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旅游資源的文化特征探討

□王青竹

(山西廣播電視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7)

旅游資源在旅游學界分為“自然”和“人文”兩大體系，相比“自然資源”的自然屬性,“文化資源”更側重于“人文”特質。山西是華夏文明和黃河文化的搖籃，有丁村古人類文化遺址，有中國現存最早的皇家園林晉祠，有“愿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普救寺，也有豪氣干云的八路軍紀念館。隨著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文化旅游正成為一種備受青睞生機盎然的旅游形式。在“2016山西省旅游發展大會”主題會議上，山西省委副書記樓陽生在山西文化旅游發展及經濟轉型升級大會上指出，加快將文化旅游產業培育成為山西的戰略性支柱產業，是轉型升級的必要之舉。鑒于此，研究山西旅游資源的文化特征及其成因，對發揮山西文化在旅游方面的優勢，助推山西經濟發展，無疑會有積極的意義。

一、山西旅游資源的核心吸引力是文化

我省2016年接待入境旅游者89.97萬人次，接待國內旅游者4.43億人次。根據2016年6月監測系統分析，68個重點監測景區接待游客總量前10名中，五臺山、洪洞大槐樹、喬家大院、云岡石窟等都位列其中。這充分證明，我省傳統的王牌景區是客源的主要吸引物。

這些王牌景區為什么具備如此大的吸引力呢？拋開客源的因素，不能不說是旅游資源的文化魅力了。以五臺山文化為例，五臺山有中國最古老的佛教寺院。東漢永平十一年(68年)，佛教傳入中國后在五臺山開山建寺，就是顯通寺，它與白馬寺同為中國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另外，五臺山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部歷史。五臺山寺廟損毀殆盡時，是中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滅佛之時。五臺山的寺廟多達360多處時，是唐太宗、武則天大力提倡佛教、中國佛教達到了全盛之時。五臺山還有各具藝術特色的寺廟。 “遭劫幸存南禪寺”就是一例。唐武宗會昌滅佛，修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的南禪寺，成為唯一的幸存者。殿內的十七尊唐代彩塑，有佛、菩薩、弟子、童子等，個個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佛光寺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其建筑、塑像、壁畫和墨跡號稱“四絕” ?！耙徊糠饑?，百座藝術宮”，就是五臺山這座古老的佛教名山的文化特色：香煙繚繞，梵音縹緲，曲徑通幽，置身其中，自然可以滌除塵念，凈化心靈。這種使旅游者增長見識、愉悅精神的高品位審美，是旅游資源文化的力量才能給予的。

二、山西旅游資源文化的特征

旅游資源是由地形、氣候形成的自然景觀和在這個空間活動的人文景觀組成。受經度、緯度和人類活動影響，旅游資源雖然會出現某些相似性，但特定的空間、特定的時間、特定時代、民族的人類生活，一定使此地具有不同于彼地的文化特征。

(一)山西旅游資源文化的豐厚性特征

2018年3月9日，在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西代表團開放日上，山西省長樓陽生說，山西有如此豐厚的資源，沒有理由不把山西的文化旅游業搞上去。為什么說山西的旅游資源是豐厚的呢？

1.山西旅游資源文化種類多樣。山西省是中國內陸省份，屬于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由于疆域輪廓呈東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邊形，南北間距較長，約682千米，因此南北氣候差異顯著，加之地貌類型復雜，中部有似斷似連的大同、忻定、太原、臨汾、運城盆地，東西兩側是太行山和呂梁山的丘陵、山地，即使在同一緯度，由于海拔差異較大，氣溫、雨晴也不相同。這種地形、地貌，就形成了山西多樣化的自然景觀，也孕育出山西各地獨特的人文風貌。中國歷史上，有三條緯度線值得關注,分別是北緯35度，北緯38度，和北緯41度。這三條線橫貫山西，自然形成山西晉南，晉中以及晉北截然不同的風情。

北緯35度，在地理學上是800MM等降水量線，一月份0°C等溫線，在社會學上，這條緯度線叫王朝線，穿過西安、洛陽、鄭州、開封、商丘等古代都城，是中國人類文明的濫觴之地。古時被稱為“河東”的運城也在這個緯度上。芮城西侯度遺址在 1988年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是中國境內最古老的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是目前中國最早的人類用火證據。華夏民族的始祖黃帝、炎帝、蚩尤，堯、舜、禹，都相繼活動在河東大地上。堯初都蒲坂(今永濟)，后遷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夏縣)，中國第一個奴隸制社會——夏，也是在這里誕生?！妒酚洝の宓郾炯o》記載：“黃帝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 相傳五千年前，嫘祖教人養蠶織綢。夏縣西陰村曾建有先蠶娘娘廟，廟內供有先蠶娘娘像，后來毀于戰亂?！罢Q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薄对娊洝ご笱拧ど瘛访枋龅?，是周的始祖后稷在農業種植方面的特殊才能。在詩里，后稷是被當作農神的。稷山縣名即由后稷而來，境內的稷王廟建于元代，清道光十年毀于大火，道光二十三年重建，是全國祭祀后稷最大的廟宇。嫘祖教民養蠶于夏縣，后稷教民稼穡于稷山，運城作為農耕文明的發祥地，確實當之無愧。

北緯38度線，是草原文明和農耕文明的緩沖線。北緯41度長城線，則是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沖突異常激烈的地帶。山西的天鎮、大同、右玉、陽高等地就在這個緯度，因此，山西是長城分布較多的省份之一，主要分布于9個市40余個縣(區)，總長度累計3500多公里，現存較完整的城墻和遺跡有1500多公里。山西的長城也是修筑朝代較多的省份之一，有戰國長城、東魏長城、北齊長城、北周長城、隋長城、宋長城、明長城、清長城，其中以明代修筑的長城規模最大，前后共修筑了154年。全國唯一的宋代長城分布在山西省岢嵐縣王家岔鄉。長城文化是山西北部的突出文化特征。

長城文化首先體現為軍旅文化。由于山西北部地處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經之地，使得這一地區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當后晉“兒皇帝”石敬瑭將包括大同在內的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整個山西，甚至整個中原都失去了屏障?！蹲x史方輿紀要》指出，“石晉歸其地于契丹，宋不能復有，遂基靖康之釁。女真之亡遼，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燕京不能復固矣?！睍x北作為全晉之屏障、北方之門戶的特殊位置，可見一斑。明朝沿長城防線陸續設立的九個軍事重鎮，山西就有大同鎮、太原鎮2個。長城著名的十三關，山西境內就有平型關、偏頭關、雁門關、娘子關和殺虎口關，接近四成。長城是一道軍事防線，每一段城墻、每一處關隘，都見證了刀光劍影，都流傳著英雄傳奇?！疤煜戮湃?，雁門為首”所說的，就是雁門關，是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雁門關就已經建關，后經五代十國、宋、遼、金、元約四百余載。舊關元代時被毀，現存的雁門關是明代新筑的，由關城、甕城和圍城三部分組成。關城城墻高10米，周長約1公里。墻體以石座為底，內填夯土，外包磚身，墻垣上筑有垛口。雁門關是歷史上著名的古戰場，從早期的匈奴、鮮卑、突厥，到后來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都先后與農耕文明的漢人王朝在此進行過許多次戰爭。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派大將蒙恬率兵30萬，從雁門出塞，“北擊胡，悉收河南之地”(今河套地區)。李廣在做代郡、雁門、云中太守時，威震匈奴，被匈奴稱為“飛將軍”。滿門忠烈的楊家將，更是婦孺皆知。雍熙三年北伐，29歲的延昭隨父親進攻朔州，流矢穿臂，卻愈戰愈勇，最終攻下朔州城。雖說楊家將激戰金沙灘的故事是民間的傳說、演義，但位于懷仁縣城南的金沙灘，的確是當年宋、遼交戰的古戰場，廣袤荒原上那一座座漢人將士的墓塚，就是壯懷激烈、忠勇報國的英雄主義豐碑，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抵御外侮、反抗侵略，軍旅文化中的英雄主義精神滋養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前仆后繼、保衛家園。

長城文化的核心是和平文化[1]。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修筑長城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和平保安寧的?！妒酚洝ぬK秦傳》：“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齊筑長城是為了軍事防御。第二，長城具有經濟、民族、文化交流的功能。和平時期，昔日把守嚴密的關口要塞，成為長城內外各民族來往的通道，貿易的集市，文化交融的區域。西漢時期，“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史記·匈奴列傳》)。右玉縣大川村出土的胡傅酒樽，造于西漢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酒樽通體鎏金彩繪，中原器型與草原裝飾渾然一體。宋太宗贊抗遼名將楊業“誠堅金石，氣激風云”，契丹人在遼國境內的古北口為楊業修建楊無敵廟，且“天下之士至于里兒野豎，皆能道之”(歐陽修《和仲巽過古北口楊無敵廟》)。推崇忠勇之士，成為不同民族的共同心理和價值取向。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以長城為地理依托，一條綿亙萬里的“長城文化帶”一直都存在著。長城不僅僅是一條經濟、民族、文化的分界線，她之后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被各民族人民普遍接受，也就不足為奇了。

2.山西旅游資源文化積淀深厚。山西歷史悠久，人文薈萃，作為人類和華夏文明發祥的最早起源地和中心區域之一，建筑文化、商業文化、裝飾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和佛教文化等旅游資源文化不僅種類多，而且積淀厚，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古代文化博物館”。

首先，山西文化旅游資源數量多。據國家文物局統計，山西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52處，居全國第一。山西現存的古建筑居全國之首，全國7成以上的元代之前的木結構建筑全在山西，既有大型建筑如應縣木塔，又有鄉村小廟如西頓濟瀆廟。朔州市應縣城西北佛宮寺內的佛宮寺釋迦塔，俗稱應縣木塔，建于遼清寧二年(宋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金明昌六年(南宋慶元一年公元1195年)增修完畢，是中國現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構塔式建筑，與意大利比薩斜塔、巴黎埃菲爾鐵塔并稱“世界三大奇塔”。西頓濟瀆廟坐落在晉城澤州縣高都鎮西頓村東，修建于(北)宋、金交替之時。 2011年12月4日，西頓濟瀆廟入選了“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百大新發現”。 在“三普”期間，僅晉城市，新發現文物就6600多處，其中，上古時期文化遺址200多處，早期宋元時期古建筑近100處，明清古民居2 000多處。和山西一樣，河南、陜西也是文物大省，現存文物卻不如山西多，究其原因，一是山西全省氣候干燥，冬冷夏涼，為文物保存創造了良好的環境；二是山西的地形地貌造成很多古建筑位于人跡罕至的區域，很好地避開了戰火及偷盜。

其次，山西文化旅游資源時間跨度大?！拔迩晡拿骺瓷轿鳌?。由此可以看出，山西的旅游文化資源不僅形成年代早，而且貫通了上下五千年的華夏文明。襄汾縣的陶寺遺址，距今4500-4000年左右，是中國最早的文明誕生地之一。這里的窯洞、居址、水井及等級分明的墓葬、龍盤、鼉鼓、特磬等重要禮器，是堯部落創造的最初“中國”之所在。春秋時期豫讓刺殺趙襄子的豫讓橋，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的赤橋村，現保存完好，橋上勾欄圍護，橋下晉水常流。位于萬榮縣西南的后土祠，據《資治通鑒·漢紀七》記載，正式建廟始于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漢武帝改廟為祠，先后7次祭祀后土，并留下了千古絕唱《秋風辭》。在平型關，八路軍首戰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位于靈丘縣的平型關大捷紀念館，1961年就成為國務院公布的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從堯舜禹到民國，山西歷史文化的完整性、先進性，對中華民族的形成、生存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成為山西發展文化旅游業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

(二)山西旅游資源文化的區域性特征

作為旅游資源大省，山西的旅游資源文化具有鮮明的區域性特征[2]。

山西北部，由北向南依次是大同云岡石窟、渾源懸空寺和忻州的五臺山。大同距懸空寺70來公里，離五臺山也不足150公里。大同市靈丘縣城南75公里有個曲回寺，創建于733年，是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據其遺址千斤大鐵鐘文記載，曲回寺居然是五臺山佛寺的下院。

山西晉中的平遙古城，是中國僅有的以整座古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獲得成功的兩座古城市之一。它始建于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條蚰蜒巷縱橫交錯。古市樓是最為繁盛的傳統商業街，店鋪林立。在平遙西大街，日升昌這個中國第一家票號，就坐落于此。平遙古城作為中國古代城市在明清時期的杰出范例，其商業特征是極為顯著的。國家5A級景區祁縣的喬家大院，是一座壯觀的建筑群體，被專家稱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顆明珠”。這座民居的修建者，是山西著名的商賈。太谷的“中華民宅之奇葩”曹家大院、祁縣號稱“渠半城”的渠家大院、榆次“學而優則商”的常家大院，這些商賈的家族居所，距平遙古城也都不超過60公里。

山西晉南洪洞縣的大槐樹旅游景區，是全國以“尋根”和“祭祖”為主題的唯一民祭圣地。同為尋根祭祖之地的堯廟，位于臨汾市秦蜀路南端。二者相距不足30公里。

從北往南，山西依次分布著主要包括五臺山、云岡石窟、懸空寺的佛教文化區域，包括平遙古城、喬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等在內的晉商文化區域，主要包括大槐樹、堯廟的尋根祭祖區域。

由是觀之，山西的旅游資源文化呈現區域性特征是毋庸置疑的。這種特征是如何形成的？

民國大學者劉申叔說：“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鄙轿鳀|有太行山，西邊是黃河， “表里山河”的地理形勢，又是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的過渡地帶，民族雜居，由民族融合帶來的文化特征較為突出，使得山西旅游資源文化具有區域性特征。

首先看北部的佛教文化。山西北部是我國北方游牧民族活動的舞臺。公元398年，鮮卑族拓跋部在平城(大同)建立了北魏王朝。以北魏這樣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要解決復雜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只有依靠宗教武器。公元460年，明元帝拓跋嗣開始在武州塞開鑿石窟，沙門統“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痹茖鶗谊孜蹇叩拈_鑿，說明佛教已經是北魏的國家宗教。盡管如此，原有道教與外來佛教之間的爭斗一直存在。太武帝篤信道教，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下詔毀滅佛法，“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文成帝即位，下詔復法，佛教以更大的勢頭發展起來，云岡石窟進入到大規模營造時期。在北魏統治集團的提倡下，佛教發展非常迅速。即使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平城作為北都，仍然是北魏時期的佛教要地。

五臺山雖然在魏太武帝滅佛時，多處寺廟被摧毀。當文成帝即位復興佛教時，五臺山寺廟重建，香火反倒比之前更加興旺。

懸空寺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北魏天師道長寇謙之的弟子們多方籌資、精心選址設計，終于達成天師的遺愿，建成了一座“上延霄客，下絕囂浮”的空中寺院。

綜上所述，包括云岡石窟、懸空寺和五臺山的佛教文化都是北魏政權獨特背景下的產物。北魏政權能在平城建立，完全有賴于晉北地處邊塞的特殊地理環境。多民族雜居，必有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戰國趙武靈王的胡服射騎，代表的是中原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吸收與兩種文化的融合，北魏拓跋氏則吸收中原文化，融合各個民族，給華夏文化帶來了新鮮元素。佛教在山西得以發展并產生深遠的影響，都得益于多向的民族交流和融合。

任何文化的產生、發展和完善，都與特定的時間、空間密不可分。晉商崛起、興盛于明清時期，也不是無跡可尋的。據渠氏19代后裔渠仁甫手書《渠氏家譜第二分支譜》記載，祁縣渠氏，原籍是上黨長子縣，明朝時，始祖渠濟經常從老家采買一些土特產，帶到祁縣來賣，漸漸富裕起來，便在祁縣城內定居下來。到第14代渠同海，因“走西口”財富大增，在包頭購置了土地，并獨資開設了長源厚貨莊，經營糧食、茶葉等，兼做錢業生意。16代渠長瀛，先后在國內各大商埠開設茶莊、鹽店、錢莊等商號40余個，并開始在長江流域販運食鹽。這里有三個關鍵點，一個是明朝，一個是茶葉和食鹽，一個是“走西口”。為什么先祖渠濟的生意起于明朝呢？明代北部有九個邊鎮構成的防御屏障,東起遼東,西至嘉峪關,在5274公里長的邊防線上，駐軍僅平時就不少于80萬。北部巨大的邊防物資需求是政府必須解決的難題。為此，明王朝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就有開中制，即國家向商人出讓鹽的專賣權,以換取邊鎮所需的糧餉供給。開中制給山西商人帶來了重要商機。他們將運城，甚至長江流域的食鹽販往邊疆地區，獲利頗豐。又為什么是茶葉呢？冷兵器時代，戰馬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漢人地區一直沒有優質的馬場。為此，唐宋時就有了茶馬互市政策，以官茶換取青海、甘肅等地少數民族的馬匹。元朝時廢棄了，明朝恢復了，實行茶馬法，以“招商納馬給邊,以茶償之”。雖然明代馬市和茶市的開放極為有限,但對處于游牧地區和農耕地區過渡地帶的山西而言，無疑是近水樓臺，占盡地理之便。山西商人趁勢充分發揮其優勢,成為茶馬互市的主要力量,開拓了張家口、大同等與山西商人密切相關的邊鎮市場，獲得了可觀的財富資本。明代沈思孝在《晉錄》里描述：“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鼻抑徊贿^是眾多商賈的代表而已。

太谷曹家，“三”字輩的曹三喜，獨闖關東，種菜、種豆、養豬，之后開商號，清兵入關，又把生意做到關內。祁縣喬家，始祖喬貴發，乾隆初年出走口外，在包頭當鋪做伙計，后開草料鋪，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雜貨生意。曹、喬兩家的發跡似乎與開中制、茶馬法無關，但他們與渠家也有共同點，就是外出：一個闖關東，一個走西口。這又與明朝前期的移民政策有關。 “表里山河”的地理位置和連年的風調雨順，使山西與中原地區的戰亂不斷、赤地千里相比，經濟繁榮，人口眾多。為了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明朝開始從山西往外移民。根據《明史》記載，“成祖核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僅這一次，就涉及2府、17州、66個縣，足見移民的范圍大。遷居地有京、冀、豫、魯、皖、蘇、鄂、陜、甘、寧、等18個省，500多個縣市，可見遷居地域廣。數百年間，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輾轉遷徙，云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港臺等地，甚至南洋，都有山西移民的身影。這必然增強山西與各地的聯系,增加了山西人外出經商的機會。從山西商人的活動足跡也可以得到印證。

有了明朝的開中制、茶馬法和移民政策，山西商人才能脫穎而出；沒有山西“極臨邊地”、“表里山河”的地利之便，山西商人也不可能在明清之際成為十大商幫之首；有了山西商人500年的輝煌，才有了山西豐富的建筑遺產和旅游文化資源。

山西根祖文化的成因也很有趣?！皢栁易嫦群翁巵?，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歌謠在中國流行幾百年。按《文獻通考》，明朝初期，晉南的人口最稠密，洪洞又是晉南人口最多的縣，且交通便利。洪洞城北有一座廣濟寺，寺旁有一棵“樹身數圍，蔭遮數畝”的漢槐，樹下就成了當時最大的移民“點行地”。移民集中在大槐樹下，官員發給憑照、川資，再遷往北平、山東、河南等地。洪武至永樂50年間，從大槐樹下出發的移民就有17次，人數超過150萬。大槐樹移民在歷史上影響巨大，移民后裔們也就自然地認同這樣一個出發地，大槐樹便成為故鄉的標志。還有一點也不容忽略，那就是，洪洞所在的晉南，很多地方流傳著女媧、堯、舜的傳說，臨汾的堯廟更是一座具有豐厚文化意義的“國祖廟”。 臨汾史稱平陽，《尚書》載：“堯都平陽”。司馬遷《史記》云：“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足見華夏文明是從堯開始的。清代以前，每年的4月28日都要在這里舉行祭祖儀式。這種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應該是大槐樹被當作“家”，被稱為“祖”，被看作“根”的最重要原因[3]。

(三)山西旅游資源文化的包容性特征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中華文化歷來求同存異，兼收并蓄，這是先進文化應該具有的品質。山西旅游資源文化也具有這種包容性，主要體現在：

1.晉商文化的包容性。 晉商重要代表人物王現曾說過：“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潔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恪守其業，天之鑒也?！痹谥袊L的歷史長河中，一直重儒輕商，士農工商，士為一等，商為末流。但明清的山西商人卻認為，商和士農工同等重要[4]。在這方面，榆次富商常氏，最具代表性。十三世常維豐，從小讀書，文采風流。長大后放棄科舉，去張家口經商，有魄力，通權變，是當地商人中的翹楚。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擔任過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詩詞皆精通，時人稱之“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這種包容義與利、身兼士與商的氣度和行為，如果沒有 “有兒開商店，強過做知縣”的社會氛圍，怕是做不到。晉商文化的包容性還體現在重視發揮群體力量。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可以朋友合伙，可以東家與伙計合伙，再到各地設立山西會館，形成商幫，他們很少單打獨斗。喬家喬貴發在包頭創業，就是與一位秦姓結拜兄弟一起的。山西商人在對家人、鄉人的彼此包容中聯合發展，最終締造了自己的商業帝國。

2.宗教文化的包容性。 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樣體現了山西旅游資源文化的包容性。 在山西境內，以區域論，北有文殊菩薩的道場五臺山，南有道教巨宮永樂宮，還有武圣關帝廟，可謂兼容并包。

有趣的是，即使屬于佛教文化區域的懸空寺和五臺山，也不是鐵板一塊。懸空寺，原來叫“玄空閣”，“玄”取自于中國傳統宗教道教教理，“空”則來源于佛教的教理，寺內的三教殿里，釋迦牟尼、老子、孔子同居一室，是中國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獨特寺廟。佛教圣地五臺山，既有青廟，也有黃廟。青廟為漢傳佛教，黃廟為藏傳佛教。據1956年五臺山文物保護所的調查，在五臺山范圍內有寺廟124處，其中青廟99處，黃廟25處。五臺山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并重，青廟和黃廟比鄰，這在四大佛教名山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山西旅游資源文化在宗教方面的包容性可見一斑。

山西旅游資源文化的包容性幾乎是與生俱來的，由《左傳》“楚才晉用”這個成語就可以看出來。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是一種文化包容。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獨特的性質?！鄙轿髡窃谶@種積累和包容中形成獨特的旅游資源文化。

旅游在根本上，是一種以獲得心理快感為目的的審美過程和自娛過程。隨著社會和經濟發展，人們的文化素質和精神追求都在提高，“走馬觀花”式的觀光游正向以文化為主題導向的“文化深度游”轉變。只有深刻把握山西旅游資源的文化特征及成因，才有可能設計開發出獨具地方文化內涵的旅游項目，滿足游客多方面、多層次的精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