量的相關性[31]。沈靜以廣州市大石街村為例，分析鎮政府、開發商、村委會和村民的利益訴求對于村落空間結構變化的促進[32]。葉紅則詳細分析了廣州市番禺區龍美村的城市化進程，認為我國目前的城鄉土地二元所有制度和用地規劃編制制度對于村落進一步開發的積極影響和消極阻礙[33]。

3.2 存在的主要問題

由于我國城邊村的城市化路徑還處于邊實踐、邊總結的摸索階段，時間短、速度快、自發性強、涉及的利益群體復雜、目標不確定性強、配套政策不完善，難免存在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3.2.1 產業附加值低、生態環境代價大

韓國超認為我國城邊村大多處于生態敏感性較強的區域，持續承接城市淘汰下來的高污染、低效益的產業，片面追求經濟的收益而忽視生態環境的保護，造成了城邊村生態安全隱患，嚴重威脅著居民的健康；他還以揚州市為例，通過引入“壓力—狀態—響應(PSR)”模型，構建了城邊村生態安全評價的指標體系[34]。鄒曉元以上海青浦區華新鎮為例，發現城邊村的生活污染是導致邊緣區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而城邊村生活污染主要來源于城市低附加值產業的轉移和外來流動人口的大量涌進，致使城邊村環境承載超負荷[35]。王凌以廣州為例，探討了河網地區城邊村的水環境變化，她認為城邊村粗放的城市化建設導致大量自然水系被填平，水網系統支離破碎；且城邊村落后的基礎設施導致大量生活污水肆意排放，水污染程度不容樂觀[36]。嚴宙寧通過對深圳南山區大磡和麻磡兩個城市邊緣社區的生活水源進行抽查，發現水樣合格率僅約為28%，城邊村的水安全已受到巨大威脅[37]。

3.2.2 社會階層隔離、犯罪頻發、行政管理混亂

首先，城邊村的鄰里隔離現象十分嚴重。李飛認為隨著外來流動居民、市區外遷居民、當地回遷居民在城市邊緣社區的混居程度日益增高，城邊村的社會構成愈加復雜，形成相互隔離的居住群體，制約了鄰里網絡的構建[38]。其次，城邊村的社區安全系數低，近年來犯罪率飆升。姚榮以北京市城邊村為例，認為城邊村犯罪率升高的癥結在于流動人口的復雜性和城邊村自身空間的隱蔽性等[39]。再次，長期城鄉二元的土地、經濟和管理體制導致城邊村對城市化的不適應，從而激發出很多社會矛盾，這突出表現在正經歷“村改居”的城市邊緣社區中。王濤以石河子市上六宮村、河畔村、明珠新村3個城邊村的“村改居”為例，指出“村改居”由于沒涉及村集體土地所有制這個核心問題，導致了撤村建居之后的管理權實質上繼續由原村委會掌管，呈現出“城市建制、鄉村管理”的現象[40]。

3.2.3 空間布局雜亂且配套設施匱乏

城邊村演變過程中的產業弊端和社會癥結最終會通過其空間形態反映出來，表現為空間布局的混合雜亂和配套服務設施的匱乏等。沈靜通過分析廣州市邊緣的大石街村的空間特征，指出不同利益主體各自為政的開發導致了用地的分散混雜、公共空間的缺失、公共服務設施的分散供給、高層次公共服務設施的缺位[32]。侯超以保定市城邊村為例，認為城邊村由于缺乏統一規劃且管理無序，導致村落景觀風貌雜亂，空間環境質量低下，建筑密度大，布局混亂，土地利用效率低，違法用地和違章建筑屢禁不止，消防設施等最基本的服務設施嚴重缺位[41]。袁春來解讀了廣州番禺區城邊村的空間形態，認為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空間擴張速度過快，空間利用粗放低效，閑置存量空間面積過大，違章建設現象頻發[42]。

4 改造更新策略

由上文可知，城邊村的改造是一項涉及到空間形態、經濟、社會、行政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因此，在不斷提升城邊村物質環境質量的同時，必須關注其產業、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配套政策的完善，只有兼顧全面才能真正實現城邊村的健康轉型。

4.1 物質空間層面：改造空間，提升環境

4.1.1 空間整合

對于城邊村空間整合的研究主要有兩個視角，一個是以村落群體空間為對象進行的整合優化，另一個是以村落內部空間為對象進行的改造升級。陳亞芬以安康城邊村群落為研究切入點，總結出其空間整合主要有搬遷型、保留整治型和新建型三種。規模小、布局散、環境差的村落通常就近并入發展潛力較大的村莊；具有一定發展潛力的村莊通常采取居民點和產業空間的保留整治；而新建型村莊主要針對土地已被全部征用，需要擇址另建的城邊村[22]。陳麗在研究南京市城邊村空間整合路徑后，得出大城市城邊村空間重構的模式主要有整體搬遷型、就地改造型和改善提高型。其中，搬遷型村莊主要是位于生態敏感區或處于城市重點建設區內的小規模村落；就地改造村莊的選擇主要兼顧村落分布的均衡性，保留具有一定價值的村落；改善提高模式適合城市遠景發展預留區內的，社會經濟基礎較好的大規模村莊[43]?？梢?，不同地域城邊村群落的空間整合路徑大同小異，針對規模小、發展潛力小的村落主要采取搬遷模式；針對規模大、發展潛力大的村落一般采取就地改造模式；在契合城市發展導向的地區，新建用以安置動遷村民的新村落。

在村落內部空間的優化升級方面，伍錫論總結了蘇州邊緣居住型村落的優化主要通過功能結構布局調整、道路交通系統優化、綠地景觀系統梳理和公共服務設施重構四種途徑來實現。尤其在空間功能布局上，他提出以街坊鄰里為功能整合單元，延續原有蘇福路商業段為社區商業發展軸，形成社區級公共中心與街坊鄰里級服務中心[44]。王景良認為提高公共空間品質是改善城邊村空間質量的必要途徑，此外他還強調區域協調的交通空間整治，完善外部通道快速疏散機制，增加與外圍主要城市中心的聯系，達到城鄉整體空間的統一[45]。

4.1.2 公共服務設施配套

公共服務設施匱乏現象在我國城邊村是普遍存在的，這不僅大大降低了村落的環境品質和居民的生活質量，也拉大了城邊村與城市的差距，因而很多學者對城邊村的公共服務設施配置進行了專項研究。孫文文在解讀《上海市社區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指導意見》的基礎上，對比了西安市城邊村在公共服務設施配置上的缺陷，提出了公共服務設施布置要求和布局形式的建議，并將此配置原則用于西安三兆村的公共服務設施優化[13]。姜蕓在調研成都市邊緣社區的公共服務設施情況的基礎上，呼吁城邊村的公共服務設施要實現“三個升級”和“兩個轉變”?！叭齻€升級”是指“營建設施層級網絡，促進城市公共職能升級；完善服務多元供給體系，促進城市服務品質升級；保障面向全體階層的生活便利和社會福利，促進城市宜居度的升級”?！皟蓚€轉變”是指公共服務設施規劃操作過程中關注重點的轉變和配置模式的轉變[46]。叢杰以威海市邊緣社區為研究對象，根據居民的需求和滿意度調研統計，總結出公益性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存在的問題和改造的建議[47]。

4.1.3 景觀風貌優化

城邊村在融入城市過程中，不斷與城市進行市場對接、人口互滲，稍有不慎便被城市同化，造成村落文脈的斷裂和特色的喪失，這一問題在歷史文化特色顯著的城邊村中尤其顯著。因此城邊村改造過程中要特別注意自身景觀風貌特色的保留和優化。馬航在總結我國古村落空間規劃特點的基礎上，分析了其空間形態背后的綜合動因，為古村落的風貌特色保護與發展策略提供了系統思路[48]。李禹辰運用計量方法對深圳市寶安區古村落風貌價值進行評估，進而提出相應保護策略及開發利用模式，為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古村落風貌保護提供參考[49]。袁倩引入再生概念，提出廣州市邊緣區歷史村落更新的再生模式，通過啟動區的建設帶動村落內歷史元素的網絡化構建，從而使村落在保留原有歷史文化風貌的基礎上具有對外展示的功能[50]。

4.1.4 空間改造的資金保障

空間整合的實施、風貌優化的立項、基礎設施的建設都必須建立在充足的資金保障基礎上，否則一切優化改造都是紙上談兵。杜金晶認為改造資金的籌集一般有四種途徑，分別是政府主導型、村集體自籌型、開發商介入型和多元化改造型，他還對不同的融資渠道進行了優缺點評價[51]。為了避免重復建設和保證資金的連續，馮永杰建議利用滾動開發的模式來逐步進行城邊村內部諸如自留地等未建設利用土地的開發[52]。

4.2 經濟層面：可持續的產業發展

城邊村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培育具有造血能力的產業，夯實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以此為前提才能帶動其他各方面的改造。從農業發展角度，趙建華以鄭州市為例，認為農業產業融合發展的新趨勢下，城邊村發展不僅需要外在動力，更需要培養內生機制，其核心問題是產業發展問題。他建議培育有特色的村莊產業組群，以產業發展引導村莊空間適當集聚，實現有差別的城鄉一體化發展[53]。從旅游業發展角度，鄭旗以長沙市為例，在分析城市周邊鄉村旅游市場特征的基礎上，提出了城邊村旅游產業開發和運營的建議，即：突出鄉村特色，保持鄉村原始風情；不同村落要注重開發自身特色，實現旅游產品的差異化；使城邊村旅游產業鏈復合化，帶動鄉村其他產業的繁榮[54]。從工業發展角度，黃威文以深圳市龍西五聯地區城邊村企業發展為例，提出淘汰市場競爭力弱、污染性強的低端產能以實現“騰籠換鳥”[55]。

4.3 社會層面：村民角色有效轉換

城邊村的城市化必然導致村民角色的轉換，如何保證村民在“農轉非”過程中的民生權益，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關鍵。陳映芳以上海市征用集體土地為例，討論被征地農民因生存方式改變所帶來的社會角色轉變和再就業，并以此為切入點闡述城市化對失地農民的影響，從市民化的角度解釋了獲得上海市城鎮戶口、養老保障等的村民對現狀不滿的原因，進一步探討了土地征用與農民生存權保障的相關性[56]。毛丹通過修正斯科特農民道義經濟學“安全第一”的理論，分析了城郊農民不愿意轉變為市民的原因是缺乏安全感。安全感缺失主要是政府推動城市化過程中忽視了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感，并在征地過程中沒有找到替代方式；農民轉為市民后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失去了經濟上的依靠以及社會、政治地位改變造成了不安心理[57]。張連業則采用嵌套Logit模型，考察和分析了城郊被動型城市化過程中影響城郊農民非農就業意愿及成功實現就業轉移的因素[58]。

4.4 政策層面：規劃配套政策完善

從配套政策的整體系統性出發，裴丹以佛山市馬崗片區為例，提出將土地開發經營制度、農村管理體制、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整體系統，探討城市邊緣區農村城市化和諧發展的模式[59]。何鴻鵠以佛山市新城市中心南片區村落更新為例，提出與城邊村更新相關的規劃、經濟、物質形態、利益主體等影響因素，并通過優化集體經濟體制改革政策、安置流動人口政策、保護傳統文化等策略來實現城邊村的更新[60]。此外，一些學者深入研究與城邊村發展息息相關的某個領域，并通過該領域政策的優化來促進城邊村的健康發展。例如，胡智清通過研究溫州、杭州等經濟發達、村鎮密集地區城邊村現狀，提出城邊村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主張從完善社會保障政策等方面加以解決[61]。陳展圖則深入研究城邊村農地整體流轉制度，指出在制度優化的過程中應該注意保護耕地，保證農民的長久生計[62]。

5 研究趨勢展望

綜上所述，現階段我國對于城邊村的研究涵蓋面廣、成果豐碩，涉及到城邊村的概念、特征、動力機制、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造的建議等諸多方面，基本構建了城邊村研究的主要內容框架，也涌現出一批以案例分析為主的例證研究成果。為了進一步完善城邊村的研究內容，本文對下一階段的研究提出以下四方面建議。

首先，研究內容上要重視系統化的理論研究。據統計，現階段約88%的研究都建立在具體案例的基礎上，是對于特定地點城邊村現象的概括和總結，得到的很多結論只適合所選的地點，呈現出“散點式”案例研究的特點。因此，對城邊村問題系統性、體系化的理論研究十分必要。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合理引入定量分析?？v觀現階段研究成果，大多采用主觀現象描述、特點歸納的定性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方法與定性方法相結合將有助于更加理性地研究問題。再次，在研究對象上逐漸加大對中小城市的關注?，F階段研究大都關注城市化進程快、經濟發達的城市或地區。據統計，僅有約3%的成果是在中小城市的視角下展開對城邊村問題的思考。最后，在視角上注意動態觀察和過程分析。城邊村的研究屬于動態研究和過程性研究，城市發展的新動向將會隨時反映到城邊村的演化過程中，因此要隨時關注城市化的動態變化對城邊村的影響。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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