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比較中西文明

吳 飛

（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當前中國在與西方的關系上，經濟、外交、政治等方面當然都有很多具體問題，需要認真反思。但在比較深的文化層面上，之所以造成目前種種混亂與誤判的狀況，不是因為中華文明內在的問題，而恰恰是因為對中華文明的放棄和不了解，沒有深入到傳統文化某些最精髓之處。中西文明之間的比較是我們長期思考的，再結合這半年以來遇到的現實問題，文明比較事實上不是打消我們的信心，恰恰是要樹立我們的信心，從而更好地應對現實。

一、不同的世界觀

在今天的世界，并不是只有中國面臨巨大問題，而是各個主要文明體都面臨問題，可以歸結為現代世界共同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非常復雜的各個面向，但可以概括成三個方面：第一，全球化，以及多元文明共存與交往的國際問題；第二，人如何理解自身，重新確定人在整個宇宙或自然當中的位置；第三，人對自然、對世界的理解，即人如何面對人工智能等科技過度發展的問題。這三個方面都是重大問題，也是目前整個人類世界各個文明共同面臨的問題。我并不認為當前中國有什么比西方更好的應對方式，但是如果從中國自身的文明傳統和思想邏輯來看，其實可以有一些和目前西方不同的思路和應對方式。

目前最出問題的是第一個方面——全球化問題，但是它的根源其實是在后面兩個問題，即人對于自然和人造世界的關系問題，亦可歸結為一點，即人在整個宇宙中的位置。

先對西方現代哲學和哲學的脈絡，即從笛卡爾以來所建構的文明架構，作大致的梳理。西方從最早的古希臘傳統，特別是經過基督教的發展，形成一種“三元”的世界觀：有一個至高、絕對的存在，即萬物的創造者——上帝；上帝創造了兩類存在物，一種是精神性的被造物，包括天使和人，一種是物質性的被造物，即外物。也就是說，上帝、精神、物質構成一種“三元”模式。經過笛卡爾改造之后，形成了現在西方普遍認同的一種模式：在現代人的世界中，上帝被虛化，精神性的存在物就是自我，基本上不再談天使，中世紀對天使的理解變成對自我的理解。這種模式就變成從自我出發，物質即從自我出發對物的關系，從自我出發又可能會想象到有一個比自我更高的神。在現代自然科學中，其實同樣是這一模式，只不過它把基準改變為從物出發，認為所謂自我是各種物的關系所造成的；而上帝更加虛化了，但即使到最近的自然科學研究當中，都不可能把上帝完全去掉。

這種模式的問題在于，自我和物質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存在物，不同的存在物之間是排他的，自我不可能真正認識外物。哪怕是自我對于另外一個自我，即另外一個人，都是不可能真正認識的。在后來在康德哲學中，“物自體”是不可能認識的，對你而言都是外在，你所認識的一切都是自己精神里各種復雜的變化。這就使人和外物、人和他人之間都是絕對隔絕的。而物要么是跟我完全不同的存在物，要么是我制造出來的——其實是模仿原來上帝對萬物的制造，所以才會出現后來的科技異化，即人所造出來的物也變成了異于我、我不能真正了解的產品，最后可能會反過來支配我。

也就是說，在西方所確立的當前全球化秩序背后，有一個哲學的基礎，即人和自然的基本關系、人和人所創造的產品之間的關系，而它的基本理解就是這種自我和世界不可完全理解的模式。

與此相對，中國傳統的哲學文化對人在世界中位置的基本理解，簡單來講就是“三才天地人”觀念：人在天地之間，而天地永遠在變化、變異當中，有不斷生生的力量，人在大化流行中可以說是一個主體。所以，我和外物的關系、我和天地的關系并不是認識（我這個存在物來認識另外一個存在物）的關系，而是處在天地萬物與我共生、親合的關系當中，相對來說這是一種更自然的關系。

二、對異文明的不同立場

再由哲學性轉換到多元文化問題。近年來歐洲和美國都面臨巨大的危機，而這個危機和多元文化相關。目前來說，歐洲已經被多元文化問題打擊得相當疲弱，而美國可以有其應對方式。簡單說來，歐美是以基督教文明為主體，當基督教文明面對一個異文明體系，確切地說是面對伊斯蘭世界，并受到其極大威脅的時候，它如果根據現代以來宗教寬容的開放的態度，是沒有辦法拒絕的，然則對方可以無限侵入，使它毫無排斥能力，目前歐洲正處于這種情況。美國的方式則是，試圖做一個根本上的轉變，回到宗教寬容之前的排斥態度。這個態度完全可以在西方基督教思想史上找到先例，但是很不符合洛克以來的宗教寬容精神，尤其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里的原則有著重大沖突。美國可以在實際上這樣做，背后也有文化上的基礎，但無法以一種很光明正大的現代理論講出來。至少到目前為止，在文化方面看不到與美國這一策略相匹配的足夠有力并為人們所接受的理論出現，事實上這也是相當之難的。

在這方面，我并不認為中國做得比歐美更好，中國現實的問題和困難可能也有很多，例如如何處理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等。但是從中華文明的原則上來說，其實是有更深層的可利用的思想資源。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個基督徒和儒家的君子相遇，會是怎樣的情況？從某些原教旨基督徒的角度會說，你只要不信基督，按照宗教理論就是魔鬼，是要下地獄的，我不管你別的方面做得有多好。但是從儒家的態度，決不能反過來說基督徒就是魔鬼，甚至也決不能說你就是小人。從中國思想的角度，不會因為人的宗教信仰而給他一個判斷，或判斷對其是否接納，而是根據他在孝敬父母、對待朋友等問題上是否為君子的態度。如果各方面做得都很好，那么無論其民族、宗教，都是可以接納的。反之，哪怕你不是基督徒，不是一種完全的異文化，卻有很多非常不能為我所接納的行為，那就對你持否定態度。

原則地講，中國文化本來有自己的標準，中華文明有很強大的力量。這個標準既不能被別人牽引著走，也不能因為遭到別人牽引而變成完全對抗的殖民地的心態或義和團式的態度。

三、家庭倫理的不同地位

中國思想提供了很多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觀，盡管現今在這些價值上做得未必比其他文明更好。例如我們經常說中國思想是注重家庭的，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和西方作一對比。

與“親親”相關的力量不只是在于家庭本身，其實是兩個層面：第一，“親親”不是終極話語，它要有一套更玄、更基礎性的哲學話語來論證出它為什么重要，下面還要有一套對于自然和人性的觀念。第二，在現實制度層面，任何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僅僅靠“親親”肯定是不夠的，“齊家”之上還要有“治國平天下”。這里實際面臨的問題是，怎樣把安定社會、安定人心的社會倫理和國家層面的制度、整合講到一起，并且和對于自然科學、對于世界的認識講到一起。這原本是中華文明最大的特點，中華文明在這幾個層面是不斷裂的，中間連接最玄的那部分和最具體的制度正是靠“親親”的維度。歷史上也有很多反例，法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如此，它是通過斬掉親情來使國家迅速強大，但這是不能持久的。

而在古典西方，希臘、羅馬也是非常重視家庭的，只是出于和中國很不一樣的理由?！栋Ｄ⑺辜o》中記述，特洛伊淪陷后，埃涅阿斯背著父親安基塞斯逃亡，而安基塞斯拿著祖先的神龕，他們從特洛伊跑出來，來到羅馬，成為羅馬的國父。埃涅阿斯是孝敬的典型，這在羅馬立國的基礎理念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后來隨著基督教興起和發展的哲學思想中，這部分內容被擠壓，越來越模糊。在現在的美國，哲學層面和比較高的精英層面上不太能看到家庭，但是家庭實際維護著中下層社會的穩定，對于維護美國的穩定和社會價值非常重要，大量文學著作、美劇對家庭價值非常強調，奧斯汀的小說中核心問題都是家庭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親親”是普遍問題，現代西方哪怕在哲學上不那么講，在實際生活和思想上卻很重要。

無論是羅馬，還是現代的英、美，只要是大帝國、大的政治實體，就一定要有社會整合的層面。問題是，社會整合和家庭倫理是什么關系。在古希臘，家庭倫理和它上面的民主體制的國家都很重要，但二者沒有關系，是可以斷開的，發展到極端就是斯巴達那樣的勇士?，F代西方也是這樣，美國的社會生活中很重視家庭，但“親親”理論不會進入更高層的政治話語體系中，二者是斷開的。它在政治理論中，必須講一套和家庭倫理完全不相干的東西，要體現的是平等。這種平等是羅馬沒有做到的，因為元老院其實是貴族制度，美國的參議院很大程度上也是有貴族制度，但是它能講出一套完全和家庭無關的體現平等的理論來。之所以呈現出這種模式，就是因為基督教的觀念使它可以把家庭倫理與社會整合的關系完全破除掉。

也就是說，在現實制度層面上，無論中國、西方，也無論古代、現代，任何一個比較健康的長時間維持的國家，必須要有比較穩定的家庭倫理；但在理念上，西方可以只在實踐和文學作品當中體現家庭倫理而不會上升到理論，其間是可以斷開的，而中國文化有力量打通其間，形成一套貫通“三才天地人”的體系。如果把家庭和“親親”再擴展一步，中國就提供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今天要講出中華文明的特點，重要方面就是要把這個體系講出來。

四、結語：闡揚中華文明的普適性

如果我們相信中國的某些價值觀是有普遍意義的，而不僅僅是出于民族立場來看待，就應該有更大的自信。但中華文明經過近現代世界的沖擊，需要對自己從頭反省和重新認識，包括對整個自然、對人性、對政治建構等方面的整體性的重新理解。這在現實中能否做到，或許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我們今天的問題就在于，在這些價值上做得未必比其他文明更好。在當下實際的社會文化中，“三才”“親親”等思想的地位是模糊的，如果我們對這些觀念都不信了，它怎能成為由中國說出去的普遍話語？今年出現的危機的實質就在，改革開放40年主要側重發展經濟，盡管經濟或制度在一定時間內很強大，但沒有一種文明的理論在強有力地支撐，可能未必有很持久的力量。也就是說，最大的危機不是貿易戰，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文明的深層問題。我們怕的不是貿易戰，而是人們在貿易戰面前都缺乏自信，人心太脆弱，陷入一種好像馬上就要崩潰的感覺，文明沒有底氣。所以，從整體上深層次對比中西文明，將中國文明作為一個體系的價值和力量闡釋出來，應該是未來中國思想界最重要的使命。