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在絲綢之路交通格局中的地位

王子今

(中國人民大學 a.國學院; b.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北京 100872)

《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有關于焉耆地理人文資料等國情記錄。在匈奴奴役西域的時代，曾經以焉耆所在地方作為行政重心。漢王朝“出西域”有“南道”“北道”，焉耆是溝通兩道的樞紐。漢王朝曾經于此組織軍屯。焉耆在西域列國中國力較強。在漢王朝控制西域的戰略中，焉耆的態度有重要意義。焉耆對漢王朝的靠攏和附從，有利于漢文化在西域的擴張。而在焉耆持敵對與對抗的立場時，西域局勢往往難以控制。

一、《西域傳》焉耆國情記錄

《漢書》卷94上《匈奴傳上》：“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虜八千余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余級，裨小王以下十余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后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盵1]3769其中“出隴西”“過焉支山千有余里”“出隴西，過焉耆山千余里”所指示的遠征方向，值得我們注意。

“焉耆山”的方位，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標注在今甘肅永昌西[2]33。而另一名號相同的西域“焉耆國”，與“焉耆山”相距甚為遙遠。二者共用“焉耆”之原始名義，似乎值得思考。

《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焉耆國”條有關于焉耆包括地理、人文信息的國情介紹：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1]3918

記錄了“焉耆國”方位、戶口、行政機構等信息。所謂“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提示了這一國度“南”近塔里木河流域，“北”通伊犁河流域的交通形勢。而“近海水多魚”的生態環境條件亦載于史籍。此所謂“?！奔唇癫┧跪v湖*紀昀《河源紀略》卷28“哈喇沙爾”條：“博斯騰淖爾，即古焉耆海?！蔽臏Y閣《四庫全書》本。，既提供了水產資源，也曾經被利用以為與漢王朝抗爭的地理阻障。據《后漢書》卷47《班超傳》記載，漢章帝建初三年(78)班超控制焉耆，“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李賢注：“‘十七’本或作‘七十’?！薄逗鬂h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5月版，第1582頁。。

二、匈奴經營西域時代的控制中心

《漢書》卷96上《西域傳上》記載：“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役屬匈奴”，顏師古注：“服屬于匈奴，為其所役使也?！薄稘h書》，第3872頁。

新疆考古工作曾經取得的成就中，包括可能與匈奴活動有關的遺存收獲中的發現。有學者在總結“秦漢時期邊遠和少數族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時曾經指出：“1983—1984年、1988年考古人員先后兩次清理了和靜察吾呼溝三號墓地*據原注，資料來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文管所《和靜縣察吾乎溝口三號墓地發掘簡報》，載于《考古》1990年第10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靜縣文化館：《和靜縣察吾乎溝三號墓地發掘簡報》，載于《新疆文物》1990年第1期。，主要是豎穴偏洞室墓，時代為東漢前期，可能與匈奴有關系?！稘h書·西域傳》載：‘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瘡奈墨I看，焉耆盆地及今庫爾勒地區是匈奴控制南疆最重要的一個行政駐地，察吾呼溝三號墓地的發現證明了匈奴在這個地區頻繁的活動?！盵4]和靜察吾呼溝三號墓地的發掘可能“匈奴在這個地區頻繁的活動”有關的判斷是正確的。不過，如果這一墓地確實與“僮仆都尉”“控制南疆”有關，則其年代應早于“東漢前期”。

史籍既說“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則可以理解為“僮仆都尉”的行政中心所在或許并非始終確定在此地，也有游移變換的可能。安作璋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匈奴)不得不讓這些被征服的人民留在原地，按照他們原有的生產方式進行生產。而匈奴則在那里設立‘僮仆都尉’，經常領著數千騎兵，往來焉耆、危須、尉犁之間，對他們實行監督，并向他們征收極繁重的賦稅?！盵5]在匈奴控制西域地方的時代，應當曾經以“焉耆盆地及今庫爾勒地區”作為重要的據點。

所謂“賦稅諸國，取富給焉”，體現出匈奴實際上已經通過行政方式實施了對西域地方經濟的有效控制。匈奴騎兵對漢地等農耕區的侵犯，其實并不僅僅追求閃擊式的劫掠和短暫的占領。他們理想的征服形式，應當是這種“役使”和“賦稅”?！靶倥鬟吶罩鹜酢睂ξ饔虻目刂?，或許可以說實現了游牧族軍事勢力征服農耕區與農牧交錯區的最完滿的境界。這種“役屬”形式，可以說是漢帝國北邊農耕族與游牧族關系中比較特殊的情形*參見王子今《“匈奴西邊日逐王”事跡考論》，載于《新疆文物》2009年第3～4期；《論匈奴僮仆都尉“領西域”“賦稅諸國”》，載于《石家莊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匈奴“僮仆都尉”考》,載于《南都學壇》2012年第4期；《匈奴控制背景下的西域貿易》,載于《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收入《匈奴經營西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12月版。又《前張騫的絲綢之路與西域史的匈奴時代》,載于《甘肅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漢書》所謂“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領西域”“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的記載提示我們，匈奴對于施行這種控制，有專門的管理部門和專職的行政官員?！把申扰璧丶敖駧鞝柪盏貐^”應當曾經是匈奴控制西域經濟的職能部門施行行政操作的地點。

三、漢“出西域”“南道”與“北道”間的樞紐

《漢書》卷96上《西域傳上》關于西漢王朝交通西域的道路，有這樣的記載：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關于“自玉門、陽關出西域”交通保障的形式，又寫道：

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出西域”之“南道”和“北道”，漢王朝起初只能“獨護南道”，而未能全面控制“北道”。這一情形直至神爵三年(前59)匈奴內部發生變化始得扭轉：

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后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后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

于是，西域交通形勢發生重要變化。漢王朝的力量由“獨護南道”轉變為“并護北道”，即“南道”“北道”“都護”。漢代西域行政長官“都護”名號，因此與交通控制有重要關系：

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砂草?，安輯之；可擊，擊之。

“都護”負有“督察”“安輯”西域各國，及在必要時對敵對勢力“擊之”的使命。但是其起初職名，得于“護南道”“并護北道”的“護”。對交通道路的有效控制，使得“都護”握有行政領導與軍事打擊的機動權?！疤栐欢甲o”的鄭吉封“安遠侯”?！鞍策h”名號，提示了對西域遠國外交、行政、軍事諸事務全面把握的責任。

“都護”行使權力的處所在“烏壘城”：“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盵1]3872所謂“都護治烏壘城”“于西域為中”，說明了都護治所擇定的政治地理學意義?！白o南道”“并護北道”的“都護”居所“于西域為中”，反映對“南道”和“北道”的全面控制。

“于西域為中”的“烏壘城”空間位置臨近匈奴僮仆都尉所謂“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地方[2]37。當時焉耆地方控制今開都河流域通往伊犁河流域道路的情形，經考古學者對巴音布魯克草原附近交通條件的調查已得基本確認*參見巫新華《絲路天山道巴音布魯克草原路網綜合科考成果總結》，2017年6月23日，庫爾勒“絲綢之路·天山道巴音布魯克草原綜合科考”研討會論文。。居于《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焉耆國”條所謂“北與烏孫接”的交通地位的優勢，可以看作漢王朝“出西域”“南道”“北道”之間的重要樞紐。

四、焉耆在絲綢之路交通格局中的坐標性意義

《漢書》卷96《西域傳》關于西域諸國空間位置，有涉及交通信息的定位。敘述習慣，往往言“去長安”若干里，“至都護治所”若干里，以及由某方向“至”某國若干里、“通”某國若干里*或說行旅日程，如《漢書》卷96上《西域傳上》：且末國“南至小宛可三日行”，第3879頁?！稘h書》卷96下《西域傳下》：烏弋山離國“行可百余日，乃至條支”，第3888頁。大月氏國“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第3890頁?？稻訃爸猎侥涞伛R行七日”，第3891頁。尉頭國“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第3898頁。。如：

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鞅比ザ甲o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鞅敝炼甲o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1]3875

……

《西域傳》寫道：“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盵1]3928所列諸國交通信息者，“去陽關”13例，“去長安”48例，“去都護”“去都護治所”“至都護治所”52例*包括“烏壘”“與都護同治”，也記錄了與“都護”間的位置關系。。其中言“通”某國、“至”某國里程日程者涉及26國，唯有“至焉耆”出現頻次最高，獨至4例。即《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髦炼甲o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髦炼甲o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1]3917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髦廖纠缍偎氖?，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1]3920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ラL安八千一百五十里?！髂现炼甲o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1]3921

“至焉耆”若干里者數量最多，特別值得西域史以及西域交通史研究者注意?！稘h書》卷96《西域傳》在說明西域諸國間交通關系的記載中數見“至焉耆”若干里的情形，可以理解為“焉耆”在西域交通形勢中地位比較特殊的反映。

五、辛慶忌“屯焉耆國”

《漢書》卷69《辛慶忌傳》記載了名將辛慶忌參與漢帝國西域經營，又以“校尉”身份“將吏士屯焉耆國”事跡：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萃吞餅鯇O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陳卻敵?；葑嗥涔?，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朝庭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1]2996

辛慶忌在西域有功，后來相繼在金城、張掖、酒泉任職，據說“朝庭多重之者”。他在西域的經歷，除直接參與軍事生活，“陷陳卻敵”外，曾經“隨長羅侯?；萃吞餅鯇O赤谷城”，有在西域組織“屯田”的經歷。這對于“屯焉耆國”的決策及組織實施，或許是有積極意義的。

屯田，是漢王朝處理邊疆和民族問題的重要策略?！妒酚洝肪?0《平準書》：“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盵3]1439《史記》卷110《匈奴列傳》：“是后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盵3]2911西域屯田也顯現出重要作用。如《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愿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于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浜笾梦旒盒Ｎ就吞?，居車師故地?！盵1]3924這位“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的表現，值得考察西域屯田史及焉耆地方史的研究者關注。

六、焉耆“慰撫”與西域“降服”

焉耆在與漢和匈奴的外交關系中，其取向直接關系到西域總體局勢。中原王朝與焉耆的關系，影響到對西域控制的成敗。

《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記載：“……其后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痹谕趺曹姟俺鑫饔颉钡那閯菹?，焉耆持直接軍事對抗的態度：

天鳳三年，乃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余人，分為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后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剼胡子。李崇收余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1]3927

《漢書》卷99中《王莽傳中》對于此次西域政治變局，稱“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

所謂“焉耆先叛”“西域自此絕”，提示了漢王朝與焉耆交往關系的變化，竟然影響到整個西域的形勢?！逗鬂h書》卷2《明帝紀》：“焉耆、龜茲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沒其眾。北匈奴及車師后王圍戊己校尉耿恭?！盵6]123也說西域危局由自“焉耆先叛”。而《后漢書》卷4《和帝紀》記載永元六年(94)事：“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余國?！盵6]179以“大破焉耆”致“西域降服”情形，從另一角度說明了“焉耆”對于“西域”控制總體局勢的重要性。

《后漢書》卷47《班超傳》記載建初三年(78)班超上疏請兵，言：“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倍褒斊?、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干為長史”之后，“超居龜茲它干城，徐干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余悉定”。焉耆在少數“未服從”即未能“定”的國度中排名在先，應有最值得重視的國力和影響力。班超于是發動了征服焉耆的戰役：“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卑喑姄粞申?，施用了靈活的策略：“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彩五百匹?！申韧鯊V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結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蛑^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于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獻珍物?！盵6]1575

《班超傳》記載，在這樣的形勢下，班超依然進軍焉耆：“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卑喑瑪貧ⅰ把申茸蠛蛟稀泵苁沟呐e措異乎尋常，當有深沉考慮，可能意在迷惑“焉耆王廣”等。于是，“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于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于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余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余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國悉皆納質內屬焉?！盵6]1581-1582所謂于焉耆“期大會諸國王”，體現了焉耆聯系“諸國”的交通形勢。

班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的意義也是重要的。焉耆新王元孟的行政控制力當因此穩固。

《冊府元龜》卷375《將帥部·褒異一》記述此次進軍攻伐焉耆的意義：“班超自章帝建初八年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加都護，討焉耆，西域五十余國悉納質內屬焉。詔曰：超安集于闐以西，遂逾蔥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緩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仇?！端抉R法》曰：日賞不逾月，欲人速睹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食邑千戶?！盵7]連說“討焉耆”與“西域五十余國悉納質內屬”，直接明確地強調了“討焉耆”對于全面安定“西域五十余國”，致使“莫不賓從”的作用，這樣的判斷是符合當時西域史的真實情狀的。

[1]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M].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

[3]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秦漢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875-876.

[5] 安作璋.兩漢與西域關系史[M].濟南：齊魯書社,1979：9.

[6] 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7]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M].中華書局據明刻初印本，1960年6月影印版：4473-4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