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研究的省思及其進路
——以上海為例

周武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上海 200235）

上海是最受中外學術界關注的一座中國城市。由這種關注而產生的著作和文章，用汗牛充棟來形容是一點也不過分的。據200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上海研究書目》[1]所列，截止2005年底，單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上海文獻，以及部分海外駐國內機構出版的外文文獻，即多達4092種。就其趨勢而言，最近三十年來尤蔚為大觀，其內容之豐富，議題之多樣，研究之深入，都遠遠超出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這種狀態和趨勢甚至引起一些中國學家的不滿，1996年美國知名學者周錫瑞教授特別發起組織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主題干脆就叫“上海之外”（Beyond Shanghai），言下之意就是上海研究夠多了，本次會議不湊熱鬧，只討論上海之外的中國城市。

十多年前，我主編《海外上海學》這本書的時候，曾做了三個附錄，即《海外上海學著作目錄》、《海外上海學論文目錄》和《海外上海學英文博士論文目錄》，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2年，英文上海學著作有230余種，論文256篇，以上海為研究對象或主要以上海為研究對象的英文博士論文323篇。這個數據除了論文目錄包含港臺地區學者的相關成果外，其他基本上僅限于英文上海學論著，其他語種的相關論著概未列入，并不完整，但僅就這個遠非完整的目錄而言，就已是相當可觀的了。最近，我和我們研究團隊又主持編纂了一本《多元視域中的上?！虾Ｊ穱H學術前沿綜覽》，這本書可以說是《海外上海學》的姊妹篇，書中對2002年以來海外上海研究的最新進展做了系統的梳理和評述，這里頭，我們特別關注了日本學者（包括日本蘭心大戲院研究會和日本上海史研究會）在上海史研究領域所作的突出貢獻。

這是就國外學者的研究而言。就國內而言，有關上海城市史的各類著述和文章，那就更多了。大到多卷本的通史、辭典，小到一所學校、一家電影院、一個社區、一條街道、一幢建筑、一條河道、一件事、一本雜志、一個人，無不有專門的論著，有的還不止一本。譬如關于外灘源的研究，就不下十余種著作；寫外灘、南京路、福州路、淮海路、馬斯南路、衡山路的書更多。至于各種畫冊、地圖、回憶錄、口述史，更是鋪天蓋地，巨細靡遺。別的且不說，單是各類方志，據統計，截止2004年，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編寫的新方志，即多達1034種，加上最近十年的新修方志，數量就更加驚人！如果編一本《國內上海研究書目》，其篇幅和規模絕不亞于《海外上海研究書目》。這還僅是上海歷史層面的研究，若納入從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文藝學、考古與博物館學、地理學、宗教學、建筑學、規劃學、人類學、生態學、民俗學等具體學科切入的現實層面的研究，包括基礎研究、應用咨詢研究和城市發展戰略研究，以及各種藍皮書和發展報告等，那就更不可勝計了。正因為如此，有學者甚至斷言：“上海學”已很難再有大的突破！

有意思的是，在觀察上海研究現狀的時候，我發現在新千年前后有一個明顯的變化。新千年之前，具體地說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史學者比較熱衷于宏大敘事，寫出一批規模不等的通史或斷代通史，如劉惠吾的《上海近代史》、張仲禮主編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唐振常主編的《上海史》，以及上海社科院歷史所主持編纂的15卷《上海通史》，還有《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學通史》、《上海近代經濟史》等等，立意都在勾勒一部全幅或全息化的上海整體史。其實，那個時候中國城市史研究剛剛起步，可資借鑒的城市史研究經驗、視域、理論和方法極度匱乏，相關史料的發掘還遠遠不夠，再加上歷史認知的意識形態化影響，并不具備編纂整體史的條件，對一些影響上海城市歷史走向的關鍵性環節都缺乏深度的研究，更不用說對城市史中的細節或“碎片”的了解。這樣的整體史存在偏差甚至謬誤是很難避免的。但并不能說，追求整體史的這種努力沒有意義，這種努力畢竟為上海城市的變遷勾畫了一個大致的輪廓或者說一幅草圖。

進入新千年以后，受國際學術界大行其道的“從上到下”研究取向的影響，城市史研究的宏大敘事已不再盛行，微觀敘事乘勢而起。在上海城市史研究中，這種“從上到下”取向表現得尤為突出，研究的題目越來越微觀，越來越細碎。研究城市空間，則由城區、社區、街區延伸到弄堂、街道、廣場；研究城市社群，則從道臺、市長、警察、聞人、大亨、商人、資本家、職員、工人、報人、編輯、記者、文人、畫家、藝人一直到妓女、乞丐、流氓、混血兒；研究公共空間，則從茶樓、酒吧、咖啡館、公園到浴室、旅館、相親角；研究娛樂文化，則從戲院、電影院到跑馬廳、安愷第、百樂門、遛狗場、舞池；研究器物文化，則從自行車、照相機、電報、唱片到上水下水；研究教育，則從大學而中學而小學；研究衛生，則從公廁、馬桶一直到糞便處理，等等。大到宏觀城市發展，小到聲色犬馬，黃賭毒，吃喝拉撒，無不成為課題，無不有專人研究，無不有專書出版。這些研究當然各有價值，而且確實也不乏精湛之作，但如何將這一個個點或線研究勾連起來，繪制出一幅上海的整體地圖，是非常大的挑戰。如果局部的、細節的或“碎片”研究，無法跟“城市的生命”、城市的內在需要、城市的衍變連接起來，這樣的微觀敘事就會變成無法串起來的一地散碎，它的意義就不免要大打折扣。

上海是一座有獨特身世和經歷的城市，由這種身世和經歷演繹出來的五色斑斕的歷史，造就了上海特具的“傳奇性的魅力”。

在邈遠的歷史歲月里，上海只是一個濱海漁村，到唐宋時也只是一個鎮，元朝至元年間才成為松江府管轄下的一個縣，明清時盡管已發展成為內貿主導的區域性港市，并日漸顯示出自己的城市個性，“海禁”解除之后，其社會經濟構造的外向型特征尤其明顯，但整體而言，那時的上海只是一個普通的濱?？h城，在江南地區的城市群中，它的重要性不單無法和蘇州、杭州這樣的中心城市相提并論，甚至難以與府城松江比肩。

1843年開埠以后，上海與世界經濟、文化的互動日益緊密，并在這種日益緊密的互動中日趨現代化和國際化，成為連接東西方“兩個世界”的橋梁和樞紐。到19世紀后半期，上海已成功建立起覆蓋東亞甚至整個亞洲，并通達世界各地的商業網絡、通訊網絡和知識傳播網絡。借助這個網絡，上海把世界帶入中國，把中國帶入世界。在這個過程中，上海完成了第一次重大的城市轉型，即從埠際貿易為主的區域性港市轉型而為外貿主導的國際性“互市巨埠”。

甲午戰后，《馬關條約》簽訂，外國列強攫取了在中國“投資設廠”的權利，在這種背景下，清政府開始調整經濟政策，逐步開放和獎勵民間私人資本創辦實業，于是外國資本和民間私人資本相繼步入“投資興業的時代”。這個過程使上海在成為對外貿易中心之外，又發展成為“主要的世界都市工業中心之一”，并逐漸形成了滬東（楊樹浦）、滬北（閘北）、滬南和滬西四大都市工業區。上海由此從一個純粹的貿易口岸轉型成一個制造業與商貿業齊頭并進的“工商都市”，1949年以后更進一步轉型為共和國的工業基地。

作為共和國工業基地的上海曾經創造了非凡的業績，但由于片面追求工業的發展，導致城市綜合平衡遭到破壞，上海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工業上海已絕難沿著老路繼續走下去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上海開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又一次城市轉型，即由功能單一的生產型城市艱難轉型為優先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國際大都市。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貿試驗區成立，2014年5月中央又要求上海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這些國家戰略正在以國家的意志和力量加速推進上海城市第三次轉型的進程。

從漁村到港市，從世界性商業都會到工商都市，從工業基地再到現在，上海城市變遷是一個極其繁復的過程。遠的不說，單就開埠以來的170多年而言，就經歷了上述三次重大轉型。這個過程中，租界與華界，口岸與腹地，本土與世界，傳統與現代，國家與地方，華人與洋人，以及來自不同地域和不同階層的國內外移民群體之間，各種因素彼此交織，錯綜復雜，詭譎多變。任何單一的視角都不足以揭示其中的復雜性。我認為，要揭示上海城市變遷的內在奧秘，至少必需具備三重視野。

首先是區域視野。上海地處中國最富庶的區域——江南的邊緣，跟江南的關系最為密切。很多人講上海，都只講開埠，仿佛開埠了，上海一切都有了，什么物質文化，什么商業知識，什么新思潮，什么現代性，全都有了。隨著了解的逐步深入，我覺得恐怕沒有那么簡單。開埠當然重要，但同時開埠的有五個城市，其他四個城市的地位都比上海高，上海是開埠的五個城市當中地位最低的，它只不過是一個縣城，那么為什么唯獨上海能夠快速發展起來？個中一定有其他的大事因緣。我在寫《上海通史·晚清社會》卷的時候發現，如果不了解江南，要搞清楚上海是非常困難的?？梢哉f江南事實上就是上海的底色，上海最重要的特色。上海區別于廣州，區別于廈門，區別于香港，甚至后來區別于臺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是江南的上海。上海的居民有75%左右都是江南的移民，你如果對江南缺乏足夠了解的話，怎么可能理解上海！

其次是國家視野。上海的發展，以及上海怎樣發展，很大程度上不是上海這個城市自己能夠決定的，不是這個城市自己想朝哪個方向發展就能夠朝哪個方向發展。開埠之前它是由帝制晚期的制度環境決定的。如果上海只顧按照它自己的能力去自主地發展，它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但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是整個共和國體制的一部分，肩負共和國賦予的責任和使命，必須服從共和國的整體發展需要。因此，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即我們要理解上海，除了區域視野之外，還必須要有國家視野。就是說，上海是中國的上海，是這個國家的上海，它的發展與否，跟整個國家體制和國家戰略休戚相關。在發展問題上，上海并沒有太多的自主性。因此，要理解上海，就必須解釋它跟國家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給上海這座城市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第三是世界視野。我們看上海，研究上海，光有區域的視野和國家的視野，還不足以洞悉上海城市變遷的內在奧秘。上海是“兩個世界”之間的城市，或者說是連接兩個世界的一個樞紐，是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一個樞紐，甚至是東亞與西方世界的一個樞紐。從近代整個東亞世界的變化就可以看出來，無論是韓國也好，日本也好，他們都與上海建立了一種連接，上海對東亞世界具有巨大的匯聚與輻射能力。上海的重要性，不僅僅因為它在區域當中的重要性，也不僅僅因為它在國家當中的重要性，不能忽視它在兩個世界之間互動交流的紐帶作用。正是在兩個世界的互動當中，上海的重要性才日益突顯出來。因此，我們要認識上海，還要有一種東亞視野，甚至是世界視野。濱下武志先生的亞洲交易圈研究，以及古田和子教授的上海網絡與近代東亞研究標明，亞洲交易圈的核心，上海網絡的中心就在上海。中國早期赴國外的使節、留洋的中國留學生，都是從上海乘船出發的。外國人到中國、東亞，也是先到上海，然后轉往各自的目的地。為什么這樣？因為上海率先建立了通向歐洲的、美國的、東亞的航線和信息網絡。就是在這樣四通八達的網絡當中，上海的重要性、上海的位置、上海的意義，才得以顯現出來。因此如果我們不能夠從整個東亞乃至世界的網絡當中來看上海，是很難得到上海的真相的。我認為，了解上海，世界視野非常重要。

墨菲說：“上海決不是孤立地存在；它同全國大多數地區和重要城鎮息息相關；如果脫離了全國的歷史、地理環境和發展演變，單就上海論上海，那么誰也無法把上海城市各時期發展演變的情況生動而逼真地描繪出來?！盵2]其實，上海不單“同全國大多數地區和重要城鎮息息相關”，而且同整個東亞世界乃至全球網絡息息相關。因此，要理解上海，必需同時具備區域、國家和世界三重視野。透過這三重視野，我們才有可能比較整體通貫地理解上海城市的歷史，特別是開埠以來的變遷。

上海研究是一門方興未艾的顯學，也是一門內涵和外延極其浩瀚深廣的學問。因其方興未艾，所以可以開拓的研究空間巨大；因其浩瀚深廣，所以不是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所能窮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上海研究應當成為一種共業，一種共同的學術事業，集合全球的學術智慧，集合各領域學者的專長，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上海、品讀上海，最后理解上海。具體而言，有兩條途徑：一是跨國的學術合作。上海是一個國際化都市，居住在近代上海的外國人，最多的時候有56個國家的移民，涉及的語種是非常多的，而且很多資料都在國外，都還沒有發掘。只有通過跨國的學術合作，通過對上海有興趣的學者們共同推進，上海的底蘊和豐富，才能夠不斷地被開掘出來；另外一條途徑是跨學科的合作，唯有來自歷史、地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學、音樂、美術、戲劇、建筑等各方面的學者協同合作，才能生動逼真地書寫出上海這座城市的復雜性，這座城市的個性、氣質和魅力，以及這座城市的神奇和滄桑。

[1]印永清,胡小青主編.海外上海研究書目[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2](美)羅茲·墨菲著,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上?！F代中國的鑰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