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革視野下的大眾文化定位：塑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眾文化

官 群

(山東師范大學 音樂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1)

媒體文化(Media Culture)的研究通常是指20世紀在西方社會出現的、針對大眾媒體(主要是電視媒體，還包括出版社、廣播和電影等)傳播的影響力研究，這種影響力不僅包括輿論導向，還涉及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傳播；而大眾文化(Mass Culture)一詞，被認為是媒體文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重點強調了這種文化是大眾媒體的產物*Jansson A., “The Mediatization of Consumption”, in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Vol. 2(March 2002), p.15-31.。大眾文化，也被稱為流行文化，特指20世紀早期至20世紀中期在西方現代工業社會中最早出現的，在20世紀末期開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一種市民文化傳播現象。進入21世紀，憑借現代媒體技術的發展，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這種文化傳播現象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常見的大眾文化類別又可以歸為娛樂(包含電影、流行音樂、電視、游戲等)、體育、新聞、時尚與服飾潮流等。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文化是伴隨改革開放的浪潮而生的，橫移西方大眾文化傳統理論來指導中國的大眾文化是不科學和不全面的。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提升文化自信，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和保障*杜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文化自信》，《探索》2017年第2期。。

一、西方大眾文化傳統理論

縱觀西方大眾文化的理論研究，學者和思想家們對大眾文化的態度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從早期的批判和全盤否定發展到部分肯定，再到后來的重新認識和積極肯定，大眾文化逐漸被視為一種社會資源和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

早期，大眾文化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被一些評論家認為是“愚蠢的”“表面的”“煽情的”或“腐敗的”。羅森伯格和懷特在《大眾文化》一書中提到，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低級的、微不足道的、無視了深刻的現實的文化。它往往忽略了性別區分，避免了對死亡、失敗和悲劇的探討，是一種單純而簡單的群眾娛樂”*B. Osenberg and D. White, Mass Cul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Clencoe, 1957, p.22.。例如，在報紙新聞中大量的名流八卦和廣告宣傳，電視節目也已經用園藝、烹飪和其他生活類節目取代了高品質的戲劇節目，人們不斷沉迷于關于名流瑣事和與現實脫離的肥皂劇。對此評論家認為大眾文化以大規模生產的無味的工業化文化替代了高品質藝術和民俗文化。伴隨著大型媒體集團的產生和發展，大眾文化也具有了全球的影響力。例如，在電影業，好萊塢文化和價值觀影響著其他國家的電影制作，其電影制作強調震撼的價值和表面上的刺激特效，主題多集中描述侵略、報復、暴力和貪婪的人性本能，這些電影的模式均非常相似，似乎都遵循一個簡單的標準化的模板，缺乏深層次的對話，人物也往往是簡單的和超現實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大眾媒體創新技術促進了文化和社會的變革，大眾文化的意義開始與群眾文化、媒體文化、形象文化、消費文化等重疊。學者們將文化的中介作用研究轉為對文化受到媒體運作方式影響過程的研究。社會各個領域都在依賴媒體傳播其影響。約翰·斯特瑞(John Storey)對流行文化有六種定義，包括屬于“高層文化”的遺產文化，比如簡奧斯丁的小說與電視劇和查爾斯·狄更斯的許多跨界作品；以及莎士比亞的戲劇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大眾文化傳播中具有重要的作用。*John Storey,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7 Edition). Routledge: New York, 2015, p 17.如果將流行文化與大眾文化相提并論，這種文化形式被視為大眾傳媒和大眾消費的商業文化，大眾文化可以被定義為民眾的“正宗”文化。約翰·斯特瑞認為，大眾文化有政治層面的意義；新古典主義霸權理論(Neo-GramscianHegemony Theory)認為它是民間文化視為社會下屬群體的抵抗與社會主導群體利益的“斗爭場所”；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t)的學者認為它可以是高層文化與民眾文化的融合。

大眾文化不斷發展，形成潮流和漩渦，代表了以各種方式影響社會及其制度的相互依存的觀點和價值觀。其中，對大眾文化的社會性和政治作用的研究最著名的兩個學派為：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和伯明翰學派(Birmingham School) 。前者全面否認了大眾文化在政治上起到的積極作用，大眾文化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和逃避責任的大眾娛樂，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認為文化應該具有批判性，而大眾文化的娛樂性則被他們認為是無思想性的，對社會的貢獻僅限于充當了“社會安全閥”的作用；另一方面，伯明翰學派的思想家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大眾力量，蘊含了青年文化、女性文化、工人階級文化等，是一種可以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

二、社會變革與西方大眾文化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西方傳統的文化理論對大眾文化的態度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態度基本一致，代表人物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認為文化應該注重對崇高精神的追求和“精英主義”，只有“高層文化”才是具有內涵的，而大眾文化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發展而生的，其制作批量化、低俗和平庸，這是對傳統文化的不尊重，應當予以抵制。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馬克思·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認為大眾文化的模式化和同一化使得人們喪失了對高品質藝術的追求，這是工業社會帶來的負面沖擊——休閑娛樂替代了對傳統藝術的繼承，電影和暢銷書成為了人們追求的一種快感文化，大眾文化喪失了藝術的嚴肅性和高雅性，是徹底的消費享樂的表現。但是，這些批判大眾文化的理論家都不可回避地形成了一個明顯的悖論，即在宣揚自己是大眾代言人的同時又極力貶低著大眾，他們藐視大眾文化的力量導致了在政治上失去了大眾的廣泛支持。對此，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指出那些脫離大眾理解和體驗的理論必然無法得到大眾的認可，因為大眾不愿意與對他們有貶低態度的政治結盟。

自二戰后至20世紀中期，英國等主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重要的社會變革，經濟取得了全面的復蘇，商業得到了穩步的發展，傳媒技術日新月異。伴隨著社會變革，與之相適應的文化變革也在進行著。戰后的人們向往平和安寧的生活狀態，大眾文化更多地走向了通俗化和娛樂化，其中流行音樂、廣播節目、通俗小數、電影電視作品等大量涌現，借助日益發達的廣播電視媒介在全世界范圍迅速傳播，受到了廣大民眾的追捧和喜愛。伴隨著社會變革和文化變革，一味地強調高層精英文化已經變得不合時宜和陳詞濫調，對此伯明翰學派開始轉向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伯明翰學派認為大眾是促進經濟增長和消費的主要動力，從他們而來的大眾文化可以被理解為是一個權力爭奪、反抗霸權的表達。他們重新定義了“文化主義”的概念：從最初的文學研究方法轉變為社會學研究方法，從對文學的評價轉變為對文化(包括流行音樂、流行音樂、廣播節目、通俗小數、電影電視作品)的評價。

伯明翰學派對大眾文化態度的巨大變化本質上反映了當時西方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首先，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西方社會更加注重民主發展，在商品化和傳媒技術的推動下，以大眾為主導的社會結構逐漸形成。大眾消費促生了各行各業的發展，與大眾文化相關的消費在整個市場獨占鰲頭，此時再對大眾文化的一味批判成為對現實的否認；其次，在符合現實社會與市場需求的同時，伯明翰學派文化主義范式的轉換與20世紀60年代新馬克思主義思潮在西方國家開始盛行存在密切的關系。這種對“文化主義”的重新定義是西方人文社科理論的重大變革，它從本質上體現的是社會存在的整體性、文化性和重疊性，文化革命呈現出社會歷史活動的總體化結構變化。伯明翰學派的諸多代表人物的工人階級背景能夠更好地幫助研究者理解當時社會大眾的實際需求和態度，是社會實踐和成果的真實反映。

當代大眾文化研究最著名的人物當屬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明顯區別于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費斯克主張的“文化消費主義”反映了西方學術界對大眾文化探討的深入和理解的提升，是以往大眾文化研究中的悲觀主義的超越。其著作《理解大眾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玨、宋偉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和《解讀大眾文化》(ReadingthePopularCulture)*[美]約翰·費斯克：《解讀大眾文化》，楊全強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等強調了大眾文化作為一種社會資源起到的推動社會變革的作用。他提出大眾文化應當被視為“大眾生產式文本”，如何促進大眾文化消費和倡導積極快樂的大眾文化精神成為當今社會發展理論的重要內容。大眾文化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消費市場的繁榮和消費精神的推廣中，它還具有廣泛的政治影響力，體現在大眾文化運動中對權力的抵抗和推動社會的變革中。費斯克歸納了兩種社會變革模式——激進模式和大眾模式。其中，大眾文化的政治影響力是進步和微觀的而非激進和宏觀的，但是它可以被認為是激進的社會變革發生的基礎。

費斯克的研究突破了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認識，為理解和應用這種社會資源提供了正確的引導，為中國大眾文化研究和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和借鑒價值。中國處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飛速發展的階段，一次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社會變革涉及到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多重方面。能否確保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實踐品格和加強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積極影響和有效塑造大眾主流的政治行為邏輯*張師偉：《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話語大眾化與國家政治文化安全》，《探索》2017年第4期。，是中國社會變革方向的重要指引，也是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和執政長盛不衰的重大現實問題。大眾文化的價值觀走向與社會轉型息息相關，對此進行深化研究和準確的價值定位具有重要的價值。

三、大眾文化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改變了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同時也改變了大眾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90年代開始，在經濟發達的地區率先出現了針對大眾文化的消費，以大眾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消費迅速成為了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然而，此時中國學術界對于這一現象持強烈的批判態度，秉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對大眾文化采取了全盤否認和極度貶低的態度。大眾文化被認為是一種思想麻醉，其內容毫無文化價值，完全是純娛樂甚至是俗不可耐的，知識分子應當用精英主義的精神來抵制大眾文化。

從中國社會變革與大眾文化的發展角度來說, 中國的大眾文化是在改革開放浪潮和現代化市場秩序建立的背景下產生的，其發展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市場經濟帶來了中國社會生活的全方位的轉變：商業化與城市化加劇，政治體制和文化教育發展，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改變，并且出現了與之相適應的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但是，刻板的理論橫移和對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的不了解使中國早期的大眾文化研究陷入了發展的困境。一方面，橫移西方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對大眾文化進行的批判，僅僅關注了大眾文化的商品性和娛樂性，而忽略了大眾文化作為一種社會資源的力量，以及其蘊含了文化性和意識形態的屬性；另一方面，對中國“大眾”的概念定位不準，沒有從中國國情、社會環境和實際出發定位大眾文化建設的發展方向，單純地移植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有違國情和民情。

當代中國處在經濟與社會變革的過程中，市場經濟為大眾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大眾文化的興起是當今中國社會變革的必然產物，其發展態勢將會伴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逐漸增強。如何尋求一條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社會變革道路，同時保持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政治特點，是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面前的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大眾文化，作為反映現實社會需求和問題的最直接的方式，已經不單是文化的象征、觀念和精神的反映，同時也是當代諸多馬克思主義實踐家彰顯政治實踐的空間。予以大眾文化準確的價值定位, 必須將其與中國大眾的實際需求、經濟體制轉型、社會變革聯系起來，完善中國當代的大眾文化研究，發展具有民族性與開放性兼顧、中國社會主義特色與文化特色相結合的大眾文化。

四、新時期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定位

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體現在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經濟體制的變革帶來思想意識的轉變，本質是從符合原有經濟的傳統觀念與新生產方式帶來的新觀念的變革。新的觀念變革包括了思維方式、消費理念、價值觀、家庭觀和倫理觀等的變革。只有配套的文化建設才能更好地解決新觀念與傳統觀念產生的沖突，因為文化覺醒總是以先行者的姿態出現在每一次社會變革之前，相匹配的文化建設是為社會變革開辟道路，為推陳出新的生產方式搖旗吶喊。除此之外，配套的文化建設可以影響社會變革的發展方向，加速變革的進程，以及對現實社會中存在和發現的問題予以及時的引導和干預，起到修正和規范的作用。

處在經濟變革時期的中國面臨著思想意識的轉變與社會變革協調發展的問題，與社會變革同步協調發展的文化變革研究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化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主義以及批判大眾文化的精英文化在中國沒有共鳴，西方文化研究中對“大眾”的認知和定義也同樣不適用于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中國的大眾文化產生的背景和發展階段具有自身的特點，在經濟變革帶來的社會與文化變革的背景下解析中國大眾文化，開拓與中國社會變革相匹配的大眾文化發展方向是近年來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

鄒廣文在《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及其生成背景》一文中歸納了大眾文化的六種基本屬性，分別是(1)伴隨現代工業文明所產生的、有別于之前的民間文化的“現代性”；(2)與消費市場和消費者偏好緊密相連的“商業性”；(3)以取悅大眾為目的的“世俗性”；(4)工業化批量生產出來的“標準性”；(5)伴隨現代傳播手段而來的“時效性”；(6)以描述日常生活為主的“娛樂性”；同時，他指出全球信息一體化帶來的媒體發展使得大眾文化市場蓬勃發展，中國應當如何應對全球信息一體化浪潮并且保持大眾文化健康發展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鄒廣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及其生成背景》，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郭鳳志在《中國特色大眾文化研究》一文中提出西方語境中的大眾文化與中國的“大眾”的概念并非一致，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不可否認地存在生產力水平較低、城鄉差距客觀存在、農村人口占比大等現實問題。*郭鳳志：《中國特色大眾文化研究》，《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在這種背景下的“大眾”的概念與西方研究的“大眾”有所不同，中國的大眾包括了城市居民和廣大的農村人口，大眾文化如果只面向城市人口，就會失去它的現實基礎。李明在《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我國當代大眾文化價值觀建設》一文中總結中國的大眾文化建設要防范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對大眾文化生活的侵蝕，要避免低俗和腐朽的觀念的文化作品對精神世界的惡劣影響，中國的大眾文化發展要本著滿足大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求和提高人民的思想精神文明為主要任務，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到大眾文化作品中，讓大眾文化成為豐富百姓生活和凈化心靈的文化食糧。*李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我國當代大眾文化價值觀建設》，《天府新論》2014年第1期。

發展新時期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要在借鑒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和資源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國情與社會變革的實際進程，注重中國文化發展與運作方式，融入馬克思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開拓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大眾文化建設：

第一，從中國人口構成的國情出發，對“大眾”的概念精準地定位。大眾文化的發展不僅要滿足城市市民的需求，還應注重廣大農村人口的欣賞品味，深入理解人民群眾的消費需求，滿足不同民族不同區域的大眾文化的協調發展。截止到2016年，中國城市化進程發展十分迅速，城鎮常住人口已達到8億2345萬人，比2015年末增加2182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億8973萬人，減少1373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約為57.35%。中國的大眾文化建設要適應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社會生活變化帶來的消費需求和文化需求的變化，切實關注大眾的社會生活變化，發展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消費產品，提升人民的文化品位。

第二，從中國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實際出發，構建符合時代特征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具有促進社會變革、引領社會思潮、修正和引導變革方向的作用。中國已經告別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與世界接軌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也為文化開放和繁榮帶來了新的契機。由于歷史環境等原因，中國經歷的社會變革是一個急速且復雜的變化過程，變革體現在社會的基礎型結構、前導型結構、社會生活方式結構和經濟結構等多重方面，大眾文化隨著社會的變革而不停地被賦予新的意義。大眾文化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中國產量最大、受眾最多和影響力最大的消費文化，其蓬勃發展與中國所處的社會變革密不可分，兩者相輔相成。一方面，倡導和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途徑應當是將其融入到大眾文化之中，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與喜愛，讓人民自覺和自發地贊同與學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而起到引領社會思潮和提高全民價值觀的作用；另一方面，社會變革與進步離不開大眾的接納與支持，大眾文化的走向是人民群眾對社會現狀滿意度的體現，理解和應用好大眾文化這條通往人民生活的途徑，可以建立正確的變革方向，促進變革成果的順利轉化和修正改革過程中的問題。中國文化正在面臨著一場由轉型而引發的新的文化價值觀的當代重構，意在使我們能夠站在多元文化視野中，自覺地審視定位自己的文化傳統，并努力重塑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價值特質要求的自信包容、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文化價值觀。*賈英?。骸吨袊F代性發展中文化矛盾與價值觀重構》，《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第三，從中國文化市場發展進程與運作方式出發，讓大眾文化建設與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一致。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的產生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浪潮、現代工業和市場經濟的建立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可以說現在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放任大眾文化完全走向市場化不適合現階段的發展進程，因為中國的大眾文化缺少了西方社會理性文化的洗禮，尚未建立起科學的發展方向和完善的市場管理體制，如果低俗的、三觀不正的和盲目極端的思想得不到遏制，會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中國的大眾文化市場建設不能是無政府的，應當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方向保持一致，才能有利于提高大眾文化素養，促進社會健康有序的發展。

最后，從大眾文化建設的具體內容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新時期的中國大眾文化既具有娛樂性、時效性、商業性、世俗性和全球一體化等大眾文化的一般特征，同時又承載了中國歷史文明和傳統文化的影響。大眾文化建設一方面不能閉關自守，應當合理接受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發展和全球一體化的影響，但是也應當保持民族性和傳統特色，這就塑造了中國大眾文化的多元性。多元的文化具有多重的價值觀，有先進的價值觀也有糟粕落后的價值觀，大眾文化建設的內容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指導，提倡具有先進性和思想性的優秀作品，提高大眾文化的藝術性和觀賞性，促進大眾文化健康發展，改善其中存在的不良價值導向，讓文化市場發展成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生動載體，讓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通過文化媒體實現傳播，借助公益文化提高其滲透力度，利用大眾文化市場實現其轉化和落實，成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